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斗转星移，沧桑世变;百年河东， 百年河西。从上世纪末至今，强劲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金融数字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运行特征，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而影响深远的势态发展。
金融大国的前提是经济大国，经济强国则必需金融强国战略的支撑。当今中国以两个百年既定战略作为引领，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创新，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进程中，从全球视野与战略高度重新观察、审视金融资源配置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对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积极稳健地参与和处理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巨大且深远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潮汐：大时代与新格局
大海潮汐，随日月衰。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始于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到了21世纪初，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促使民族国家或各经济体之间贸易量迅猛的几十倍、上百倍的扩张。传统经济制度曾经设置在各国或各地区之间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障碍不断得以破除。与此同时， 在新5G网络应用和深度AI的加持下，进一步加快了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在全球的流动。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全球资本流动出现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拐点性变化，多国货币贬值、全球重启负利率、新科技革命的增长效应一再延迟。英国脱欧、特朗普滥政、“数字冷战”（A Digital Cold War）等映射出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经济问题被政治所绑架。叠加“COVID-19”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似乎朝着“城堡经济”方向加速坍缩。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实际上是在一个历史长周期里，比拼谁的制度设计最适、最优;谁的开放步伐更大，开放程度更高; 谁更能通过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大势的设计和行动，更大程度地获得未来发展的新空间。中国在深化改革、全面扩大经济金融开放的基础上，从国家级制度創新角度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预示着实现对中国创新发展趋势的引领，以及对全球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与引领，凸显了大时代、大视野、大变局、大战略、大格局。
正如笔者曾在《百年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一文中指出，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形成以后，使之在传统上是由一国主权当局之一的中央银行等核心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垄断权力”被弱化，进而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主体，掌握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主导权主控权的国家，就可以凭借对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进而配置全球各国的其他资源。金融稳定与发展，金融风险与危机，危机的预警与解救，金融安全与主权，更应冲破传统以国别为限的思维定式与政策局限，而应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来考虑与解决。
经济金融中心：世界级湾区的百年变迁
粤港澳大湾区濒临大洋，面向全球; 既风云激荡，又波澜壮阔。湾区天然具有连通性和开放性，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格局的变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为重要的承载。世界公认的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不仅高度创新、财富集聚、人才云集、包容开放、交通便捷、生活宜居，而且一定是世界级金融中心。原因在于，金融是一种社会资源，是宝贵的战略资源;金融又是一种特殊资源，使其成为配置其他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手段或方式，即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来配置其他一切资源。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 60%的社会财富、75% 的大都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都集中于入海口。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仍然是最为主要的、高效率的资本形成渠道。世界级湾区和腹地产业集群的发展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发达的金融业反过来支撑着湾区和腹地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从面积、人口、思维、经贸、财政、地理条件等来看，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十分具有成为世界级第四大湾区的后发优势。从重要地可承载未来伟大抱负的人文精神层面看，大湾区既有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厚重底蕴，又饱有科学理性和民主法治等精神因素。区域范围约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116万人，经济总量占全国GDP总额的12%以上，具有独特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特别行政区，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金融体制，四大核心城市的格局”的优势，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处于东八时区，理应成为更加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并与凭借英镑崛起的伦敦金融中心、凭借美元崛起的纽约金融中心，共同更好地连接起全球。
结合全球疫情态势，我们也特别关注到：在实体经济去中国化和去全球化的同时，货币金融领域似乎在展开一个相似的过程。此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撰文指出：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的货币金融的一体化步伐似乎从未停止，甚至有加快之势。一个将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形成。我们须积极应对。
从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本质而言，可以说世界各国同乘一艘“地球号”大船，必须联动、互动、协调与合作：（1）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全球性总部级别的、以中国民营资本为主导的一两家国际性的大型商业银行。不仅展现中国魄力、中国力量、中国吸引力，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且更是一个可视化的人类金融命运共同体;（2）进一步创造支持条件，香港交易所得以着力实现“互联互通”体系及其配套制度改革，由“沪港通”到“深港通”再到“债券通”连接中国与世界，加快人民币的国际使用;（3）借助特殊的历史发展机遇，在大湾区进一步探索与深化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并考虑筹建部分新兴政策性金融机构，逐步建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中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地方城镇化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机构。但必须新事新办，不能再走老路，即先立法再建机构。不能再走过去先建机构，迟迟不立法，从而无法可依、自困自扰、自废武功的老路。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大湾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建设与监管方面都存在分割状态，还需考虑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全球化问题。 简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幅员广大、体量巨大、实力雄厚，是前景广阔、高度开放、多样性优势互补的，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国际治理能力，引领中国面向全球的国际化经济金融战略发展新中心。
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安排审议《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决定（草案）》（下文简称《决定》）议案。我们期待：随着中央推动港区国安法成功落地，将极大地优化香港特区的经济金融社会生态环境，为真正实现“一国两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不仅有利于香港地区，更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大国博弈中的利益再平衡与民族复兴
中国从“李约瑟之问”，到2019年站上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新台阶。这种成就的取得，可以说是在中华民族歷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四十多年改革与开放的结果，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奥林匹克大赛场，依靠全球华夏儿女持续拼搏奋斗的结果。此次全球抗疫和中国对外人道援驰，此前中美两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等，更加毋庸置疑地显示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遵守者、维护者、受益者和建设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国之间博弈的再定位和利益再平衡，将在最终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获得新的分寸。
在我国历史上，康熙皇帝是伟大、开明、智慧的，但是他也只是欣赏、完善自身，其观念并不是那些固有观念的更新，更不是推动整个民族观念意识的更新，自然也没有参与当时已在西方兴起的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在这一点上，俄国的彼得大帝就比康熙高明和有远见。中华民族也因而被抛在后来二、三百年的全球工业化发展的大潮以外。家邦之兴不在于灾难本身，而在个体与民族从中能够真实地“吃一堑长一智”。怀着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个人、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浪费”每一次危机。
如今步入21世纪已二十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向全球文明交流借鉴之处还很多。正面临拐点的“COVID-19”，恰成为全球化中性的测试，“独善其身”已无可能。只要疫情还在，便没有哪一个国家先走出来。极而言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救别人就是救自己。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什么要倡导世界各国要和平共处，要相互尊重、协调、合作和妥协的最深刻的根源。
（作者白钦先系“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作者陈阳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理事，远洋资本董事总经理）
金融大国的前提是经济大国，经济强国则必需金融强国战略的支撑。当今中国以两个百年既定战略作为引领，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创新，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进程中，从全球视野与战略高度重新观察、审视金融资源配置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对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积极稳健地参与和处理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巨大且深远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潮汐：大时代与新格局
大海潮汐，随日月衰。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始于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到了21世纪初，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促使民族国家或各经济体之间贸易量迅猛的几十倍、上百倍的扩张。传统经济制度曾经设置在各国或各地区之间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障碍不断得以破除。与此同时， 在新5G网络应用和深度AI的加持下，进一步加快了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在全球的流动。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全球资本流动出现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拐点性变化，多国货币贬值、全球重启负利率、新科技革命的增长效应一再延迟。英国脱欧、特朗普滥政、“数字冷战”（A Digital Cold War）等映射出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经济问题被政治所绑架。叠加“COVID-19”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似乎朝着“城堡经济”方向加速坍缩。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实际上是在一个历史长周期里，比拼谁的制度设计最适、最优;谁的开放步伐更大，开放程度更高; 谁更能通过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大势的设计和行动，更大程度地获得未来发展的新空间。中国在深化改革、全面扩大经济金融开放的基础上，从国家级制度創新角度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预示着实现对中国创新发展趋势的引领，以及对全球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与引领，凸显了大时代、大视野、大变局、大战略、大格局。
正如笔者曾在《百年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一文中指出，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形成以后，使之在传统上是由一国主权当局之一的中央银行等核心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垄断权力”被弱化，进而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主体，掌握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主导权主控权的国家，就可以凭借对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进而配置全球各国的其他资源。金融稳定与发展，金融风险与危机，危机的预警与解救，金融安全与主权，更应冲破传统以国别为限的思维定式与政策局限，而应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来考虑与解决。
经济金融中心：世界级湾区的百年变迁
粤港澳大湾区濒临大洋，面向全球; 既风云激荡，又波澜壮阔。湾区天然具有连通性和开放性，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格局的变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为重要的承载。世界公认的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不仅高度创新、财富集聚、人才云集、包容开放、交通便捷、生活宜居，而且一定是世界级金融中心。原因在于，金融是一种社会资源，是宝贵的战略资源;金融又是一种特殊资源，使其成为配置其他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手段或方式，即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来配置其他一切资源。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 60%的社会财富、75% 的大都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都集中于入海口。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仍然是最为主要的、高效率的资本形成渠道。世界级湾区和腹地产业集群的发展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发达的金融业反过来支撑着湾区和腹地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从面积、人口、思维、经贸、财政、地理条件等来看，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十分具有成为世界级第四大湾区的后发优势。从重要地可承载未来伟大抱负的人文精神层面看，大湾区既有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厚重底蕴，又饱有科学理性和民主法治等精神因素。区域范围约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116万人，经济总量占全国GDP总额的12%以上，具有独特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特别行政区，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金融体制，四大核心城市的格局”的优势，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处于东八时区，理应成为更加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并与凭借英镑崛起的伦敦金融中心、凭借美元崛起的纽约金融中心，共同更好地连接起全球。
结合全球疫情态势，我们也特别关注到：在实体经济去中国化和去全球化的同时，货币金融领域似乎在展开一个相似的过程。此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撰文指出：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的货币金融的一体化步伐似乎从未停止，甚至有加快之势。一个将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形成。我们须积极应对。
从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本质而言，可以说世界各国同乘一艘“地球号”大船，必须联动、互动、协调与合作：（1）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全球性总部级别的、以中国民营资本为主导的一两家国际性的大型商业银行。不仅展现中国魄力、中国力量、中国吸引力，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且更是一个可视化的人类金融命运共同体;（2）进一步创造支持条件，香港交易所得以着力实现“互联互通”体系及其配套制度改革，由“沪港通”到“深港通”再到“债券通”连接中国与世界，加快人民币的国际使用;（3）借助特殊的历史发展机遇，在大湾区进一步探索与深化中国政策性金融改革，并考虑筹建部分新兴政策性金融机构，逐步建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中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地方城镇化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机构。但必须新事新办，不能再走老路，即先立法再建机构。不能再走过去先建机构，迟迟不立法，从而无法可依、自困自扰、自废武功的老路。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大湾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建设与监管方面都存在分割状态，还需考虑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全球化问题。 简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幅员广大、体量巨大、实力雄厚，是前景广阔、高度开放、多样性优势互补的，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国际治理能力，引领中国面向全球的国际化经济金融战略发展新中心。
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安排审议《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决定（草案）》（下文简称《决定》）议案。我们期待：随着中央推动港区国安法成功落地，将极大地优化香港特区的经济金融社会生态环境，为真正实现“一国两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不仅有利于香港地区，更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大国博弈中的利益再平衡与民族复兴
中国从“李约瑟之问”，到2019年站上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新台阶。这种成就的取得，可以说是在中华民族歷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四十多年改革与开放的结果，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奥林匹克大赛场，依靠全球华夏儿女持续拼搏奋斗的结果。此次全球抗疫和中国对外人道援驰，此前中美两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等，更加毋庸置疑地显示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遵守者、维护者、受益者和建设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国之间博弈的再定位和利益再平衡，将在最终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获得新的分寸。
在我国历史上，康熙皇帝是伟大、开明、智慧的，但是他也只是欣赏、完善自身，其观念并不是那些固有观念的更新，更不是推动整个民族观念意识的更新，自然也没有参与当时已在西方兴起的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在这一点上，俄国的彼得大帝就比康熙高明和有远见。中华民族也因而被抛在后来二、三百年的全球工业化发展的大潮以外。家邦之兴不在于灾难本身，而在个体与民族从中能够真实地“吃一堑长一智”。怀着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个人、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浪费”每一次危机。
如今步入21世纪已二十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向全球文明交流借鉴之处还很多。正面临拐点的“COVID-19”，恰成为全球化中性的测试，“独善其身”已无可能。只要疫情还在，便没有哪一个国家先走出来。极而言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救别人就是救自己。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什么要倡导世界各国要和平共处，要相互尊重、协调、合作和妥协的最深刻的根源。
（作者白钦先系“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作者陈阳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理事，远洋资本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