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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改革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
价格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1979年初，我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四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我们两个人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1980年初，就作为文件发了下去。
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邓小平的没有，陈云的也没有，完全没有框框。此外，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没有感到什么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当时，我们的设想主要想取得一点突破。过去，历次经济调整总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而我们设想要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动脑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后，随即出现了新的问题。价格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价格不合理集中表现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低，加工工业品价格高，造成的结果是，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1984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任处长。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可销售价不让调整，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莫干山上激辩“调”“放”
这年的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发起，准备在秋天召开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了会议代表124人。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们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别参加这个会。可是，我担任了整个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是我定的，怎么能半路撂挑子呢？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的。
1984年9月，这个会是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所以民间称其为“莫干山会议”。会议分成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在会上代表第三种思路参加了讨论，而且还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会后还参加了向张劲夫同志的汇报。何家成、高粱和张少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等人，也积极参与了会上的讨论。当时，真可谓吵得热火朝天。
会后，我根据会上的讨论，撰写了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提出，能源、原材料调价之所以不易解决，是由于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仍很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势必冲击整个国民经济。如果逐步缩小计划供应物资的范围，把统配煤、钢材的比重缩小到30％左右，再调整这部分物资的价格就容易决策了。
那么，怎么缩小计划供应物资的范围呢？具体办法是先选择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一般机械、轻工、纺织产品，取消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放开其价格，实行浮动价或议价；同时取消平价供应的煤、钢材。随着一个个行业的逐步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供应钢铁厂的统配煤的比重也随之减少。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
报告接着提出，在缩小统配物资比重的同时，要建立、扩大、疏通物资市场。
报告最后说：这种“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好处有三个：一是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二是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议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是把计划、物资、价格统起来配套改革，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随着这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能出现新的局面。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经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由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复，成为我国价格改革的指导方针。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实质上都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提“双轨制”，只提了“放调结合”，而放调结合的结果形成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双轨制。后来人们就把这项改革称为价格双轨制改革。说起来，“价格双轨制”这个词，首见于张维迎的一篇文章。在莫干山会议前的1984年4月，他就写了论述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文章，刊印在1984年6月内部出版的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能源组编的《专家建议（3）》当中。其中明确提到：“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但怎么实行双轨制，他提出，“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先调后放。”我写的主报告，则是“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
不过，在莫干山会上争论最激烈的还是“调”与“放”，而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因此，在会上，我对“双轨制”这个概念毫无印象，在起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双轨制”。倒是华生在这个报告的附件中，使用过这个词汇。国务院领导批的也不是双轨制，而是“先放后调，以放为主”的思路。因为这项改革的结果，形成了一种物资两种价格的现象，所以，“双轨制”这个词也就不胫而走了。
“双轨制”之功过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实行“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这项改革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
到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因此，价格双轨制不仅仅是价格改革。
但是后来，理论界对“价格双轨制”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认为，一种物资两种价格，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可是，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
我国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走的“双轨制道路”。中国改革的成功，应归于双轨制渐进改革模式。这是“摸着石头过河”、避免社会大震荡的正确选择，也是减少改革阻力的机智策略。可是，成功的原因往往就是问题的根源。双轨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新旧体制并存，这必然带来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当双轨制的成本大于其改革收益，当时机成熟时，双轨制并轨，旧体制让位新体制，也是必由之路。90年代以后，主要是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双轨制改革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艺术；运用得好，就能使中国改革绕过暗礁，克服阻力，走上光明大道。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将改革成本减低到最少。
徐景安：“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由本刊对作者进行访谈后编辑而成，同时刊载于《财经网》（www.caijing.com.cn）“改革忆事”征文专栏
价格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1979年初，我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四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我们两个人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1980年初，就作为文件发了下去。
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邓小平的没有，陈云的也没有，完全没有框框。此外，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没有感到什么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当时，我们的设想主要想取得一点突破。过去，历次经济调整总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而我们设想要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动脑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后，随即出现了新的问题。价格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价格不合理集中表现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低，加工工业品价格高，造成的结果是，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1984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任处长。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可销售价不让调整，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莫干山上激辩“调”“放”
这年的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发起，准备在秋天召开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了会议代表124人。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们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别参加这个会。可是，我担任了整个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是我定的，怎么能半路撂挑子呢？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的。
1984年9月，这个会是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所以民间称其为“莫干山会议”。会议分成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在会上代表第三种思路参加了讨论，而且还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会后还参加了向张劲夫同志的汇报。何家成、高粱和张少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等人，也积极参与了会上的讨论。当时，真可谓吵得热火朝天。
会后，我根据会上的讨论，撰写了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提出，能源、原材料调价之所以不易解决，是由于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仍很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势必冲击整个国民经济。如果逐步缩小计划供应物资的范围，把统配煤、钢材的比重缩小到30％左右，再调整这部分物资的价格就容易决策了。
那么，怎么缩小计划供应物资的范围呢？具体办法是先选择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一般机械、轻工、纺织产品，取消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放开其价格，实行浮动价或议价；同时取消平价供应的煤、钢材。随着一个个行业的逐步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供应钢铁厂的统配煤的比重也随之减少。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
报告接着提出，在缩小统配物资比重的同时，要建立、扩大、疏通物资市场。
报告最后说：这种“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好处有三个：一是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二是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议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是把计划、物资、价格统起来配套改革，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随着这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能出现新的局面。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经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由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复，成为我国价格改革的指导方针。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实质上都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提“双轨制”，只提了“放调结合”，而放调结合的结果形成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双轨制。后来人们就把这项改革称为价格双轨制改革。说起来，“价格双轨制”这个词，首见于张维迎的一篇文章。在莫干山会议前的1984年4月，他就写了论述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文章，刊印在1984年6月内部出版的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能源组编的《专家建议（3）》当中。其中明确提到：“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但怎么实行双轨制，他提出，“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先调后放。”我写的主报告，则是“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
不过，在莫干山会上争论最激烈的还是“调”与“放”，而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因此，在会上，我对“双轨制”这个概念毫无印象，在起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双轨制”。倒是华生在这个报告的附件中，使用过这个词汇。国务院领导批的也不是双轨制，而是“先放后调，以放为主”的思路。因为这项改革的结果，形成了一种物资两种价格的现象，所以，“双轨制”这个词也就不胫而走了。
“双轨制”之功过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实行“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这项改革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
到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因此，价格双轨制不仅仅是价格改革。
但是后来，理论界对“价格双轨制”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他们认为，一种物资两种价格，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可是，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
我国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走的“双轨制道路”。中国改革的成功，应归于双轨制渐进改革模式。这是“摸着石头过河”、避免社会大震荡的正确选择，也是减少改革阻力的机智策略。可是，成功的原因往往就是问题的根源。双轨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新旧体制并存，这必然带来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当双轨制的成本大于其改革收益，当时机成熟时，双轨制并轨，旧体制让位新体制，也是必由之路。90年代以后，主要是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双轨制改革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艺术；运用得好，就能使中国改革绕过暗礁，克服阻力，走上光明大道。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将改革成本减低到最少。
徐景安：“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由本刊对作者进行访谈后编辑而成，同时刊载于《财经网》（www.caijing.com.cn）“改革忆事”征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