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杰地灵，素有经商办企业的传统。近代经济史上，工商金融各业中均有宁波帮、浙江帮之称谓。当然，这些称呼都算不上精到，我们姑且按今天的习惯，称其为浙商。
　　浙商在近代兴起，成为中国新式经济的翘楚，是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浙江向来以富庶著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包括秦代的鄮县，鄮县即在今天的宁波。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浙江经济更趋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堪称独步天下。宋代设明州（今宁波）市舶司，确定明州为对外贸易和造船业的中心。清代湖州有絲绸织机四千部，杭州有三千部，可见当时手工丝织业之发达。浙江民谚“无宁不成市”，说的就是宁波人走天下经商的传统 。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浙商利用浙江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在上海大展身手。这是近代浙商兴起的真正机遇。
　　早期的浙商中，胡雪岩比较知名。他是从洋务派官僚转化而来的。杭州胡庆余堂就是他开设的。他在为左宗棠帮办军务和购置军械以及筹办洋务企业中发了财，由此开设钱庄、银号，又大做生丝出口的投机买卖。他的投机生意做得过了头，竟以巨款囤积生丝，并企图垄断出口市场，结果败于外商的倾轧，所办钱庄纷纷倒闭，并引发了1883年上海的金融风潮。这是一个浙商失败的案例，却说明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影响力。又如慈溪人严信厚，他的出身同胡雪岩相似，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在官位上积累了大量财富，转而开办企业。1886年宁波的通久源轧花厂，是严信厚开办的第一家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来，这家轧花厂发展为著名的通久源纱厂。严信厚还办起了通久源面粉厂。1902年他成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主持人，以上海商界领袖的面目活跃于历史舞台。
　　外商进入中国，须同中国商人打交道，由此产生了一批买办，他们充当中外沟通的桥梁和交易的中介。穆炳元、杨坊、王槐山等早期买办都是浙江人。但是也有一些买办，不脱商人本色，适时将自己积累的资本转向工业、交通运输业，成为真正的新式企业家。如刘鸿生是英商开平煤矿的买办，虞洽卿先后22年当过德商鲁麟洋行、俄华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的买办，但是他们都转化成了中国民族企业家。刘鸿生成为一个投资经营火柴、水泥、毛纺、煤矿等多种民族工业的企业家。虞洽卿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船公司、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许多新式企业和经济机构。作为民族企业家，刘鸿生、虞洽卿就不是以买办的身份为洋人效力，他们有民族企业的利益需要维护，所以在同外资竞争和一些社会活动中都曾有可圈可点的爱国表现。
　　商业资本古已有之。进入近代，浙江的商业资本转化成工业资本渠道比较通畅。第一个在上海办丝厂的中国人是湖州丝商黄佐卿。1881年即创办了公和永缫丝厂，1895年又办了裕晋纱厂。当时洋务运动尚且依靠“官为主持”，一般私人办企业需要胆魄。黄佐卿可谓初尝螃蟹的先驱。浙江的缫丝工业基本上是从事生丝贸易的商人开办的。湖州南浔经营生丝出口的商人形成了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富豪家族群，其中刘、张、庞、顾四家积资都在500万两以上。后来庞家的庞元济创办了杭州世经丝厂、塘栖大纶丝厂以及通益公纱厂。“八牛”之一的周家，也办了杭州天章丝厂和湖州模范丝厂。待铁路、银行等新的产业兴起之后，南浔丝商更是拓展了投资的领域。
　　钱庄是浙商的传统领域。上海钱庄的资本总量中浙商占了70%左右。叶澄衷、朱志尧等既投资钱庄，又投资工业，跨业经营的好处是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得以互相支撑。钱庄对近代工业在融资方面也给予很大的帮助。秦润卿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他任经理的富源钱庄曾对多家纱厂进行抵押贷款，支持了民族工业的发展。钱庄在开埠初期，曾经遇到长足的发展机会。钱庄同外资银行分工明确，洋行推销洋货，收购土产时的汇划、结算，都有赖于钱庄发出的庄票，同时钱庄也可以向外资银行“调头寸”。所以钱庄一度成为中外贸易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机构。但是钱庄毕竟是旧式机构，其资产结构、管理制度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当中国新式银行兴起后，钱庄就渐渐落伍了。这时，投资钱业的浙商不是简单地等待被淘汰，而是积极转型，成为新式的金融家。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是在严信厚所设钱庄基础上组建的，严的资产均以商股形式加入。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也是在浙商钱庄基础上组建的。
　　近代浙商的兴起，就像一面镜子，启示我们理解与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一代浙商企业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