今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是我母亲10周年忌日，我不禁又想起母亲。
　　母亲出生于兵荒马乱的1925年，9岁丧母，逃过日本人，躲过土匪。挨饿年代吃过观音土充饥，大集体时遭遇过超体能的出工劳动，受了一辈子苦。
　　土改前后，父亲在乡里任职，工作繁忙，家庭重担全落在母亲肩上。由于母亲怀我时的艰苦生活和过度劳累，以至于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时，体重不足1.5公斤，体质非常差，三天两头地生病，到了5岁还不会走路，几次险些夭折在摇篮中，幸亏母亲用箩筐挑着我跋山涉水，寻医问诊，把我这个“病秧子”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那时候物资紧张，母亲总是节衣缩食，只为让我穿暖、让我吃饱，有时竟饿着肚子在生产队里干农活。
　　我念完高中后，在村里当了民办老师。由于课业重，而且我又爱好写作，所以事情特别多，有时回到家里也要伏案工作，母亲总是为我烧上一瓶开水，将热饭热菜送到我的手上，嘱咐我“趁热吃”。每当我的教学或写作有了收获，母亲总是比我还高兴，不无自豪地说：“祖祖辈辈的文盲家庭，总算出了你这么个秀才。”
　　2003年我大病手术住院月余，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想尽一切她能想的办法，其中包括烧香求神保佑我，把自己的头都磕破了，生怕我有个三长两短，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呀！
　　母亲80多岁时还在尽力为家庭干活，在家里养鸡喂猪，为我带小伢，拄着棍子在山上放牛，一天也没清闲过。真的想不到，头天还为我做过晚饭的母亲，次日清晨，突发急病便撒手西归了。母亲走得匆忙，我们竟一天也没有来得及服侍她老人家，让人深感内疚。
　　母亲去世后，我曾满怀深情，尽其所能地写下了一簿《母亲的思念》，从中择其二篇在当地小报上发表，并为母亲立了墓碑，在墓碑上刻下了报纸上我为母亲所写的怀念文章的重要句子。但我这个事后诸葛如此作为，依旧难以掩饰我对母亲的愧疚。
　　如今，我还常想念我的母亲。
　　本刊读者：李传猛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