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末,国民党政权覆灭在即,决定逃亡台湾。当时,长沙中央银行金库里存放着大量黄金白银,湖南人民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劫运黄金白银去台湾展开了激烈斗争。
　　1948年11月1日,下午2点,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省工商联合会突然在省参议会礼堂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有陈云章、崔伯鸿、林纯生、甘子宪等四十余人。会议主持者为陈云章。我作为当时的《建设日报》、《小春秋晚报》记者,闻讯赶到会场采访。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据可靠消息,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银行总行正密谋将长沙分行库存金银运往台湾,形势紧迫。与会者慷慨陈辞,一致认为应采取保护措施不使湖南人民的血汗钱流失,尽快将这批金银运入湖南省银行保管。但又考虑到要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运出来,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属南京中央银行总行所管,地方政府无权处理库存金银。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以工会、农会、工商联合会联合组织名义,前往长沙中央银行交涉。先勒令该行行长辛衡若交出库存金银。如果辛衡若坚决不就范,则改为迫其出具保证书,未经联合组织同意,不得让金银为中央总行运走;同时还决定,保证书必须要由当时的湖南省省主席程潜出面担保。因为它既可表明此行动完全出自“民意”,与官方无关,又可让程潜行以实际控制权力。并当场推派了一名代表,前往省府向程潜作了汇报,程欣然同意。
　　下午3时左右,四十多名与会者步行到坡子街长沙中央银行。辛衡若在会客厅里接待这批“不速之客”。未经寒暄,陈云章单刀直入说明来意。
　　“长沙中央银行金库里存放的黄金白银是湖南人的血汗,最近听说,南京中央总行要将这批金银运走,是否有此事?”“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接到总行这方面的通知……”辛衡若感到很惊讶,支支唔唔的回答。陈云章就要辛衡若把库存金银财册拿出来让大家查看。辛衡若犹豫了一下,命人捧出帐本。
　　帐面数字为:黄金33900两,银锭22万两,银元834000枚以及少量美金港币。
　　代表们逐一看过账册后,陈云章以命令的口吻向辛衡若说:
　　“为了防备中央总行将这批黄金白银运走,我们代表三千万湖南人前来接管它,现在就请辛行长将全部库存金银,交给我们运往省银行保存。如果中央要追究责任,由我们承担!”
　　顿时,会客厅里出现紧张气氛。辛衡若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一“大逆不道”行为。惊窘之下他强装笑脸,委婉其词说道:
　　“……我是湖南人,有义务维护湖南人的利益。但是,长沙分行是直属中央总行所管,其库存黄金白银无权自行处理;各位要将它运往省行保存,我个人毫无异议。为了分清责任,请待我向总行报告以后再听凭处理……”
　　话音未落,会客厅里便爆发出一片怒斥——
　　“胡说!湖南人的财产,要向总行报告什么?你这是有意抗拒!”
　　“不要拿中央来吓唬我们,就是蒋介石亲自来,我们也不买帐!”
　　“湖南人有权利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谁也阻挡不了!”
　　痛斥声伴着拍桌声,很多银行员工不知这里出了什么事,也纷纷站在会客厅外惊慌地观望。
　　这时的辛衡若面色苍白,躲坐一角低头不语。
　　这样的紧张局面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有几个代表便冲到了辛衡若面前下“最后通牒”——
　　“你辛衡若不交,我们自己动手!”
　　此时,辛衡若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深知这批代表非等闲之辈,且有群众基础,说得出做得到。况且,长沙并非南京,远水救不了近火,出了问题无法交代。他无可奈何地说:“……我愿写保证书,以身家性命保证决不把库存金银运走,决不做损害我们湖南百姓的事,请各位相信我……”。
　　辛衡若这一招本来就是预料之中的,代表们交换意见后,当即提出:“写保证书可以,但必须要请程潜公出面做担保人。”
　　辛衡若接受了,当即打电话给程潜。程潜欲擒故纵先是不愿担保,后经一再请求,才派秘书长邓介松前来代他签保。
　　协议保证书的内容大意是:“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按帐面数字封存,未经联合组织许可,保证决不动用及运出。如中央银行总行或财政部前来提取,保证事先告知联合组织,决不隐瞒。”
　　保证书由辛衡若亲自书写,邓介松代表程潜盖了章。
　　这场公开斗争至此告一段落,双方各有所获,彼此握手而散。
　　1949年的春节,长沙人是在“金元券”贬值、物价飞涨下度过的。农历正月初六晨,我和《中央社》记者洪君实一道相袂外出采访新闻,途经司门口交通银行,门前偶遇该行一副理正欲登车外出。彼此熟识,见面少不得打个招呼。
　　“新春伊始,财神爷出行,有何公干?”洪君实笑问。
　　“哪里,哪里,我是陪中央银行朱副理去香港办事……”副理突然感到出言失误,急忙又改口,“我是跟着去玩的,怎样,要不要给太太带双玻璃丝袜回来?我效劳……”说罢,匆匆和我们握手登车而去。
　　言者不慎,听者惊诧。洪君实问我:“你看出这家伙刚才讲话的神情没有?”我说:“有蹊跷!似乎说陪中央银行朱副理去香港办事,感到失言。”洪君实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们停下脚步分析:中、交两银行的总行都在南京,有事不去南京而去香港办,况且新年刚过,两行的负责人如此急切同往香港,决非一般业务。特别是,如果没有不可告人之处为什么要如此支支掩掩?突然,一个可怕的问号在我们脑海中出现:
　　莫非辛衡若他们乘人们欢度除夕之机,已将长沙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偷运去了香港?!
　　出于职业本能,我们认为这是一条重大新闻,应立即追踪采访。
　　考虑到如此大量金银从长沙运往香港,必须使用火车运输。我们决定追寻线索应从铁路部门下手。11点钟左右,我们乘车到了粤汉铁路局驻长沙办事处,该处陈处长热情接待了我们。
　　“记者先生新年大驾光临,有何见教?”这位处长交际广泛,是我们的老朋友,言语中流露出亲近。
　　“无事不登三宝殿!”洪君实正色地道:“长沙中央银行已经将库存黄金白银运往了香港,是用火车运去的,我们已经掌握了线索,请你查一查……。”他将事实讲得很肯定,为的是使对方没有怀疑的余地。
　　陈处长闻悉感到惊讶。为了不使其徇情掩盖,洪君实意味深长地告诫:“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是老朋友,可开不得玩笑……”
　　陈处长听出这句话的分量,深知“无冕之王”得罪不起,便立即打电话向长沙火车站东站站长室查问。接话的是一位姓朱的站长,说:“长沙中央银行除夕前来人订了两个车皮运货去广州,当时预订了40%的运费。结果一直没有送货来装运。直到昨天,又派人来要求退回预付运费,我们没有同意……来人又要把货改从衡阳站运走了,反正都是粤汉铁路收钱……”。
　　果不出所料,长沙中央银行确实在除夕前后运了东西去广州,但究竟是否金银还不敢肯定。于是,我们又要陈处长向衡阳站打电话查问。衡阳站答复:“长沙中央银行年前在我们站订了两个车皮运货去广州。除夕夜里,两辆卡车、一辆吉普车从长沙送来了货,有宪兵押运的。运货单上填的货物名称是‘金币’,车皮编号是ⅹⅹⅹ……”
　　至此,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长沙中央银行确已将库存的金银偷运走了。但从两辆卡车装载断定,运走的可能仅属黄金。辛衡若采用长沙、衡阳两地订车托运,乃“狡兔三窟”之计。我们当即决定,洪君实去省府向程潜告知此事,我回《小春秋晚报》社,争取当日下午发稿将事实公之于众。
　　程潜获悉此事后,十分震怒,当即命令长沙警察局长刘人奎逮捕辛衡若。谁料,刘人奎带人刚进辛宅大门,辛衡若便从后门逃走。经过一个下午全城侦查,获悉辛向南昌逃去。入夜,程潜以绥靖公署主任名义电话通知江西省主席方天,截捕辛衡若;另令刘人奎乘吉普车星夜追缉。翌日晨,方天、刘人奎均未抓到辛衡若,只在南昌中央银行车库内,发现一辆来历不明的吉普车。刘人奎不愧是“军统”特工老手,他断定辛衡若绝对不会在南昌停留,当天上午带领警员,越过南昌以东一百公里,在去南京必经之路的一个汽车站设下埋伏。果然,下午1点左右,辛衡若在一辆载货卡车车厢里被揪出,押回长沙。
　　程潜逮捕了辛衡若,与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分庭抗礼正式公开化。随后,程公索性把中央银行库存白银运入省银行。接近和平解放前,在“银元券”继“金元券”泛滥成灾的情况下,命令省行建立“铸币所”,铸造银元,为迎接长沙和平解放,安定社会秩序和人心,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