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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早以前——其实也没多早，也就是一年多前吧，我开始认识到，对于男女来说，激情完全是靠不住的。大致说来，几乎毫无例外，越有激情，完蛋得也就越早越彻底。爱得要死要活，接踵而来的就是视同陌路——如果不是恨之入骨的话。而像老一辈的男女，听信媒妁之言，见上一面，彼此都还有个人样，也就凑合了，可恰恰是这种关系，却能够天长地久。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激情无疑是一种非正常的精神状态。在这种非正常的精神状态下，人变得矫揉造作，肉麻兮兮，情绪夸张，言过其实，自我感动，丑态百出，活脱脱就像在进行一场拙劣的表演。这表演虽然拙劣，却是高强度的，人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结果一旦省过神来，必定羞愧难当，后悔不已，对那曾经爱到心疼的人儿，恨不终生再不相见了。
我是在历经了几次严重的情感挫折之后，才认识到这个道理的。与此同时，我半辈子也快过掉了。人到中年，头顶微秃，浑身赘肉，精力不济，这儿那儿还时常闹些小毛病，搞得人有些灰头土脸，心烦意乱，处在这种状况下，再继续纠缠那些令人怦然心动、光彩照人的年轻姑娘，显然已非明智之举了，因而及时地调整思路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就是一年多前吧，我对刘霞产生了兴趣认识她还要稍早一些。当然，她远远谈不上美丽动人，也不算年轻了。她三十岁出头，皮肤微黑，身体偏胖，眼睛有点凸，上唇的汗毛挺重。她个子不高，举止得体，性情温和，说起话来像个小姑娘似地稍显羞怯。她的过去我不太清楚，但到了这个岁数，肯定是有情感阅历的，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相反只会让她更有理解力。
对于刘霞，我一改从前那种目的性很强、穷追猛打的求爱套路，而是采取了一种不紧不慢、逐渐接近的方式。这倒不是我攻于心计、想放长线钓大鱼，实话说，除了年龄的增长确实让我变得有了点耐心之外，主要的原因还是激情不足，这就直接导致了缺乏动力。我犹犹豫豫，瞻前顾后，虽然基本上已经锁定了目标，但偶尔也还会受到点小诱惑，让我心猿意马，担心错过什么更合适我的人儿。是啊，跟我从前的几个女友相比，刘霞固然有其长处，但稍感欠缺的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唯其如此，倒还说不定能成就一份良缘呢。自然了，此话说得可能还有些为时尚早。这一年多来，如果按照从前的标准来衡量，我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获：非但和刘霞的关系没有明确，我甚至还没有单独约过她呢。我总是在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这种时候也并不是很多)，顺便——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叫上刘霞。我期望在这种自然的接触中，迸发出感情的火花。我相信，这感情的火花一旦进发，必将不会是转瞬即逝的，那将会像一坛陈年老酒，愈久弥香。再顺便说说，刘霞的体型也有点像个老酒坛子，胯部肥大，浑身圆滚滚的。
一天晚上，我们一帮朋友从茶馆里玩过出来，由我送刘霞回家。正是夏天，时间还不是太晚，白天的酷热已经消褪，凉爽的微风迎面吹来。人行道上堆着西瓜，卖瓜的农民两手抱着膝盖，坐在席地而铺的凉席上发呆。一个穿着一条花睡裤、上身是一件无袖的花睡衣的中年妇女，坐在板凳上，守着面前小铁炉上冒着热气的一大锅螺蛳在卖，一旁摆放着两张矮桌和凳子。发廊门口的灯箱亮着灯，半透明的玻璃门内坐着几个姑娘。我和刘霞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的时候，我说我有点饿了。想吃点东西，问她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吃。她说好的，正好她也有点饿了。她总是这样，对我的提议一向温和地表示顺从，就像一个好老婆顺从她的丈夫。前面不远的路边，有一处灯光明亮的大排档，我说去那儿吃吧。
我们走过去，找了张空桌子坐下，我叫老板炒了三个菜，又要了两瓶冰啤酒。大排档吃喝的人不少，都是些小伙子，也有几对情侣，有一张桌上围坐着几个光着上身、操着东北口音的男人，他们在划拳赌酒，大呼小叫着。地下脏兮兮油腻腻，到处乱扔着空酒瓶、一次性卫生筷、劣质白圈纸(这种劣质白圈纸每个桌上都有一筒)。电灯泡从梧桐树枝间垂挂下来，一些小虫围着灯泡飞舞。刘霞不爱喝酒，但如果别人一定要她喝，她也能喝点，以免扫别人的兴。我知道这一点，所以也不征求她的意见，就给她斟上酒，又和她碰了杯。菜上来了，我俩边吃边谈，我还不时地督促她喝酒。酒很快喝完了，我叫老板再上两瓶。这天晚上我的心情很好，谈兴也浓，和刘霞进行了一次算是比较深入的交谈。
一直以来，虽然我和刘霞像对老朋友似的与其他朋友在一起玩，一起吃喝打牌開玩笑，可其实我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太了解，她只是笼统地知道我是靠写作谋生的，是个单身汉，而我也仅知道她是中学的音乐老师，没有男朋友，除了这些最基本的情况，别的也就所知不多了。对了，我还知道她喜欢散步，常常在街上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两次我打手机叫她出来玩，正赶上她在街上散步(这说明她是多么寂寞)。
这天晚上，我谈到了我过去的情感经历——虽然经过了简化——主要是在次数方面，我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温柔体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对感情专一的人，但却无奈时运不济，碰上的女朋友不是物质欲极强，就是性格古怪，或是天生喜欢乱搞的，总之我是忍辱负重，被不公平对待的一方，同时也是被冷酷地抛弃的一方。我觉得我的描述大体上——或至少是部分吧——还是符合事实的，即使有不符合事实的部分，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谁会觉得自己是个寡恩薄情的混蛋呢。我还谈到了我目前的写作和生活，这都是如实相告，完全没有虚构的必要。否则只会让别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说我这人生性比较懒惰，东西写得不多，再加上没有名气，写出
来的东西并不能保证都可以发表，因而稿酬有限。只够维持生活，将来也看不到有任何发财的迹象。好在我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因此生活过得也还算不错。
刘霞也谈了她的一些事情，都是些琐碎和没什么大意思的事情，但正是这种琐碎和没什么大意思的事情，却让我觉得温暖和实在。她谈到了她从小就喜欢的音乐，谈到了她现在教的学生，谈到她上街散步看到要饭花子时心里感到的难受，谈到她刚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就等着装修好就从父母那儿搬过去住。她的声音不大，目光很少直视我，不是看着一边就是看着面前的菜。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声音变得遥远了，我只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我端详着她，发现她的脸长得虽不漂亮，但却挺耐看，尤其是此时此刻，她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脸色红润、额头发光，甚至她那微凸的金鱼眼和汗毛挺重的上唇。都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酒又喝完了，我叫老板再上两瓶，老板在另一头忙着给一个顾客找钱，没有听见，刘霞说她去拿，站起来朝老板走去。我扭过头，从背后看着她那老酒坛子一般圆滚滚肉乎乎的身体，一种久违了的寤觉从我身体里升起。
一个北京的电视导演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出差已到了南京，晚上想请我吃顿饭。好几年前，我通过别人介绍，去北京写电视剧，就是给这个导演干的活儿。当初我对这个导演的印象不是太好，他是个自以为是、脾气暴躁的人，我在他手下干活儿的时候，吃足了苦头，让他逼得翻来覆去地修改剧本不算，还动不动被他像训儿子一样训上一顿，结果我剧本没写完，就中途退出了。当然，我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不会把这种事老记在心上的，实际上我也早就不生气了，甚至还反省了自己的问题：之所以和那个导演合作不成功，我的懒惰也是一个主要方面。总想一遍写成再不动了，怎么可能呢，我以后才知道，谁写剧本都是改来改去的，并不是他单单要和我过不去。况且人家从北京来出差，主动提出请我吃饭，明显有不计前嫌的意思(毕竟我的中途退出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我自然是没有理由摆架子不去的。我在电话中爽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提出要再带一个朋友去(借口是和这个朋友先约好了一起吃饭，现在也不好推脱，只能带过去了)。他说好的好的。
我要带的朋友就是刘霞。自从上次和刘霞在大排档吃过宵夜之后，我已决定加快追求她的步伐了(找机会多约她出来，就是向她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我希望在近期就能有所突破，跟她的关系有个实质性的进展。此外，我带刘霞去还有另一层意思，以往我叫刘霞出来玩，她见到的我那帮朋友，都是些和我差不多的人，不是落魄作家，就是净写些谁也看不懂也无处发表的诗、却又自命不凡的诗人，要不便是满嘴牢骚怪话的小报记者，总之都是些提不上筷子的家伙。这次则不同了，请我吃饭的是北京来的电视导演，我要让刘霞看看，我也还有如此体面的朋友呢，别太小瞧了我。人在恋爱时，是会有点小小的虚荣心的，不能以庸俗一概而论。
我和刘霞走进“维也纳”西餐厅的一个小包间时，只见满满一桌子的人(都是男的)。这稍稍有点出乎我的意外。我本来还以为赵导是单独请我的，现在看来我在他心中的份量还没有重到这一步。或者是他来出差的时间有限，这里的朋友又多，一个个单独见面太麻烦，干脆一锅烩了。导演姓赵，五十多岁，我叫他赵导。赵导和几年前相比变样了，他人本来就胖，现在更是胖得脖子都没了，胸脯像女人一样，还蓄了黑白相间的大胡子，头上戴顶棒球帽，确是京城来的大导演的派头。他一见我就吆喝开了：啊，我们的作家来了。我把刘霞介绍给他，他也把我们俩和在座的人互相作了介绍。有电视台的编导、制片人、政府某部门的处长、广告公司的经理、音像公司的总经理、室内装潢公司的副总经理、话剧团的演员、电影院的老板，影视工作室的主任，等等。
有人给我递上名片，我伸出一只手去接，想想不对，又添上一只手。接过名片，我又忘了按照报纸上曾经登过的礼仪要求，我是该看看呢，还是可以立刻放进口袋。正犹豫着，又有人要跟我碰杯。另一个人问我，我都写些什么样的书，在哪里能买到，他想买一本来“拜读”一下。我最怕别人问我这个。迄今为止我一本书也没出过，我把短篇小说送到出版社，得到的回答是短篇集不好卖，正流行长篇小说，我把长篇小说送去，告诉我已经开始流行随笔了，等到我好不容易凑足够出一本书的随笔，出版社那方面却说，现在女作家写的书火起来了，别的书都不行，这下我彻底傻了眼：我总不能为了出本书，把自己给阉了、再装上一对假乳房吧。这会儿，我含糊其词地说我写得不好，不值一看，不值一看。接下来，为了避免别人再问我这方面的事情，我只好故作矜持，很少说话，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
我坐在赵导身边，他不时向我倾过身来，亲切看着我，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还跟我回忆起我在北京写剧本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仿佛我们当年合作得很愉快似的。我虽说也早已不为以前的事生气了，但要我摆出和赵导亲密无间的样子，也不容易。我面带几分尴尬的笑容，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很快發现，桌上的人除了都认识赵导之外，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熟悉。有的人一声不吭，埋头吃喝，偶尔向赵导敬敬酒。有的人向坐在身边的人打听他那个行当的情况，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桌上最活跃话最多的是那个什么广告公司的经理。他看上去三十五六岁，头发向后梳着，一张白白净净的圆脸，高高的鼻梁上有个节。天这么热，他还穿着长袖的浅蓝色的衬衣，扎着暗红色的领带。这家伙像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喝了酒兴奋的，一有机会就在那里喋喋不休。起先是对着赵导说，渐渐的就对着全桌人说了。可是说的都是些什么呀。既乏味无趣，又明显带有炫耀的成分。他说他父亲是河海大学少数几个有资格带博士生的名教授，而他爷爷是复旦大学更加有名的教授(他说了他爷爷的名字，我没听说过)，文革时，他爷爷受到冲击，被勒令在校园里扫马路。有一天，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也是他爷爷早年的学生，正好看见他爷爷在扫马路，羞愧得无地自容，抢过他爷爷手中的扫帚，非要把整条马路都扫完才敢离去。后来他爷爷生病住院时，医院不让他爷爷住干部病房，竟然让他爷爷住在大病房里，上海市委知道了情况，立刻下令把他爷爷接到华山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跟巴金住隔壁……
我不明白，他炫耀这些是什么意思。你说他要是炫耀他在他那个行当干得是多么出色，也就罢了。可他却在炫耀他的上辈、上上辈，这是干什么呢？是想告诉别人，他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吗，还是想说他这个商人跟别的商人不一样，是个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的儒商，以免在座的文化人瞧不起他?总之，我觉得这家伙真是个地道的蠢货。
吃完饭，他们还要去茶馆，我把刘霞叫到一边，低声和她商量，咱们就不去了吧，没什么大意思。刘霞说去坐坐嘛，反正也没什么事，不过随你的便，你要是不想去就不去。我说那就不去吧。我走过去对赵导说，我们还有事，先走了。赵导拉着我的手，像是依依不舍似的，对我说，常联系常联系。
跟他们分手后，我问刘霞：咱们再找个什么地方坐坐?刘霞说不去了吧，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了。我稍有点奇怪，刚才她不是还兴致挺高地要和他们去茶馆坐吗，这会儿怎么又累了呢。
过了两天，我又约刘霞出来，这次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俩。万里长征还有个头呢，事情是到了该见分晓的时候了。我即使不替自己想，也要替刘霞想想，她也不年轻了，总跟我这么不明不白地耗着肯定也很痛苦。我们约在一个酒吧见面，我先到的，给自己要了一瓶啤酒。透过玻璃窗，我看着外边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漂亮的和不那么漂亮的——女人。这么多年来，我不停地寻寻觅觅、不停地恋爱和失恋，在女人身上用了太多的心思，这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把心思多用一点在写作上，或许我早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是该反省反省了，是到了改变的时候啦。我想，有了刘霞之后，我将把女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我将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写作上，争取写出点名堂。
刘霞来了，我给她要了可乐。我本来以为，她会对今天只有我们两人表示出某种惊奇，毕竟这是我头一次单独约她。那样的话，我会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回答她，比如：“我为什么就不能单独约你呢?”这样的调侃会造成适度的紧张，而男女之间的关系如果要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铺垫，谁会在嘻嘻哈哈之间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呢。但是，出乎我的预料，她非但没有表示出惊奇，甚至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呢。她一屁股坐下，目光有些恍惚地看着桌上的可乐，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问了问她这两天都干了些什么，她回答我的时候明显心不在焉。忽然，她直视着我说：“我想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我的脸红了一下。难道漫长的等待终于让她失去了耐心，她要主动向我表达她的感情吗?事情看来就是这样的。我为自己让她经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爱情煎熬而感到自责，同时，我也深深地敬佩她的勇气。我知道这样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我微笑地看着她，明知故问道：“喜欢上了谁呢?”
“就是前两天，赵导请你吃饭的时候，那桌上的一个人。”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虽然我也是那桌上的一个人，可她要是指的是我，用得着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吗，那不也太幽默了。我猛然想起，当时那桌上还有一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是话剧团的演员，长得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标准的美男子，个儿有一米八。“哦，”我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是谁了，是那个话剧团的演员吧。”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刘霞轻轻地喊了一声。像是受到了什么侮辱。“我是绝不会喜欢那种小孩儿的。”
“那你喜欢的是谁?”这下我真的吃惊了，我实在想不出，那桌上除了我之外，她还能喜欢谁。难道是赵导?
“是李冰。”
“李冰是谁?”
“你还记得那个坐在你斜对面的人吗，三十几岁，穿浅蓝色衬衣扎领带的……”
“等等，你说的是那个广告公司的经理吧，那个喋喋不休地说他爷爷如何如何的家伙吧。”
“对，是他。你干嘛说他是家伙？”
“我的天哪，你怎么会喜欢他?太不可思议了。”接下来，我用了种种恶毒的语言来形容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从他庸俗不堪的谈吐说到他卑劣的内心，我都想不到，自己会这样在背后说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的坏话。或许，我这么说是带有某种情绪，但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说得是正确的，即使只是为了刘霞好，我也有责任把这些话说出来。
在我这么说的时候，刘霞始终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渐渐地，我从她的眼神中发现了一种东西，一种对我来说很陌生的东西。我明白了，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算了，”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喜欢谁是你的事情。要不要我给赵导打一个电话，他可能还没走，让他安排你们俩单独见面？”
“不用了，我有李冰的名片，如果我想的话，会自己跟他联系的。”
“你怎么会有他的名片?”
“他在桌上发的。你忘了吗，给你也发了一张。”
“噢，是这样，那祝你好运了。”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从一开始我对刘霞的判断就错了，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价值观完全不同，她感兴趣的正是我认为是垃圾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过高地估计了刘霞的智力，实际上她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傻瓜，谁只要来一番花言巧语就能把她骗得晕头转向。
我再没有跟刘霞联系过，也没有见过她了，这个人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又是一年快过去了。我的个人生活仍然没有任何起色，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现在我对美满的爱情几乎已经不抱希望了，唯一的打算就是找一个各方面条件还说得过去，又愿意跟我的女人。但是就连这样的女人也难找。各方面条件还说得过去的女人不少，愿意跟我的女人却不多——至少我还没有碰到一个。我托朋友帮我介绍，也偷偷去了婚姻介绍所，有过两次泛泛的接触，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叫她大姨的一个老太婆，到我这儿来看过我，她在我乱糟糟的家里转了一圈，连口水都不肯喝，临走时她说：“你要是有份工作就好了，那我就能给你介绍个老婆。”她的话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哦，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二流子!这和我的自我评价可是相去太远了，我虽然没觉得靠写作谋生有多么高尚，可跟二流子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吧。难道是我当真已经丧失了现实感，沦落到了二流子这一步还不自知吗？
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问我，你是某某吗?我说我是，你是谁？
我是李冰啊。
李冰……
你忘了吗？
我想不起来了。
你再仔细想想嘛。
我的心里颇不耐烦，他妈的，一个爷们儿怎么还跟我来这一套，还让我“再仔细想想嘛”，想个球想。
抱歉，我冷淡地说，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上次赵导从北京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在“维也纳”西餐厅吃过一顿饭呀。
赵导从北京来的时候?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在记忆中搜索着，对，是在一家西餐厅吃过饭，当时有一桌子的人。李冰?我不记得那个桌上的人谁叫李冰了。
你和刘霞一起来的，我还和你说了几句话，想起来了吗?
刘霞?突然间，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提过这个名字，他就是那个……
你是广告公司的经理吧。
对对，呵，你终于想起来了。
不好意思，我的记性不太好，你找我有事吗?
没事，没事，就是问候一下，你过得好吗，还在写东西吗?
过得也就那样了，有时写写东西，你跟刘霞有联系？
偶尔有联系，不多，你的电话就是她给我的。说实话，咱们虽然只见过一面，可我对你的印象很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聊，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见个面，聊聊好吗?
我这人不太善于拒绝别人，可这家伙我也实在不愿意见。嗯……嗯……我敷衍着，找时间吧，我最近有点忙，赶一篇小说。
你还是住在泰康路吧?
对，我是住在泰康路。他怎么知道我住泰康路的?噢，恐怕又是刘霞告诉他的。
那好，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再见。
再见。
放下电话，我感到十分奇怪，这家伙搞什么鬼名堂，他想见我干什么?难道是刘霞把我说他的那些坏话告诉了他，他想找我算账？不太可能吧。何况他要是真想找我算账，也没必要过了快一年再来找我吧。那他想见我干什么呢?我寻思了半天，得出的唯一的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想通过我，认识什么名作家：或者是他有什么事需要名作家帮忙，或者是他仅仅想附庸风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就要让他失望了。我虽然认识两个还算有名的作家。可跟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点头之交，等闲连我都见不着他们，更别提我介绍什么人去认识他们了。人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而不是以行当来划分的，一个著名作家，他是宁愿跟一个目不识丁的阔老板做朋友，也不会来搭理一个像我这样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同行的。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又接到了李冰的电话，还没等我说我这会儿正忙，没时间出去跟他见面呢，他就抢先说他正好来泰康路办事，现在事办完了，想上我家来看看我，他还补充说不会占用我很长时间，他坐一会儿就走。他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再找什么借口拒绝跟他见面了，只得说让他来了，我告诉了他具体的门牌号码。
十分钟不到，他就来了。他穿着一身米色的西装，扎了根花领带，手上提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跟我上次见他不同的是，他那带节的鼻梁上架了副金丝边眼镜。我把他让到我屋里仅有的一张沙发上坐下，他往两边瞧了瞧，想找个干净的地方放他的公文包，看样子没找到，就把公文包横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我给他泡了杯茶，搬张椅子坐在他对面。
你家里跟我想象得差不多，他说。
是吧。
我觉得作家就应该这样，不追求物质生活。
我倒是挺想追求物质生活的，只是能力有限。刘霞现在怎么样?
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刘霞了，对她的情况不太了解。你平常都看些什么书?
他好像不太愿意谈刘霞，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吗?我说，我看书很杂，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你看过《往事并不如烟》吗?
没看过。
那本书写得很好，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得很真实，你都想象不到，那么有名的大知识分子，下场却是那么悲惨。我担心就这个话题再谈下去，他没准儿又要绕到他爷爷身上去了，我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阻止他的企图。你结婚了吗，我问。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有料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我没结婚，他说。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一个人生活自由，你不是也没结婚吗。
那倒也是。你的广告公司怎么样?
还可以，其实我对做生意没什么兴趣，我家里除了我，没人做生意。你最近在写什么?
赶一篇报社约的稿子。
能不能让我看看?
我不习惯东西没写好之前，让别人看。
他不吭声了。我也不说话。我们俩默默无言地坐了一会儿。你什么时候吃饭，他说。我们俩出去，我请你吃顿饭怎么样?
不了，我今天下午必须把稿子赶出来。报社要得很急。我在这么说的时候，还偏过头去，朝里屋开着的电脑看了一眼(在他来之前，我故意把电脑打开的)，好像我还在为电脑里的文章牵肠挂肚似的。
噢，那不打扰你了，我走了。他嘴上虽然说走了，可人并不站起来，好像是等着我挽留他。我说好吧，以后找时间再聊。我先站了起来。
把他送走后，我陷入到了困惑之中：我还是没有搞明白，他来到底想干什么。没有任何事情嘛，就是为了跟我聊聊天?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他不会是个同性恋吧，看上了我?可是，如果他真是一个同性恋的话，他到底看上了我什么呢？像我这么一個头顶微秃，浑身赘肉，混得窝窝囊囊二流子一般的老男人，在他眼里到底有什么可爱呢？
——选自《山花》
我是在历经了几次严重的情感挫折之后，才认识到这个道理的。与此同时，我半辈子也快过掉了。人到中年，头顶微秃，浑身赘肉，精力不济，这儿那儿还时常闹些小毛病，搞得人有些灰头土脸，心烦意乱，处在这种状况下，再继续纠缠那些令人怦然心动、光彩照人的年轻姑娘，显然已非明智之举了，因而及时地调整思路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就是一年多前吧，我对刘霞产生了兴趣认识她还要稍早一些。当然，她远远谈不上美丽动人，也不算年轻了。她三十岁出头，皮肤微黑，身体偏胖，眼睛有点凸，上唇的汗毛挺重。她个子不高，举止得体，性情温和，说起话来像个小姑娘似地稍显羞怯。她的过去我不太清楚，但到了这个岁数，肯定是有情感阅历的，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相反只会让她更有理解力。
对于刘霞，我一改从前那种目的性很强、穷追猛打的求爱套路，而是采取了一种不紧不慢、逐渐接近的方式。这倒不是我攻于心计、想放长线钓大鱼，实话说，除了年龄的增长确实让我变得有了点耐心之外，主要的原因还是激情不足，这就直接导致了缺乏动力。我犹犹豫豫，瞻前顾后，虽然基本上已经锁定了目标，但偶尔也还会受到点小诱惑，让我心猿意马，担心错过什么更合适我的人儿。是啊，跟我从前的几个女友相比，刘霞固然有其长处，但稍感欠缺的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唯其如此，倒还说不定能成就一份良缘呢。自然了，此话说得可能还有些为时尚早。这一年多来，如果按照从前的标准来衡量，我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获：非但和刘霞的关系没有明确，我甚至还没有单独约过她呢。我总是在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这种时候也并不是很多)，顺便——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叫上刘霞。我期望在这种自然的接触中，迸发出感情的火花。我相信，这感情的火花一旦进发，必将不会是转瞬即逝的，那将会像一坛陈年老酒，愈久弥香。再顺便说说，刘霞的体型也有点像个老酒坛子，胯部肥大，浑身圆滚滚的。
一天晚上，我们一帮朋友从茶馆里玩过出来，由我送刘霞回家。正是夏天，时间还不是太晚，白天的酷热已经消褪，凉爽的微风迎面吹来。人行道上堆着西瓜，卖瓜的农民两手抱着膝盖，坐在席地而铺的凉席上发呆。一个穿着一条花睡裤、上身是一件无袖的花睡衣的中年妇女，坐在板凳上，守着面前小铁炉上冒着热气的一大锅螺蛳在卖，一旁摆放着两张矮桌和凳子。发廊门口的灯箱亮着灯，半透明的玻璃门内坐着几个姑娘。我和刘霞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的时候，我说我有点饿了。想吃点东西，问她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吃。她说好的，正好她也有点饿了。她总是这样，对我的提议一向温和地表示顺从，就像一个好老婆顺从她的丈夫。前面不远的路边，有一处灯光明亮的大排档，我说去那儿吃吧。
我们走过去，找了张空桌子坐下，我叫老板炒了三个菜，又要了两瓶冰啤酒。大排档吃喝的人不少，都是些小伙子，也有几对情侣，有一张桌上围坐着几个光着上身、操着东北口音的男人，他们在划拳赌酒，大呼小叫着。地下脏兮兮油腻腻，到处乱扔着空酒瓶、一次性卫生筷、劣质白圈纸(这种劣质白圈纸每个桌上都有一筒)。电灯泡从梧桐树枝间垂挂下来，一些小虫围着灯泡飞舞。刘霞不爱喝酒，但如果别人一定要她喝，她也能喝点，以免扫别人的兴。我知道这一点，所以也不征求她的意见，就给她斟上酒，又和她碰了杯。菜上来了，我俩边吃边谈，我还不时地督促她喝酒。酒很快喝完了，我叫老板再上两瓶。这天晚上我的心情很好，谈兴也浓，和刘霞进行了一次算是比较深入的交谈。
一直以来，虽然我和刘霞像对老朋友似的与其他朋友在一起玩，一起吃喝打牌開玩笑，可其实我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太了解，她只是笼统地知道我是靠写作谋生的，是个单身汉，而我也仅知道她是中学的音乐老师，没有男朋友，除了这些最基本的情况，别的也就所知不多了。对了，我还知道她喜欢散步，常常在街上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两次我打手机叫她出来玩，正赶上她在街上散步(这说明她是多么寂寞)。
这天晚上，我谈到了我过去的情感经历——虽然经过了简化——主要是在次数方面，我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温柔体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对感情专一的人，但却无奈时运不济，碰上的女朋友不是物质欲极强，就是性格古怪，或是天生喜欢乱搞的，总之我是忍辱负重，被不公平对待的一方，同时也是被冷酷地抛弃的一方。我觉得我的描述大体上——或至少是部分吧——还是符合事实的，即使有不符合事实的部分，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谁会觉得自己是个寡恩薄情的混蛋呢。我还谈到了我目前的写作和生活，这都是如实相告，完全没有虚构的必要。否则只会让别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说我这人生性比较懒惰，东西写得不多，再加上没有名气，写出
来的东西并不能保证都可以发表，因而稿酬有限。只够维持生活，将来也看不到有任何发财的迹象。好在我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因此生活过得也还算不错。
刘霞也谈了她的一些事情，都是些琐碎和没什么大意思的事情，但正是这种琐碎和没什么大意思的事情，却让我觉得温暖和实在。她谈到了她从小就喜欢的音乐，谈到了她现在教的学生，谈到她上街散步看到要饭花子时心里感到的难受，谈到她刚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就等着装修好就从父母那儿搬过去住。她的声音不大，目光很少直视我，不是看着一边就是看着面前的菜。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声音变得遥远了，我只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我端详着她，发现她的脸长得虽不漂亮，但却挺耐看，尤其是此时此刻，她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脸色红润、额头发光，甚至她那微凸的金鱼眼和汗毛挺重的上唇。都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酒又喝完了，我叫老板再上两瓶，老板在另一头忙着给一个顾客找钱，没有听见，刘霞说她去拿，站起来朝老板走去。我扭过头，从背后看着她那老酒坛子一般圆滚滚肉乎乎的身体，一种久违了的寤觉从我身体里升起。
一个北京的电视导演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出差已到了南京，晚上想请我吃顿饭。好几年前，我通过别人介绍，去北京写电视剧，就是给这个导演干的活儿。当初我对这个导演的印象不是太好，他是个自以为是、脾气暴躁的人，我在他手下干活儿的时候，吃足了苦头，让他逼得翻来覆去地修改剧本不算，还动不动被他像训儿子一样训上一顿，结果我剧本没写完，就中途退出了。当然，我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不会把这种事老记在心上的，实际上我也早就不生气了，甚至还反省了自己的问题：之所以和那个导演合作不成功，我的懒惰也是一个主要方面。总想一遍写成再不动了，怎么可能呢，我以后才知道，谁写剧本都是改来改去的，并不是他单单要和我过不去。况且人家从北京来出差，主动提出请我吃饭，明显有不计前嫌的意思(毕竟我的中途退出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我自然是没有理由摆架子不去的。我在电话中爽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提出要再带一个朋友去(借口是和这个朋友先约好了一起吃饭，现在也不好推脱，只能带过去了)。他说好的好的。
我要带的朋友就是刘霞。自从上次和刘霞在大排档吃过宵夜之后，我已决定加快追求她的步伐了(找机会多约她出来，就是向她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我希望在近期就能有所突破，跟她的关系有个实质性的进展。此外，我带刘霞去还有另一层意思，以往我叫刘霞出来玩，她见到的我那帮朋友，都是些和我差不多的人，不是落魄作家，就是净写些谁也看不懂也无处发表的诗、却又自命不凡的诗人，要不便是满嘴牢骚怪话的小报记者，总之都是些提不上筷子的家伙。这次则不同了，请我吃饭的是北京来的电视导演，我要让刘霞看看，我也还有如此体面的朋友呢，别太小瞧了我。人在恋爱时，是会有点小小的虚荣心的，不能以庸俗一概而论。
我和刘霞走进“维也纳”西餐厅的一个小包间时，只见满满一桌子的人(都是男的)。这稍稍有点出乎我的意外。我本来还以为赵导是单独请我的，现在看来我在他心中的份量还没有重到这一步。或者是他来出差的时间有限，这里的朋友又多，一个个单独见面太麻烦，干脆一锅烩了。导演姓赵，五十多岁，我叫他赵导。赵导和几年前相比变样了，他人本来就胖，现在更是胖得脖子都没了，胸脯像女人一样，还蓄了黑白相间的大胡子，头上戴顶棒球帽，确是京城来的大导演的派头。他一见我就吆喝开了：啊，我们的作家来了。我把刘霞介绍给他，他也把我们俩和在座的人互相作了介绍。有电视台的编导、制片人、政府某部门的处长、广告公司的经理、音像公司的总经理、室内装潢公司的副总经理、话剧团的演员、电影院的老板，影视工作室的主任，等等。
有人给我递上名片，我伸出一只手去接，想想不对，又添上一只手。接过名片，我又忘了按照报纸上曾经登过的礼仪要求，我是该看看呢，还是可以立刻放进口袋。正犹豫着，又有人要跟我碰杯。另一个人问我，我都写些什么样的书，在哪里能买到，他想买一本来“拜读”一下。我最怕别人问我这个。迄今为止我一本书也没出过，我把短篇小说送到出版社，得到的回答是短篇集不好卖，正流行长篇小说，我把长篇小说送去，告诉我已经开始流行随笔了，等到我好不容易凑足够出一本书的随笔，出版社那方面却说，现在女作家写的书火起来了，别的书都不行，这下我彻底傻了眼：我总不能为了出本书，把自己给阉了、再装上一对假乳房吧。这会儿，我含糊其词地说我写得不好，不值一看，不值一看。接下来，为了避免别人再问我这方面的事情，我只好故作矜持，很少说话，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
我坐在赵导身边，他不时向我倾过身来，亲切看着我，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还跟我回忆起我在北京写剧本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仿佛我们当年合作得很愉快似的。我虽说也早已不为以前的事生气了，但要我摆出和赵导亲密无间的样子，也不容易。我面带几分尴尬的笑容，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很快發现，桌上的人除了都认识赵导之外，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熟悉。有的人一声不吭，埋头吃喝，偶尔向赵导敬敬酒。有的人向坐在身边的人打听他那个行当的情况，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桌上最活跃话最多的是那个什么广告公司的经理。他看上去三十五六岁，头发向后梳着，一张白白净净的圆脸，高高的鼻梁上有个节。天这么热，他还穿着长袖的浅蓝色的衬衣，扎着暗红色的领带。这家伙像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喝了酒兴奋的，一有机会就在那里喋喋不休。起先是对着赵导说，渐渐的就对着全桌人说了。可是说的都是些什么呀。既乏味无趣，又明显带有炫耀的成分。他说他父亲是河海大学少数几个有资格带博士生的名教授，而他爷爷是复旦大学更加有名的教授(他说了他爷爷的名字，我没听说过)，文革时，他爷爷受到冲击，被勒令在校园里扫马路。有一天，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也是他爷爷早年的学生，正好看见他爷爷在扫马路，羞愧得无地自容，抢过他爷爷手中的扫帚，非要把整条马路都扫完才敢离去。后来他爷爷生病住院时，医院不让他爷爷住干部病房，竟然让他爷爷住在大病房里，上海市委知道了情况，立刻下令把他爷爷接到华山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跟巴金住隔壁……
我不明白，他炫耀这些是什么意思。你说他要是炫耀他在他那个行当干得是多么出色，也就罢了。可他却在炫耀他的上辈、上上辈，这是干什么呢？是想告诉别人，他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吗，还是想说他这个商人跟别的商人不一样，是个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的儒商，以免在座的文化人瞧不起他?总之，我觉得这家伙真是个地道的蠢货。
吃完饭，他们还要去茶馆，我把刘霞叫到一边，低声和她商量，咱们就不去了吧，没什么大意思。刘霞说去坐坐嘛，反正也没什么事，不过随你的便，你要是不想去就不去。我说那就不去吧。我走过去对赵导说，我们还有事，先走了。赵导拉着我的手，像是依依不舍似的，对我说，常联系常联系。
跟他们分手后，我问刘霞：咱们再找个什么地方坐坐?刘霞说不去了吧，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了。我稍有点奇怪，刚才她不是还兴致挺高地要和他们去茶馆坐吗，这会儿怎么又累了呢。
过了两天，我又约刘霞出来，这次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俩。万里长征还有个头呢，事情是到了该见分晓的时候了。我即使不替自己想，也要替刘霞想想，她也不年轻了，总跟我这么不明不白地耗着肯定也很痛苦。我们约在一个酒吧见面，我先到的，给自己要了一瓶啤酒。透过玻璃窗，我看着外边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漂亮的和不那么漂亮的——女人。这么多年来，我不停地寻寻觅觅、不停地恋爱和失恋，在女人身上用了太多的心思，这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把心思多用一点在写作上，或许我早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是该反省反省了，是到了改变的时候啦。我想，有了刘霞之后，我将把女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我将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写作上，争取写出点名堂。
刘霞来了，我给她要了可乐。我本来以为，她会对今天只有我们两人表示出某种惊奇，毕竟这是我头一次单独约她。那样的话，我会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回答她，比如：“我为什么就不能单独约你呢?”这样的调侃会造成适度的紧张，而男女之间的关系如果要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铺垫，谁会在嘻嘻哈哈之间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呢。但是，出乎我的预料，她非但没有表示出惊奇，甚至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呢。她一屁股坐下，目光有些恍惚地看着桌上的可乐，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问了问她这两天都干了些什么，她回答我的时候明显心不在焉。忽然，她直视着我说：“我想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我的脸红了一下。难道漫长的等待终于让她失去了耐心，她要主动向我表达她的感情吗?事情看来就是这样的。我为自己让她经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爱情煎熬而感到自责，同时，我也深深地敬佩她的勇气。我知道这样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我微笑地看着她，明知故问道：“喜欢上了谁呢?”
“就是前两天，赵导请你吃饭的时候，那桌上的一个人。”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虽然我也是那桌上的一个人，可她要是指的是我，用得着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吗，那不也太幽默了。我猛然想起，当时那桌上还有一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是话剧团的演员，长得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标准的美男子，个儿有一米八。“哦，”我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是谁了，是那个话剧团的演员吧。”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刘霞轻轻地喊了一声。像是受到了什么侮辱。“我是绝不会喜欢那种小孩儿的。”
“那你喜欢的是谁?”这下我真的吃惊了，我实在想不出，那桌上除了我之外，她还能喜欢谁。难道是赵导?
“是李冰。”
“李冰是谁?”
“你还记得那个坐在你斜对面的人吗，三十几岁，穿浅蓝色衬衣扎领带的……”
“等等，你说的是那个广告公司的经理吧，那个喋喋不休地说他爷爷如何如何的家伙吧。”
“对，是他。你干嘛说他是家伙？”
“我的天哪，你怎么会喜欢他?太不可思议了。”接下来，我用了种种恶毒的语言来形容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从他庸俗不堪的谈吐说到他卑劣的内心，我都想不到，自己会这样在背后说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的坏话。或许，我这么说是带有某种情绪，但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说得是正确的，即使只是为了刘霞好，我也有责任把这些话说出来。
在我这么说的时候，刘霞始终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渐渐地，我从她的眼神中发现了一种东西，一种对我来说很陌生的东西。我明白了，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算了，”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喜欢谁是你的事情。要不要我给赵导打一个电话，他可能还没走，让他安排你们俩单独见面？”
“不用了，我有李冰的名片，如果我想的话，会自己跟他联系的。”
“你怎么会有他的名片?”
“他在桌上发的。你忘了吗，给你也发了一张。”
“噢，是这样，那祝你好运了。”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从一开始我对刘霞的判断就错了，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价值观完全不同，她感兴趣的正是我认为是垃圾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过高地估计了刘霞的智力，实际上她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傻瓜，谁只要来一番花言巧语就能把她骗得晕头转向。
我再没有跟刘霞联系过，也没有见过她了，这个人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又是一年快过去了。我的个人生活仍然没有任何起色，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现在我对美满的爱情几乎已经不抱希望了，唯一的打算就是找一个各方面条件还说得过去，又愿意跟我的女人。但是就连这样的女人也难找。各方面条件还说得过去的女人不少，愿意跟我的女人却不多——至少我还没有碰到一个。我托朋友帮我介绍，也偷偷去了婚姻介绍所，有过两次泛泛的接触，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叫她大姨的一个老太婆，到我这儿来看过我，她在我乱糟糟的家里转了一圈，连口水都不肯喝，临走时她说：“你要是有份工作就好了，那我就能给你介绍个老婆。”她的话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哦，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二流子!这和我的自我评价可是相去太远了，我虽然没觉得靠写作谋生有多么高尚，可跟二流子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吧。难道是我当真已经丧失了现实感，沦落到了二流子这一步还不自知吗？
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问我，你是某某吗?我说我是，你是谁？
我是李冰啊。
李冰……
你忘了吗？
我想不起来了。
你再仔细想想嘛。
我的心里颇不耐烦，他妈的，一个爷们儿怎么还跟我来这一套，还让我“再仔细想想嘛”，想个球想。
抱歉，我冷淡地说，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上次赵导从北京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在“维也纳”西餐厅吃过一顿饭呀。
赵导从北京来的时候?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在记忆中搜索着，对，是在一家西餐厅吃过饭，当时有一桌子的人。李冰?我不记得那个桌上的人谁叫李冰了。
你和刘霞一起来的，我还和你说了几句话，想起来了吗?
刘霞?突然间，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提过这个名字，他就是那个……
你是广告公司的经理吧。
对对，呵，你终于想起来了。
不好意思，我的记性不太好，你找我有事吗?
没事，没事，就是问候一下，你过得好吗，还在写东西吗?
过得也就那样了，有时写写东西，你跟刘霞有联系？
偶尔有联系，不多，你的电话就是她给我的。说实话，咱们虽然只见过一面，可我对你的印象很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聊，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见个面，聊聊好吗?
我这人不太善于拒绝别人，可这家伙我也实在不愿意见。嗯……嗯……我敷衍着，找时间吧，我最近有点忙，赶一篇小说。
你还是住在泰康路吧?
对，我是住在泰康路。他怎么知道我住泰康路的?噢，恐怕又是刘霞告诉他的。
那好，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再见。
再见。
放下电话，我感到十分奇怪，这家伙搞什么鬼名堂，他想见我干什么?难道是刘霞把我说他的那些坏话告诉了他，他想找我算账？不太可能吧。何况他要是真想找我算账，也没必要过了快一年再来找我吧。那他想见我干什么呢?我寻思了半天，得出的唯一的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想通过我，认识什么名作家：或者是他有什么事需要名作家帮忙，或者是他仅仅想附庸风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就要让他失望了。我虽然认识两个还算有名的作家。可跟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点头之交，等闲连我都见不着他们，更别提我介绍什么人去认识他们了。人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而不是以行当来划分的，一个著名作家，他是宁愿跟一个目不识丁的阔老板做朋友，也不会来搭理一个像我这样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同行的。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又接到了李冰的电话，还没等我说我这会儿正忙，没时间出去跟他见面呢，他就抢先说他正好来泰康路办事，现在事办完了，想上我家来看看我，他还补充说不会占用我很长时间，他坐一会儿就走。他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再找什么借口拒绝跟他见面了，只得说让他来了，我告诉了他具体的门牌号码。
十分钟不到，他就来了。他穿着一身米色的西装，扎了根花领带，手上提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跟我上次见他不同的是，他那带节的鼻梁上架了副金丝边眼镜。我把他让到我屋里仅有的一张沙发上坐下，他往两边瞧了瞧，想找个干净的地方放他的公文包，看样子没找到，就把公文包横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我给他泡了杯茶，搬张椅子坐在他对面。
你家里跟我想象得差不多，他说。
是吧。
我觉得作家就应该这样，不追求物质生活。
我倒是挺想追求物质生活的，只是能力有限。刘霞现在怎么样?
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刘霞了，对她的情况不太了解。你平常都看些什么书?
他好像不太愿意谈刘霞，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吗?我说，我看书很杂，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你看过《往事并不如烟》吗?
没看过。
那本书写得很好，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得很真实，你都想象不到，那么有名的大知识分子，下场却是那么悲惨。我担心就这个话题再谈下去，他没准儿又要绕到他爷爷身上去了，我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阻止他的企图。你结婚了吗，我问。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有料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我没结婚，他说。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一个人生活自由，你不是也没结婚吗。
那倒也是。你的广告公司怎么样?
还可以，其实我对做生意没什么兴趣，我家里除了我，没人做生意。你最近在写什么?
赶一篇报社约的稿子。
能不能让我看看?
我不习惯东西没写好之前，让别人看。
他不吭声了。我也不说话。我们俩默默无言地坐了一会儿。你什么时候吃饭，他说。我们俩出去，我请你吃顿饭怎么样?
不了，我今天下午必须把稿子赶出来。报社要得很急。我在这么说的时候，还偏过头去，朝里屋开着的电脑看了一眼(在他来之前，我故意把电脑打开的)，好像我还在为电脑里的文章牵肠挂肚似的。
噢，那不打扰你了，我走了。他嘴上虽然说走了，可人并不站起来，好像是等着我挽留他。我说好吧，以后找时间再聊。我先站了起来。
把他送走后，我陷入到了困惑之中：我还是没有搞明白，他来到底想干什么。没有任何事情嘛，就是为了跟我聊聊天?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他不会是个同性恋吧，看上了我?可是，如果他真是一个同性恋的话，他到底看上了我什么呢？像我这么一個头顶微秃，浑身赘肉，混得窝窝囊囊二流子一般的老男人，在他眼里到底有什么可爱呢？
——选自《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