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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 罗斯堪称美国当代文坛上的奇迹,著作等身,得奖无数,被誉为“文学活神话”。2005年,罗斯成为第三位在世时作品就由美国文库出版综合性、定论性版本的作家,美国文学界翘首盼望这位常青树能为他们折桂诺贝尔文学奖。菲利普· 罗斯更是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异数,作为第二代移民作家中的翘楚,他以常变常新,让人咋舌的风格和毁誉参半的评价赚足了世人的眼球。最富戏剧性的是2011年布克国际奖确定得主时,评委会成员之一卡门?卡利尔女士盛怒之下拂袖而去,声称“他﹙罗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个主题,几乎每本书都是如此。这就好像他坐在你脸上,让你无法呼吸。”卡门?卡利尔女士说,“我压根就没把他当成个作家。我早就清楚自己是不会让他过初评的,所以我很吃惊他能待下来。我不欣赏的就他一个——其他人都挺好。”2012年,即将八旬、愈老弥坚的罗斯认为他已经将自己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急流勇退,宣布封笔。罗斯的文学世界似乎关上了大门,然而罗斯评论热潮却此起彼伏,蔚为壮观!
罗斯作为学院派作家,其视野无疑是开阔的,其鉴赏接受能力也自不待言。维基百科 “菲利普· 罗斯”词条可见,罗斯受到诸多作家影响,心理现实主义大师亨利·詹姆斯首当其冲,弗兰兹·卡夫卡,索尔·贝娄,J.D.塞林格,米兰·昆德拉等一班文学大师位列其中。当我们读过罗斯的作品后,细细钩沉其文学给养及思想之源,就会发现,弗兰兹·卡夫卡和米兰·昆德拉,或可称为罗斯文学的“姻亲”。
也许菲利普· 罗斯的文学世界过于喧哗,人们往往忽视他与其犹太先驱“地窖中的穴鸟” 弗兰兹·卡夫卡之间或显或隐的文学关联。大部分熟谙罗斯作品和评论的人都会注意到早中期罗斯著作出版物中的作者照片,其背景是他的书房,后面总是一帧卡夫卡四十岁时候的肖像。罗斯撰文写道,卡夫卡的照片是他经常凝视的对象。1972年,《波特诺的主诉》红遍欧美文坛的时候,菲利普·罗斯高调跑到了布拉格去瞻仰卡夫卡的墓地。
1919年卡夫卡创作了他那篇有名的《致父亲》,这封在文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极有价值的信件,深得罗斯的喜爱! 他甚至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仿照此信写作致父母的信。有评论家指出,卡夫卡的这封信为罗斯的两篇回忆录式作品《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和《遗产》提供了灵感和材料。《波特诺的主诉》中波特诺酣畅淋漓的独白中卡夫卡的影子若隐若现。菲利普·罗斯这位美国作家,有着一个欧洲的“文学父亲”,遗传了自卡夫卡到罗斯的小说叙事基因,描写了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之子在父权下的窘促、告白和反抗。在布拉格之行后,罗斯显然吸收了卡夫卡的一些现代派技法。罗斯第三个时期的作品《乳房》《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和《情欲教授》是卡夫卡式的故事的变体。《乳房》深得《变形记》之妙,然而变体不一样,《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甲壳虫,凯佩什教授则变成了一个硕大的乳房,同工异曲,一个是人被“物”异化,一个是人被“欲”异化。《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这部作品罗斯以自己的风格将卡夫卡的种种主题和技法体现了出来,显然更得益于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罗斯自己毫不讳言对于卡夫卡的尊崇与膜拜,在1973年发表的《凝视卡夫卡》一文中,他用一种亲密的现在时态来讲述卡夫卡1924年以前离家出走并因此感到愧疚,而在临终时还修改《饥饿艺术家》的校样的故事。
卡夫卡与菲利普· 罗斯更多的是文学气质的影响和精神上的遥契。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罗斯也濡染了这种气质,作品中始终弥漫着一种卡夫卡式的忧伤。卡夫卡和罗斯的主人公们往往身陷于他们无法成功脱身的困境之中,这些困境虽让人惊怵,却又虚空得可笑!主人公往往是矛盾痴谬的,他们的罪恶感源于他的驱罪冲动,他们的麻烦又是不可控制的自寻烦恼,同时他们自己扼杀了那弥足珍贵的幸福感。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于是,时时萦绕着他的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你身不由己地伴随着恐惧与不安,最终归于灭亡。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罗斯承继着卡夫卡的犹太文学遗产,犹太民族漫长的种族流浪史、历史上的反犹以及如梦魇般的大屠杀遗留至今的创伤记忆, 当代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异化问题,麦卡锡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同样使罗斯的主人公们经历着异化、陌生、孤独和恐惧。同时他们也是无奈的反抗者,在历史、疾病甚至衰老面前,卡夫卡们和罗斯或者朱克曼、凯佩什们都是无力和无助的,他们最后都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卡夫卡的作品有着很强的自传性,而罗斯不断变化着的主人公系列让明眼的读者们哑然失笑,这分明就是那个倔强、阴郁的老头儿菲利普· 罗斯嘛!
如果说卡夫卡给了罗斯阴郁、深刻的文学品质,那么作为“东欧”亲戚的米兰·昆德拉则以他的小说艺术研究和观念的影响,塑造了菲利普· 罗斯的文学观念,同时昆德拉对于东欧当时的境况和历史的认识,又间接地为罗斯提供了犹太民族另一个辗转之地的空间印象和文学素材。菲利普· 罗斯1933年生于美国,从空间上讲,他对于东欧是隔膜的,然而,犹太先驱们的东欧生活经历和文本印象,昆德拉对于集权主义的态度成为了罗斯历史想象力和历史话语的一部分!从《布拉格的飨宴》到《夏洛克在行动》,空间位置回应了风格元素。不难看出罗斯所写、所思和中、东欧的作家普利莫·莱维与昆德拉之间难分难解之缘。昆德拉曾经在与罗斯的谈话中这样说道:“如果一种恐惧在人类的心理存在已久了,那么就一定趋于发生。”罗斯作品中的恐惧是犹太民族在历史阴霾下,受到美国社会现实震颤的结果和表现,也反映了罗斯对犹太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恐惧。可见罗斯的恐惧为卡夫卡和昆德拉所赐。
罗斯研究协会主页上,“Sheer Playfulness and Deadly Seriousness are my closest friends.” 是罗斯的箴言,它反映了罗斯对于幽默的态度。罗斯对于昆德拉《笑忘录》是非常熟悉的,在其后记中,罗斯这样援引了昆德拉的话,“魔鬼欢笑是因为上帝创作的世界对他毫无意义;天使欢笑是因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一切都具有意义。”罗斯这一悖论式幽默,源于昆德拉小说中本质与悖论的关系,终极悖论的呈现,以及自我悖论的探究和存在悖论的展示。罗斯作品中的大部分主人公在服从与反抗、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情与欲中忍受折磨和煎熬,不能自拔,有着沉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苦闷与彷徨。昆德拉复调的小说艺术也对罗斯的小说结构产生了影响,《反生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斯是一个古怪精灵的作家,他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作品中的不可调和性,表现在作品中,那就是他在卡夫卡的深沉阴郁中,加入了一些昆德拉式的戏谑与调侃。罗斯作品中露骨的情色描写是否也与他受昆德拉的影响有关呢?很显然,作为学院派的作家,罗斯知道“伟大”、经典的作品中处理情色问题的方式,他反其道而行之,固然有其原因和范例。颇为有趣的是,罗斯1980年采访昆德拉的时候,特意向后者讨教“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昆德拉告诉罗斯“性里隐藏着最深的秘密”,后来罗斯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米兰·昆德拉的这一观点,在罗斯的作品中也经常有对于性的大胆描写,例如《垂死的肉身》和《波特诺的主诉》中的一些片段,难怪罗斯创作一路走来争议不断。但罗斯仍然自顾自地写着“身体的故事”,因为他认为“身体所包含的人生故事和头脑一样多” 。

罗斯作为学院派作家,其视野无疑是开阔的,其鉴赏接受能力也自不待言。维基百科 “菲利普· 罗斯”词条可见,罗斯受到诸多作家影响,心理现实主义大师亨利·詹姆斯首当其冲,弗兰兹·卡夫卡,索尔·贝娄,J.D.塞林格,米兰·昆德拉等一班文学大师位列其中。当我们读过罗斯的作品后,细细钩沉其文学给养及思想之源,就会发现,弗兰兹·卡夫卡和米兰·昆德拉,或可称为罗斯文学的“姻亲”。
也许菲利普· 罗斯的文学世界过于喧哗,人们往往忽视他与其犹太先驱“地窖中的穴鸟” 弗兰兹·卡夫卡之间或显或隐的文学关联。大部分熟谙罗斯作品和评论的人都会注意到早中期罗斯著作出版物中的作者照片,其背景是他的书房,后面总是一帧卡夫卡四十岁时候的肖像。罗斯撰文写道,卡夫卡的照片是他经常凝视的对象。1972年,《波特诺的主诉》红遍欧美文坛的时候,菲利普·罗斯高调跑到了布拉格去瞻仰卡夫卡的墓地。
1919年卡夫卡创作了他那篇有名的《致父亲》,这封在文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极有价值的信件,深得罗斯的喜爱! 他甚至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仿照此信写作致父母的信。有评论家指出,卡夫卡的这封信为罗斯的两篇回忆录式作品《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和《遗产》提供了灵感和材料。《波特诺的主诉》中波特诺酣畅淋漓的独白中卡夫卡的影子若隐若现。菲利普·罗斯这位美国作家,有着一个欧洲的“文学父亲”,遗传了自卡夫卡到罗斯的小说叙事基因,描写了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之子在父权下的窘促、告白和反抗。在布拉格之行后,罗斯显然吸收了卡夫卡的一些现代派技法。罗斯第三个时期的作品《乳房》《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和《情欲教授》是卡夫卡式的故事的变体。《乳房》深得《变形记》之妙,然而变体不一样,《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甲壳虫,凯佩什教授则变成了一个硕大的乳房,同工异曲,一个是人被“物”异化,一个是人被“欲”异化。《我作为男人的一生》这部作品罗斯以自己的风格将卡夫卡的种种主题和技法体现了出来,显然更得益于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罗斯自己毫不讳言对于卡夫卡的尊崇与膜拜,在1973年发表的《凝视卡夫卡》一文中,他用一种亲密的现在时态来讲述卡夫卡1924年以前离家出走并因此感到愧疚,而在临终时还修改《饥饿艺术家》的校样的故事。
卡夫卡与菲利普· 罗斯更多的是文学气质的影响和精神上的遥契。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罗斯也濡染了这种气质,作品中始终弥漫着一种卡夫卡式的忧伤。卡夫卡和罗斯的主人公们往往身陷于他们无法成功脱身的困境之中,这些困境虽让人惊怵,却又虚空得可笑!主人公往往是矛盾痴谬的,他们的罪恶感源于他的驱罪冲动,他们的麻烦又是不可控制的自寻烦恼,同时他们自己扼杀了那弥足珍贵的幸福感。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于是,时时萦绕着他的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你身不由己地伴随着恐惧与不安,最终归于灭亡。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罗斯承继着卡夫卡的犹太文学遗产,犹太民族漫长的种族流浪史、历史上的反犹以及如梦魇般的大屠杀遗留至今的创伤记忆, 当代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异化问题,麦卡锡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同样使罗斯的主人公们经历着异化、陌生、孤独和恐惧。同时他们也是无奈的反抗者,在历史、疾病甚至衰老面前,卡夫卡们和罗斯或者朱克曼、凯佩什们都是无力和无助的,他们最后都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卡夫卡的作品有着很强的自传性,而罗斯不断变化着的主人公系列让明眼的读者们哑然失笑,这分明就是那个倔强、阴郁的老头儿菲利普· 罗斯嘛!
如果说卡夫卡给了罗斯阴郁、深刻的文学品质,那么作为“东欧”亲戚的米兰·昆德拉则以他的小说艺术研究和观念的影响,塑造了菲利普· 罗斯的文学观念,同时昆德拉对于东欧当时的境况和历史的认识,又间接地为罗斯提供了犹太民族另一个辗转之地的空间印象和文学素材。菲利普· 罗斯1933年生于美国,从空间上讲,他对于东欧是隔膜的,然而,犹太先驱们的东欧生活经历和文本印象,昆德拉对于集权主义的态度成为了罗斯历史想象力和历史话语的一部分!从《布拉格的飨宴》到《夏洛克在行动》,空间位置回应了风格元素。不难看出罗斯所写、所思和中、东欧的作家普利莫·莱维与昆德拉之间难分难解之缘。昆德拉曾经在与罗斯的谈话中这样说道:“如果一种恐惧在人类的心理存在已久了,那么就一定趋于发生。”罗斯作品中的恐惧是犹太民族在历史阴霾下,受到美国社会现实震颤的结果和表现,也反映了罗斯对犹太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恐惧。可见罗斯的恐惧为卡夫卡和昆德拉所赐。
罗斯研究协会主页上,“Sheer Playfulness and Deadly Seriousness are my closest friends.” 是罗斯的箴言,它反映了罗斯对于幽默的态度。罗斯对于昆德拉《笑忘录》是非常熟悉的,在其后记中,罗斯这样援引了昆德拉的话,“魔鬼欢笑是因为上帝创作的世界对他毫无意义;天使欢笑是因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一切都具有意义。”罗斯这一悖论式幽默,源于昆德拉小说中本质与悖论的关系,终极悖论的呈现,以及自我悖论的探究和存在悖论的展示。罗斯作品中的大部分主人公在服从与反抗、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感性、情与欲中忍受折磨和煎熬,不能自拔,有着沉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苦闷与彷徨。昆德拉复调的小说艺术也对罗斯的小说结构产生了影响,《反生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斯是一个古怪精灵的作家,他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作品中的不可调和性,表现在作品中,那就是他在卡夫卡的深沉阴郁中,加入了一些昆德拉式的戏谑与调侃。罗斯作品中露骨的情色描写是否也与他受昆德拉的影响有关呢?很显然,作为学院派的作家,罗斯知道“伟大”、经典的作品中处理情色问题的方式,他反其道而行之,固然有其原因和范例。颇为有趣的是,罗斯1980年采访昆德拉的时候,特意向后者讨教“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昆德拉告诉罗斯“性里隐藏着最深的秘密”,后来罗斯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米兰·昆德拉的这一观点,在罗斯的作品中也经常有对于性的大胆描写,例如《垂死的肉身》和《波特诺的主诉》中的一些片段,难怪罗斯创作一路走来争议不断。但罗斯仍然自顾自地写着“身体的故事”,因为他认为“身体所包含的人生故事和头脑一样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