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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爱烂这几天住在簋街附近，道路两边都是饭馆，很有烟火气。这位出生于1980年的韩国作家喜欢在街上转悠，观察人的面孔。汉语不好懂，那些富于变化的脸和眼神就是最直观的语言。上班和下班的时候，老人和小孩，表情都不一样。
8月末，北京仍然很热。金爱烂梳着常见的短发，穿着帆布鞋，都是很年轻的装束。她在学生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经出道17年。她的近作《外面是夏天》刚刚被翻译成汉语，这是她在中国出版的第四本小说集。
和备受瞩目的韩国电影相比，新世纪以来的韩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力相对有限，但实际上，新一代写作者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女性作家，成为了其中的主力。比如曾获2011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申京淑，还有曾获2016年度国际布克奖的韩江。她们的主要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汉语。
金爱烂是这个女性作家群里最年轻的一个。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是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长期在首尔讲学，他说，自己从金爱烂和韩江的作品中窥见到一个历史与记忆相互混杂的韩国，一个交织着物质和欲望的现实。
有趣的是，许多中国读者从这位韩国作家的笔下，看到的是我们同样熟悉的时代“面孔”，比如辛苦准备国考的大学生，自学外语的出租车司机，高校里碰壁的青年教师，还有攒钱买房的年轻夫妇。
金爱烂为这些斑驳的城市经验找到了足够轻盈而锋利的文学形式，她也因此被称作“都市生活观察家”。在新作《外面是夏天》中，金爱烂将视线从自己和周围扩展到更多的他们，试图对韩国社会的公共情绪进行回应。
《外面是夏天》由七篇小说组成，其中有六篇都写于2014年“世越号”海难之后。这场灾难至今仍然是个谜。尽管没有直接点明，金爱烂的小说里却弥漫着悲伤的气息。因为处理的是他人的痛苦，她放下了惯有的诙谐笔调。面对突然的失去，人们可以做些什么，这是作家在小说里埋下的问题。
金爱烂。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14岁的时候，金爱烂喜欢跳舞，那时候流行一首叫作《在夏天》的舞曲，欢快的节奏，有着那个时期常见的乐观情绪。不在学校的时候，金爱烂听到的则是另一种“节奏”——母亲的刀在案板上切剁的声音。
她是面馆女老板的女儿，面馆的名字叫“好味”。母亲每天摘辣椒，挖洋葱，和面，做面条，整天忙活，不知道休息，相信劳动就能带来回报。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开两袋面粉。强悍的女性，这是金爱烂身边很常见的形象。馆子里鱼龙混杂，也让金爱烂提前见识到了社会百态。金爱烂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里。
算上金爱烂，家里一共有三个女儿，母亲没有选择继续生孩子，而是全身心投入到面馆的生意上，用挣来的钱供女儿们上学和平时的花销。后来，她觉得有必要对女儿的素质教育进行必要的“投资”，于是下了血本，买回来一架钢琴，放在女儿的房间里。从此，这架乐器和面粉共同构筑了金爱烂的少年生活。
在《多雅生活》里，主人公的母亲开饺子馆，常常顶着贝多芬一样的蓬乱发型，聋子一样两耳不闻，专心包饺子。她为主人公买了一架钢琴。从此，“面粉颗粒在阳光下纷飞，手指搁过的琴键上，绽开一朵朵白花花的指纹。”
小说里，这个普通家庭后来遭遇了破产，值钱的家当都被变卖，但母亲依然坚持不肯把钢琴卖掉，这件乐器几乎成为了生活的某种底线。至于破产的原因，与父亲给人做担保有关，工厂的大面积倒闭如同多米诺骨牌，最终压倒了饺子店。现实里，正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韩国是重灾区。这年，金爱烂17岁。
金融风暴成为了韩国社会的分水岭，这之前，是阳光明媚的夏日，之后则是秋天。“我父母经历了韩国高速发展的时代，生活比较丰盛，人们大多有乐观的期待，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到我成年的时候，这种观念开始动摇，原来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报。”金爱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到了考大学的年纪。尽管母亲会买钢琴来培养女儿的艺术天赋，却从来没想过艺术能成为饭碗，那太不切实际了。高中毕业的暑假，金爱烂偷偷参加艺术考试，违反了母亲让她去读师范专业的意愿。
1999年，为了上大学，金爱烂从仁川地区来到了首尔，风暴过后，学费更贵了，她的许多同学家里受到了更直接的冲击，经历了家庭破产和解体。大学里，金爱烂选择的是戏剧专业。大三那年，金爱烂的小说处女作获得了首届大山大学文学奖，电话打给母亲的时候，对方还以为女儿在开玩笑。
母親性格强悍，说话粗声大气，而父亲很沉默，这是金爱烂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状况，也是韩国越来越普遍的家庭模式。社会的振荡重塑了男性为主的传统家庭关系，女性不得不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在《老爸，快跑》中，金爱烂描述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母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父亲消失后担起了一家子的吃喝拉撒。
女儿想象着，父亲穿着粉红色夜光内裤，“绕过了狮身人面像的左脚边，去了趟帝国大厦的第一百一十个洗手间，爬过伊比利亚半岛的瓜达拉玛山脉”。借助想象力和诙谐的笔调，金爱烂消解了家庭关系中最晦暗的部分。
金爱烂在北京的时候，跟作家文珍进行了交流。她们谈到了家庭，金爱烂描述说，她的母亲就像是绘画的蜡笔，而她的父亲则是一张白纸。借助文学，她得以弥补跟父亲不够亲密的遗憾，这是她曾经失去的部分。金爱烂给文珍留下了很谨慎的印象。“她将更多的激情和软肋都放在了作品里。”文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金爱烂对空间的渴望从到首尔上大学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和中国不一样，韩国大学基本不提供住宿，金爱烂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一间足够便宜的房子。母亲和她一起走街串巷，汗水黏在脸上。 那是1999年的8月，二十年前的夏天，上个世纪最后的酷暑，母女俩签完房屋合同，一起吃红豆刨冰，听冰块碾碎疲惫的声音。然后，金爱烂就开始了蜗居的生活。房子很小，之前的租户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墙上留下了星星模样的荧光材料，虽然已经陈旧，还是会在黑暗中发出黯淡的光。
处女作《不敲门的家》写的就是出租屋里的生活。小说里，五个合租的女生住在一起，但互相不认识，有事情的时候，往往在门上贴一张便签。人们常常在门缝中瞥见对方的面孔，不完整的脸，破碎的形象。有人昨天晚上传出哭声，有人总是在洗衣机里遗落袜子，也有人会带男性过夜，这些蛛丝马迹构成了都市里几乎匿名的生活。
这些都市里的体验跟乡下生活迥异，它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夹杂着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和重新组合的伦理。新世纪伊始，首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便利店，而在仁川的乡下，金爱烂没有见过这种都市空间，它带给了人们舒适和便利，但也蕴含着某种陌生和危险的东西，在新的空间里，人际关系也发生转变。
金爱烂写了短篇《我去便利店》。灯火通明的牌匾，如同完全袒露的内脏。便利店里可以是任何人，比如找工作的畢业生，失业的中年人，刚刚打掉孩子感到口渴的女人。故事的主角不再是人物，而是空间。这些短篇作品最终结集，在2005年出版，题为《老爸，快跑》，为金爱烂带来了广泛的赞誉。轻快的文风，多变的文体，糅合了诙谐的智趣和锋利的观察，这是金爱烂作为文学新人的姿态。
这是新的一代。中国有“八零后”的说法，在韩国，金爱烂这一代的年轻人被称作“88万韩元世代”。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他们的工资平均只有88万韩元，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
经济和消费成为了上世纪这一代人的坐标系。他们告别了四五十年代的日本侵略与朝鲜战争，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军事统治。以创伤和悲痛为特征的韩国文学也在不断“内转”，被认为是90年代文学神话的女作家申京淑就擅长呈现内心生活。到了新世纪，日常生活和都市经验成为金爱烂的写作主题。
金爱烂和她小说里的人物一起成长。第一部小说集出版的时候，金爱烂只有25岁，笔下的角色是大学生，或是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她在小说集的最后提到，希望自己拥有小说的“正直”。第三部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出版的时候，金爱烂32岁，笔下的人物也到了而立之年。
直到这时候，金爱烂才终于确认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生活如同永恒的动词，它的面孔在小说里进一步显露。《圣诞特典》中，一对年轻的男女四处寻找宾馆。圣诞节的时候，首尔就像是春节时的北京，空无一人。破旧的阁楼里，年轻男女向上爬楼梯，仿佛“坠在北极冰山上的遇难者”。
在封闭的空间中，文学的想象力不断迸发。“空间对我来说，是故事的容器，不过只是很小的单位。而在克服种种限制的过程中，想象力才真正有力量。”金爱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在《那里是夜，这里有歌》里，主人公龙大来自乡下，在首尔开出租车，来回游荡。他在自学汉语，期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离开这里，“听说中国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汉语不像语言，更像是唱歌，不仅要学习单次和语法，还要记住语调。龙大的女友来自中国吉林的朝鲜族，偷渡到了韩国。
作者也经历着和主人公一样的烦恼。三十岁，金爱烂结婚成家，努力在生活和写作之间寻找平衡。当通宵的熬夜也变成一件难事的时候，金爱烂知道，青春正在成为生命中失去的部分。作品里的“我”不断变成“他”。
金爱烂开始思考时间的问题。2011年，金爱烂的长篇小说《我的忐忑人生》出版，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过早衰老的17岁少年，有着一副80岁的面孔，他的父母在17岁的时候生下了他。
“20岁的年纪，我更关注的是自己。迈入30岁的大门之后，我开始关注上一辈的人，也开始看下一代。我听说中国的年轻人和老一辈代沟挺严重的，其实韩国也一样。语言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之前曾经流行很多贬义的称呼和说法，这些标签让问题简单化，而文学恰恰相反。”金爱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语言也有可能失去，文学因此有了救赎的意义。2012年，金爱烂到中国参加文学活动，参观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展览，以此为灵感，写了《沉默的未来》，描绘了一座少数语言博物馆。这篇具有寓言性质的小说为她赢得了2013年的李箱文学奖，这是韩国文坛最重要的奖项，金爱烂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金爱烂经常从新闻报纸里的社会版面寻找素材和灵感。有一次，她读到一则悲惨的报道，一对母子生活困难，最终相伴自杀。作为小说家，金爱烂关注的重心不在于阶层差异和资本主义。吸引她注意的是现场的一些细节。警察到达现场的时候，看到儿子仰躺着，望向天花板，而母亲躺在地上，眼睛的视线看着儿子。
金爱烂也关注公共事件。2014年，韩国“世越号”沉船事故造成了296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当时金爱烂看了电视直播。这次事件引起了韩国社会极大的震动，而负责搜救的政府部门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
许多作家试图对这次灾难进行回应，出现了大量此类题材的小说和报道作品。2014年10月，金爱烂和另外十一位作家的纪念文章结集出版，名为《盲国》。她在文章里说，“也许‘理解’不是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彼此灵魂相遇的过程，而是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痛苦地意识到这种差异。”
在灾难面前，小说家一度感到语言的无力，文学常常试图总结，但“世越号”的调查却持续了数年，迟迟没有答案。
灾难过后，金爱烂写的第一篇小说是《立冬》，一对年轻的夫妇终于凑钱买下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却因为一次学校里的意外，失去了四岁多的儿子。孩子去世后，墙上的壁纸快要裂开，如同陡峭的悬崖。他们给房子重新贴上壁纸，试图重新开始生活，却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儿子稚嫩的字迹。
最后一篇小说《您想去哪里》同样与死亡有关。丈夫是一名教师，为了救落水的学生，最终两个人一起殒命。主人公无法释怀，她去苏格兰度假，跟Siri程序说话，仍然找不到答案。回国之后，她受到了遇难学生姐姐的来信。最终她想到，当丈夫跳入水中的时候，“不是‘生命’闯入‘死亡’，而是‘生命’闯入‘生命’。”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世越号”沉船事故，许多读者还是从金爱烂的这些作品读出了弦外之音。“其实小说家在写作的时候，有些东西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同样还有一些东西，是通过不表达来表达的。”金爱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同时也认为，“世越号”海难只是进入这部小说的一个入口。
并没有彼岸可以轻易横渡，但文学提供了情感的船桨，去打捞生命中失去的部分。这些关于“丧失”的小说被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外面是夏天》，并在今年8月翻译成中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的名字很简单，但内涵丰富，它关乎冷与热，同时指向现实世界和内心生活。
8月23日，小说集在北京举行了发布活动，到现场的读者很多，挤满了现场，大多是年轻人。金爱烂作品的译者之一薛舟也在。
问及为什么金爱烂这样的韩国作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薛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两个国家都经历过蓬勃发展的时代，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社会问题，这使得文学翻译有了更多的时代语境。
那些逼仄的汽车旅馆和半地下室，人来人往的便利店和出租车，同样是我们处处可见的生活景观。而金爱烂凭借她的文学才能，让这些现实在小说里重新赋形。
8月末，北京仍然很热。金爱烂梳着常见的短发，穿着帆布鞋，都是很年轻的装束。她在学生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经出道17年。她的近作《外面是夏天》刚刚被翻译成汉语，这是她在中国出版的第四本小说集。
和备受瞩目的韩国电影相比，新世纪以来的韩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力相对有限，但实际上，新一代写作者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女性作家，成为了其中的主力。比如曾获2011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申京淑，还有曾获2016年度国际布克奖的韩江。她们的主要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汉语。
金爱烂是这个女性作家群里最年轻的一个。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是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长期在首尔讲学，他说，自己从金爱烂和韩江的作品中窥见到一个历史与记忆相互混杂的韩国，一个交织着物质和欲望的现实。
有趣的是，许多中国读者从这位韩国作家的笔下，看到的是我们同样熟悉的时代“面孔”，比如辛苦准备国考的大学生，自学外语的出租车司机，高校里碰壁的青年教师，还有攒钱买房的年轻夫妇。
金爱烂为这些斑驳的城市经验找到了足够轻盈而锋利的文学形式，她也因此被称作“都市生活观察家”。在新作《外面是夏天》中，金爱烂将视线从自己和周围扩展到更多的他们，试图对韩国社会的公共情绪进行回应。
《外面是夏天》由七篇小说组成，其中有六篇都写于2014年“世越号”海难之后。这场灾难至今仍然是个谜。尽管没有直接点明，金爱烂的小说里却弥漫着悲伤的气息。因为处理的是他人的痛苦，她放下了惯有的诙谐笔调。面对突然的失去，人们可以做些什么，这是作家在小说里埋下的问题。
“好味面馆”
14岁的时候，金爱烂喜欢跳舞，那时候流行一首叫作《在夏天》的舞曲，欢快的节奏，有着那个时期常见的乐观情绪。不在学校的时候，金爱烂听到的则是另一种“节奏”——母亲的刀在案板上切剁的声音。
她是面馆女老板的女儿，面馆的名字叫“好味”。母亲每天摘辣椒，挖洋葱，和面，做面条，整天忙活，不知道休息，相信劳动就能带来回报。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开两袋面粉。强悍的女性，这是金爱烂身边很常见的形象。馆子里鱼龙混杂，也让金爱烂提前见识到了社会百态。金爱烂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里。
算上金爱烂，家里一共有三个女儿，母亲没有选择继续生孩子，而是全身心投入到面馆的生意上，用挣来的钱供女儿们上学和平时的花销。后来，她觉得有必要对女儿的素质教育进行必要的“投资”，于是下了血本，买回来一架钢琴，放在女儿的房间里。从此，这架乐器和面粉共同构筑了金爱烂的少年生活。
在《多雅生活》里，主人公的母亲开饺子馆，常常顶着贝多芬一样的蓬乱发型，聋子一样两耳不闻，专心包饺子。她为主人公买了一架钢琴。从此，“面粉颗粒在阳光下纷飞，手指搁过的琴键上，绽开一朵朵白花花的指纹。”
小说里，这个普通家庭后来遭遇了破产，值钱的家当都被变卖，但母亲依然坚持不肯把钢琴卖掉，这件乐器几乎成为了生活的某种底线。至于破产的原因，与父亲给人做担保有关，工厂的大面积倒闭如同多米诺骨牌，最终压倒了饺子店。现实里，正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韩国是重灾区。这年，金爱烂17岁。
金融风暴成为了韩国社会的分水岭，这之前，是阳光明媚的夏日，之后则是秋天。“我父母经历了韩国高速发展的时代，生活比较丰盛，人们大多有乐观的期待，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到我成年的时候，这种观念开始动摇，原来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报。”金爱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到了考大学的年纪。尽管母亲会买钢琴来培养女儿的艺术天赋，却从来没想过艺术能成为饭碗，那太不切实际了。高中毕业的暑假，金爱烂偷偷参加艺术考试，违反了母亲让她去读师范专业的意愿。
1999年，为了上大学，金爱烂从仁川地区来到了首尔，风暴过后，学费更贵了，她的许多同学家里受到了更直接的冲击，经历了家庭破产和解体。大学里，金爱烂选择的是戏剧专业。大三那年，金爱烂的小说处女作获得了首届大山大学文学奖，电话打给母亲的时候，对方还以为女儿在开玩笑。
母親性格强悍，说话粗声大气，而父亲很沉默，这是金爱烂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状况，也是韩国越来越普遍的家庭模式。社会的振荡重塑了男性为主的传统家庭关系，女性不得不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在《老爸，快跑》中，金爱烂描述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母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父亲消失后担起了一家子的吃喝拉撒。
女儿想象着，父亲穿着粉红色夜光内裤，“绕过了狮身人面像的左脚边，去了趟帝国大厦的第一百一十个洗手间，爬过伊比利亚半岛的瓜达拉玛山脉”。借助想象力和诙谐的笔调，金爱烂消解了家庭关系中最晦暗的部分。
金爱烂在北京的时候，跟作家文珍进行了交流。她们谈到了家庭，金爱烂描述说，她的母亲就像是绘画的蜡笔，而她的父亲则是一张白纸。借助文学，她得以弥补跟父亲不够亲密的遗憾，这是她曾经失去的部分。金爱烂给文珍留下了很谨慎的印象。“她将更多的激情和软肋都放在了作品里。”文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匿名的都市
金爱烂对空间的渴望从到首尔上大学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和中国不一样，韩国大学基本不提供住宿，金爱烂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一间足够便宜的房子。母亲和她一起走街串巷，汗水黏在脸上。 那是1999年的8月，二十年前的夏天，上个世纪最后的酷暑，母女俩签完房屋合同，一起吃红豆刨冰，听冰块碾碎疲惫的声音。然后，金爱烂就开始了蜗居的生活。房子很小，之前的租户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墙上留下了星星模样的荧光材料，虽然已经陈旧，还是会在黑暗中发出黯淡的光。
处女作《不敲门的家》写的就是出租屋里的生活。小说里，五个合租的女生住在一起，但互相不认识，有事情的时候，往往在门上贴一张便签。人们常常在门缝中瞥见对方的面孔，不完整的脸，破碎的形象。有人昨天晚上传出哭声，有人总是在洗衣机里遗落袜子，也有人会带男性过夜，这些蛛丝马迹构成了都市里几乎匿名的生活。
这些都市里的体验跟乡下生活迥异，它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夹杂着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和重新组合的伦理。新世纪伊始，首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便利店，而在仁川的乡下，金爱烂没有见过这种都市空间，它带给了人们舒适和便利，但也蕴含着某种陌生和危险的东西，在新的空间里，人际关系也发生转变。
金爱烂写了短篇《我去便利店》。灯火通明的牌匾，如同完全袒露的内脏。便利店里可以是任何人，比如找工作的畢业生，失业的中年人，刚刚打掉孩子感到口渴的女人。故事的主角不再是人物，而是空间。这些短篇作品最终结集，在2005年出版，题为《老爸，快跑》，为金爱烂带来了广泛的赞誉。轻快的文风，多变的文体，糅合了诙谐的智趣和锋利的观察，这是金爱烂作为文学新人的姿态。
这是新的一代。中国有“八零后”的说法，在韩国，金爱烂这一代的年轻人被称作“88万韩元世代”。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他们的工资平均只有88万韩元，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
经济和消费成为了上世纪这一代人的坐标系。他们告别了四五十年代的日本侵略与朝鲜战争，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军事统治。以创伤和悲痛为特征的韩国文学也在不断“内转”，被认为是90年代文学神话的女作家申京淑就擅长呈现内心生活。到了新世纪，日常生活和都市经验成为金爱烂的写作主题。
生活的面孔
金爱烂和她小说里的人物一起成长。第一部小说集出版的时候，金爱烂只有25岁，笔下的角色是大学生，或是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她在小说集的最后提到，希望自己拥有小说的“正直”。第三部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出版的时候，金爱烂32岁，笔下的人物也到了而立之年。
直到这时候，金爱烂才终于确认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生活如同永恒的动词，它的面孔在小说里进一步显露。《圣诞特典》中，一对年轻的男女四处寻找宾馆。圣诞节的时候，首尔就像是春节时的北京，空无一人。破旧的阁楼里，年轻男女向上爬楼梯，仿佛“坠在北极冰山上的遇难者”。
在封闭的空间中，文学的想象力不断迸发。“空间对我来说，是故事的容器，不过只是很小的单位。而在克服种种限制的过程中，想象力才真正有力量。”金爱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在《那里是夜，这里有歌》里，主人公龙大来自乡下，在首尔开出租车，来回游荡。他在自学汉语，期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离开这里，“听说中国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汉语不像语言，更像是唱歌，不仅要学习单次和语法，还要记住语调。龙大的女友来自中国吉林的朝鲜族，偷渡到了韩国。
作者也经历着和主人公一样的烦恼。三十岁，金爱烂结婚成家，努力在生活和写作之间寻找平衡。当通宵的熬夜也变成一件难事的时候，金爱烂知道，青春正在成为生命中失去的部分。作品里的“我”不断变成“他”。
金爱烂开始思考时间的问题。2011年，金爱烂的长篇小说《我的忐忑人生》出版，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过早衰老的17岁少年，有着一副80岁的面孔，他的父母在17岁的时候生下了他。
“20岁的年纪，我更关注的是自己。迈入30岁的大门之后，我开始关注上一辈的人，也开始看下一代。我听说中国的年轻人和老一辈代沟挺严重的，其实韩国也一样。语言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之前曾经流行很多贬义的称呼和说法，这些标签让问题简单化，而文学恰恰相反。”金爱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语言也有可能失去，文学因此有了救赎的意义。2012年，金爱烂到中国参加文学活动，参观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展览，以此为灵感，写了《沉默的未来》，描绘了一座少数语言博物馆。这篇具有寓言性质的小说为她赢得了2013年的李箱文学奖，这是韩国文坛最重要的奖项，金爱烂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到外面去
金爱烂经常从新闻报纸里的社会版面寻找素材和灵感。有一次，她读到一则悲惨的报道，一对母子生活困难，最终相伴自杀。作为小说家，金爱烂关注的重心不在于阶层差异和资本主义。吸引她注意的是现场的一些细节。警察到达现场的时候，看到儿子仰躺着，望向天花板，而母亲躺在地上，眼睛的视线看着儿子。
金爱烂也关注公共事件。2014年，韩国“世越号”沉船事故造成了296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当时金爱烂看了电视直播。这次事件引起了韩国社会极大的震动，而负责搜救的政府部门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
许多作家试图对这次灾难进行回应，出现了大量此类题材的小说和报道作品。2014年10月，金爱烂和另外十一位作家的纪念文章结集出版，名为《盲国》。她在文章里说，“也许‘理解’不是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彼此灵魂相遇的过程，而是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痛苦地意识到这种差异。”
在灾难面前，小说家一度感到语言的无力，文学常常试图总结，但“世越号”的调查却持续了数年，迟迟没有答案。
灾难过后，金爱烂写的第一篇小说是《立冬》，一对年轻的夫妇终于凑钱买下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却因为一次学校里的意外，失去了四岁多的儿子。孩子去世后，墙上的壁纸快要裂开，如同陡峭的悬崖。他们给房子重新贴上壁纸，试图重新开始生活，却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儿子稚嫩的字迹。
最后一篇小说《您想去哪里》同样与死亡有关。丈夫是一名教师，为了救落水的学生，最终两个人一起殒命。主人公无法释怀，她去苏格兰度假，跟Siri程序说话，仍然找不到答案。回国之后，她受到了遇难学生姐姐的来信。最终她想到，当丈夫跳入水中的时候，“不是‘生命’闯入‘死亡’，而是‘生命’闯入‘生命’。”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世越号”沉船事故，许多读者还是从金爱烂的这些作品读出了弦外之音。“其实小说家在写作的时候，有些东西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同样还有一些东西，是通过不表达来表达的。”金爱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同时也认为，“世越号”海难只是进入这部小说的一个入口。
并没有彼岸可以轻易横渡，但文学提供了情感的船桨，去打捞生命中失去的部分。这些关于“丧失”的小说被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外面是夏天》，并在今年8月翻译成中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的名字很简单，但内涵丰富，它关乎冷与热，同时指向现实世界和内心生活。
8月23日，小说集在北京举行了发布活动，到现场的读者很多，挤满了现场，大多是年轻人。金爱烂作品的译者之一薛舟也在。
问及为什么金爱烂这样的韩国作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薛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两个国家都经历过蓬勃发展的时代，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社会问题，这使得文学翻译有了更多的时代语境。
那些逼仄的汽车旅馆和半地下室，人来人往的便利店和出租车，同样是我们处处可见的生活景观。而金爱烂凭借她的文学才能，让这些现实在小说里重新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