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答李推官书》是张耒答复李氏《病暑赋》及杂诗所作，文中对李氏行文追求瑰奇险怪、作古之风，大加批评，明确否定了李氏欲以奇怪取胜的创作风格，并认为行文当如流水般“自然而然”。本文试从文学发生的“自然感吟”、作家性情上的“自然而至”、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自然情会”来解读张耒《答李推官书》所蕴含的“自然观”。
　　关键词：张耒 《答李推官书》 明理 自然
　　张文潜《答李推官书》云：“夫绝水于江淮河海也，水顺道而下，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抵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鼋，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而水之初，岂如是哉？顺道而绝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而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蛏之见耳，江淮河海，宁如是哉？”
　　一、前言
　　《答李推官书》乃答复李氏《病暑赋》及杂诗所作。从信始“题官位姓名，如卑贱之风尊贵”“若请教者”可见，李推官当为晚辈，故礼节甚恭。但是张耒回复得非常不客气，对李氏行文追求瑰奇险怪、作古之风，大加批评，明确否定了李氏欲以奇怪取胜的创作风格，并认为行文当如流水般“自然”。所以，在解读《答李推官书》之前，“自然”一词的剖析显得尤为重要。
　　二、“自然”义
　　从语言学角度看，“自”是一个象形字，与“鼻”义同音同，王力先生在《古汉语词典》解释为：“顺其势以成，非靠外力”。所以，“自”有“原初的”“本来的”意思，与“鼻祖”之“鼻”意出同源。至于“然”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注曰：“训为如此。尔之转语也。”（《训诂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即“如是”“像这样”，指事物的一种状态。所以，“自然”在古代有表示事物本来性状的意思，表现为一种不以人工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自然”作为词语使用，始见于《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说的“道”乃万物之本，“道法自然”意味着“道”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则，这一规则是从天地存在伊始就已自然形成。从这个层面讲，“自然”即为“道”之本性；换言之，“自然”便是“道”。在此之后，“自然”一词逐渐成熟，魏晋时期儒道融合的“自然”思想观；南北朝时期，“自然”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被刘勰正式提出，并形成系统的文学“自然”发生学理论；近代以来，“自然”则作为大自然中各个事物的总和被广泛认识和使用。而作为指导艺术创作，具有审美理想的“自然”，其内涵也在被不断地阐释，而愈发丰富。
　　三、张耒《答李推官书》中的“自然”
　　具体到张耒《答李推官书》中的“自然”，或许可以从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作家性情上的“自然而至”、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自然情会”这几个方面来解读。
　　（一）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
　　首先是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人生于宇宙天地之间，与自然万物紧密相连，所以，人的情感也常与外物相互感应。文学发生便是在这种感情需求中，自然而然地抒发，这是我国古代“诗言志”的具体表现。张耒在《答李推官书》中说：“而水之初，起如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而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见耳。”江河淮海之水之所以变化无穷，关键就在于它“顺道而决”，因它所遇到的各种事物而变化出不同的形态和样子。而沟渎之水天性平和、安定，如果横生波澜，“日夜激之”，那也只是徒劳。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作家无论写何种题材的文章，都应“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应该是建立在真景事、真性情的基础上，来感悟吟志，有所依托，而非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因此，“真”是“自然”的题中之意，“自然”则是“真”的进一步表现。它建立在社会环境之“自然”、个人性情之“自然”的基础上，根据天理之高下强弱、自然之道理，来进行构思和创作。只有这样才能自然感吟，心物相合，顺理而成章。
　　（二）作家性情上的“自然而至”
　　其次是作家性情上的“自然而至”。张耒强调为文需明理，但是作为文人，他并没有放弃文学的抒情功能。他要求作家要在以理服人的同时，能够通过作品，自然地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这是作家内心激情无法排遣、不得不为之的产物，它们“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贺方回乐府序》），“顺道而下，滔滔汩汩”。“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是作家创作时的主观状态：内心激荡，思路开阔，自信十足；“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贺方回乐府序》）是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作品的特点：既“工”而“丽”。不难明白，“工”和“丽”其实就是张耒评价文章的标准；“顺道而下，滔滔汩汩”表述的是，这样的创作状态应当具有持续性，如泉涌一般奔腾不息，源源不断。换句话说，作者在无扭捏、无作态的基础上创作文章，才能文思泉涌，其作品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也刚好解释了遵循“性情之道”与“直寄其意”，能使文章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原因。作家性情上的“自然而至”其实就是文学创作必须遵循“性情之道”，即文学作品必须如实地反映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那些不做作、不矫饰、真实表达了作者思想感情的作品，才可能拥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三）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
　　再次是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好文章应该“直寄其意”，而不是挖空心思，“费心而得之”。若执意作“以言语句读为奇”的“好奇”之文，则可能“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在张耒看来，这样为追求险怪，而使句子、篇章、脉络都不清楚的文章，如激沟渎之水而欲见其奇，是故意造势，是刻意所为，是“最文之陋”，违反自然之势。李氏之文虽不至此，但“其意靡靡，似主于奇”，也是张耒所反对的。无论是水之“奇变”，抑或是文之“奇变”都应符合自然之势，因所遇而自然变生。很明显，张耒推崇的应该是自然畅达的文章风格。正如张耒自己所说：“其刚柔缓急之气，繁简舒敏之节，一出乎诚，不隐其所己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必为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上曾子固龙图书》，载《柯山集拾遗》卷十二）楚人必为楚声，秦人必衣秦服，若强为他国之声，强衣他国之服，肯定有违自然之道。优秀的作品也同样如此，为文应当言简意赅，明白晓畅，若在文字上刻意“工彩绣”，反而违背自然的规律而导致文章情感力量的大幅削弱。尤其是性格简单、心性纯净之人，若一味追求繁缛的文风，必定适得其反，趋短避长，是极不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