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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暑期，笔者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极偶尔的机会，先后读了金岳霖的《当代中国的教育》、杨铨的《科学与中国》和吴大猷的《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两篇文章和一本书，主题都与科学、技术、教育相关，且最初都是演讲稿。虽然3位作者学科背景不同，但都是那个年代有着相似求学经历的“民国知识分子”。3个人的演讲都体现了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中国的关照。
三位先生何许人也
杨铨（1893—1933），字杏佛，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组织领导者和著名社会活动家，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和唐山路矿学堂，1916年8月于康奈尔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后，入哈佛大学就读，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14至1915年间，杨铨与任鸿隽等共同发起创办《科学》月刊，组织创建中国科学社，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杨铨与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枪杀，年仅40岁。鲁迅为此曾写一首悼诗，传诵一时：“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1914年9月，“东美中国学生会”（ 当时中国留美学生最大的学生社团）在康奈尔大学举行年会。杨铨以《科学与中国》为题发表演讲，随后将整理后的演讲稿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第一卷（1914年）第四期上。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1914年自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官费留美，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5年受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还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论方面都有相当建树。他与张奚若、胡适、徐志摩、陈岱孙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不过，一直以来，金岳霖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不是他所研究的严密逻辑学和精深哲学，而是他与林徽因的“精神恋爱”以及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持续了一生的亲密友谊。1943年，金岳霖与费孝通、张其昀等数位中国学者一同受邀访问美国。是年8月， 他以《当代中国的教育》为题，在芝加哥大学 “中国问题座谈会”上发言。
吴大猷（1907—2001）是3人中唯一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确切地说，是一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吴大猷早年就读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返回中国，开始半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研究涉及原子物理、分子物理、核物理、大气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相对论等多个领域，成就卓著。他培育的学生不乏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中国大陆的朱光亚、黄昆等。1957年冬，当杨振宁和李政道分别接到告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电话时，两人不约而同写信给吴大猷，感谢他当年对自己在物理学上的教导。由于对物理学界卓越的贡献与影响，他被学界尊为“近代中国物理学之父”。
1990年代中期，吴大猷接受李政道建议，自1997年开始，以1900年到抗战胜利40余年间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的状况为主题，每周分别在台湾大学（台北）和清华大学（新竹）进行演讲。2001年3月，吴大猷病逝，讲稿未及他本人亲自补充和修改，最后正式出版的这本《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是海峡两岸多家学术机构的多位学者共同合作，对吴大猷此前的讲稿进行整理、订正和注释的成果，书中第二、三章的主题分别是《中国科学落后西方之缘由》和《物理学在中国萌芽之阶段》。
他们说了什么
第一，中国无科学，曾经领先的只是技术。中国具有悠久的实用理性主义务实传统。杨铨和吴大猷对中国这一实用主义科学传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们以西方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讨论中国传统科学，认为中国人所擅长的只是应用层面的技术知识，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依照吴大猷的看法，中华民族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技术发明上。他说：“我们民族的智慧很高，不在任何其他民族之下”，“我们以前超前西方的都是属于技术性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科学性的东西”。他特别强调，“我们务必要承认我们这些发明都是技术性的”。吴大猷认为要区分“应用性的技术”和“纯粹的科学”之间的差别。他指出二者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研究方法，而在于不同的研究动机。他批评中国人“常常自以为很聪明地创立一些名词”，例如“科技”一词，就很容易让人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
吴大猷强调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知和追求真理，而且未必会有结果。他认为纯粹科学探索的“原动力、目标，完全是求知……这种探索代表一种求知的欲望”。他说，“科学代表着一种探索。它的动机是求知、求真，应该说是追求真理……以追求真理为动机，来做没有限制的探索，就好像在一处没有边际的空间里面探索，不一定会有结果”。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至第二章）
杨铨认为，中国不但一直以来都不重视科学，甚至可说没有科学：“中国一四千年来不重科学之国也。不特不重，并未尝有。”他认为，世界科学史中的发明有两种，一种是“顺自然”，例如“南方之造船，北方之制车”；一种是“出研究”，例如弗兰克林对电的“考其性、求其用”。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大多属于前者，但后者对人类的价值更高：“自有研究之发明，而文明与野蛮始界限划然，相去日远矣。”不过他也承认，历史上中国也有“科学的趋向”，但并未成主流：“中国未尝无研究科学之人也。隶首作算数九章，《禹贡》言九州山川河源水势。降而至《山海经》之谈怪异，《博物志》之志生物，皆有科学的趋向，而卒以嗣响无人，遂成陈迹。故中国之无科学。”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阻碍了现代意义上科学的产生。吴大猷对此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一方面，他承认此前人们总结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科举取士”确实是限制中国科学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但他同时认为“原因并不是这样单纯”，他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民族的人本思想偏向应用性”。
由于中国的农耕文化讲究稳定，讲究人伦关系、血缘亲情，所以儒家把人伦、伦理作为主题。因此，对德行的讨论胜于对自然的探究。诚如梁启超所言：“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吴大猷的看法与此比较相近。他对比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认为西方是讲“神本主义”，中国是讲“人本主义”，自孔子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讲伦理”。他总结说：“人本文化加上孔子的儒家思想，把所有人的、整个民族的基本思想都变成思考一些比较实用性、务实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我们民族思维上的一个缺失：“从一开始追溯起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从来就一直缺乏一些思维的方式，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可以建立起一个纯粹逻辑式的系统的几何学，我们却没有”，“我们的研究都是着重在所谓一种有用的东西上，欠缺科学的思维，欠缺一种完完全全求知的精神，即没有最初的动机。几千年来，我们整个民族没有在纯粹求知的领域里有兴趣。科学探讨精神是我们所欠缺的”。
第二，科学、文学、哲学都很重要，教育有其自身目的。3个人的演讲从不同角度都提出纯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杨铨和金岳霖还提及文学和哲学在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吴大猷突出强调科学教育对于科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杨铨指出，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各项事业包括学术分工也越来越细，各行各业包括学术中的科学、文学和哲学在社会中都有其自身重要价值。“人类文明愈进步，则学术事业愈繁。陇亩耕艺之民，其职之重要，无异于国君、元首也。故明分工、知天性，则人类不平等而平等。人不必尽能科学，然奖励鼓吹之责一也。科学重，文学、哲学之价值未尝而轻”。
金岳霖认为，1943年的中国 “进入实用研究的趋势已经形成”，其原因是“为了国家迅速工业化和机械化”。一方面，他对这样的情形表示理解：“这个趋势既是有计划的，也是为情势所迫的”；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科学及其他学科的重要性：“为了工业化，我们不仅需要工程师，也需要经济学家，我们同样需要纯科学家……”同时，“也需要文科以及纯科学”，“为了工业化或者机械化，需要的不只是工程学和所有‘实用的材料’，而且也需要别的东西”。在演讲里，他明确说：“如果缺乏纯科学，我们将不会有很好的工程学。物理和化学跟任何别的学科一样为工业化所需要。”
金岳霖认同“除了内在的目的以外，教育还必须为国家目的服务”，但与此同时，他对政府在这方面过于急功近利的做法表达了担心和不安：“在引起工业化和现代化并迅速取得效果的尝试中……全体人民将逐渐地成为组织化的：以教育变成单纯训练的方式而组织起来，而且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也许就变成了社会结构中的原子——而不是自由的原子。整个中国社会组织也许会被拼凑成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某种东西，很少有什么个体的创造性。……我想，在迅速达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使我们可能成为结构中的极权主义者的危险。”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归根到底，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具有全面心智的人，而不是仅掌握某种具体知识或者技能的对象。否则，我们的教育是不健全的，是有危险的。
关于教育的目的，金岳霖的观点和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也是一脉相承。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自由价值比实用价值更重要，教育一定要充分发挥其弘扬理性的方面：“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第三，发展科学，必须培育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杨铨和吴大猷用了相似的比喻，强调科学譬如栽花种树，无法像买东西一般轻易从国外直接移植而来，它需要在适合的土壤中培育。也就是说，科学顺利发展必须有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
杨铨以买花种花为例，批评国人只是简单地引进国外具体科学知识，收效甚微：“里有爱花者，日以钱购诸圃人，钱尽而花亦尽。此人之爱花则诚，而其所以求花之道则非也。乞其种而自植之，不数月而芬菲之气盈庐舍也。不此之思，欲坐享其成，此所以中国兴新学数十年，而全国舆图尚赖日人代绘，物理化学各种教科书，皆从英日文翻译，虽浅至代数算学，亦鲜有自著一书。”
吴大猷则以苹果打比方，认为科学研究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环境，要形成一种适宜环境才能有好发展：“要发展学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你自己要培植出一个合适的环境……不是继续不断地买外国的苹果，而你自己却种不出一个苹果来。如果你需要一个苹果，你自己想要种植的话，当然我们就必须产生那个环境。”他还强调这个环境培育起来并不容易，学术发展和建工厂、大楼不一样，没有办法像工程那样迅速建立项目，“所以要很小心”。1945年11月，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曾约请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商讨国防科技事宜。吴大猷认为科学技术应从基础做起，建议选派优秀年轻科学人才出国进修。李政道就是吴大猷当年推荐人选之一。
1888年前后，曾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与严复有一次谈话，其间曾论及海军与国家的关系：“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严复：《池仲祜〈海军大事记〉序》）赫德此处关于我国海军的比喻，用在科学上也非常恰当。我们不能徒然苛责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不如人意，而要从根源上分析我们培育科学的环境究竟如何。
重温这三个演讲，我们发现，当年所提及的问题在当下中国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科学本身的“求知”和“求真”价值至今未在国家层面上受到重视。无论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是“科教兴国”，其背后的动机都是对科学和技术之实用性的追求。这样的导向无论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还是对国内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和行为都有极大影响。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基础科学领域与先进国家差距依旧明显的同时，当前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同行相比也是差强人意。无论是电脑芯片、应用软件还是汽车、飞机，乃至手机、相机和钟表，我们都少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诚如科学史专家王扬宗在《文化、制度与中国科学发展》一文中所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着眼于经济建设，现代教育体制和现代科研体制的建设则显得相对迟滞。科学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求真的精神、质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等等，往往在全能的科学主义普照下遁入阴影之中……国家与社会现实需求导向的科技发展方针，虽然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原因，但其局限性现在看来是昭然若揭的。急功近利地对待科技事业，为特定的经济或政治目标而发展科学，最终都不可能使科学得到正常的、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三位先生何许人也
杨铨（1893—1933），字杏佛，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组织领导者和著名社会活动家，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和唐山路矿学堂，1916年8月于康奈尔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后，入哈佛大学就读，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14至1915年间，杨铨与任鸿隽等共同发起创办《科学》月刊，组织创建中国科学社，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杨铨与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枪杀，年仅40岁。鲁迅为此曾写一首悼诗，传诵一时：“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1914年9月，“东美中国学生会”（ 当时中国留美学生最大的学生社团）在康奈尔大学举行年会。杨铨以《科学与中国》为题发表演讲，随后将整理后的演讲稿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第一卷（1914年）第四期上。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1914年自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官费留美，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5年受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还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论方面都有相当建树。他与张奚若、胡适、徐志摩、陈岱孙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不过，一直以来，金岳霖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不是他所研究的严密逻辑学和精深哲学，而是他与林徽因的“精神恋爱”以及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持续了一生的亲密友谊。1943年，金岳霖与费孝通、张其昀等数位中国学者一同受邀访问美国。是年8月， 他以《当代中国的教育》为题，在芝加哥大学 “中国问题座谈会”上发言。
吴大猷（1907—2001）是3人中唯一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确切地说，是一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吴大猷早年就读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返回中国，开始半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研究涉及原子物理、分子物理、核物理、大气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相对论等多个领域，成就卓著。他培育的学生不乏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中国大陆的朱光亚、黄昆等。1957年冬，当杨振宁和李政道分别接到告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电话时，两人不约而同写信给吴大猷，感谢他当年对自己在物理学上的教导。由于对物理学界卓越的贡献与影响，他被学界尊为“近代中国物理学之父”。
1990年代中期，吴大猷接受李政道建议，自1997年开始，以1900年到抗战胜利40余年间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的状况为主题，每周分别在台湾大学（台北）和清华大学（新竹）进行演讲。2001年3月，吴大猷病逝，讲稿未及他本人亲自补充和修改，最后正式出版的这本《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是海峡两岸多家学术机构的多位学者共同合作，对吴大猷此前的讲稿进行整理、订正和注释的成果，书中第二、三章的主题分别是《中国科学落后西方之缘由》和《物理学在中国萌芽之阶段》。
他们说了什么
第一，中国无科学，曾经领先的只是技术。中国具有悠久的实用理性主义务实传统。杨铨和吴大猷对中国这一实用主义科学传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们以西方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讨论中国传统科学，认为中国人所擅长的只是应用层面的技术知识，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依照吴大猷的看法，中华民族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技术发明上。他说：“我们民族的智慧很高，不在任何其他民族之下”，“我们以前超前西方的都是属于技术性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科学性的东西”。他特别强调，“我们务必要承认我们这些发明都是技术性的”。吴大猷认为要区分“应用性的技术”和“纯粹的科学”之间的差别。他指出二者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研究方法，而在于不同的研究动机。他批评中国人“常常自以为很聪明地创立一些名词”，例如“科技”一词，就很容易让人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
吴大猷强调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知和追求真理，而且未必会有结果。他认为纯粹科学探索的“原动力、目标，完全是求知……这种探索代表一种求知的欲望”。他说，“科学代表着一种探索。它的动机是求知、求真，应该说是追求真理……以追求真理为动机，来做没有限制的探索，就好像在一处没有边际的空间里面探索，不一定会有结果”。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至第二章）
杨铨认为，中国不但一直以来都不重视科学，甚至可说没有科学：“中国一四千年来不重科学之国也。不特不重，并未尝有。”他认为，世界科学史中的发明有两种，一种是“顺自然”，例如“南方之造船，北方之制车”；一种是“出研究”，例如弗兰克林对电的“考其性、求其用”。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大多属于前者，但后者对人类的价值更高：“自有研究之发明，而文明与野蛮始界限划然，相去日远矣。”不过他也承认，历史上中国也有“科学的趋向”，但并未成主流：“中国未尝无研究科学之人也。隶首作算数九章，《禹贡》言九州山川河源水势。降而至《山海经》之谈怪异，《博物志》之志生物，皆有科学的趋向，而卒以嗣响无人，遂成陈迹。故中国之无科学。”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阻碍了现代意义上科学的产生。吴大猷对此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一方面，他承认此前人们总结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科举取士”确实是限制中国科学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但他同时认为“原因并不是这样单纯”，他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民族的人本思想偏向应用性”。
由于中国的农耕文化讲究稳定，讲究人伦关系、血缘亲情，所以儒家把人伦、伦理作为主题。因此，对德行的讨论胜于对自然的探究。诚如梁启超所言：“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吴大猷的看法与此比较相近。他对比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认为西方是讲“神本主义”，中国是讲“人本主义”，自孔子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讲伦理”。他总结说：“人本文化加上孔子的儒家思想，把所有人的、整个民族的基本思想都变成思考一些比较实用性、务实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我们民族思维上的一个缺失：“从一开始追溯起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从来就一直缺乏一些思维的方式，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可以建立起一个纯粹逻辑式的系统的几何学，我们却没有”，“我们的研究都是着重在所谓一种有用的东西上，欠缺科学的思维，欠缺一种完完全全求知的精神，即没有最初的动机。几千年来，我们整个民族没有在纯粹求知的领域里有兴趣。科学探讨精神是我们所欠缺的”。
第二，科学、文学、哲学都很重要，教育有其自身目的。3个人的演讲从不同角度都提出纯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杨铨和金岳霖还提及文学和哲学在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吴大猷突出强调科学教育对于科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杨铨指出，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各项事业包括学术分工也越来越细，各行各业包括学术中的科学、文学和哲学在社会中都有其自身重要价值。“人类文明愈进步，则学术事业愈繁。陇亩耕艺之民，其职之重要，无异于国君、元首也。故明分工、知天性，则人类不平等而平等。人不必尽能科学，然奖励鼓吹之责一也。科学重，文学、哲学之价值未尝而轻”。
金岳霖认为，1943年的中国 “进入实用研究的趋势已经形成”，其原因是“为了国家迅速工业化和机械化”。一方面，他对这样的情形表示理解：“这个趋势既是有计划的，也是为情势所迫的”；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科学及其他学科的重要性：“为了工业化，我们不仅需要工程师，也需要经济学家，我们同样需要纯科学家……”同时，“也需要文科以及纯科学”，“为了工业化或者机械化，需要的不只是工程学和所有‘实用的材料’，而且也需要别的东西”。在演讲里，他明确说：“如果缺乏纯科学，我们将不会有很好的工程学。物理和化学跟任何别的学科一样为工业化所需要。”
金岳霖认同“除了内在的目的以外，教育还必须为国家目的服务”，但与此同时，他对政府在这方面过于急功近利的做法表达了担心和不安：“在引起工业化和现代化并迅速取得效果的尝试中……全体人民将逐渐地成为组织化的：以教育变成单纯训练的方式而组织起来，而且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也许就变成了社会结构中的原子——而不是自由的原子。整个中国社会组织也许会被拼凑成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某种东西，很少有什么个体的创造性。……我想，在迅速达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使我们可能成为结构中的极权主义者的危险。”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归根到底，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具有全面心智的人，而不是仅掌握某种具体知识或者技能的对象。否则，我们的教育是不健全的，是有危险的。
关于教育的目的，金岳霖的观点和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也是一脉相承。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自由价值比实用价值更重要，教育一定要充分发挥其弘扬理性的方面：“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第三，发展科学，必须培育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杨铨和吴大猷用了相似的比喻，强调科学譬如栽花种树，无法像买东西一般轻易从国外直接移植而来，它需要在适合的土壤中培育。也就是说，科学顺利发展必须有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
杨铨以买花种花为例，批评国人只是简单地引进国外具体科学知识，收效甚微：“里有爱花者，日以钱购诸圃人，钱尽而花亦尽。此人之爱花则诚，而其所以求花之道则非也。乞其种而自植之，不数月而芬菲之气盈庐舍也。不此之思，欲坐享其成，此所以中国兴新学数十年，而全国舆图尚赖日人代绘，物理化学各种教科书，皆从英日文翻译，虽浅至代数算学，亦鲜有自著一书。”
吴大猷则以苹果打比方，认为科学研究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环境，要形成一种适宜环境才能有好发展：“要发展学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你自己要培植出一个合适的环境……不是继续不断地买外国的苹果，而你自己却种不出一个苹果来。如果你需要一个苹果，你自己想要种植的话，当然我们就必须产生那个环境。”他还强调这个环境培育起来并不容易，学术发展和建工厂、大楼不一样，没有办法像工程那样迅速建立项目，“所以要很小心”。1945年11月，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曾约请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商讨国防科技事宜。吴大猷认为科学技术应从基础做起，建议选派优秀年轻科学人才出国进修。李政道就是吴大猷当年推荐人选之一。
1888年前后，曾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与严复有一次谈话，其间曾论及海军与国家的关系：“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严复：《池仲祜〈海军大事记〉序》）赫德此处关于我国海军的比喻，用在科学上也非常恰当。我们不能徒然苛责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不如人意，而要从根源上分析我们培育科学的环境究竟如何。
重温这三个演讲，我们发现，当年所提及的问题在当下中国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科学本身的“求知”和“求真”价值至今未在国家层面上受到重视。无论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是“科教兴国”，其背后的动机都是对科学和技术之实用性的追求。这样的导向无论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还是对国内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和行为都有极大影响。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基础科学领域与先进国家差距依旧明显的同时，当前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同行相比也是差强人意。无论是电脑芯片、应用软件还是汽车、飞机，乃至手机、相机和钟表，我们都少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诚如科学史专家王扬宗在《文化、制度与中国科学发展》一文中所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着眼于经济建设，现代教育体制和现代科研体制的建设则显得相对迟滞。科学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求真的精神、质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等等，往往在全能的科学主义普照下遁入阴影之中……国家与社会现实需求导向的科技发展方针，虽然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原因，但其局限性现在看来是昭然若揭的。急功近利地对待科技事业，为特定的经济或政治目标而发展科学，最终都不可能使科学得到正常的、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