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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所有政治喧嚣,中国应该采取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立即着手汇率制度改革,不管这是否与美国政客的利益一致
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外部政治压力大增。在3月,一个由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团体,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采取惩罚性措施,要求财政部和商务部针对任何被认定用外汇政策为出口提供抵消性补贴的国家,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
显而易见,该法案主要是针对中国。但温家宝总理此前评论称,人民币价值并未低估,任何外部压力只会适得其反。似乎中国的货币政策已不再是经济问题,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人民币的政策走向,越来越引发金融市场的担忧。
考虑到目前美国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币升值的外部政治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升温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随着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政治家们急于要做一些取悦选民的事情,而他们的具体政策将取决于现阶段选民最关心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在惩罚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华尔街,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做得一直不很成功。因此他们现在选择盯住中国货币政策作为新的替罪羊并不奇怪,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明白,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或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但透过所有这些政治喧嚣,中国应该采取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立即着手汇率制度改革,不管这是否与美国政客的利益一致。汇率改革与国家利益息息相通,刻不容缓,不能“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长期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但稳定的汇率就限制了货币政策独立性,最近尤其如此。目前美联储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维持利率不变,而中国则一直强调控制通胀预期,并可能先于美联储加息。然而鉴于利率差增加、货币水平稳定以及单向升值预期,这将吸引更多资本流入中国。
中国实体经济的特点是产能充足,甚至很多产业产能过剩,很多公司缺少定价能力,所以可能没有反应到CPI涨幅上。但通胀压力已经反应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近一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大规模资产升值。因此,中国应加快汇率改革,让汇率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实现双向波动,这样可以避免“热钱”涌入,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中国内地不能像香港特区一样将港币与美元挂钩。香港政策性汇率实际上由美联储制定。只要香港的商业周期与美国的商业周期一致,这一安排没有问题。近年来,因香港仍严重依赖美国对亚洲新兴市场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一关系一直有效,但也时常被打破。
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资本从内地流入香港(表现为香港实业者建在内地工厂的利润),引发了螺旋式通胀。因港元名义汇率无法根据通胀加大而调整,实际汇率急剧下降。这引发了房地产业的泡沫,直到房地产价格下跌了60%后才恢复。另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香港遭受严重通缩,但其名义汇率跟着美元升高,致使港元实际汇率冲到天价,加剧了萧条。
中期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继续支持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未来总体贸易收支尽管可能会趋稳,但仍将保持顺差。同时,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货币在中期稳步升值的一大好处是将降低国内生产商过分重视出口市场的原动力,并且平均家庭人民币购买力提高也将鼓励国内私人消费。
中国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也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促使经济增长向重视国内需求方向转变。这一过程为国内居民提供了本应得到的好处,并有助于外贸平衡。事实上,每年中国制造业生产力增长持续高出发达经济体4%-5%,这有助于抵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对中国出口商的影响。
近期来看,今年人民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输入性通胀。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商品价格开始上涨,引发对中国原材料成本增加的担忧。遏制输入性通胀的最有效方法是允许人民币升值。实证研究显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每上升10%,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headline CPI) 通胀每年将降低1%-1.2%。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升值对缓和生产者层面的通胀压力作用更大,体现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的正相关性比其与CPI的相关性更高。今年随着出口预计稳步回升,输入性通胀开始成为人们的担忧,因此,我们预计在今年二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重回逐步升值的轨道。■
作者为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
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外部政治压力大增。在3月,一个由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团体,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采取惩罚性措施,要求财政部和商务部针对任何被认定用外汇政策为出口提供抵消性补贴的国家,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
显而易见,该法案主要是针对中国。但温家宝总理此前评论称,人民币价值并未低估,任何外部压力只会适得其反。似乎中国的货币政策已不再是经济问题,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人民币的政策走向,越来越引发金融市场的担忧。
考虑到目前美国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币升值的外部政治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升温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随着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政治家们急于要做一些取悦选民的事情,而他们的具体政策将取决于现阶段选民最关心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在惩罚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华尔街,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做得一直不很成功。因此他们现在选择盯住中国货币政策作为新的替罪羊并不奇怪,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明白,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或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但透过所有这些政治喧嚣,中国应该采取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立即着手汇率制度改革,不管这是否与美国政客的利益一致。汇率改革与国家利益息息相通,刻不容缓,不能“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长期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但稳定的汇率就限制了货币政策独立性,最近尤其如此。目前美联储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维持利率不变,而中国则一直强调控制通胀预期,并可能先于美联储加息。然而鉴于利率差增加、货币水平稳定以及单向升值预期,这将吸引更多资本流入中国。
中国实体经济的特点是产能充足,甚至很多产业产能过剩,很多公司缺少定价能力,所以可能没有反应到CPI涨幅上。但通胀压力已经反应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近一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大规模资产升值。因此,中国应加快汇率改革,让汇率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实现双向波动,这样可以避免“热钱”涌入,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中国内地不能像香港特区一样将港币与美元挂钩。香港政策性汇率实际上由美联储制定。只要香港的商业周期与美国的商业周期一致,这一安排没有问题。近年来,因香港仍严重依赖美国对亚洲新兴市场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一关系一直有效,但也时常被打破。
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资本从内地流入香港(表现为香港实业者建在内地工厂的利润),引发了螺旋式通胀。因港元名义汇率无法根据通胀加大而调整,实际汇率急剧下降。这引发了房地产业的泡沫,直到房地产价格下跌了60%后才恢复。另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香港遭受严重通缩,但其名义汇率跟着美元升高,致使港元实际汇率冲到天价,加剧了萧条。
中期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继续支持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未来总体贸易收支尽管可能会趋稳,但仍将保持顺差。同时,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货币在中期稳步升值的一大好处是将降低国内生产商过分重视出口市场的原动力,并且平均家庭人民币购买力提高也将鼓励国内私人消费。
中国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也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促使经济增长向重视国内需求方向转变。这一过程为国内居民提供了本应得到的好处,并有助于外贸平衡。事实上,每年中国制造业生产力增长持续高出发达经济体4%-5%,这有助于抵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对中国出口商的影响。
近期来看,今年人民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输入性通胀。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商品价格开始上涨,引发对中国原材料成本增加的担忧。遏制输入性通胀的最有效方法是允许人民币升值。实证研究显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每上升10%,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headline CPI) 通胀每年将降低1%-1.2%。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升值对缓和生产者层面的通胀压力作用更大,体现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的正相关性比其与CPI的相关性更高。今年随着出口预计稳步回升,输入性通胀开始成为人们的担忧,因此,我们预计在今年二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重回逐步升值的轨道。■
作者为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