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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口述史，斯大林模式，教材
[中图分类号]6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7-0066-07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评价，人民版教材的观点是：
“斯大林模式”曾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迅速发展成为工业强国，为日后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它存在诸多弊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制约苏联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因素。
对这一观点，学生质疑的主要是：一种曾经速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何成为制约苏联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其实，从“人”的因素考虑，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人民版教材中也简约地提到“人”的因素：
为了实现工业化，苏联人民不仅“勒紧了裤腰带”，而且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当中，这种热情成为工业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
教师由此点拨：正常人能忍受“勒紧裤腰带”的状态多久？这种状态下人的“热情”能保持多久？学生应该不难体会这种模式的弊端。如果教师能提供更多鲜活的历史资料，学生就能对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有设身处地的理解。英国学者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无疑为我们打开了历史视野，拉近了与历史的距离。该书所关注的是斯大林体制下普通人窒息的生存状态和扭曲的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著作。它描述了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该书运用了数百份家庭档案，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照片、实物，还有采访记录。它们讲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道德与心理故事，可能比任何理论都更好地解释了极权主义的运转，提醒我们警惕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无论以什么名义提出对人性的戕害，珍视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价值。
一、从普通人的视角审视斯大林经济模式
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同样，社会主义工业化也需要“资本积累”。只不过它主要通过内部积累，也就是通过剥夺农业的方式进行。斯大林经济模式体现了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优先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普通人和社会转型意味着什么？对此，教材写道：“随着集体化运动的高涨，苏联开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国家对富农的财富和生产资料进行剥夺，并将这些财产转交集体农庄，大批富农被强行迁移到荒芜寒冷的西伯利亚等地区参加劳动。到1932年底，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基本被消灭。”事实上，“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的巨大转折点，其意义值得深入挖掘。“集体化”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度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巩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均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教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尼古拉·戈洛温的经历就是这个大转变时代中的一个注脚。
戈洛温家族是农民传统的捍卫者，其家庭农庄的管理遵照父系家长制，所有孩子都在父亲的指挥下参与农活，从小学会了服从他的至高无上权威。像其他农民一样，戈洛温一家相信私家耕作的权利，这本来就是1917至1918年土地革命的指导原则。内战中，戈洛温帮助组织北方的红军。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将捍卫农民此类权利，所以给予积极的支持（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家主屋的圣像旁，挂的就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的肖像）。但是这些权利遭到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频繁的攻击。激进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在村校召开会议，告知村民他们属于三个相互敌对的阶层：作为无产阶级盟友的贫农、中立的中农，以及作为敌人的富农（注到集体化时，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任何农民——不管是富是穷——都被控为富农）。全由共青团员开列的三个阶层的名单，贴在村校外的告示牌上。村民以前都没有社会阶层的概念，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对戈洛温那样的最成功的农民，最贫穷的农民通常是尊重的，甚至于毕恭毕敬，但在村校的会议上，特别在酒精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对“富农戈洛温”的控诉。到1929年春，戈洛温遭到村苏维埃开除，又作为“皮革生意的资产阶级老板”而被剥夺公民权。11月，村共青团和镇官员前来戈洛温家里搜查，向他的“富农”农庄征收800卢布的重税。1930年7月的公社大会上，戈洛温告诫大家，“在自己的农庄，我们辛苦是为自己；在集体农庄，我们将再次成为农奴”。8月2日，戈洛温在家被逮捕，政治警察法庭裁定他有“恐怖分子的意图”，判刑三年，押往白海一座岛屿的监狱。戈洛温被捕几星期之后，他所在村的农民被迫出席村庄会议，通过决议，废除自己的家庭农庄，移交所有土地、工具、牲畜，以建立集体农庄。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戈洛温是“恐怖分子”吗？戈洛温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戈洛温的悲剧只是个例吗？如果教师在运用这个案例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问题时，能进一步联系启蒙运动宣传的自然权利学说和理性主义予以再审视，那么学生收获的还有民主与法治意识以及在戈洛温身上闪现的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正如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人性进而阻碍社会进步，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这一点人民版教材没有明示，以致学生在分析1953年苏联农业产量未赶超1913年的原因时只笼统分析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苏联农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而未从“人”的角度拓展思考。 笔者认为在教学“斯大林的工业化之路”时，师生经常被苏联工业化的速度、数字等表面成就迷惑，认为国家强大了，个人牺牲些也是值得的。
斯大林的工业化之路的确有迷人的一面。斯大林在1929年说：“我们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我们俄罗斯古老的落后帽子。我们正在变成一个金属、发动机、拖拉机的国家，要让苏维埃人开上汽车，让农民坐上拖拉机，再让吹嘘自己文明的西方资本家试图赶上我们。”其象征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完成的大型建设项目，像第聂伯河上的巨型水坝，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对斯大林政权来说，这些“成功”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但是，当时就有人（还是体制内的）对这种所谓“进步”持怀疑态度。阿纳托利·梅苏诺夫是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为政治警察，在白海运河担任狱警。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解释了这种宣传对数百万“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包括他本人：
我对五年计划存有疑惑。我不明白，为何要迫使这么多罪犯，千生万死地去赶建运河，为何赶得这么急？有时，我感到困扰，但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建设伟大的事业，不只是一条运河，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光用自愿的方式是不够的。谁愿主动请缨来参加运河工作？我现在懂得，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未免太严苛了，几近残酷，但我仍然认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
正如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仅靠“勒紧裤腰带”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根本就无法达到。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以白海运河为例，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曾是劳改营的囚犯，在运河工地上担任领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工作日结束时，工地上留下冻尸。他们的面孔上洒满雪花，其中一人弓着腰背，卧在独轮车下，他的手还拢在袖子里，就以这样的姿势冻死，有人冻死时，头低垂，夹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有两人背靠背，相互支撑着，一起冻死。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农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来就是近万人。当局试图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儿子和父亲分住不同的营地；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下挖掘鹅卵石和大石块的高定额的石方任务，即使在夏季你也无法完成。没人能够教他们，或警告他们。他们以乡下人的敦厚实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后相互抱着冻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们的尸体。驾雪橇的人把尸体扔上雪橇，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及时清除的尸体，到了夏天只剩下骨头，与鹅卵石一起进入混凝土的搅拌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钻进了混凝土，浇铸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台，由此而获得不朽。
我们从宏观叙事的历史教科书中是看不到这些细节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会变得偏激而狭隘。如果失去了人性坐标，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很有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失去道德原则的历史教学会在无意中给学生留下“为了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错误观念。今天当我们向学生介绍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时，想一想监狱中的富农戈洛温和浇铸了白海城升降台的囚犯们的尸骨，恐怕要注意学生的表情了，似乎还需要对成就背后有再认识。
二、从普通人的视角审视斯大林政治模式
民主是历史潮流。19世纪7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确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但是进入20世纪，极权政治就像一股逆流使人类社会暂时又陷入了黑暗。在不少西方人看来，斯大林政治模式与法西斯专政并无实质差异。代表中国史学家视野的人民版教材也客观指出了斯大林政治模式的危害：“斯大林模式在政治方面表现为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党中央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手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随着大清洗运动的开展，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普通群众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处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然，斯大林模式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保证了党对新生政权的领导，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政局的稳定。”然而，对于人民版教材的这段论述，学生一直疑问不断：为什么在大清洗运动中给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普通群众都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的形势”指什么？为什么说斯大林模式保证了党对新生政权的领导？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普通群众将如何生活？读了《耳语者》，就能将许多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形成清晰的历史图景，解疑释惑。
斯大林的政治观念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初击败沙皇政权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会革命。他担心，如果发生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类似的内乱。出于同样的考虑，西班牙内战更加剧了他的恐惧。他将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失败，归罪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团体之间的内讧，因而得出结论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亟须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镇压，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纵队、法西斯间谍和敌人”，而是所有的潜在反对力量。例如，共产国际就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之一。到1936年，共产国际充斥着对斯大林与西方和解的外交政策的不满。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1935年向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解释：“你必须明白，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宗教。归根结底，要是我们觉得斯大林在放弃世界革命事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反对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对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放心，担心失控。数千名共产国际的官员和外国共产主义者，在1937至1938年被捕。
领导人一旦被捕，他的社会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嫌疑人物。于是，普通群众受到株连。例如，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拘捕了尼科波尔城的党委书记。随即也逮捕了他的助理、朋友和他在尼科波尔城各地所委任的男男女女。尼科波尔城军区司令也落入猎人的口袋，然后是地方检查官和他手下所有的法律助理，最后才是尼科波尔城的苏维埃主席……当地的银行、报纸、商业机构都被“清洗”……甚至祸及共用公寓委员会的经理、消防队长、储蓄机构负责人。斯大林一定知道，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但他在1937年6月说过，如果被捕者中有5%是真正的敌人，那也是一个好结果。他的支持者卡冈诺维奇在20世纪80年代为大清洗辩护领导阶层已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国家需要“抽干沼泽”——即“摧毁不可靠者和动摇者”。 大恐怖让苏维埃人民闭上了嘴，几句话不小心，就可能使人永远消失，举报人比比皆是。列泽达·泰西娜的父亲于1936年被捕，她回忆道：“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从列泽达·泰西娜的回忆中我们能感受到什么？能想象到什么？能珍惜什么？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苏联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藏真实的自我。有些人开始写日记，尽管这也是有风险的。叶万古洛娃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她在1938年3月8日写道：
也许我的表述不够正确。我内心的自我并没消失——人格的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只是深藏不露，我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看着这些口述资料，学生对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危害想必感同身受。“道路以目”本是古代专制社会的产物，在20世纪的再度出现并不符合历史潮流，因而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事实上，大清洗并没有给苏联带来足够的安全，反而削弱了苏联的力量。苏德战争初期，苏军遭受巨大损失便是明证。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也使斯大林的统治第一次受到质疑。文学史家拉扎尔·拉扎列夫回忆：
战争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质疑。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相信党是正义的化身。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
许多人在战争时期解脱了对政府的恐惧，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作出决策，等不及当局的授权了。爱国主义成为苏维埃军队钢铁决心的来源。斯大林1941年9月向哈里曼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拼杀是“为自己的家园，并不是为我们”。战争虽然带来巨大痛苦，相对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解脱。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认为：
我们为那些年感到骄傲。对前线生活的怀旧，使我们大家都激动起来。并非因为那是我们喜欢回顾的青春年华，而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种感觉，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随着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政治体制再次强化。到1949年，苏联又返回恐惧状态。高度集权的体制使苏联人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以致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来，引起了更大的惊恐。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我们家的普遍反应是，“接下来会是怎样？”我们害怕政府，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我们提心吊胆，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来报复斯大林的死亡。
我们不难看出斯大林政治体制违背了主权在民的普世原则，造成了政府与人民的疏离，是一种极权主义。对此学者阿伦特分析：“在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国家只是一种门面，它掩盖了统治的真实核心秘密警察和某个领袖。”在专制体制下仍还存有一些私人自由，然而极权主义甚至清除了人意识中即使是最微小的自发性火花。“它是一种在不断运动的运动，通过运动而对每一个人施加永久和全面的控制。”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极权统治的另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人民当家做主变成了好看的“摆设”。在斯大林之后，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套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柱石，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撂在了一边。
三、从普通人的视角审视斯大林
文化模式
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追求多样性，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应该是文化发展的正常路径。但是从古代的“大一统”社会到现代的极权社会，我们对政治阉割文化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
对于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人民版教材以“资料卡片”的形式引用了苏联人罗·亚·麦德维杰夫的观点：“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斯大林成为神话般的人间上帝，大家开始战战兢兢地念叨他的名字，他们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拯救苏维埃国家，使之不受侵略和解体。”问题是斯大林是怎么做到让舆论高度一致的？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斯大林始终是神话般的人间上帝吗？斯大林主义至今还有影响力吗？人民版教材指出斯大林模式中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三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斯大林模式的思想文化方面也要作综合考察。
斯大林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该制度又以物质奖励为基础。对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勤奋和忠诚能带来即时的奖励；对底部的人来说，只有奖励的许诺，兑现则还须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根据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21年生）和妹妹马克斯娜（1923年生）所说，共产主义乌托邦这个概念，在她们列宁格勒学校的朋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我们接受教育，期待一个幸福的未来。我记得，妹妹摔破了我们最心爱的瓷娃娃。我们没有钱，但仍去了百货商店，橱窗了有瓷娃娃在陈列。马克斯娜说：“共产主义来临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瓷娃娃了。”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届时，什么都是免费的，大家都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也受到这种乐观气氛的席卷，对斯大林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恐怖行径，充耳不闻，视而不见。1935年4月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说道：
不管如何，我看得越多，就对正在开展的活动信得越深，这便是事实。虽然很多行为给人野蛮的印象。但人们从未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富有自尊，怀揣如此良好的动机，为了如此重要和清醒的理由。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政权愈益通过家庭这一传统价值体系的比喻和象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那几年蓬勃兴起，他被比作“苏维埃人民之父”。这一形象随着五年计划的成就和大清洗运动的开展而日益高大。
但是，战争使人们不再害怕表达心中的不满。1945至1946年，仅俄罗斯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收到50多万封苏维埃公民的信件，抱怨国家的宏观形势。一名工人甚至在愤怒的信件中大胆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就是斯大林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你们所谓的国家在物质生活上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召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会——因为，它很容易演变成反抗和起义。所有的工人都在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啥？”
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1946年2月9日，他在战后第一次重要讲话中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呼吁苏维埃人民加强纪律，作出更大牺牲，克服战争的破坏，迎接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带来的全球冲突。斯大林要求部下，在有关民主的谈论广为传播之前，就要发起“猛烈的进攻”。审查制度收得更紧，特别是针对战争回忆录，其中的集体经验往往倡导改革。许多年来，战争的记忆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公众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胜利纪念日甚至不是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认为，所有纪念人民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尝试，都是对政府的挑战。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为研究战争中的苏维埃军队赴库尔斯克采访老兵，发现他们谈起自身经历时没流露半点的苦涩或自怜，全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损失，“不去重温战争的最残忍场面，反而采用已消失的苏维埃国家的语言，畅谈荣誉、骄傲、正当报复、祖国、斯大林、信仰的绝对必需”。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也在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安慰。瓦西里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地区的农民家庭，1937年作为“富农”被捕，从1939年起即囚禁在诺里尔斯克。他始终留在采矿综合企业——先是个囚犯，后来是“志愿工”——直到1981年退休。他工作努力，多次获得奖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奖牌都是给‘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的……而这个是给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五十周年纪念奖牌，因为当时的综合企业已纳入军事编制……我为自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我尽了公民的爱国义务。”
诺里尔斯克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类似的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至今对他的怀念仍在继续。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爾·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遗毒至今仍影响世界，其中霸权意识与民族利己主义像癌症一样扩散，不仅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且腐蚀人的理智判断。但是，相对于斯大林的经济、政治模式，高中历史课堂对其文化模式的解读由于资料缺乏始终无法充分展开，《耳语者》一书填补了部分空白，值得一读再读。
四、结语
周成平教授认为，唯有读懂、“吃透”教材，教师教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而读懂教材不能“只读”教材，而要参考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方能站在一定的高度，避免一些常识性错误。经常听老师讲斯大林模式时根据一些工业数据引导学生得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优越性的所谓结论，这种忽视过程的武断完全违背历史主义的精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误导。事实证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个死胡同。苏联解体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温斯大林模式，我们引导学生要从中更多地吸取经验教训，要把生产力标准和道德标准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发展”。
[责任编辑：吴丹]
[中图分类号]6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7-0066-07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评价，人民版教材的观点是：
“斯大林模式”曾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迅速发展成为工业强国，为日后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它存在诸多弊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制约苏联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因素。
对这一观点，学生质疑的主要是：一种曾经速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何成为制约苏联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其实，从“人”的因素考虑，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人民版教材中也简约地提到“人”的因素：
为了实现工业化，苏联人民不仅“勒紧了裤腰带”，而且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当中，这种热情成为工业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
教师由此点拨：正常人能忍受“勒紧裤腰带”的状态多久？这种状态下人的“热情”能保持多久？学生应该不难体会这种模式的弊端。如果教师能提供更多鲜活的历史资料，学生就能对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有设身处地的理解。英国学者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无疑为我们打开了历史视野，拉近了与历史的距离。该书所关注的是斯大林体制下普通人窒息的生存状态和扭曲的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著作。它描述了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该书运用了数百份家庭档案，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照片、实物，还有采访记录。它们讲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道德与心理故事，可能比任何理论都更好地解释了极权主义的运转，提醒我们警惕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无论以什么名义提出对人性的戕害，珍视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价值。
一、从普通人的视角审视斯大林经济模式
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同样，社会主义工业化也需要“资本积累”。只不过它主要通过内部积累，也就是通过剥夺农业的方式进行。斯大林经济模式体现了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优先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普通人和社会转型意味着什么？对此，教材写道：“随着集体化运动的高涨，苏联开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国家对富农的财富和生产资料进行剥夺，并将这些财产转交集体农庄，大批富农被强行迁移到荒芜寒冷的西伯利亚等地区参加劳动。到1932年底，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基本被消灭。”事实上，“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的巨大转折点，其意义值得深入挖掘。“集体化”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度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巩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均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教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尼古拉·戈洛温的经历就是这个大转变时代中的一个注脚。
戈洛温家族是农民传统的捍卫者，其家庭农庄的管理遵照父系家长制，所有孩子都在父亲的指挥下参与农活，从小学会了服从他的至高无上权威。像其他农民一样，戈洛温一家相信私家耕作的权利，这本来就是1917至1918年土地革命的指导原则。内战中，戈洛温帮助组织北方的红军。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将捍卫农民此类权利，所以给予积极的支持（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家主屋的圣像旁，挂的就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的肖像）。但是这些权利遭到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频繁的攻击。激进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在村校召开会议，告知村民他们属于三个相互敌对的阶层：作为无产阶级盟友的贫农、中立的中农，以及作为敌人的富农（注到集体化时，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任何农民——不管是富是穷——都被控为富农）。全由共青团员开列的三个阶层的名单，贴在村校外的告示牌上。村民以前都没有社会阶层的概念，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对戈洛温那样的最成功的农民，最贫穷的农民通常是尊重的，甚至于毕恭毕敬，但在村校的会议上，特别在酒精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对“富农戈洛温”的控诉。到1929年春，戈洛温遭到村苏维埃开除，又作为“皮革生意的资产阶级老板”而被剥夺公民权。11月，村共青团和镇官员前来戈洛温家里搜查，向他的“富农”农庄征收800卢布的重税。1930年7月的公社大会上，戈洛温告诫大家，“在自己的农庄，我们辛苦是为自己；在集体农庄，我们将再次成为农奴”。8月2日，戈洛温在家被逮捕，政治警察法庭裁定他有“恐怖分子的意图”，判刑三年，押往白海一座岛屿的监狱。戈洛温被捕几星期之后，他所在村的农民被迫出席村庄会议，通过决议，废除自己的家庭农庄，移交所有土地、工具、牲畜，以建立集体农庄。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戈洛温是“恐怖分子”吗？戈洛温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戈洛温的悲剧只是个例吗？如果教师在运用这个案例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问题时，能进一步联系启蒙运动宣传的自然权利学说和理性主义予以再审视，那么学生收获的还有民主与法治意识以及在戈洛温身上闪现的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正如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人性进而阻碍社会进步，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这一点人民版教材没有明示，以致学生在分析1953年苏联农业产量未赶超1913年的原因时只笼统分析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苏联农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而未从“人”的角度拓展思考。 笔者认为在教学“斯大林的工业化之路”时，师生经常被苏联工业化的速度、数字等表面成就迷惑，认为国家强大了，个人牺牲些也是值得的。
斯大林的工业化之路的确有迷人的一面。斯大林在1929年说：“我们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我们俄罗斯古老的落后帽子。我们正在变成一个金属、发动机、拖拉机的国家，要让苏维埃人开上汽车，让农民坐上拖拉机，再让吹嘘自己文明的西方资本家试图赶上我们。”其象征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完成的大型建设项目，像第聂伯河上的巨型水坝，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对斯大林政权来说，这些“成功”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但是，当时就有人（还是体制内的）对这种所谓“进步”持怀疑态度。阿纳托利·梅苏诺夫是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为政治警察，在白海运河担任狱警。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解释了这种宣传对数百万“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包括他本人：
我对五年计划存有疑惑。我不明白，为何要迫使这么多罪犯，千生万死地去赶建运河，为何赶得这么急？有时，我感到困扰，但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建设伟大的事业，不只是一条运河，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光用自愿的方式是不够的。谁愿主动请缨来参加运河工作？我现在懂得，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未免太严苛了，几近残酷，但我仍然认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
正如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仅靠“勒紧裤腰带”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根本就无法达到。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以白海运河为例，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曾是劳改营的囚犯，在运河工地上担任领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工作日结束时，工地上留下冻尸。他们的面孔上洒满雪花，其中一人弓着腰背，卧在独轮车下，他的手还拢在袖子里，就以这样的姿势冻死，有人冻死时，头低垂，夹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有两人背靠背，相互支撑着，一起冻死。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农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来就是近万人。当局试图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儿子和父亲分住不同的营地；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下挖掘鹅卵石和大石块的高定额的石方任务，即使在夏季你也无法完成。没人能够教他们，或警告他们。他们以乡下人的敦厚实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后相互抱着冻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们的尸体。驾雪橇的人把尸体扔上雪橇，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及时清除的尸体，到了夏天只剩下骨头，与鹅卵石一起进入混凝土的搅拌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钻进了混凝土，浇铸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台，由此而获得不朽。
我们从宏观叙事的历史教科书中是看不到这些细节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会变得偏激而狭隘。如果失去了人性坐标，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很有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失去道德原则的历史教学会在无意中给学生留下“为了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错误观念。今天当我们向学生介绍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时，想一想监狱中的富农戈洛温和浇铸了白海城升降台的囚犯们的尸骨，恐怕要注意学生的表情了，似乎还需要对成就背后有再认识。
二、从普通人的视角审视斯大林政治模式
民主是历史潮流。19世纪7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确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但是进入20世纪，极权政治就像一股逆流使人类社会暂时又陷入了黑暗。在不少西方人看来，斯大林政治模式与法西斯专政并无实质差异。代表中国史学家视野的人民版教材也客观指出了斯大林政治模式的危害：“斯大林模式在政治方面表现为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党中央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手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随着大清洗运动的开展，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普通群众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处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然，斯大林模式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保证了党对新生政权的领导，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政局的稳定。”然而，对于人民版教材的这段论述，学生一直疑问不断：为什么在大清洗运动中给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普通群众都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的形势”指什么？为什么说斯大林模式保证了党对新生政权的领导？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普通群众将如何生活？读了《耳语者》，就能将许多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形成清晰的历史图景，解疑释惑。
斯大林的政治观念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初击败沙皇政权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会革命。他担心，如果发生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类似的内乱。出于同样的考虑，西班牙内战更加剧了他的恐惧。他将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失败，归罪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团体之间的内讧，因而得出结论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亟须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镇压，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纵队、法西斯间谍和敌人”，而是所有的潜在反对力量。例如，共产国际就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之一。到1936年，共产国际充斥着对斯大林与西方和解的外交政策的不满。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1935年向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解释：“你必须明白，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宗教。归根结底，要是我们觉得斯大林在放弃世界革命事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反对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对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放心，担心失控。数千名共产国际的官员和外国共产主义者，在1937至1938年被捕。
领导人一旦被捕，他的社会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嫌疑人物。于是，普通群众受到株连。例如，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拘捕了尼科波尔城的党委书记。随即也逮捕了他的助理、朋友和他在尼科波尔城各地所委任的男男女女。尼科波尔城军区司令也落入猎人的口袋，然后是地方检查官和他手下所有的法律助理，最后才是尼科波尔城的苏维埃主席……当地的银行、报纸、商业机构都被“清洗”……甚至祸及共用公寓委员会的经理、消防队长、储蓄机构负责人。斯大林一定知道，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但他在1937年6月说过，如果被捕者中有5%是真正的敌人，那也是一个好结果。他的支持者卡冈诺维奇在20世纪80年代为大清洗辩护领导阶层已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国家需要“抽干沼泽”——即“摧毁不可靠者和动摇者”。 大恐怖让苏维埃人民闭上了嘴，几句话不小心，就可能使人永远消失，举报人比比皆是。列泽达·泰西娜的父亲于1936年被捕，她回忆道：“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从列泽达·泰西娜的回忆中我们能感受到什么？能想象到什么？能珍惜什么？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苏联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藏真实的自我。有些人开始写日记，尽管这也是有风险的。叶万古洛娃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她在1938年3月8日写道：
也许我的表述不够正确。我内心的自我并没消失——人格的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只是深藏不露，我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看着这些口述资料，学生对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危害想必感同身受。“道路以目”本是古代专制社会的产物，在20世纪的再度出现并不符合历史潮流，因而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事实上，大清洗并没有给苏联带来足够的安全，反而削弱了苏联的力量。苏德战争初期，苏军遭受巨大损失便是明证。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也使斯大林的统治第一次受到质疑。文学史家拉扎尔·拉扎列夫回忆：
战争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质疑。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相信党是正义的化身。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
许多人在战争时期解脱了对政府的恐惧，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作出决策，等不及当局的授权了。爱国主义成为苏维埃军队钢铁决心的来源。斯大林1941年9月向哈里曼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拼杀是“为自己的家园，并不是为我们”。战争虽然带来巨大痛苦，相对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解脱。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认为：
我们为那些年感到骄傲。对前线生活的怀旧，使我们大家都激动起来。并非因为那是我们喜欢回顾的青春年华，而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种感觉，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随着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政治体制再次强化。到1949年，苏联又返回恐惧状态。高度集权的体制使苏联人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以致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来，引起了更大的惊恐。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我们家的普遍反应是，“接下来会是怎样？”我们害怕政府，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我们提心吊胆，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来报复斯大林的死亡。
我们不难看出斯大林政治体制违背了主权在民的普世原则，造成了政府与人民的疏离，是一种极权主义。对此学者阿伦特分析：“在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国家只是一种门面，它掩盖了统治的真实核心秘密警察和某个领袖。”在专制体制下仍还存有一些私人自由，然而极权主义甚至清除了人意识中即使是最微小的自发性火花。“它是一种在不断运动的运动，通过运动而对每一个人施加永久和全面的控制。”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极权统治的另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人民当家做主变成了好看的“摆设”。在斯大林之后，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套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柱石，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撂在了一边。
三、从普通人的视角审视斯大林
文化模式
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追求多样性，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应该是文化发展的正常路径。但是从古代的“大一统”社会到现代的极权社会，我们对政治阉割文化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
对于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人民版教材以“资料卡片”的形式引用了苏联人罗·亚·麦德维杰夫的观点：“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斯大林成为神话般的人间上帝，大家开始战战兢兢地念叨他的名字，他们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拯救苏维埃国家，使之不受侵略和解体。”问题是斯大林是怎么做到让舆论高度一致的？在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斯大林始终是神话般的人间上帝吗？斯大林主义至今还有影响力吗？人民版教材指出斯大林模式中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三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斯大林模式的思想文化方面也要作综合考察。
斯大林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该制度又以物质奖励为基础。对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勤奋和忠诚能带来即时的奖励；对底部的人来说，只有奖励的许诺，兑现则还须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根据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21年生）和妹妹马克斯娜（1923年生）所说，共产主义乌托邦这个概念，在她们列宁格勒学校的朋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我们接受教育，期待一个幸福的未来。我记得，妹妹摔破了我们最心爱的瓷娃娃。我们没有钱，但仍去了百货商店，橱窗了有瓷娃娃在陈列。马克斯娜说：“共产主义来临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瓷娃娃了。”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届时，什么都是免费的，大家都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也受到这种乐观气氛的席卷，对斯大林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恐怖行径，充耳不闻，视而不见。1935年4月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说道：
不管如何，我看得越多，就对正在开展的活动信得越深，这便是事实。虽然很多行为给人野蛮的印象。但人们从未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富有自尊，怀揣如此良好的动机，为了如此重要和清醒的理由。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政权愈益通过家庭这一传统价值体系的比喻和象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那几年蓬勃兴起，他被比作“苏维埃人民之父”。这一形象随着五年计划的成就和大清洗运动的开展而日益高大。
但是，战争使人们不再害怕表达心中的不满。1945至1946年，仅俄罗斯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收到50多万封苏维埃公民的信件，抱怨国家的宏观形势。一名工人甚至在愤怒的信件中大胆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就是斯大林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你们所谓的国家在物质生活上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召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会——因为，它很容易演变成反抗和起义。所有的工人都在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啥？”
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1946年2月9日，他在战后第一次重要讲话中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呼吁苏维埃人民加强纪律，作出更大牺牲，克服战争的破坏，迎接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带来的全球冲突。斯大林要求部下，在有关民主的谈论广为传播之前，就要发起“猛烈的进攻”。审查制度收得更紧，特别是针对战争回忆录，其中的集体经验往往倡导改革。许多年来，战争的记忆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公众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胜利纪念日甚至不是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认为，所有纪念人民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尝试，都是对政府的挑战。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为研究战争中的苏维埃军队赴库尔斯克采访老兵，发现他们谈起自身经历时没流露半点的苦涩或自怜，全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损失，“不去重温战争的最残忍场面，反而采用已消失的苏维埃国家的语言，畅谈荣誉、骄傲、正当报复、祖国、斯大林、信仰的绝对必需”。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也在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安慰。瓦西里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地区的农民家庭，1937年作为“富农”被捕，从1939年起即囚禁在诺里尔斯克。他始终留在采矿综合企业——先是个囚犯，后来是“志愿工”——直到1981年退休。他工作努力，多次获得奖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奖牌都是给‘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的……而这个是给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五十周年纪念奖牌，因为当时的综合企业已纳入军事编制……我为自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我尽了公民的爱国义务。”
诺里尔斯克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类似的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至今对他的怀念仍在继续。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爾·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遗毒至今仍影响世界，其中霸权意识与民族利己主义像癌症一样扩散，不仅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且腐蚀人的理智判断。但是，相对于斯大林的经济、政治模式，高中历史课堂对其文化模式的解读由于资料缺乏始终无法充分展开，《耳语者》一书填补了部分空白，值得一读再读。
四、结语
周成平教授认为，唯有读懂、“吃透”教材，教师教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而读懂教材不能“只读”教材，而要参考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方能站在一定的高度，避免一些常识性错误。经常听老师讲斯大林模式时根据一些工业数据引导学生得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优越性的所谓结论，这种忽视过程的武断完全违背历史主义的精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误导。事实证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个死胡同。苏联解体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温斯大林模式，我们引导学生要从中更多地吸取经验教训，要把生产力标准和道德标准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发展”。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