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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陪姥姥回她的老家。姥姥的弟弟、我的小舅姥爷跟我说：“小梅回娘家了，你可要去看看她。”
我依然记得她当年的消失，那么彻底，那么严实，仿佛永远不会再出现。
随着我拉开那个篱笆门的一声“吱呀”，小梅出现在走廊上。二十多年不见，我们从十来岁的小女孩，变成中年女人，却在久违后的第一次对望中，就认出了对方。我们都是模样变化不大的那类人，她有些发胖，肤色暗沉，眉眼却一如当初，有着刀鞘般的简洁。
房间里没有椅子，我们俩坐在床上，对着一扇小小的、残破又脏污的玻璃窗子，一时间无话可说。她告诉我，她丈夫在附近的煤矿，孩子在村里的幼儿园……我们对坐了一会儿，寡淡地聊了几句，我就告辞了。眼前的小梅，一如当初的小梅，始终让我陌生，我想我能懂的，只有那个消失的她。
我读六年级的那一年，因为某种缘故，休了半年学。我跟姥姥来到她的娘家，一个叫马圩子的村庄。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村庄还没有通电，晚上我就和一群刚刚结识的女孩子，在村子中心的那块俗称为“饭场”的空地上疯玩。我们唱歌，跳自己瞎编的舞蹈，有时也会集结成一支活泼幼稚的队伍，向着远处进发。有时候，到小梅家，她家里有一些可爱的东西。
比如那些能把脸搽得雪白的脂粉、镶着亮片的头饰、夸张的蝙蝠衫和喇叭裤等等，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大女孩的装备。即使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这些装备也是那样璀璨。小梅很大方，任由我们把脸抹白，扯过蝙蝠衫在胸前比画。她斜斜地靠着房屋正中那个巨大的储粮柜，脸上带着意味不明的淡淡的笑容。
当隔壁的房门“吱呀”一声响，院子里响起小梅爸妈的脚步声，我们赶紧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塞到被子里——小梅说过，千万不要让她爸妈看到。她没说是什么缘故，我们却知道，因为这些东西，是她姐姐春桃留下来的。
春桃比我们大几岁，在我来的前一年，她离开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和一个偶尔路过的货郎。
据说事发时，小梅她爸震怒异常，借了很多钱，找过很多地方，最终颓然而归，对家里人说：“就当她死了。”从此后，他将这个女儿当成最大的耻辱，缄口不提。如果他发现我们在试春桃留下来的衣物，一定会勃然大怒。
其实他没有必要这么介意，对于私奔这件事，马圩子人并不陌生。当时本村的主要婚姻模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茶六礼，样样规矩都不含糊。想要遵从个人意志的年轻人，不甘于接受这被安排的命运，尤其是当他们在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跟谁一不小心对上了眼后，就有可能得鼓起生平最大的勇气，斩断身后所有的人际关系，和心爱的人远走高飞。
他们通常会在一年半载之后回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没准还有了娃，双方父母也只能认命，这样的例子不少。小梅倒是很愿意提起这个姐姐。她嘴里的春桃，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姑娘，会用火钳烫头，用“门对子”把脸颊搽红。“人家搽得都跟猴屁股似的，春桃搽得就好看，她长得好看，她看人的眼神都跟别人不一样。”小梅淡淡地说。我却无法想象，小梅显然跟她姐姐不一样，她除了神情淡，眉眼也都淡淡的，皮肤很白，整张脸的线条很简洁。
“其实我知道春桃在哪儿。”有一次，我和小梅在树林里割草，她对我说，“春桃给我带信了，让我去她那儿玩，她那儿可好了，你想不想跟我一道去？”她抬起头，嘴唇、牙齿上都有着柔润的光，眼睛里却有一点被隐藏得很好的疯狂。我有点愕然，我和小梅并不算很熟，不知道她为什么发出这样的邀约。我说：“远吗？”她说：“不太远吧，走路要大半天。”
我没有勇气跟她来一场单程大半天的旅行，我说：“我姥会骂我的。”小梅沉默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俩一道茫然地看着远方的树，草地上毛茸茸的，似有绿色的雾，从树与树的间隔里弥漫出来。那一刻是那样静，静得能听到自己心里有谁唱着不成调的歌：“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我来马圩子是在元宵节之后，一两个月过去，春天漫漶得一塌糊涂。对于村里的孩子，割草不再是繁杂的家务劳动，而变成聚会的理由。我经常和村里的女孩子坐在草地上，像一群小蘑菇一样聊着天，小梅却不在我们的行列里。她后来又试着跟我提去看望春桃的话题，都被我或巧妙或笨拙地绕开了。她不再和我说话，有好几回，我看到她和村里长得最好看的那个男孩远远地蹲着，她一边用镰刀在地上画着，一边说着什么，但不怎么笑。
她会要他陪她去春桃那里吗？她会和他私奔吧，也许就在这个春天。可是她为什么首先邀请我呢？我突然有点后悔自己的拒绝了，同时，又为这好奇感到恐惧。
小梅果然失踪了，在那个春天结束之前。她爸妈在某个深夜走进村子里有女孩的人家，打听小梅最近的动态之后，气势汹汹地冲进那个男孩家里，却惊奇地发现，男孩正在自己床上安睡，他并没有随小梅一块儿消失。
面对一群大人紧张的诘问，他慌慌张张地说，今天小梅是找他一道出走，他没有答应，小梅转身就走了。他以为小梅回家了，于是他也回家了。那么小梅就是独自一人上路的了？如果不是为了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她为什么要踏上如此危险的路途？在大人的震惊里，我却瞬间如醍醐灌顶，不只是小梅，还有春桃，以及那许许多多离家出走的女孩，远方对她们的诱惑，也许比一个男人更大。
她们生于斯长于斯，然后嫁到本村或是邻村，在这片土地上过完自己的一生。如果她们此刻留下，她们就将永远留下。爱情是一个最好的借口，让她们得以自己解释这场源于春天的躁动，让她们容易被众人理解。只有小梅勇气过人，她在一场场邀约失败之后，决然地一个人上路。她真的是去投奔春桃吗？未必，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总觉得，春桃带信云云，实出于她的虚构。
她投奔的应该是远方吧，她受到了春天的撺掇。春天这个概念，我是到了马圩子之后才有的。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记得那铺天盖地的金黄的油菜花，某个河沿子上突然就现身的夭夭灼灼的桃花，那些兴奋得昏头昏脑的蜜蜂与粉蝶，被阳光照得无比明亮与蓬勃的树木。在那样的春天里，必须发生点什么，如果错过了，一生都会感到惆怅。
第二年，我听说小梅姐妹俩都回来了，她俩并不是一道回来的，春桃果然抱了个孩子，小梅只身一人归来，对于这段消失的日子，她绝口不提。她们的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成为最普通的妇人。春天只发生一次，我耳闻目睹过的那个春天，对于小梅，也许是春天里的春天，一旦逝去就永远逝去，但只要它发生过，就无须惋惜。 （小 鸽摘自《文汇报》2016年4月1日，李 晨图）
我依然记得她当年的消失，那么彻底，那么严实，仿佛永远不会再出现。
随着我拉开那个篱笆门的一声“吱呀”，小梅出现在走廊上。二十多年不见，我们从十来岁的小女孩，变成中年女人，却在久违后的第一次对望中，就认出了对方。我们都是模样变化不大的那类人，她有些发胖，肤色暗沉，眉眼却一如当初，有着刀鞘般的简洁。
房间里没有椅子，我们俩坐在床上，对着一扇小小的、残破又脏污的玻璃窗子，一时间无话可说。她告诉我，她丈夫在附近的煤矿，孩子在村里的幼儿园……我们对坐了一会儿，寡淡地聊了几句，我就告辞了。眼前的小梅，一如当初的小梅，始终让我陌生，我想我能懂的，只有那个消失的她。
我读六年级的那一年，因为某种缘故，休了半年学。我跟姥姥来到她的娘家，一个叫马圩子的村庄。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村庄还没有通电，晚上我就和一群刚刚结识的女孩子，在村子中心的那块俗称为“饭场”的空地上疯玩。我们唱歌，跳自己瞎编的舞蹈，有时也会集结成一支活泼幼稚的队伍，向着远处进发。有时候，到小梅家，她家里有一些可爱的东西。
比如那些能把脸搽得雪白的脂粉、镶着亮片的头饰、夸张的蝙蝠衫和喇叭裤等等，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大女孩的装备。即使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这些装备也是那样璀璨。小梅很大方，任由我们把脸抹白，扯过蝙蝠衫在胸前比画。她斜斜地靠着房屋正中那个巨大的储粮柜，脸上带着意味不明的淡淡的笑容。
当隔壁的房门“吱呀”一声响，院子里响起小梅爸妈的脚步声，我们赶紧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塞到被子里——小梅说过，千万不要让她爸妈看到。她没说是什么缘故，我们却知道，因为这些东西，是她姐姐春桃留下来的。
春桃比我们大几岁，在我来的前一年，她离开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和一个偶尔路过的货郎。
据说事发时，小梅她爸震怒异常，借了很多钱，找过很多地方，最终颓然而归，对家里人说：“就当她死了。”从此后，他将这个女儿当成最大的耻辱，缄口不提。如果他发现我们在试春桃留下来的衣物，一定会勃然大怒。
其实他没有必要这么介意，对于私奔这件事，马圩子人并不陌生。当时本村的主要婚姻模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茶六礼，样样规矩都不含糊。想要遵从个人意志的年轻人，不甘于接受这被安排的命运，尤其是当他们在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跟谁一不小心对上了眼后，就有可能得鼓起生平最大的勇气，斩断身后所有的人际关系，和心爱的人远走高飞。
他们通常会在一年半载之后回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没准还有了娃，双方父母也只能认命，这样的例子不少。小梅倒是很愿意提起这个姐姐。她嘴里的春桃，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姑娘，会用火钳烫头，用“门对子”把脸颊搽红。“人家搽得都跟猴屁股似的，春桃搽得就好看，她长得好看，她看人的眼神都跟别人不一样。”小梅淡淡地说。我却无法想象，小梅显然跟她姐姐不一样，她除了神情淡，眉眼也都淡淡的，皮肤很白，整张脸的线条很简洁。
“其实我知道春桃在哪儿。”有一次，我和小梅在树林里割草，她对我说，“春桃给我带信了，让我去她那儿玩，她那儿可好了，你想不想跟我一道去？”她抬起头，嘴唇、牙齿上都有着柔润的光，眼睛里却有一点被隐藏得很好的疯狂。我有点愕然，我和小梅并不算很熟，不知道她为什么发出这样的邀约。我说：“远吗？”她说：“不太远吧，走路要大半天。”
我没有勇气跟她来一场单程大半天的旅行，我说：“我姥会骂我的。”小梅沉默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俩一道茫然地看着远方的树，草地上毛茸茸的，似有绿色的雾，从树与树的间隔里弥漫出来。那一刻是那样静，静得能听到自己心里有谁唱着不成调的歌：“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我来马圩子是在元宵节之后，一两个月过去，春天漫漶得一塌糊涂。对于村里的孩子，割草不再是繁杂的家务劳动，而变成聚会的理由。我经常和村里的女孩子坐在草地上，像一群小蘑菇一样聊着天，小梅却不在我们的行列里。她后来又试着跟我提去看望春桃的话题，都被我或巧妙或笨拙地绕开了。她不再和我说话，有好几回，我看到她和村里长得最好看的那个男孩远远地蹲着，她一边用镰刀在地上画着，一边说着什么，但不怎么笑。
她会要他陪她去春桃那里吗？她会和他私奔吧，也许就在这个春天。可是她为什么首先邀请我呢？我突然有点后悔自己的拒绝了，同时，又为这好奇感到恐惧。
小梅果然失踪了，在那个春天结束之前。她爸妈在某个深夜走进村子里有女孩的人家，打听小梅最近的动态之后，气势汹汹地冲进那个男孩家里，却惊奇地发现，男孩正在自己床上安睡，他并没有随小梅一块儿消失。
面对一群大人紧张的诘问，他慌慌张张地说，今天小梅是找他一道出走，他没有答应，小梅转身就走了。他以为小梅回家了，于是他也回家了。那么小梅就是独自一人上路的了？如果不是为了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她为什么要踏上如此危险的路途？在大人的震惊里，我却瞬间如醍醐灌顶，不只是小梅，还有春桃，以及那许许多多离家出走的女孩，远方对她们的诱惑，也许比一个男人更大。
她们生于斯长于斯，然后嫁到本村或是邻村，在这片土地上过完自己的一生。如果她们此刻留下，她们就将永远留下。爱情是一个最好的借口，让她们得以自己解释这场源于春天的躁动，让她们容易被众人理解。只有小梅勇气过人，她在一场场邀约失败之后，决然地一个人上路。她真的是去投奔春桃吗？未必，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总觉得，春桃带信云云，实出于她的虚构。
她投奔的应该是远方吧，她受到了春天的撺掇。春天这个概念，我是到了马圩子之后才有的。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记得那铺天盖地的金黄的油菜花，某个河沿子上突然就现身的夭夭灼灼的桃花，那些兴奋得昏头昏脑的蜜蜂与粉蝶，被阳光照得无比明亮与蓬勃的树木。在那样的春天里，必须发生点什么，如果错过了，一生都会感到惆怅。
第二年，我听说小梅姐妹俩都回来了，她俩并不是一道回来的，春桃果然抱了个孩子，小梅只身一人归来，对于这段消失的日子，她绝口不提。她们的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成为最普通的妇人。春天只发生一次，我耳闻目睹过的那个春天，对于小梅，也许是春天里的春天，一旦逝去就永远逝去，但只要它发生过，就无须惋惜。 （小 鸽摘自《文汇报》2016年4月1日，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