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伤痕在我们身上累累展示，祖国的辉煌在我们身上时隐时现。”与新中国同龄的王鸿斌说这句话的时候，和我一起采访他的两位年轻人似懂非懂。王鸿斌是北京人，是中国当代史中记述的那种典型的老三届人，曾经到山西插队。几十年黄土高原的风风雨雨，王鸿斌似乎也被定格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年轮里——伤痕与辉煌并存在他的身上，无论是情感意识，还是粗犷的身形。
　　现在的王鸿斌有很多身份，在他的博客首页上记述这些身份的文字有数百字，但开头的几句话最让他的同龄人认可，也最让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不解——他说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是“以苦为乐的精神，不屈不挠的精神及强烈的社会责任——中国老三届人的精神。”在这个精神之外，才是他的那些头衔：北京环球影音艺术服务公司法人代表；专业男高音、声乐教授、二胡演奏家、画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民盟北京盟员；北京市西城文联理事、北京市西城区音协副主席；第38届意大利贝利尼国际音乐比赛中国赛区组委会执行主席、全国青少年艺术素质教育展示活动组委会主席；中国中韩经济发展协会理事、中韩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副会长等等。
　　
　　样板戏，使他走出黄土高坡
　　
　　王鸿斌曾经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电声音乐学校，并担任校长，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员和明星，但很显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他插队的年代。那个年代有一个东西造就了很多在今天依然让人敬佩的中国舞台艺术家，这个东西就是“样板戏”。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百艺凋零一枝独秀的文革时期，学唱样板戏使京腔京韵的北京青年在祖国各地成了“人才难得”的艺术苗子，当年的王鸿斌就是因为学唱样板戏好，才得以最终走出黄土高坡，走到今天的。
　　他回忆说：插队的时候修堤坝，冬天在河水里站着，很凉很苦。休息时，他唱了样板戏，刚好有个老师过来，说这个娃娃京戏唱得挺好的，还问他“能不能教课？”他回答“能教。”这么着他就开始教农村的孩子唱样板戏，后来就教出了名气。那时候的中国农村是人民公社制度，出工挣工分，按天计算，男女老幼有别。王鸿斌教孩子们唱京剧之后，工分由原来的每天6到8分，增加到了一天12分，成了大大的人才，也不用和其他的知青一样下地干活了，他的命运因此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恢复正规的大学教育时代，上世纪70年代，王鸿斌唱歌考上了天津五七艺术学院（现天津音乐学院），再后来又回去插队，进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二剧组，四面八方地走，最后走进了山西太原的一个知青艺术团开始搞声乐。
　　当年的王鸿斌们是在饥饿和恐惧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想回北京的，他们做的事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就是一种黑色幽默。上世纪70年代想调回北京的人，荼毒自己的手段到了极致的地步：吞硬币、吃药，甚至自残。王鸿斌算是走了些后门办到了，可回北京之后被分配到了工厂。他依然不心甘情愿。为了能继续从事文艺工作，为了办户口，他扛着500斤的粮食给安置办送去，还得像贼一样偷着做。
　　王鸿斌插队的地方当时只有土豆吃。一个月分的粮食一星期就吃没了，柴火缺了还要去偷，被逮着了就会绑起来。山西有种绳子能绑死人，勒进肉里，绑着再一松，人就完了。他亲眼见过偷柴火的7个人全部都捆了起来，最小的才15岁。他决定想尽办法回北京，于是就苦练二胡，一天练十几个小时。然后就开始考文工团，总政、北空全考过，最后是在战友的文工团一个唱男高音的儿时伙伴教他学习声乐后，最终回到了北京。
　　
　　无怨无悔的尴尬
　　
　　回北京之后，刚刚到了上世纪80年代，王鸿斌从事艺术的行为就有些市场化的味道了，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能从他的言谈话语之中强烈地感受到面对市场经济时的尴尬。
　　把摇滚乐在中国推广普及，王鸿斌可以说是前辈。那时的他边教学边著书，与其他人合作编著出版了数十种音乐教学丛书、歌曲集，全国发行近百万册；他首次策划把古典吉他音乐会推向当年中国音乐的最高殿堂——北京音乐厅；全国首次吉他大奖赛也是他策划举办并担任组委会主席的。他还获邀参与策划了1989年春节、元宵节晚会，并担任导演组副组长、艺术总监；2007年荣获意中文化交流终身特殊贡献奖……但这一切好像并没有把王鸿斌打造成一个艺术掮客，至今他也没有因此而富得流油。
　　王鸿斌评价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最喜欢用的几个词是“无怨无悔”、“以苦为乐”和“奉献”。他总结老三届一代人的人格品质是“认真”。
　　但这些词汇在今天排列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多少有些不协调。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们开始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市场经济下人的价值和社会和谐的意义，开始关注普世价值。那，王鸿斌一以惯之的这些精神状态，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王鸿斌说，老三届的人有三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以苦为乐的精神、承受压力的能力还有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老三届的人现在活跃在各行各业，一部分人从政，一部分人从事艺术行业，哪怕是修车的也是行内最优秀的，不管哪行哪业，老三届的人都会认真去做每一件事，王鸿斌这样描述他们这群人的时代特点——祖国的伤痕在我们身上累累展示，祖国的辉煌在我们身上时隐时现。
　　
　　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他遇到了排解不开的尴尬。
　　他说，现在什么人都能唱歌、都在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唱歌容易了，而是媒体的导向包装问题。这方面他体会很深。他介绍说，很多人在艺术上各方面都不到位，但是电视台就已经开始宣传到位了，关系好就行。相反，有很多歌唱家唱的棒极了，因为没有关系，就没有地方去唱。
　　王鸿斌对现在流行的艺术市场行为的诚信提出了质疑，而一个缺乏诚信的市场不仅其生命力存在问题，也和他们这些老三届人笃信的理想原则相悖，这使得他现在时常处于尴尬之中。
　　王鸿斌绝不承认所有的信仰都正确，但他对现在很多人没有信仰感到非常失望。
　　
　　解读王鸿斌的精神怀旧
　　
　　王鸿斌走到今天，有老师的帮助，有朋友的帮助，也离不开自己的奋斗。他在音协、音像出版社工作过，但在自己的名片上没有写“北京环球影音艺术服务公司”老总。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因为我不适合当老总，也不是说失败吧，但是不算成功的。他还在唱歌、教学，他现在的爱人，歌唱演员宋秋丽就是他的学生。担任1989年春节晚会的副导演时，培养了丁广泉这样的带着外国人说相声的相声演员，在国内名气很大的黑豹乐队、零点乐队都把他看作是先生，很多现在依然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当年都经过他的推介培养，但是，他始终认为，人应该有一种精神统领自己的行为，如果这种精神被称为“信仰”的话。王鸿斌认为，一边要讲市场经济一边要有奉献精神，这是很矛盾的，他希望媒体写写老三届人的精神。以他自己为例，他说，能做出多大成绩，我不敢说，但是我很认真。记者问他，您的心态和您现在的这种社会生存状态有些矛盾，看不上钱，但又得自己去挣钱，市场经济下到处都是挣钱的事，但您又想回归到上世纪50-60那个年代中去，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他说，心态比较平和，乐观地活着。
　　但王鸿斌的困惑太多了，而最核心的问题集中在关于“责任”的困惑上。老三届一代人的生存现状差距巨大，现在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老三届，遍布国内外，而有的老三届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还下了岗。面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这个现状，王鸿斌半推半就走到了今天，不时出现的尴尬也越来越让他怀念当年虽然困苦却天真无怨的那个年代。
　　王鸿斌说，他离不开“老三届”这个名字，有老三届情结，老三届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流砥柱，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一个载体，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这样看，我们大约可以理解了王鸿斌怀旧情结的内涵——他希冀着理想信念的回归，焦虑于诚信和责任的缺失。但理想和信念、诚信和责任，不仅仅是属于老三届那一代人，而是我们正在追求的或者叫努力恢复的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新中国建国周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和王鸿斌一起相信这个“甲子”年会发生的回归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