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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若把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与曹禺笔下的繁漪相比较，她们在其各自的家庭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都是家庭中的最不幸者；作为争取真正爱情的“勇士”，安娜与繁漪又都是对旧秩序的最积极的破坏者。二人如“前赴后继”，闪闪发光于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人物的长廊之中，发人深思，引人探究。
【关键词】安娜；繁漪；相比较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绝没料到，他笔下的安娜与中国作家曹禺笔下的繁漪在其各自不幸的家庭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有较为高贵的门第，优越的社会地位，豪华舒适的生活，但不幸的婚姻却摧残了她们洋溢着激情的身心，不幸的爱情又泯灭了她们对生活的最后渴望，尽管在追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她们呐喊过、搏击过，可最终仍被那罪恶时代的狂涛恶浪所吞食。从呐喊到追求，再到幻灭，这两个文学形象“前赴后继”，闪闪发光于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人物长廊中，引发人们探究的欲望与兴趣。
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首先是由她们不幸的婚姻拉开序幕的。17岁，这正是充满幻想与憧憬的青春年华，但安娜与繁漪却在没有爱情，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情况下就因为门当户对，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稀里糊涂地嫁给了比她们大二十多岁的丈夫。从此，她们便被缠缚在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巨大罗网中，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安娜与繁漪都充满美和魅力：都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世界，强烈而真挚的情感，充沛而旺盛的生命力，渴望和追求幸福的激情。而她们的丈夫呢，却都是“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体面人物”。安娜的丈夫卡列宁虚伪、冷酷、空洞、死板，是一架枯燥僵化冷血的官僚机器；繁漪的丈夫周朴园伪善、专横、凶残、自私，是个在外杀人如麻，在家专制粗暴的魔王。卡列宁委身与政治，只关心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他把安娜仅仅作为一个有家室的标志。于是安娜便如同一个机器附件般经受着八年多的摧残与压抑。周朴园要建立一个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强迫繁漪做一个百依百顺的旧式花瓶，为其点缀家庭。这样，繁漪如同一个奴隶，十八年来苦煎苦熬，“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
然而，她们的生命之火是决然不会被封建牢笼所窒息的。尽管她们受着环境的窒息和社会的压制，“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尽管“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但心却依然天样高，热情依然“是一片浇不息的火”。因此，安娜的脸上总流露出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洋溢着过剩的青春；繁漪则被郁积地燃烧着，经常抑制着自己。只要契机一到，她们就会将“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将“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因而当渥伦斯基以其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追求安娜时，当周萍以狂热的冲动接近繁漪时，便如清新甘甜的雨露滋润了她们枯干的心，她们蓄积着的久被压抑的力量强烈爆发了。她们挣脱了精神的枷锁，举起了反叛的火炬，开始了死里逃生的奋斗。安娜大胆地喊出了：“时候到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是活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公开向丈夫表白：“我爱他！我忍受不了你……我憎恶你……。”繁漪则宣称：“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并大胆地说：“人家说一句，我就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于是不顾“乱伦”的罪名投入了周萍的怀中，倾诉十八年的苦水，将名誉和生命都交给了周萍。就这样，她们为了追求真诚的爱情，为了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为了真正地活着，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毫无归程的反抗之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也许是被压抑得太久，也许是爱情的火花太耀眼，致使她们尚未及辨清眼前的一切，便匆匆踏上了爱的征程，却未料渥伦斯基与周萍都是上流社会的寄生虫与回归者。渥伦斯基被称为“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最好标本”，爱慕虚荣、追求功名是其性格的核心。他并不像安娜那样对传统的道德礼法中虚伪残酷的本质深恶痛绝，他无法理解安娜心中的爱情。周萍则是一个情感和内心矛盾的奴隶，是一棵弱不禁风的病草，其本质是一个忏悔了过去的罪恶又没有获得新的精神支柱的人，是一个被封建教育吞噬了灵魂的“美丽的空彤”。爱繁漪就要有繁漪一样深沉的情感和性格，而周萍哪里会有这种深沉热烈的胸怀和力量。面对安娜与繁漪如此超乎寻常的“电火”般的爱情，他们害怕了，退缩了。于是，在叩开了女性的心灵之门后，他们便又匆匆企图将其关上，点燃了爱情之火又想亲手扑灭它。渥伦斯基拒绝不了上流社会的诱惑，踏上了归程；周萍也在封建伦理的压力下宣布：“我还是我父亲的儿子。”安娜与繁漪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来临了，因为这不仅仅是爱情的丧失，情人的丧失，更是赖以活下去的希望的丧失。
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仍无路可走。”由此也可以说，人生最悲哀的是梦醒了却仍然要强迫自己做梦。像安娜与繁漪这样富于感情的女性，这样倔强而又执着的女性，如果一直处于独断丈夫的牢笼中，一直处于心灵的麻木枯竭中，或许也就无奈而习惯了。然而现在既然让她们脱离了黑暗的苦井，尝到了爱的甘露，又企图将其重新投入永不见阳光的深井中，便如同唤醒灵魂来目睹自己尸骸的腐烂，这是何等惨烈的境况！二人由虽生犹死到死里求生，经历了欺骗、失望、苟活、期待、追求，终于无法再回到虽生犹死的初始点，自我毁灭是其唯一的路。
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家凡·提格亨所说：“一个心智的产物不是孤立的，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雕像、一个奏鸣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安娜与繁漪虽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背景中，但作为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都是家庭中的最不幸者；作为争取真正爱情生活的“勇士”，安娜与繁漪又都是对旧秩序的最积极的破坏者。挣扎反抗与渴求爱的灵魂，映现出时代风貌的呐喊与抗争和令人叹惜的悲剧命运，为妇女争取解放的历史留下了闪光而凄惨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 安娜·卡列尼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2]曹禺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3]曹禺.雷雨·序[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关键词】安娜；繁漪；相比较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绝没料到，他笔下的安娜与中国作家曹禺笔下的繁漪在其各自不幸的家庭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有较为高贵的门第，优越的社会地位，豪华舒适的生活，但不幸的婚姻却摧残了她们洋溢着激情的身心，不幸的爱情又泯灭了她们对生活的最后渴望，尽管在追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她们呐喊过、搏击过，可最终仍被那罪恶时代的狂涛恶浪所吞食。从呐喊到追求，再到幻灭，这两个文学形象“前赴后继”，闪闪发光于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人物长廊中，引发人们探究的欲望与兴趣。
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首先是由她们不幸的婚姻拉开序幕的。17岁，这正是充满幻想与憧憬的青春年华，但安娜与繁漪却在没有爱情，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情况下就因为门当户对，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稀里糊涂地嫁给了比她们大二十多岁的丈夫。从此，她们便被缠缚在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巨大罗网中，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安娜与繁漪都充满美和魅力：都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世界，强烈而真挚的情感，充沛而旺盛的生命力，渴望和追求幸福的激情。而她们的丈夫呢，却都是“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体面人物”。安娜的丈夫卡列宁虚伪、冷酷、空洞、死板，是一架枯燥僵化冷血的官僚机器；繁漪的丈夫周朴园伪善、专横、凶残、自私，是个在外杀人如麻，在家专制粗暴的魔王。卡列宁委身与政治，只关心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他把安娜仅仅作为一个有家室的标志。于是安娜便如同一个机器附件般经受着八年多的摧残与压抑。周朴园要建立一个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强迫繁漪做一个百依百顺的旧式花瓶，为其点缀家庭。这样，繁漪如同一个奴隶，十八年来苦煎苦熬，“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
然而，她们的生命之火是决然不会被封建牢笼所窒息的。尽管她们受着环境的窒息和社会的压制，“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尽管“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但心却依然天样高，热情依然“是一片浇不息的火”。因此，安娜的脸上总流露出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洋溢着过剩的青春；繁漪则被郁积地燃烧着，经常抑制着自己。只要契机一到，她们就会将“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将“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因而当渥伦斯基以其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追求安娜时，当周萍以狂热的冲动接近繁漪时，便如清新甘甜的雨露滋润了她们枯干的心，她们蓄积着的久被压抑的力量强烈爆发了。她们挣脱了精神的枷锁，举起了反叛的火炬，开始了死里逃生的奋斗。安娜大胆地喊出了：“时候到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是活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公开向丈夫表白：“我爱他！我忍受不了你……我憎恶你……。”繁漪则宣称：“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并大胆地说：“人家说一句，我就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于是不顾“乱伦”的罪名投入了周萍的怀中，倾诉十八年的苦水，将名誉和生命都交给了周萍。就这样，她们为了追求真诚的爱情，为了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为了真正地活着，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毫无归程的反抗之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也许是被压抑得太久，也许是爱情的火花太耀眼，致使她们尚未及辨清眼前的一切，便匆匆踏上了爱的征程，却未料渥伦斯基与周萍都是上流社会的寄生虫与回归者。渥伦斯基被称为“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最好标本”，爱慕虚荣、追求功名是其性格的核心。他并不像安娜那样对传统的道德礼法中虚伪残酷的本质深恶痛绝，他无法理解安娜心中的爱情。周萍则是一个情感和内心矛盾的奴隶，是一棵弱不禁风的病草，其本质是一个忏悔了过去的罪恶又没有获得新的精神支柱的人，是一个被封建教育吞噬了灵魂的“美丽的空彤”。爱繁漪就要有繁漪一样深沉的情感和性格，而周萍哪里会有这种深沉热烈的胸怀和力量。面对安娜与繁漪如此超乎寻常的“电火”般的爱情，他们害怕了，退缩了。于是，在叩开了女性的心灵之门后，他们便又匆匆企图将其关上，点燃了爱情之火又想亲手扑灭它。渥伦斯基拒绝不了上流社会的诱惑，踏上了归程；周萍也在封建伦理的压力下宣布：“我还是我父亲的儿子。”安娜与繁漪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来临了，因为这不仅仅是爱情的丧失，情人的丧失，更是赖以活下去的希望的丧失。
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仍无路可走。”由此也可以说，人生最悲哀的是梦醒了却仍然要强迫自己做梦。像安娜与繁漪这样富于感情的女性，这样倔强而又执着的女性，如果一直处于独断丈夫的牢笼中，一直处于心灵的麻木枯竭中，或许也就无奈而习惯了。然而现在既然让她们脱离了黑暗的苦井，尝到了爱的甘露，又企图将其重新投入永不见阳光的深井中，便如同唤醒灵魂来目睹自己尸骸的腐烂，这是何等惨烈的境况！二人由虽生犹死到死里求生，经历了欺骗、失望、苟活、期待、追求，终于无法再回到虽生犹死的初始点，自我毁灭是其唯一的路。
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家凡·提格亨所说：“一个心智的产物不是孤立的，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雕像、一个奏鸣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安娜与繁漪虽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背景中，但作为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都是家庭中的最不幸者；作为争取真正爱情生活的“勇士”，安娜与繁漪又都是对旧秩序的最积极的破坏者。挣扎反抗与渴求爱的灵魂，映现出时代风貌的呐喊与抗争和令人叹惜的悲剧命运，为妇女争取解放的历史留下了闪光而凄惨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 安娜·卡列尼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2]曹禺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3]曹禺.雷雨·序[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