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中国需要一部独立的“商法通则”统摄商法规范，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商用人工智能是以营利为目的在商事营业中应用的人工智能，这类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加剧平等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危害市场秩序，是“商法通则”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特别规制的对象。就法律地位而言，从商法理论与规则出发，商用人工智能可以借鉴企业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成为既是法律主体又是法律客体的商法存在。具体到规则层面，原则上商用人工智能是主体，特定情况下商用人工智能是客体。登记后的商用人工智能原则上是法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其设计者、开发者和生产者可以作为类似于股东的“所有者”承担有限责任。在特定情况下，由于商用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于营业资产的财产属性，所以其可以被“所有者”转让或出租，此时的商用人工智能是法律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