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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是党的历史上具有生死攸关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重要成果在战争中的第一个充分展现，是载入党史、军史、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同志也认为是他一生军事指挥艺术中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胜利一年半后的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云贵高原这个广阔的战争大舞台，导演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演出的一幕以我胜敌败为结局的、扣人心弦的精彩活剧。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学习中共党史的热潮中，认真学习和研究四渡赤水这一战例，对于从中吸取历史智慧，深刻领悟和坚定坚持毛泽东思想，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军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从根本上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抗日的目的，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适时采取的正确决策。
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于都突围转移后，落脚点放在哪里，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变化的过程。刚出发时，计划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发现强敌口袋阵后，黎平会议决定，在黔北建立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又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作战计划》；为使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行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月22日致电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急忙从中央军，川、滇、黔等军中调动40多万兵力向遵义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同时在宜宾至綦江长江两岸和乌江下游也布防兵力以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或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此时仅有3.7万余人，而且装备落后。在这种敌强我弱、四面围堵、山多水深的条件下，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仅十分艰难，而且面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危险。因此，与敌军斗智斗勇、创造条件、化危为机、乘机而进、一渡不成再渡，成为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选择。
一渡赤水，可称之为北上探路。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泸州上游北渡长江。28日，中央红军在土城战斗中，虽予敌以重创，但由于情报有误导致战场失利，毛泽东同志决定撤出战斗。29日，一渡赤水，挥师向西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川滇敌军快速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在川滇黔边境地区发展。
二渡赤水，可称之为避实击虚。中央红军进驻扎西后，吸引国民党主力大部向川滇边境开进，致使黔北只有黔敌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沿岸，黔北兵力相对较弱。根据这种情况，中革军委决定，为摆脱敌军在扎西地区对我军的合围，立即转兵秘密东进贵州。毛泽东同志说：“红军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已从战略防御转为局部的战略反攻。”2月18日，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击溃和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毛泽东同志为此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著名诗句。蒋介石则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三渡赤水，可称之为声东击西。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飞至重庆“督剿”，立即集结重兵，企图使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为迷惑与疲惫敌军，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区大张旗鼓地吸引敌军向东，红军主力则迅速隐蔽西进，3月16日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后，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主力却在附近丛林隐蔽集结，把敌军引向古蔺西北，使红军主力摆脱了敌军的追剿。
四渡赤水，可称之为胜利突围。红军再入川南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将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蒋介石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正当敌军再次扑向川南而尚未对红军形成包围之际，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回师东渡。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使企图围歼红军于川南的敌军扑了个空。此时，蒋介石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又将进攻遵义，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将红军在遵义地区“一网打尽”。但红军四渡赤水后并未攻占遵义，而是诱敌深入，大部队挥师南下，渡过乌江将敌重兵甩在乌江以北，巧妙跳出了敌军的合围圈。接着红军佯攻敌军兵力不足的贵阳，诱使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电令龙云速派兵支援，致使昆明守敌空虚。红军又直逼昆明，又致使敌金沙江防线空虚，红军在昆明虚晃一枪后神速渡过金沙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图谋。
四渡赤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一是逼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得到充分展现和丰富发展；二是逼出了红军将士听党指挥、勇往直前，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三是逼出了红军在川黔滇经过的各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亲民爱民的光辉形象和流传久远的革命故事。
1960年5月，毛澤东同志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对毛泽东同志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同志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啊！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一生中指挥的战斗、战役和战略决战不计其数，为什么四渡赤水却是毛泽东同志认为的军事指挥艺术中的得意之笔？我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自遵义会议从党的“左”倾错误领导长期打击、孤立、排斥的艰难境遇中解放出来，走向党和军队领导岗位后，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系统胜利。 二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和红军中的大部分将领都在随中央红军一道前行，他们是领导全党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最主要的领导骨干，四渡赤水的胜败，不仅关系中央红军的存亡，而且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可以说，四渡赤水既是对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成果的第一个充分展示，也是对犯有“左”倾错误的党内领导同志的实际教育。
三是四渡赤水中中央红军与敌军兵力悬殊之大，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困难和危险之大，中央红军在云贵高原上机动范围之大，在中央红军进行的战役战斗中前所未有。毛泽东同志和蒋介石虽然是老对手，但四渡赤水这盘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来说，却是一盘决定命运之棋，惊心危险之棋，也是一盘自主自由之棋。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危中寻机、灵活机动、出奇制胜，做到了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同志对四渡赤水终生难忘，倍加赞赏。
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进行的包括重大战役战斗在内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都是毛泽东同志提议，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后，由军队领导机关组织实施的。尽管三渡赤水前，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时绝大多数同志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同志表示反对。但毛泽东同志没有放弃己见，而是连夜找周恩来同志阐述理由并说服了他。第二天重新开会改变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事实证明，苟坝会议这个改变是正确的，也彰显了毛泽东同志的见解确实是高人一等。毛泽东同志从这件事中认识到，重大作战决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多人参与讨论，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还是要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
展开一点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毛泽东同志认为四渡赤水是他军事指挥艺术中得意之笔这一问题进一步加深理解。
（一）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应对强敌“围剿”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得到中央红军的认真贯彻落实，是取得四渡赤水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毛泽东同志“得意之笔”的重点。
四渡赤水中，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了一系列战胜强敌“围剿”的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内容非常丰富，既有蕴含坚定信念、勇往直前革命精神的战略筹划，又有依据敌情我情变化的随机行动；既有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又有调虎离山、乘虚而入；既有佯攻直逼、暗度陈仓，又有运动战中寻机歼敌；等等。这些指挥艺术能否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关键在于中央红军能否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红军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并直接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部队的性质宗旨、任务、纪律都是他亲手制定的，优良作风也是他亲手培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是他依靠这支部队在实践中开创的，他对这支部队有深厚的感情。但是，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红军的领导职务，中央红军也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伤害。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重新走向党和军队领导岗位后直接领导和指挥中央红军的一次重大军事活动。他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红军虽然人数比赣南苏区时大大減少了，但部队的性质宗旨没有变，部队铁的纪律和优良作风仍然存在，中央红军仍然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部队。这是毛泽东同志实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四渡赤水的战略意图，发挥他卓越指挥才能，最后夺取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也是毛泽东同志认为四渡赤水是他军事指挥艺术中“得意之笔”的重点。
（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棒调动了40多万敌军跟随中央红军疲于追跑，给红军化危为机、乘机而进创造了条件。这是四渡赤水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毛泽东同志“得意之笔”的要点。
战争是敌对双方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诸多方面的对决，也是敌对双方军事指挥员智慧和才能的比拼。在战争中能够扬己之长、击敌之短，用各种手段和方法，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削弱敌人、最后战胜敌人，就是最高的军事智慧和指挥艺术。毛泽东同志在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就展现出令人敬佩的军事胆略、智慧和才能。
一渡赤水，不仅粉碎了敌军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的战略目的，而且又使集结于遵义地区的敌军追随红军至川南，迫使蒋介石做起了急调川滇部队开进川南把红军围歼扎西地区的美梦。正当敌军向扎西方向集结但尚未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之时，毛泽东同志依据此时中央红军渡江无望且黔北守敌较弱的情况，急令红军挥师东进，秘密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使刚刚赶至川南的敌军扑了个空。此时，蒋介石又电令所属部队向遵义方向围剿红军。正当敌军向遵义方向开进，但尚未到达指定地点之时，毛泽东同志又急令红军主力挥师秘密西进，三渡赤水，进至四川古蔺地区，一部分兵力继续向西北方向挺进，并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主力则在古蔺地区隐蔽起来。正当蒋介石发现红军动向，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部队向古蔺方向赶来但尚未形成合围之势之时，毛泽东同志又急令红军挥师东进，四渡赤水，进至遵义西侧后从敌军中间穿插而过，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电令龙云调部队前来援助贵阳；昆明守军一调出，毛泽东同志又急令红军直逼昆明；此时龙云又急调周围部队支援昆明，造成金沙江守敌空虚，毛泽东同志乘势急令红军越过昆明抢渡金沙江，终于使红军跳出了蒋介石设计的一个又一个包围圈，摆脱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红军一直被动的局面，从此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新征程。
肖华同志在长征组歌中写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神，不仅指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神机妙算、出奇制胜，而且指毛泽东同志搞得蒋介石昏头转向、不知所措，40多万敌军跟着毛泽东同志指挥棒疲于应付。中国古代军事家创造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重要军事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四渡赤水中不仅做到了知己知彼，而且做到了指挥本军如鱼得水，调动敌军随心所欲。
（三）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和人民战争的重要思想，在中央红军和沿途民众中得到了贯彻，为红军摆脱强敌的“围剿”凝聚了强大力量，这是四渡赤水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毛泽东同志“得意之笔”的亮点。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和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创造，思想政治工作、宣传舆论工作和群众工作是建党建军以来毛泽东同志高度关注的工作。这些重要思想和工作都在四渡赤水中得到认真贯彻和展开，取得了重大成效。遵义会议前，在党的“左”倾错误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又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广大共产党人和红军官兵思想苦闷，情绪低落。四渡赤水的过程，就是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也是恢复和发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的过程，广大党员和官兵通过遵义会议精神的学习，精神为之一振，看到了希望，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
四渡赤水中，数万名红军为摆脱敌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赤水河来回横渡，昼夜兼程，几乎每天都在100里以上，最多一天走240多里，部队极度疲惫，有些官兵一时不理解，甚至出现了一些怨言。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加强了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党员和官兵认清了四渡赤水的目的、任务和意义，筑起了坚强的精神支柱，使部队做到了遇到敌人能够一声令下，立即投入战斗，战而胜之。每到一地，能够立即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赢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四渡赤水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遵义和川南等地就有7000多青年参加红军；广大人民群众主动热情地为红军安置伤员、修桥补路、传递信息等，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上述工作，不仅为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红军四渡赤水沿途各地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打下了红色文化的基础。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同志治军打仗最鲜明的特征，是强军胜敌的根本之策，也是一般军事家难以做到的具有长远意义的高瞻远瞩。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蕴含着具有普遍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哲学思想，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军队工作至少有以下几点主要启示。
启示之一，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遵义会议召开前的近14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形成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推选一位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懂得中国实际，忠诚于党和人民，并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极其艰难的治党兴党的根本大计。遵义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尽管当时还没有党的领导集体的代际称谓，也没有明确毛泽东同志就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事实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毛泽东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开始形成。四渡赤水的胜利，即是调整后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确领导与毛泽东同志卓越指挥的结果，也是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领导、听从指挥、英勇奋战的结果。这一胜利也告诉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集体的核心形成以后，全党全军就要自觉服从这个领导集体和领导集体核心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这样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使领导核心的思想和指示得到贯彻落实，最后取得胜利。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这样一个领导集体”，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全黨同志“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理解党中央明确提出的“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意义，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启示之二，坚定信念，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推进党的事业的重要保证。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为了实现这个信念，红军官兵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爬山越岭，日夜兼程，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从中既凸显了信念的强大力量，又说明了革命精神的伟大作用。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开局之年，前景无限美好，但新征程中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为此，全党和全国人民既要坚定党和国家制定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的信念，又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继承与发扬战争年代革命前辈的那种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努力在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启示之三，毛泽东军事思想仍然是我军夺取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胜利的法宝。红军官兵通过四渡赤水的实践以及与遵义会议前“左”倾错误领导下军事斗争的对比，亲身感觉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作用。但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能够深刻认识它，只有深刻认识到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广大共产党员通过延安整风，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认识了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广大官兵也明确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无数共产党人、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用生命、热血、智慧换来的，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
在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作战力量、作战方式方法与战争年代有很大不同，但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的目的，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等反映战争基本规律的主要思想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是我军夺取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胜利的正确指针。
启示之四，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是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保证。从一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中央红军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主要奔袭在身居云贵高原之中的老百姓之中，边走边战，从物质到精神，从人力到财力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这是红军夺取四渡赤水胜利的重要保证。四渡赤水的胜利再次证明，真正的铜墙铁壁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生命之根、发展之基、胜利之本；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是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最大的政治。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个危险”仍然严峻，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牢记初心，扎扎实实地履行使命，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革命，始终如一地保持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我们党就一定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人民的江山永远归人民所有。
四渡赤水胜利一年半后的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云贵高原这个广阔的战争大舞台，导演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演出的一幕以我胜敌败为结局的、扣人心弦的精彩活剧。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学习中共党史的热潮中，认真学习和研究四渡赤水这一战例，对于从中吸取历史智慧，深刻领悟和坚定坚持毛泽东思想，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军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从根本上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抗日的目的，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适时采取的正确决策。
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于都突围转移后，落脚点放在哪里，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变化的过程。刚出发时，计划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发现强敌口袋阵后，黎平会议决定，在黔北建立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又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作战计划》；为使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行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月22日致电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急忙从中央军，川、滇、黔等军中调动40多万兵力向遵义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同时在宜宾至綦江长江两岸和乌江下游也布防兵力以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或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此时仅有3.7万余人，而且装备落后。在这种敌强我弱、四面围堵、山多水深的条件下，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仅十分艰难，而且面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危险。因此，与敌军斗智斗勇、创造条件、化危为机、乘机而进、一渡不成再渡，成为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选择。
一渡赤水，可称之为北上探路。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泸州上游北渡长江。28日，中央红军在土城战斗中，虽予敌以重创，但由于情报有误导致战场失利，毛泽东同志决定撤出战斗。29日，一渡赤水，挥师向西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川滇敌军快速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在川滇黔边境地区发展。
二渡赤水，可称之为避实击虚。中央红军进驻扎西后，吸引国民党主力大部向川滇边境开进，致使黔北只有黔敌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沿岸，黔北兵力相对较弱。根据这种情况，中革军委决定，为摆脱敌军在扎西地区对我军的合围，立即转兵秘密东进贵州。毛泽东同志说：“红军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已从战略防御转为局部的战略反攻。”2月18日，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击溃和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毛泽东同志为此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著名诗句。蒋介石则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三渡赤水，可称之为声东击西。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飞至重庆“督剿”，立即集结重兵，企图使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为迷惑与疲惫敌军，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区大张旗鼓地吸引敌军向东，红军主力则迅速隐蔽西进，3月16日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后，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主力却在附近丛林隐蔽集结，把敌军引向古蔺西北，使红军主力摆脱了敌军的追剿。
四渡赤水，可称之为胜利突围。红军再入川南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将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蒋介石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正当敌军再次扑向川南而尚未对红军形成包围之际，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回师东渡。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使企图围歼红军于川南的敌军扑了个空。此时，蒋介石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又将进攻遵义，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将红军在遵义地区“一网打尽”。但红军四渡赤水后并未攻占遵义，而是诱敌深入，大部队挥师南下，渡过乌江将敌重兵甩在乌江以北，巧妙跳出了敌军的合围圈。接着红军佯攻敌军兵力不足的贵阳，诱使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电令龙云速派兵支援，致使昆明守敌空虚。红军又直逼昆明，又致使敌金沙江防线空虚，红军在昆明虚晃一枪后神速渡过金沙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图谋。
四渡赤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一是逼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得到充分展现和丰富发展；二是逼出了红军将士听党指挥、勇往直前，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三是逼出了红军在川黔滇经过的各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亲民爱民的光辉形象和流传久远的革命故事。
二、怎样理解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艺术中的得意之笔？
1960年5月，毛澤东同志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对毛泽东同志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同志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啊！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一生中指挥的战斗、战役和战略决战不计其数，为什么四渡赤水却是毛泽东同志认为的军事指挥艺术中的得意之笔？我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自遵义会议从党的“左”倾错误领导长期打击、孤立、排斥的艰难境遇中解放出来，走向党和军队领导岗位后，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系统胜利。 二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和红军中的大部分将领都在随中央红军一道前行，他们是领导全党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最主要的领导骨干，四渡赤水的胜败，不仅关系中央红军的存亡，而且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可以说，四渡赤水既是对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成果的第一个充分展示，也是对犯有“左”倾错误的党内领导同志的实际教育。
三是四渡赤水中中央红军与敌军兵力悬殊之大，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困难和危险之大，中央红军在云贵高原上机动范围之大，在中央红军进行的战役战斗中前所未有。毛泽东同志和蒋介石虽然是老对手，但四渡赤水这盘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来说，却是一盘决定命运之棋，惊心危险之棋，也是一盘自主自由之棋。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危中寻机、灵活机动、出奇制胜，做到了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同志对四渡赤水终生难忘，倍加赞赏。
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进行的包括重大战役战斗在内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都是毛泽东同志提议，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后，由军队领导机关组织实施的。尽管三渡赤水前，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时绝大多数同志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同志表示反对。但毛泽东同志没有放弃己见，而是连夜找周恩来同志阐述理由并说服了他。第二天重新开会改变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事实证明，苟坝会议这个改变是正确的，也彰显了毛泽东同志的见解确实是高人一等。毛泽东同志从这件事中认识到，重大作战决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多人参与讨论，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还是要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经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
展开一点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毛泽东同志认为四渡赤水是他军事指挥艺术中得意之笔这一问题进一步加深理解。
（一）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应对强敌“围剿”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得到中央红军的认真贯彻落实，是取得四渡赤水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毛泽东同志“得意之笔”的重点。
四渡赤水中，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了一系列战胜强敌“围剿”的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内容非常丰富，既有蕴含坚定信念、勇往直前革命精神的战略筹划，又有依据敌情我情变化的随机行动；既有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又有调虎离山、乘虚而入；既有佯攻直逼、暗度陈仓，又有运动战中寻机歼敌；等等。这些指挥艺术能否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关键在于中央红军能否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红军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并直接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部队的性质宗旨、任务、纪律都是他亲手制定的，优良作风也是他亲手培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是他依靠这支部队在实践中开创的，他对这支部队有深厚的感情。但是，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红军的领导职务，中央红军也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伤害。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重新走向党和军队领导岗位后直接领导和指挥中央红军的一次重大军事活动。他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红军虽然人数比赣南苏区时大大減少了，但部队的性质宗旨没有变，部队铁的纪律和优良作风仍然存在，中央红军仍然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部队。这是毛泽东同志实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四渡赤水的战略意图，发挥他卓越指挥才能，最后夺取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也是毛泽东同志认为四渡赤水是他军事指挥艺术中“得意之笔”的重点。
（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棒调动了40多万敌军跟随中央红军疲于追跑，给红军化危为机、乘机而进创造了条件。这是四渡赤水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毛泽东同志“得意之笔”的要点。
战争是敌对双方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诸多方面的对决，也是敌对双方军事指挥员智慧和才能的比拼。在战争中能够扬己之长、击敌之短，用各种手段和方法，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削弱敌人、最后战胜敌人，就是最高的军事智慧和指挥艺术。毛泽东同志在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就展现出令人敬佩的军事胆略、智慧和才能。
一渡赤水，不仅粉碎了敌军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的战略目的，而且又使集结于遵义地区的敌军追随红军至川南，迫使蒋介石做起了急调川滇部队开进川南把红军围歼扎西地区的美梦。正当敌军向扎西方向集结但尚未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之时，毛泽东同志依据此时中央红军渡江无望且黔北守敌较弱的情况，急令红军挥师东进，秘密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使刚刚赶至川南的敌军扑了个空。此时，蒋介石又电令所属部队向遵义方向围剿红军。正当敌军向遵义方向开进，但尚未到达指定地点之时，毛泽东同志又急令红军主力挥师秘密西进，三渡赤水，进至四川古蔺地区，一部分兵力继续向西北方向挺进，并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主力则在古蔺地区隐蔽起来。正当蒋介石发现红军动向，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部队向古蔺方向赶来但尚未形成合围之势之时，毛泽东同志又急令红军挥师东进，四渡赤水，进至遵义西侧后从敌军中间穿插而过，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电令龙云调部队前来援助贵阳；昆明守军一调出，毛泽东同志又急令红军直逼昆明；此时龙云又急调周围部队支援昆明，造成金沙江守敌空虚，毛泽东同志乘势急令红军越过昆明抢渡金沙江，终于使红军跳出了蒋介石设计的一个又一个包围圈，摆脱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红军一直被动的局面，从此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新征程。
肖华同志在长征组歌中写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神，不仅指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神机妙算、出奇制胜，而且指毛泽东同志搞得蒋介石昏头转向、不知所措，40多万敌军跟着毛泽东同志指挥棒疲于应付。中国古代军事家创造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重要军事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四渡赤水中不仅做到了知己知彼，而且做到了指挥本军如鱼得水，调动敌军随心所欲。
（三）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和人民战争的重要思想，在中央红军和沿途民众中得到了贯彻，为红军摆脱强敌的“围剿”凝聚了强大力量，这是四渡赤水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毛泽东同志“得意之笔”的亮点。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和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创造，思想政治工作、宣传舆论工作和群众工作是建党建军以来毛泽东同志高度关注的工作。这些重要思想和工作都在四渡赤水中得到认真贯彻和展开，取得了重大成效。遵义会议前，在党的“左”倾错误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又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广大共产党人和红军官兵思想苦闷，情绪低落。四渡赤水的过程，就是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也是恢复和发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的过程，广大党员和官兵通过遵义会议精神的学习，精神为之一振，看到了希望，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信心。
四渡赤水中，数万名红军为摆脱敌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赤水河来回横渡，昼夜兼程，几乎每天都在100里以上，最多一天走240多里，部队极度疲惫，有些官兵一时不理解，甚至出现了一些怨言。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加强了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党员和官兵认清了四渡赤水的目的、任务和意义，筑起了坚强的精神支柱，使部队做到了遇到敌人能够一声令下，立即投入战斗，战而胜之。每到一地，能够立即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赢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四渡赤水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遵义和川南等地就有7000多青年参加红军；广大人民群众主动热情地为红军安置伤员、修桥补路、传递信息等，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上述工作，不仅为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红军四渡赤水沿途各地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打下了红色文化的基础。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同志治军打仗最鲜明的特征，是强军胜敌的根本之策，也是一般军事家难以做到的具有长远意义的高瞻远瞩。
三、四渡赤水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军队工作具有什么重要启示？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蕴含着具有普遍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哲学思想，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军队工作至少有以下几点主要启示。
启示之一，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遵义会议召开前的近14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形成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推选一位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懂得中国实际，忠诚于党和人民，并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极其艰难的治党兴党的根本大计。遵义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尽管当时还没有党的领导集体的代际称谓，也没有明确毛泽东同志就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事实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毛泽东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开始形成。四渡赤水的胜利，即是调整后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确领导与毛泽东同志卓越指挥的结果，也是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领导、听从指挥、英勇奋战的结果。这一胜利也告诉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集体的核心形成以后，全党全军就要自觉服从这个领导集体和领导集体核心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这样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使领导核心的思想和指示得到贯彻落实，最后取得胜利。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这样一个领导集体”，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全黨同志“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理解党中央明确提出的“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意义，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启示之二，坚定信念，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推进党的事业的重要保证。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为了实现这个信念，红军官兵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爬山越岭，日夜兼程，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从中既凸显了信念的强大力量，又说明了革命精神的伟大作用。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开局之年，前景无限美好，但新征程中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为此，全党和全国人民既要坚定党和国家制定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的信念，又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继承与发扬战争年代革命前辈的那种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努力在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启示之三，毛泽东军事思想仍然是我军夺取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胜利的法宝。红军官兵通过四渡赤水的实践以及与遵义会议前“左”倾错误领导下军事斗争的对比，亲身感觉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作用。但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能够深刻认识它，只有深刻认识到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广大共产党员通过延安整风，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认识了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广大官兵也明确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无数共产党人、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用生命、热血、智慧换来的，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
在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作战力量、作战方式方法与战争年代有很大不同，但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的目的，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等反映战争基本规律的主要思想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是我军夺取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胜利的正确指针。
启示之四，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是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保证。从一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中央红军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主要奔袭在身居云贵高原之中的老百姓之中，边走边战，从物质到精神，从人力到财力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这是红军夺取四渡赤水胜利的重要保证。四渡赤水的胜利再次证明，真正的铜墙铁壁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生命之根、发展之基、胜利之本；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是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最大的政治。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个危险”仍然严峻，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牢记初心，扎扎实实地履行使命，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革命，始终如一地保持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我们党就一定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人民的江山永远归人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