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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辛亥“重九起义”到反袁护国战争，二者把云南从一个中国政治地理的边缘省份推向了历史前沿，引领时代风骚。这至少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是与云南在当时国内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这与云南自中法战争后特殊的社会变化，以及云南在应对这些变化时所形成的辛亥革命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动;革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8-089-05[HJ2.2mm][JP+1]
百年前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几个月之间就推翻了历时二千余年的中国帝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给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无尽的话题。辛亥革命在云南表现为“重九起义”，其规模之大，革命之彻底，仅次于武昌首义；同时，民国建立后五年，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又是首先在云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粉碎了袁氏的皇帝梦，云南再造共和之功同样彪炳史册。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实际上有云南辛亥革命精神在二者之间一脉传承。[JP]
一、近代边疆危机使云南开始从边缘走向前沿
[JP+1]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自古被中原视为“极边”之地，甚而在宋代被“宋挥玉斧”，于一部《宋史》中归入了《外国传》。元明清三代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尤其是清朝改土归流之后，中央对云南的统辖日益深入。但与中原各省相比，云南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就在民国《新纂云南通志》中也说云南“地处西南边徼，风气晚开”。但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和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及随后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云南门户大开，一方面使清政府陷入了深重的边疆危机，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云南过去的边缘化历史彻底为之改变，使云南从中国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一跃而成为中央王朝关注的焦点，从西南内陆的边睡小省跃升为扼守西南门户的边疆重地。[JP]
1885年，中法签订《中法新约》， 之后《中法滇越通商章程》、《中法续订界务专条》、《中法滇越铁路章程》相继订立。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越南脱离了中国的藩属，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又进一步在云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建立银行、掠夺矿权、修建铁路等，强制推行殖民经济。中法战争后，云南按条约要求，一共开了蒙自、思茅、腾越三个内陆口岸，并设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海关，加上蒙自下属的河口分关和昆明自行开关，号称云南“五口”通商。云南开埠通商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它既是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同时也为云南走向近代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在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改变了云南古老封闭的面貌。云南在外国侵略和自身发展中迎来了工业化的浪潮，昆明、蒙自、个旧、腾越等城镇的工商业组织一改过去旧式的行会式经营，而发展成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股份、商号或公司，通过新的集资、融资方式，推进了云南工商业的发展。在中法战争后的30多年间，云南民族工商业者开办了一大批中小型轻工业企业。如1904 年云南第一家近代企业的开成玻璃厂，和稍后创办的昆明（火柴）裕通有限公司、宣威火腿公司、云霁茶庄等。尽管比起外国洋行乃至内地类似新兴企业来说，它们显得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 ，但却是云南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云南近代新式工业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
此外，滇越铁路的全线通车促进了云南的社会经济开放，也促进了云南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1898 年，法国获得滇越铁路筑路权。1903年，滇越铁路云南段开工修筑，历时7年，至1910年4月1日全线贯通，法国实际投资约1.5亿法郎。铁路南起越南海防，北至昆明，全长855 公里。其中云南段（昆明至河口）长465km，修建工程异常艰巨，中越民工30万人参加修筑，约数万民工付出了生命。滇越铁路是法国殖民者侵占中国云南的产物，也为法国殖民势力在云南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条件。通过这条铁路，云南矿产和其他各种资源源源不断地被掠夺，据云南在1935年前后的调查，法方为此每年可得纯利1，000万法郎。但滇越铁路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云南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同时还为云南社会导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经济的基础，促成云南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根据蒙自海关的统计资料看，如果以通车前的1909年为标准，那么到1920年时，不管是出口货物如个旧的锡，牛羊皮、猪鬃、茶叶等，还是进口货物如机器等，从不同统计口径的比较分别都增加了2至5倍，增幅很大。
滇越铁路沿线兴起一批近代城市，如河口、开远、宜良等，其工商业、矿冶业逐渐兴旺，带动云南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个旧锡矿随着生产的扩充，矿工数量从1909年的3万多人增加到1912年的10万多人，作为新兴矿业城市的个旧，从此崛起。处于国际大通道前沿的整个滇南地区，日益成为云南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总之，滇越铁路的通车客观上成为云南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次重大契机，它使地形复杂、交通运输落后的云南追赶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了可能。
二、清政府挽救危机的努力和革命力量的培育
云南开埠之后，清政府对日益成为焦点的云南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一个是镇压各地如火如荼的人民起义，另一个则是巩固边防以应对列强的入侵。为了挽救危机，清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并非如过去人们公式化地认为的那样腐败无能。只是最后的结局与清廷的动机相反，他们的有效努力只是更加成功地促成了云南辛亥革命精神的培育。简而言之，清政府为了挽救在云南的危机而作出的努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军工企业的近代化。1874年，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岑毓英在昆明创设军火局，成为云南省内第一家近代化军事企业。中法战争期间，为了实行战争时期对子弹和枪炮修理的需要，岑毓英又于1884年3月开办云南机器局。此后的1891年，云贵总督王文韶又拨款白银五万余两扩建机器局，加盖了新厂房，并增募工匠，向国外订购能制造多种枪械子弹的机器。
[JP+1]第二，通信与交通设施的近代化。随着云南内外危机的加深，考虑到云南与北京中央的遥远距离，清政府日益感受缺乏近代化通讯工具的危害。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就与军机大臣、云贵总督巡抚多次筹划在云南设办电线事宜。〔1〕（P427~428）1886年清政府直接派专员率丹麦工程师到云南勘探、建设有线电报线路，并于1887年3月接通线路正式通报。1888年经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奏请，将云南省电线与广西连接；同年9月，昆明通西南边疆腾越的电线建成通报；1890年3月，云南与越南的电报线路通过蒙自分设线路，经蛮耗、河口，与越南老街接线通报；1895年，云南与缅甸的电报线路也通过腾越，再经蛮允而至缅甸八莫，最终连线通报。〔2〕[JP]
[JP+1]交通方面，虽然清政府1898年与法国订立《中法滇越铁路章程》是被迫的，在章程中也附带了很多不平等内容；加之滇越铁路在修建中由于法方不顾人命、野蛮施工，造成大量工人的死亡，建成后又掠夺滇省资源无数，确实是一条带血的铁路，但清廷在谈判过程中也还是通过努力争取到了许多有利于我方和我国主权的条款。其中第23条规定：“凡有运送中国各色兵丁以及兵丁所用枪械、火药、粮铜，并中国赈抚各处偏灾之粮，均优先运送，其运费均减半。”第24条规定在中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的特殊情况下，滇越铁路必须保持中立，否则中国有完全调度之权。〔3〕（P659~664）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革命时期那种“法国利用铁路侵略云南”的言论，主要是出于警醒民众、推翻清廷的目的，但却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滇越铁路客观上是有利于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维护云南陆权优势的。〔4〕另外，先进的交通同样也可以为革命所用，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全省迅速实现社会稳定，以及后来云南护国讨袁起义等，都利用铁路调遣军队，也有赖于滇越铁路所贡献的税赋收入。[JP]
[JP+1]第三，编练新军，实现军队的近代化。在岑毓英和锡良两人担任云贵总督期间，滇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转化成一支进步的革命武装。这其中起着更举足轻重角色的是锡良。锡良为蒙古镶蓝旗人，为官37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是晚清一位政绩颇佳，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1907年3月，由于虑及云南地理位置的险要，锡良受命于危难之际，奉旨从四川调任云贵总督。他一上任就对云南吏治腐败、军纪涣散、军备废弛深有感触。军官克扣军饷，致使“饷薄兵穷，服居敝垢，乞丐不如”；云南旧式军队则“练兵与不练同”，“有兵直与无兵同”，这种情况“实为各省所少见”。〔5〕（P681）在两年的任职期间，他针对这些弊病进行了大力的整顿。就新军建设问题而言，锡良积极从清朝中央争得建设新军的财政支持，使得因资金问题而久已停滞的云南军政近代化突然加速，并在1907年清政府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中就让云南得到两镇的编制。《清史稿》中说锡良在云南“乃创练陆军，设讲武堂，添购枪炮，旧有防营一律改编，自是滇省始有新军。”〔6〕（P12532~12533）锡良采用新式方法练兵，上级将校多选用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来也证明具有浓厚革命思想的留学生担任。这样就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滇军进步很快，蔡锷通过个人在北京的调查后感叹：“全国军队中，军械之充足，无出云南右者”。“滇军之精锐雄武，则为当时之第一流军队”〔7〕（P371）相比较来看，四川作为西南第一大省，曾计划编练三镇新军，结果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时才勉强拼凑成一个不足额的镇，成效就远不如云南。第二个结果是为云南革命精神的成长提供了充实的土壤，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后来的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都是很难设想的。[JP]
三、云南革命精神的成熟
经历庚子国变之后，中国上下都已深切意识到变革的迫切性，清政府随即启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其力度之大、波及面之广，远超过了几年前的戊戌变法，历史上称为“清末新政”。但让清廷当局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变革加倍引发了中国民众追求新社会的理想，最终埋葬了清王朝的统治。这种革命热情的高涨在全国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而无法解释云南在辛亥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中特殊表现的原因。因而对云南辛亥革命精神从酝酿到成熟的过程，需要从云南近代历史的内部中去考察。
首先，边疆危机开启了云南强烈的亡国灭种意识，为云南的革命宣传提供了最生动、最现实也最有说服力的事例。1874年“马嘉理事件”，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随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越南转归法国的“保护”，云南的门户也随之洞开，这就使法国有可能以越南为跳板，进而控制云南；随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昆明、蒙自设立了分行，对云南加强了经济侵略；1900年英法隆兴公司通过昆明教案得到了临安七府的开矿权；1907年，法国在其属地博览会及属地报上都把云南列进其势力范围，引发革命党人的愤慨，在《云南》发刊词中痛切警示：“环球万国之心，只知法国之云南，而不知中国之云南也。”英国在占领缅甸后也希望通过腾越，然后深入至云南大理。为此不断展开商务的扩张，并多次提出修建滇缅铁路的无理要求，英国军队也不断骚扰边境，冀图能够从滇西入手，与法国争夺云南。而在入侵云南以前，众人皆知法、英两国早已分别将越南和缅甸这两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附属国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因而云南将是列强的下一个侵略目标的危机意识，使孙中山在1894年拟定的《兴中会章程》中“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8〕（P19）的大声疾呼，尤其容易为云南民众所接受和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也正好通过这一心理前提得以顺利地深入云南人心。
其次，云南革命党人成功创办《云南》杂志，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精神的酝酿和成熟起了关键作用。1906年11月云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云南》杂志，虽经中间两度停刊，但却始终坚持发行共23期，直到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才告终止，发行时间之长，在辛亥革命前众多进步杂志中是比较突出的。后人评论它是“同时期仅次于《民报》的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个革命刊物。”〔9〕（P408）甚至有人说它是“前所未有之创举”!可见云南在辛亥革命后的特殊表现并非毫无渊源，其实革命杂志的反侵略爱国主义宣传早已为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曾经担任杂志干事的李根源自己也说:“云南光复，《云南》宣传革命之功不可没焉。”〔10〕（P145）《云南》杂志开办之初即得到孙中山的亲自指导，刊发的文章也以时事评论为主，讲求实效，能针对民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有的放矢，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让读者喜闻乐见。这些特点使得《云南》杂志虽然是以云南一省的名字命名，也以云南读者为预期的主要宣传对象，但在实际发展中，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省的界限。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各省留日学生相继创办的革命刊物，累计近50种，但多数都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长久坚持。《云南》杂志在初创时每期只发行区区3千册，但在广大读者的强烈需求下很快脱销，经几次重版后发行量增到1万册。〔11〕
[JP+1]再次，云南虽然是边远省份，也一直被外界视为开化较晚的地区，但随着近代西风东渐的潮流，云南留洋学生后来跟上，表现出的革命激情丝毫不让于人。1902年，云南送首批1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实现留洋学生从无到有的跨越。到1904年，加上自费留学生在内，云南已派出留学生一百余名。〔12〕（P214）1905年制定《留学章程》后，考虑到政府经费短绌，因而对自费留学生给予一些特殊照顾，从而使清末的云南留学教育达到高潮。从1902年到1911年，云南到日本留学的人数达229人，加上到其他国家的29人，共计有留学生258名。云南留日学生就全国的总数来看，其数量并不算大，但却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强烈的尚武精神，相信只有武功才能救国立身的留学生占有较高比例。这在国家备受列强欺辱的年代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为了培养滇人的尚武精神，1904年有30余人选择进入日本振武学堂和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占当年留日滇籍学生的三分之一；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的滇籍学生22人，超过当年全部进入该校学习的中国籍学生的十分之一。其二是在留学期间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的云南留学生也占有较高比例：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参加第一次联合会的与会者共有70多人，云南就有5名；以后由吕志伊牵头成立同盟会云南支部，云南留学生在东京入盟的就达40多名。这些都为培育日后云南辛亥革命精神和革命力量作了充实的准备。〔11〕[JP]
最后，云南陆军讲武堂经过留日学生的努力，成了培育革命精神与革命力量的坚实基地。辛亥革命山雨欲来的前夜，大批从日本军校毕业回国的滇籍学生返回云南时，也正是清政府编练新军最缺乏人才之时。这批心怀革命理想的学生立刻受到地方督抚的重用。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云南讲武堂，并掌控了讲武堂中的总办、监督、提调三个最重要的职务，着力培养后备军官；另一部分则进入了清政府在云南编练的陆军第十九镇，几乎把持了云南新军从协统（旅长）到队官（连长）的大部分职位。而新军军官和讲武堂教官又常常是互相渗透的，教而优则掌军，领军者又反过来当教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的活动空间更大，影响更远。一部人所共知的云南讲武堂历史，某种程度上正是滇籍留日学生的革命史，他们和他们影响、培养的人一起成为云南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载体。
四、结 语
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1911年发生在偏远省份云南的“重九起义”是辛亥革命期间仅次于武昌首义的一次地方起义，比较同时期其他省份的起义来看，它牺牲最大、也最彻底。在起义后、护国运动发生前，云南起义诸杰又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的云南军政府，他们较少有官僚气息，又能在大乱之后保持在大局上团结协作，没有出现许多省区那样明显的派系纠纷与军事冲突，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相当稳定的省份之一。但数年之后，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闹剧甚嚣尘上、举国敢怒不敢言的时候，又是云南首揭护国运动大旗，通过护国首义而再造共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在两次层层递进的革命运动中，有一种内在的革命精神贯穿其中，它在辛亥前酝酿，在革命前夜慢慢成熟，从而推动云南从中国政治地理的边缘走向了舞台前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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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达德．留日学生与《云南》杂志［C］．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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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曜．云南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From the Fringe to the Leading Front——The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f Yunnan Province
ZHOU Ling, LUO F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Zhaotong Teachers College, Zhaotong, 657000, Yunnan,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1911 Yunnan Uprising and the Republic-Defense War, Yunnan was put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from being an outlying province on Chinese political geography, which, geopolitically, seemed to be incredible at that time. Why was there such a sharp contrast? The answer can be found, through studies of the details, in the social changes of Yunnan after the Sino-French War and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developed in Yunnan.
Keywords:Yunnan; the 1911 Yunnan Uprising; the Republic-Defense War; spirit of revolution
〔责任编辑：李 官〕
收稿日期:2011-04-18
作者简介:周玲（1964— ），女，云南威信人，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研究；
罗锋（1963— ），男，云南盐津人，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及云南地方史研究。
关键词：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动;革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8-089-05[HJ2.2mm][JP+1]
百年前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几个月之间就推翻了历时二千余年的中国帝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给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无尽的话题。辛亥革命在云南表现为“重九起义”，其规模之大，革命之彻底，仅次于武昌首义；同时，民国建立后五年，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又是首先在云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粉碎了袁氏的皇帝梦，云南再造共和之功同样彪炳史册。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实际上有云南辛亥革命精神在二者之间一脉传承。[JP]
一、近代边疆危机使云南开始从边缘走向前沿
[JP+1]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自古被中原视为“极边”之地，甚而在宋代被“宋挥玉斧”，于一部《宋史》中归入了《外国传》。元明清三代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尤其是清朝改土归流之后，中央对云南的统辖日益深入。但与中原各省相比，云南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就在民国《新纂云南通志》中也说云南“地处西南边徼，风气晚开”。但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和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及随后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云南门户大开，一方面使清政府陷入了深重的边疆危机，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云南过去的边缘化历史彻底为之改变，使云南从中国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一跃而成为中央王朝关注的焦点，从西南内陆的边睡小省跃升为扼守西南门户的边疆重地。[JP]
1885年，中法签订《中法新约》， 之后《中法滇越通商章程》、《中法续订界务专条》、《中法滇越铁路章程》相继订立。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越南脱离了中国的藩属，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又进一步在云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建立银行、掠夺矿权、修建铁路等，强制推行殖民经济。中法战争后，云南按条约要求，一共开了蒙自、思茅、腾越三个内陆口岸，并设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海关，加上蒙自下属的河口分关和昆明自行开关，号称云南“五口”通商。云南开埠通商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它既是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同时也为云南走向近代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在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改变了云南古老封闭的面貌。云南在外国侵略和自身发展中迎来了工业化的浪潮，昆明、蒙自、个旧、腾越等城镇的工商业组织一改过去旧式的行会式经营，而发展成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股份、商号或公司，通过新的集资、融资方式，推进了云南工商业的发展。在中法战争后的30多年间，云南民族工商业者开办了一大批中小型轻工业企业。如1904 年云南第一家近代企业的开成玻璃厂，和稍后创办的昆明（火柴）裕通有限公司、宣威火腿公司、云霁茶庄等。尽管比起外国洋行乃至内地类似新兴企业来说，它们显得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 ，但却是云南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云南近代新式工业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
此外，滇越铁路的全线通车促进了云南的社会经济开放，也促进了云南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1898 年，法国获得滇越铁路筑路权。1903年，滇越铁路云南段开工修筑，历时7年，至1910年4月1日全线贯通，法国实际投资约1.5亿法郎。铁路南起越南海防，北至昆明，全长855 公里。其中云南段（昆明至河口）长465km，修建工程异常艰巨，中越民工30万人参加修筑，约数万民工付出了生命。滇越铁路是法国殖民者侵占中国云南的产物，也为法国殖民势力在云南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条件。通过这条铁路，云南矿产和其他各种资源源源不断地被掠夺，据云南在1935年前后的调查，法方为此每年可得纯利1，000万法郎。但滇越铁路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云南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同时还为云南社会导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经济的基础，促成云南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根据蒙自海关的统计资料看，如果以通车前的1909年为标准，那么到1920年时，不管是出口货物如个旧的锡，牛羊皮、猪鬃、茶叶等，还是进口货物如机器等，从不同统计口径的比较分别都增加了2至5倍，增幅很大。
滇越铁路沿线兴起一批近代城市，如河口、开远、宜良等，其工商业、矿冶业逐渐兴旺，带动云南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个旧锡矿随着生产的扩充，矿工数量从1909年的3万多人增加到1912年的10万多人，作为新兴矿业城市的个旧，从此崛起。处于国际大通道前沿的整个滇南地区，日益成为云南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总之，滇越铁路的通车客观上成为云南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次重大契机，它使地形复杂、交通运输落后的云南追赶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了可能。
二、清政府挽救危机的努力和革命力量的培育
云南开埠之后，清政府对日益成为焦点的云南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一个是镇压各地如火如荼的人民起义，另一个则是巩固边防以应对列强的入侵。为了挽救危机，清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并非如过去人们公式化地认为的那样腐败无能。只是最后的结局与清廷的动机相反，他们的有效努力只是更加成功地促成了云南辛亥革命精神的培育。简而言之，清政府为了挽救在云南的危机而作出的努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军工企业的近代化。1874年，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岑毓英在昆明创设军火局，成为云南省内第一家近代化军事企业。中法战争期间，为了实行战争时期对子弹和枪炮修理的需要，岑毓英又于1884年3月开办云南机器局。此后的1891年，云贵总督王文韶又拨款白银五万余两扩建机器局，加盖了新厂房，并增募工匠，向国外订购能制造多种枪械子弹的机器。
[JP+1]第二，通信与交通设施的近代化。随着云南内外危机的加深，考虑到云南与北京中央的遥远距离，清政府日益感受缺乏近代化通讯工具的危害。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就与军机大臣、云贵总督巡抚多次筹划在云南设办电线事宜。〔1〕（P427~428）1886年清政府直接派专员率丹麦工程师到云南勘探、建设有线电报线路，并于1887年3月接通线路正式通报。1888年经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奏请，将云南省电线与广西连接；同年9月，昆明通西南边疆腾越的电线建成通报；1890年3月，云南与越南的电报线路通过蒙自分设线路，经蛮耗、河口，与越南老街接线通报；1895年，云南与缅甸的电报线路也通过腾越，再经蛮允而至缅甸八莫，最终连线通报。〔2〕[JP]
[JP+1]交通方面，虽然清政府1898年与法国订立《中法滇越铁路章程》是被迫的，在章程中也附带了很多不平等内容；加之滇越铁路在修建中由于法方不顾人命、野蛮施工，造成大量工人的死亡，建成后又掠夺滇省资源无数，确实是一条带血的铁路，但清廷在谈判过程中也还是通过努力争取到了许多有利于我方和我国主权的条款。其中第23条规定：“凡有运送中国各色兵丁以及兵丁所用枪械、火药、粮铜，并中国赈抚各处偏灾之粮，均优先运送，其运费均减半。”第24条规定在中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的特殊情况下，滇越铁路必须保持中立，否则中国有完全调度之权。〔3〕（P659~664）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革命时期那种“法国利用铁路侵略云南”的言论，主要是出于警醒民众、推翻清廷的目的，但却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滇越铁路客观上是有利于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维护云南陆权优势的。〔4〕另外，先进的交通同样也可以为革命所用，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全省迅速实现社会稳定，以及后来云南护国讨袁起义等，都利用铁路调遣军队，也有赖于滇越铁路所贡献的税赋收入。[JP]
[JP+1]第三，编练新军，实现军队的近代化。在岑毓英和锡良两人担任云贵总督期间，滇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转化成一支进步的革命武装。这其中起着更举足轻重角色的是锡良。锡良为蒙古镶蓝旗人，为官37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是晚清一位政绩颇佳，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1907年3月，由于虑及云南地理位置的险要，锡良受命于危难之际，奉旨从四川调任云贵总督。他一上任就对云南吏治腐败、军纪涣散、军备废弛深有感触。军官克扣军饷，致使“饷薄兵穷，服居敝垢，乞丐不如”；云南旧式军队则“练兵与不练同”，“有兵直与无兵同”，这种情况“实为各省所少见”。〔5〕（P681）在两年的任职期间，他针对这些弊病进行了大力的整顿。就新军建设问题而言，锡良积极从清朝中央争得建设新军的财政支持，使得因资金问题而久已停滞的云南军政近代化突然加速，并在1907年清政府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中就让云南得到两镇的编制。《清史稿》中说锡良在云南“乃创练陆军，设讲武堂，添购枪炮，旧有防营一律改编，自是滇省始有新军。”〔6〕（P12532~12533）锡良采用新式方法练兵，上级将校多选用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来也证明具有浓厚革命思想的留学生担任。这样就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滇军进步很快，蔡锷通过个人在北京的调查后感叹：“全国军队中，军械之充足，无出云南右者”。“滇军之精锐雄武，则为当时之第一流军队”〔7〕（P371）相比较来看，四川作为西南第一大省，曾计划编练三镇新军，结果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时才勉强拼凑成一个不足额的镇，成效就远不如云南。第二个结果是为云南革命精神的成长提供了充实的土壤，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后来的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都是很难设想的。[JP]
三、云南革命精神的成熟
经历庚子国变之后，中国上下都已深切意识到变革的迫切性，清政府随即启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其力度之大、波及面之广，远超过了几年前的戊戌变法，历史上称为“清末新政”。但让清廷当局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变革加倍引发了中国民众追求新社会的理想，最终埋葬了清王朝的统治。这种革命热情的高涨在全国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而无法解释云南在辛亥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中特殊表现的原因。因而对云南辛亥革命精神从酝酿到成熟的过程，需要从云南近代历史的内部中去考察。
首先，边疆危机开启了云南强烈的亡国灭种意识，为云南的革命宣传提供了最生动、最现实也最有说服力的事例。1874年“马嘉理事件”，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随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越南转归法国的“保护”，云南的门户也随之洞开，这就使法国有可能以越南为跳板，进而控制云南；随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昆明、蒙自设立了分行，对云南加强了经济侵略；1900年英法隆兴公司通过昆明教案得到了临安七府的开矿权；1907年，法国在其属地博览会及属地报上都把云南列进其势力范围，引发革命党人的愤慨，在《云南》发刊词中痛切警示：“环球万国之心，只知法国之云南，而不知中国之云南也。”英国在占领缅甸后也希望通过腾越，然后深入至云南大理。为此不断展开商务的扩张，并多次提出修建滇缅铁路的无理要求，英国军队也不断骚扰边境，冀图能够从滇西入手，与法国争夺云南。而在入侵云南以前，众人皆知法、英两国早已分别将越南和缅甸这两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附属国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因而云南将是列强的下一个侵略目标的危机意识，使孙中山在1894年拟定的《兴中会章程》中“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8〕（P19）的大声疾呼，尤其容易为云南民众所接受和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也正好通过这一心理前提得以顺利地深入云南人心。
其次，云南革命党人成功创办《云南》杂志，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精神的酝酿和成熟起了关键作用。1906年11月云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云南》杂志，虽经中间两度停刊，但却始终坚持发行共23期，直到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才告终止，发行时间之长，在辛亥革命前众多进步杂志中是比较突出的。后人评论它是“同时期仅次于《民报》的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个革命刊物。”〔9〕（P408）甚至有人说它是“前所未有之创举”!可见云南在辛亥革命后的特殊表现并非毫无渊源，其实革命杂志的反侵略爱国主义宣传早已为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曾经担任杂志干事的李根源自己也说:“云南光复，《云南》宣传革命之功不可没焉。”〔10〕（P145）《云南》杂志开办之初即得到孙中山的亲自指导，刊发的文章也以时事评论为主，讲求实效，能针对民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有的放矢，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让读者喜闻乐见。这些特点使得《云南》杂志虽然是以云南一省的名字命名，也以云南读者为预期的主要宣传对象，但在实际发展中，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省的界限。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各省留日学生相继创办的革命刊物，累计近50种，但多数都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长久坚持。《云南》杂志在初创时每期只发行区区3千册，但在广大读者的强烈需求下很快脱销，经几次重版后发行量增到1万册。〔11〕
[JP+1]再次，云南虽然是边远省份，也一直被外界视为开化较晚的地区，但随着近代西风东渐的潮流，云南留洋学生后来跟上，表现出的革命激情丝毫不让于人。1902年，云南送首批1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实现留洋学生从无到有的跨越。到1904年，加上自费留学生在内，云南已派出留学生一百余名。〔12〕（P214）1905年制定《留学章程》后，考虑到政府经费短绌，因而对自费留学生给予一些特殊照顾，从而使清末的云南留学教育达到高潮。从1902年到1911年，云南到日本留学的人数达229人，加上到其他国家的29人，共计有留学生258名。云南留日学生就全国的总数来看，其数量并不算大，但却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强烈的尚武精神，相信只有武功才能救国立身的留学生占有较高比例。这在国家备受列强欺辱的年代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为了培养滇人的尚武精神，1904年有30余人选择进入日本振武学堂和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占当年留日滇籍学生的三分之一；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的滇籍学生22人，超过当年全部进入该校学习的中国籍学生的十分之一。其二是在留学期间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的云南留学生也占有较高比例：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参加第一次联合会的与会者共有70多人，云南就有5名；以后由吕志伊牵头成立同盟会云南支部，云南留学生在东京入盟的就达40多名。这些都为培育日后云南辛亥革命精神和革命力量作了充实的准备。〔11〕[JP]
最后，云南陆军讲武堂经过留日学生的努力，成了培育革命精神与革命力量的坚实基地。辛亥革命山雨欲来的前夜，大批从日本军校毕业回国的滇籍学生返回云南时，也正是清政府编练新军最缺乏人才之时。这批心怀革命理想的学生立刻受到地方督抚的重用。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云南讲武堂，并掌控了讲武堂中的总办、监督、提调三个最重要的职务，着力培养后备军官；另一部分则进入了清政府在云南编练的陆军第十九镇，几乎把持了云南新军从协统（旅长）到队官（连长）的大部分职位。而新军军官和讲武堂教官又常常是互相渗透的，教而优则掌军，领军者又反过来当教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的活动空间更大，影响更远。一部人所共知的云南讲武堂历史，某种程度上正是滇籍留日学生的革命史，他们和他们影响、培养的人一起成为云南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载体。
四、结 语
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1911年发生在偏远省份云南的“重九起义”是辛亥革命期间仅次于武昌首义的一次地方起义，比较同时期其他省份的起义来看，它牺牲最大、也最彻底。在起义后、护国运动发生前，云南起义诸杰又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的云南军政府，他们较少有官僚气息，又能在大乱之后保持在大局上团结协作，没有出现许多省区那样明显的派系纠纷与军事冲突，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相当稳定的省份之一。但数年之后，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闹剧甚嚣尘上、举国敢怒不敢言的时候，又是云南首揭护国运动大旗，通过护国首义而再造共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在两次层层递进的革命运动中，有一种内在的革命精神贯穿其中，它在辛亥前酝酿，在革命前夜慢慢成熟，从而推动云南从中国政治地理的边缘走向了舞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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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Fringe to the Leading Front——The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f Yunnan Province
ZHOU Ling, LUO F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Zhaotong Teachers College, Zhaotong, 657000, Yunnan,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1911 Yunnan Uprising and the Republic-Defense War, Yunnan was put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from being an outlying province on Chinese political geography, which, geopolitically, seemed to be incredible at that time. Why was there such a sharp contrast? The answer can be found, through studies of the details, in the social changes of Yunnan after the Sino-French War and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developed in Yunnan.
Keywords:Yunnan; the 1911 Yunnan Uprising; the Republic-Defense War; spirit of revolution
〔责任编辑：李 官〕
收稿日期:2011-04-18
作者简介:周玲（1964— ），女，云南威信人，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研究；
罗锋（1963— ），男，云南盐津人，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及云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