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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东京奥运会，美国女子体操队中最年轻的成员——18岁的苏妮莎（Sunisa Lee）获得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金牌，随即她的另一个身份也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苗族亚裔。
在中国，苗族是大家较为熟知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实苗族散布于世界各地，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主要分布于中国的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海南等地，以及东南亚的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历史上，以苗文记录的资料极为稀少，与苗族有关的历史、文化、生活等故事，大多“书写”在他们的服饰上，丰富多彩的纹样，就是一部苗族史诗。刺绣，自然就担当起了苗族人的书写“工具”之一。
随着地理环境条件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融合，中国的苗绣虽不在四大名绣之列，却是当今日常生活中曝光指数和辨识度最高的绣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苗绣领域更是被高频使用。关注度与话题感是成正比的，受社会的热捧，不一定能得到研究领域的认同，对于苗绣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争议前行。多年来多次进入贵州，便试图从观察者的视角来一读自己所接触的贵州“苗绣”。
苗绣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作为旅游者进入贵州，对苗绣的现状有更深刻的体会。黔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较好，人群较为聚集，苗绣的发展势头也更加突出。加上之前扶贫工坊的建设与项目落地、宣传力量的侧重，雷山县、剑河县等地的苗绣工坊知名度较高。在被称作“基地”的地方，苗族妇女有时聚在一起手工生产苗绣制品，但更多时候她们会带材料回家创作。尽管当下常有“非遗产业”或“工艺产业”的提法，但在手工艺这样的领域，尤其是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产业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聚集现象，而非用大规模、大体量来衡量。
在黔东南，其实随意走到哪个村，几乎都能看到或是找到做刺绣的妇女，她们或多或少聚在村子里阳光好的地方，一边聊天，一边刺绣。八朗村是建在化石群上的村寨，尽管村里的房屋才做了翻修，但用碎石片做的石基显出村子的与众不同。这里不是旅游地，也许正是午休时间，村子里不见游客，村民也少见。20多岁的刘忠琴与几位50岁左右的阿婆坐在村口的平坝上晒太阳，阿婆们都身穿民族服装，头裹布帕，耳垂被颇有分量的银耳环吊出了大洞，刘忠琴则穿蓝色毛衣，头扎马尾，坐在绣花的阿婆旁无所事事，偶尔充当翻译的角色。阿婆们手里的绣片图案颇为复杂，其中一位正在刺绣人形图案，色泽明艳、规整而有秩序。这是用在袖口的位置，为外孙女制作参加盛会的服装。
无论是在人少的村子里还是旅游较发达的地方，只要有当地人居住，就能见到三五人或七八人聚在一起刺绣的情形，妇女们聊着天、烤着火、绣着花，享受她们的休闲时刻。在这里，苗绣不是“艺术”创作，是苗族妇女午后的生活写照，是她们实现社交的一种方式。
绣娘是群体劳动的代名词
相较于历史，苗绣的手工艺从业者在逐渐减少，但在当下对比其他绣种，苗族的绣者数量其实相对可观。因以妇女为主，她们多在家就业或务农，能利用闲暇时间手工刺绣，人工成本较低，因而人群甚广，经整合后具备一定生产力，较少像部分批量的苏绣订单发到中国辽宁等地或朝鲜等国进行手工生产。
除了少数几位苗绣相关的传承人与带头人宣传度较高而被外界知晓外，绝大多数的苗族绣娘都是默默无闻的。当其他绣种的主体人群开始大势追求塑造个人形象时，苗族绣娘依然是群体形象的代名词。她们绣制日常服饰用品，不突出个人姓名，绣片背面写上名字，是为了集中收集或销售后便于区分与查找，有些历史上物勒工名的意思。
这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影响。尽管当下有一些苗族绣娘带着同村的绣品参加全国各地的展会，或是通过朋友圈对精准客户群体销售，但整体上苗族绣娘群体接触更多的还是外地人到当地购买绣片的情形，她们对外部市场的认知及艺术行业发展趋势还处于朦胧状态。二是苗族妇女手工刺绣，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民族信仰与精神追求，刺绣对于她们来说，是祖辈们的身影，是文化符号，是民族传承，而非生存之本。
巧手绣娘，用来形容苗族妇女一点都不为过。简单的花草纹样，用圆珠笔随意勾勒，稍复杂些的，剪纸打底。而大部分服装上的精美图案，她们会在专业的绣样书籍上参考、临摹，有时放在随身携带的针线竹篮里便于翻阅，只是多数时间用毛巾或布料遮挡着。很多研究学者或收藏者对苗族老绣片痴迷，认为当时制作的图案更有一种崇尚自然与内心的原始文化意味，技艺也更加精湛。毋庸置疑，手工技艺精美程度的退步，确实存在。即便我们把对比的时间缩短，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場文化活动，被藏家收走的几乎是老绣片，新绣品多不入他们的眼。8年前到麻江县白兴村，围在一起吃饭的大小姑娘几乎都会刺绣。龙四妹绣的徽章，以深色棉布打底，鲜艳的配色与传统的苗族图案使其精巧独特，一个售价约40元左右，颇受同行的伙伴欢迎。8年后再到白兴，村寨的格局几乎没变，龙四妹带上了外孙女，忙碌的她已经极少做刺绣了，听说想买徽章，女儿接过了任务。20多天过去，收到一批面目全非的徽章，塑料底座代替了厚实的棉布底，图案里出现了写实类水果，针脚稀疏，配色混乱，几乎挑不出一个有苗族特色且美观的徽章。这兴许是个例，但却是诞生在家族传承中的案例，这让人思考如今对苗绣的保护其实很需要社会系统的培育力量，以弥补年轻人在母女或家族传承中出现的民族文化认知的缺失。
走出去的苗绣 停不下的步伐
如今不仅仅在贵州当地，苗绣风格的产品也出现在各地的旅游景区，这些大多是由电脑刺绣完成。制作旅游产品一般采用多头电脑绣花机，这种大型的机器可以绣制多种色线，还有好多种绣法，能自动剪线，根据头数不同价格在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因为大多数人对苗绣的理解是手工制作，当见到大型机器“啪啪啪”地批量打出苗族传统的蝴蝶、花朵等图案时，对刺绣的认知会产生极大的颠覆。
对于手工刺绣和电脑刺绣来说，还有一种手推绣，专业的说法叫机器刺绣，是人用手工调整布料对准图案进行刺绣，在中档服装和饰品上运用较多。但这种方法在苗绣领域使用较少，这应该与消费市场有直接关系，可见目前苗绣消费领域主要为低档市场与高档市场两种。
满足于高档消费的，自然是手工刺绣的作品。在凯里市府路周边一个背街的小巷，是当地的刺绣交易市场，每周四、五赶集，周边村里的妇女会带着绣品聚集于此摆摊、交易，吸引了不少从事苗绣制品的设计师和爱好者前来。而大十字街则是周日赶集，这更像是一个苗族综合的生活市场，与苗绣有关的原材料供应多集中在这里交易，绣花纸样、现场染线、绣花鞋的半成品等都能见到。
因为苗绣鲜明的风格，外部设计力量的介入，苗绣制品在城市生活中亮相频率颇高，在服装、包饰的运用上尤其多，因此逐渐有了传统苗绣和当代苗绣的说法。
诚然，研究者更加注重对传统、在地文化的保留与保护，但当代苗绣的发展势不可挡，苗绣一定会迈着传统手工生产与机械化生产两条腿走路，平衡与发展两者的关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确定的是，苗绣的发展需要外界助力。
记得第二次造访白兴村离开时，村民杨万休一直在村口等待，他拿出妻子做的几十张小小的绿底绣片翻看，这样的配色早已熟悉，那是8年前贵州乡土文化社在当地做乡村建设时对外推广所见。可惜项目结束后，文化社撤离，偶有几家通过网络渠道知晓白兴村的机构举办过几场游学考察活动外，村里大多数时候的状态都是安静的。
从苗绣里，我们能读出苗族人对生活的热爱，能读出苗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通过苗绣，除了希望人们读懂苗族的历史、文化、信仰、纹样以外，还希望能读懂社会的变迁。
时代的列车驶过，两旁的四季场景变换，过去的那片树叶掉了，春夏秋冬再来时，新长的叶片绽放出不一样的生命色彩。
在中国，苗族是大家较为熟知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实苗族散布于世界各地，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主要分布于中国的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海南等地，以及东南亚的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历史上，以苗文记录的资料极为稀少，与苗族有关的历史、文化、生活等故事，大多“书写”在他们的服饰上，丰富多彩的纹样，就是一部苗族史诗。刺绣，自然就担当起了苗族人的书写“工具”之一。
随着地理环境条件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融合，中国的苗绣虽不在四大名绣之列，却是当今日常生活中曝光指数和辨识度最高的绣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苗绣领域更是被高频使用。关注度与话题感是成正比的，受社会的热捧，不一定能得到研究领域的认同，对于苗绣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争议前行。多年来多次进入贵州，便试图从观察者的视角来一读自己所接触的贵州“苗绣”。
苗绣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作为旅游者进入贵州，对苗绣的现状有更深刻的体会。黔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较好，人群较为聚集，苗绣的发展势头也更加突出。加上之前扶贫工坊的建设与项目落地、宣传力量的侧重，雷山县、剑河县等地的苗绣工坊知名度较高。在被称作“基地”的地方，苗族妇女有时聚在一起手工生产苗绣制品，但更多时候她们会带材料回家创作。尽管当下常有“非遗产业”或“工艺产业”的提法，但在手工艺这样的领域，尤其是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产业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聚集现象，而非用大规模、大体量来衡量。
在黔东南，其实随意走到哪个村，几乎都能看到或是找到做刺绣的妇女，她们或多或少聚在村子里阳光好的地方，一边聊天，一边刺绣。八朗村是建在化石群上的村寨，尽管村里的房屋才做了翻修，但用碎石片做的石基显出村子的与众不同。这里不是旅游地，也许正是午休时间，村子里不见游客，村民也少见。20多岁的刘忠琴与几位50岁左右的阿婆坐在村口的平坝上晒太阳，阿婆们都身穿民族服装，头裹布帕，耳垂被颇有分量的银耳环吊出了大洞，刘忠琴则穿蓝色毛衣，头扎马尾，坐在绣花的阿婆旁无所事事，偶尔充当翻译的角色。阿婆们手里的绣片图案颇为复杂，其中一位正在刺绣人形图案，色泽明艳、规整而有秩序。这是用在袖口的位置，为外孙女制作参加盛会的服装。
无论是在人少的村子里还是旅游较发达的地方，只要有当地人居住，就能见到三五人或七八人聚在一起刺绣的情形，妇女们聊着天、烤着火、绣着花，享受她们的休闲时刻。在这里，苗绣不是“艺术”创作，是苗族妇女午后的生活写照，是她们实现社交的一种方式。
绣娘是群体劳动的代名词
相较于历史，苗绣的手工艺从业者在逐渐减少，但在当下对比其他绣种，苗族的绣者数量其实相对可观。因以妇女为主，她们多在家就业或务农，能利用闲暇时间手工刺绣，人工成本较低，因而人群甚广，经整合后具备一定生产力，较少像部分批量的苏绣订单发到中国辽宁等地或朝鲜等国进行手工生产。
除了少数几位苗绣相关的传承人与带头人宣传度较高而被外界知晓外，绝大多数的苗族绣娘都是默默无闻的。当其他绣种的主体人群开始大势追求塑造个人形象时，苗族绣娘依然是群体形象的代名词。她们绣制日常服饰用品，不突出个人姓名，绣片背面写上名字，是为了集中收集或销售后便于区分与查找，有些历史上物勒工名的意思。
这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影响。尽管当下有一些苗族绣娘带着同村的绣品参加全国各地的展会，或是通过朋友圈对精准客户群体销售，但整体上苗族绣娘群体接触更多的还是外地人到当地购买绣片的情形，她们对外部市场的认知及艺术行业发展趋势还处于朦胧状态。二是苗族妇女手工刺绣，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民族信仰与精神追求，刺绣对于她们来说，是祖辈们的身影，是文化符号，是民族传承，而非生存之本。
巧手绣娘，用来形容苗族妇女一点都不为过。简单的花草纹样，用圆珠笔随意勾勒，稍复杂些的，剪纸打底。而大部分服装上的精美图案，她们会在专业的绣样书籍上参考、临摹，有时放在随身携带的针线竹篮里便于翻阅，只是多数时间用毛巾或布料遮挡着。很多研究学者或收藏者对苗族老绣片痴迷，认为当时制作的图案更有一种崇尚自然与内心的原始文化意味，技艺也更加精湛。毋庸置疑，手工技艺精美程度的退步，确实存在。即便我们把对比的时间缩短，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場文化活动，被藏家收走的几乎是老绣片，新绣品多不入他们的眼。8年前到麻江县白兴村，围在一起吃饭的大小姑娘几乎都会刺绣。龙四妹绣的徽章，以深色棉布打底，鲜艳的配色与传统的苗族图案使其精巧独特，一个售价约40元左右，颇受同行的伙伴欢迎。8年后再到白兴，村寨的格局几乎没变，龙四妹带上了外孙女，忙碌的她已经极少做刺绣了，听说想买徽章，女儿接过了任务。20多天过去，收到一批面目全非的徽章，塑料底座代替了厚实的棉布底，图案里出现了写实类水果，针脚稀疏，配色混乱，几乎挑不出一个有苗族特色且美观的徽章。这兴许是个例，但却是诞生在家族传承中的案例，这让人思考如今对苗绣的保护其实很需要社会系统的培育力量，以弥补年轻人在母女或家族传承中出现的民族文化认知的缺失。
走出去的苗绣 停不下的步伐
如今不仅仅在贵州当地，苗绣风格的产品也出现在各地的旅游景区，这些大多是由电脑刺绣完成。制作旅游产品一般采用多头电脑绣花机，这种大型的机器可以绣制多种色线，还有好多种绣法，能自动剪线，根据头数不同价格在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因为大多数人对苗绣的理解是手工制作，当见到大型机器“啪啪啪”地批量打出苗族传统的蝴蝶、花朵等图案时，对刺绣的认知会产生极大的颠覆。
对于手工刺绣和电脑刺绣来说，还有一种手推绣，专业的说法叫机器刺绣，是人用手工调整布料对准图案进行刺绣，在中档服装和饰品上运用较多。但这种方法在苗绣领域使用较少，这应该与消费市场有直接关系，可见目前苗绣消费领域主要为低档市场与高档市场两种。
满足于高档消费的，自然是手工刺绣的作品。在凯里市府路周边一个背街的小巷，是当地的刺绣交易市场，每周四、五赶集，周边村里的妇女会带着绣品聚集于此摆摊、交易，吸引了不少从事苗绣制品的设计师和爱好者前来。而大十字街则是周日赶集，这更像是一个苗族综合的生活市场，与苗绣有关的原材料供应多集中在这里交易，绣花纸样、现场染线、绣花鞋的半成品等都能见到。
因为苗绣鲜明的风格，外部设计力量的介入，苗绣制品在城市生活中亮相频率颇高，在服装、包饰的运用上尤其多，因此逐渐有了传统苗绣和当代苗绣的说法。
诚然，研究者更加注重对传统、在地文化的保留与保护，但当代苗绣的发展势不可挡，苗绣一定会迈着传统手工生产与机械化生产两条腿走路，平衡与发展两者的关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确定的是，苗绣的发展需要外界助力。
记得第二次造访白兴村离开时，村民杨万休一直在村口等待，他拿出妻子做的几十张小小的绿底绣片翻看，这样的配色早已熟悉，那是8年前贵州乡土文化社在当地做乡村建设时对外推广所见。可惜项目结束后，文化社撤离，偶有几家通过网络渠道知晓白兴村的机构举办过几场游学考察活动外，村里大多数时候的状态都是安静的。
从苗绣里，我们能读出苗族人对生活的热爱，能读出苗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通过苗绣，除了希望人们读懂苗族的历史、文化、信仰、纹样以外，还希望能读懂社会的变迁。
时代的列车驶过，两旁的四季场景变换，过去的那片树叶掉了，春夏秋冬再来时，新长的叶片绽放出不一样的生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