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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脉峰：你我都是山东人，因为诗歌我们神交快30年了，但真正认识是在北京。我们在这里相聚，相交相知，是这一两年的事情。在过去了的2015年，是你的诗歌创作获得丰收的一年，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一年中你诗情勃发，写出了《我在北京旅游》《我不发红包》《一架书橱》《在东川》《我的宿命》等等一系列优秀诗作，可能有不少诗我还是第一读者。非常荣幸的是，2015年，我与你一起获得了人人文学网的诗歌奖。你获得的诗歌新锐奖，是排在前面的一个奖项。我这里保存了一份曾经发布过的资料，其中，给你的颁奖词是非常有力度的，一看就是组委会斟词酌句认真填写的：
诗人、作家、编辑、书法家、美术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集多个身份于一身的王爱红，对诗人身份情有独钟，对诗歌的热忱始终如一。不仅如此，王爱红还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爱好文学的王爱红就在家乡潍坊地区从事文学活动，创办诗刊。之后诗集、文集接连出版。读他的诗歌如香醇美酒，令人沉醉。
王爱红才思敏捷，饱读诗书，多才多艺，出口成章，诗句典故，随口而出。他目光深邃坚定，处事果断精干。在从事的行业中，赢得无数赞美。
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对生活体验的真实感受，对故乡深深的依恋之情，对人生阅历的深刻感悟，构成王爱红诗歌的创作主题。从内心中流露来的诗句，读来情真意切。不呻吟，不虚假，不造作。语言平易质朴，深入浅出，以情动人。纯粹的诗艺风格，大匠气度的人生态度，独特的审美取向，豪放不羁的性格，造就了一个气质独特的诗人——王爱红。
王爱红：我哪里有那么多身份呀？我最多不过是一个文人，还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可以勉强算作从事文化方面的这样一个人。感谢评委会对我的厚爱，我受之有愧呀。我的获奖感言是知道获奖之后写的，并没有看到这个颁奖词。如果提前看到，我也一定会说，写得的确很好。但是，需要我终身努力。
张脉峰：你总是那么谦虚。我知道，你与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有很深的交情，他在给你的题词中有“左手文章右手诗，广交名家于一时，标新立异破俗套，引领风骚抗大旗。”并附言“山东老乡王爱红写诗著文成绩斐然，主编美术专刊眼光独到，为名家知音也。”莫言先生还为你的随笔集《与大家相遇》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先生也曾多次为你题赠，其中有“艺文载道尤爱红，华章传情美重重，千篇万篇写心声，神州亿民皆观众。”另外，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著名诗人书法家谢云先生，中国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刘洪彪先生，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书法家杨明臣先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当代彩墨画真正的大师级画家宋涤先生等，还有一些诗人作家就自不待说了，他们都对你有很高评价，赞美有加。这是对你的肯定呀，包括从艺、行事和做人。他们都是艺坛的大家、巨擘，与你交往之后大都和你成了挚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我暗自思慎，你不是魔术师，也不会魔法呀？不知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王爱红：我说是因为诗，你不会说这是唱高调吧。我觉得，因为诗是真的，善的，美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与人交往，莫不如是。我不否认与这些老师、朋友的交往，有一个“缘”在里面。但是，因为真诚，因为真实，在我人生历程中，能够与大家相遇，成为知己，并且得到学习与提高，这，是我的福报呀。
莫言先生曾经给我写过一幅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句话自古为人崇尚，很多名人都引为座右铭。我对这话牢记于心，把这幅字无偿地送给了一位得罪过我的朋友。“我是用真诚折磨他呀”，这是我最亲近的一位画家朋友，一位大哥常说的一句话。我也拿来，让他继续小窥于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不否认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但差别不大，这是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前提。人与人应该相互尊重。向往崇高，追求美好，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共性。我觉着一个人也可能会做错事，正所谓人无完人，但是要有一个解释，如果能够解释过去，解释得了，那就不算大错，是可以缓和的矛盾。如果怎么解释也解释不了，这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话题可能扯远了，我说的这些似乎与诗没有多大的关系。
张脉峰：我认为恰恰相反，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诗的根本就在这里啊。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一个虚伪的人，一个缺少道德底线的人是写不出好诗来的。记得有一年，我听著名作家张炜先生讲文学，那是一个大讲堂，结果他讲了几个小时，讲他对待生活与创作的态度，甚至讲他怎样布置写作的环境，却没有谈一个字的文学。课讲完了，我仔细想来，其实，他讲的，处处皆是高妙的文学呀。
我从与你的交往中早已看出，你的性格是温良的，与人为善的。也许是天性使然吧，你还是一位诗人。我疑惑的是，你又是怎样走上了美术之路，成为跨界名家的？
王爱红：就像地瓜是我腹中的底儿，诗是我心中的底儿。人没有先知先觉，人的聪明指数都大概一致。我诗还没弄明白，更谈不上什么美术了。对于美术我就是外行。但是，我靠了“心中的底儿”，与当代一流的美术家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就像你我这样，我与美术大家访谈，亲密接触、心与心交流。这种做法，第一，满足了编辑的需要；第二，使我得到学习的机会。
我主编的是《文艺报》美术专刊。大家都知道，《文艺报》是中国文艺界的第一大报，创办于1949年。在《文艺报》创办美术专刊，这是我的创举，是我精心策划的。当时，中国书画的热潮还没有兴起来呢。《文艺报》美术专刊的创办在同类刊物中是一个先例。之后，才陆续有了《中国文化报》与《中国艺术报》的美术专刊。他们说，《文艺报》已经有了美术专刊，那你们也办吧。随后就是铺天盖地的美术专刊。在中国美术繁荣的道路上，美术专刊确实满足了发展的需要，功不可没。接下来，我引领潮流的就是“访谈”了，为了不说外行话，为了完成编辑任务啊。访谈是下策，也是上策。结果，全国美术刊物又掀起铺天盖地的访谈热。我曾经出过三本关于美术访谈的书，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所有的美术大家，包括访谈范曾先生的《诗意的栖居》，冯骥才先生的《诗画天下之魅》，杨明义先生的《诗画江南》等等。你看，都有诗这个字眼在里面。2015年底，在北大《2015中国诗歌排行榜》新书发布会与座谈会上，邱华栋先生让我发言，我还谈到同样的话题。我认为艺术是相通的，诗歌品质正是中国画与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这得到了中国美术家的一致认可。近年来，诗歌品质反复出现，成为美术评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成为衡量美术作品的一个高标准。虽然，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至少我们有一种共识，并循循善诱和大声呼吁过。对于美术，我是碰巧遇到了热潮，而大多数人是来赶潮的。你问我为什么？司马迁说过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都是“利”的驱使呀，并非真正爱好书画，把书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有一颗敬畏的心。 张脉峰：你说得很有道理。现在，美术暨书画市场似乎不比从前了。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王爱红：中国人多呀，这是中国的特点。什么叫热潮啊，就是一大帮人看着这个事情好，呼啦一下子都上来了，没有任何理性的成分。上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让热潮变成寒流呀。这也是规律。所以，假如你看准了什么事情，并抓紧了，放手也放胆去干就成了，不要给予多大的厚望。
过去，我一直认为中国书画是有担当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书画肩负着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神圣使命。后来，我呼吁提高中国书画家文化素质。现在，我又对书画家机械地书画不停地书画，忧心忡忡……
有人说书画冷了，是反腐的结果。我不这样看。中国书画冷了，其实应该是中国书画市场不规范的结果。试想在中国书画兴起的过程中，有哪一位真正买画的人折本了。这些赚取了巨大利润的人为什么不会是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的民众。普通消费者无非担心的是，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变现。如果有这样一种画廊体制呢？现在，我们呼吁精品，抵制粗制滥造，确立我们的艺术标准，最终，会使中国艺术成为有价值的消费品，让中国普通的消费者得到应有的效益。在寓教于乐中，全民文化素质一定会有大的提高。这才是中国美术事业的光辉前景。
张脉峰：莫言先生说你主编美术专刊眼光独到，原来说的就是《文艺报》美术专刊呀。我知道，你是一位有思想也是有魄力的人，在中国经济大潮中，很多人下海经商了，我还认为你会从事房地产或者互联网等经济产业呢。但是，好像不管写诗还是编辑，你都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化这个大圈子。
王爱红：其实，人是有宿命的。我的宿命是诗，你的宿命也是诗。你不是跟我一样也没有离开这个魔圈吗？
我搞过互联网，并且还干过行业的头儿，但是高科技的东西我不懂呀。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诗人多靠想象生活，而现实是真切的。我没有搞房地产，但我并不是不知道房地产好搞并且赚钱，没有多少针线并且门槛很低。我的一位亲戚下海了，他问我干什么好呀。我说搞房地产呀。他说没有地呀，我的一位朋友就给他建议了一块地。后来他的房地产就做成了，并且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做成的，就是这么简单，就像喊一声芝麻开门一样简单的神话呀。当然，后来的房地产也随着发展逐步规范了。钱是好东西，人是好人。但是，这好人拥有了钱这好东西，往往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庆幸的是，不管我干什么，诗，就像我生活的导师，就像是神，有神一般的力量，总是把我拽到诗的道路上。离开了诗，我仿佛活不成。
张脉峰：这就是诗的境界了。有了这样的一颗诗心，写不出好诗来，成不了好诗人是不可能的。
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只有在失败的时候，才做玩世者和诗人。”不知道你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
王爱红：我很喜欢林语堂先生。他曾经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过这样一段关于诗歌的话：“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如果说宗教对人类的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出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它的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那么依我所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不过，要是没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诗歌也不会在中国人生命中获得这么重要的地位。首先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思维去进行想象，尤其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创作诗歌。这种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诗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出自林语堂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半玩世者》，主要是针对“玩世者”说的话，有诙谐揶揄的成分在里面。也许失败感也是人的一种共性，不过以失败姿态写诗，写出好诗也不失诗人情怀呀。
张脉峰：有人说，文学起源于童年，起源于母爱，起源于故乡，起源于初恋……我想请你谈一谈，你的文学来自哪里？你是怎么走上诗歌之路的？
王爱红：好！让我们轻松一下也好。不过说来话长呀。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是跟着我的奶奶、爷爷长大的。我的文学之梦应该源自这里。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王家原来是个大家族，到老爷爷这辈才成为“下中农”的。以前划成分的时候，我奶奶不偏不倚想要一个“中农”，人家说不够这个级别，于是就加了一个“下”字。奶奶很讨厌这个“下”字，人要有“上”心，工作人员解释了半天，才勉强接受下来。相信我奶奶的心，一辈子都是咯咯噔噔的。我爷爷说，如果我爹不回来的话，他早成了地主了。文革初期，有这样的言论，还爱哼几句戏词儿，我爷爷能不遭难吗？我想，如果不是有我奶奶的情面在里面，爷爷早就被那些“暗人”给黑了。这些人的大毛病是看不得人家的好，所以，永远让自己做“下三滥”。其实，我爷爷当时已经死了，但硬是被我奶奶用农村里的那些施救的笨办法，连搓加揉地给救了回来，让他老人家一直活到了94岁。那时，我应该还不到记事的年龄，但有些模糊的影像。那天晚上，天下大雨，早年的雨水大，下得哗哗地响，我被独自关在西边的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有人对我十分严峻地说，家里有事情，让我自己睡觉，千万不要出来。其实，我是被大雨封住了，恐怕哭够了就睡了。接下来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奶奶手牵着我，到一个大场院里哭诉我爷爷死里逃生的经历。四周坐了一圈的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们，痴呆呆地看着我们。开始奶奶哭，我也哭。后来，我就不哭了。我哭，可能是被这种场面吓的，也可能是奶奶把我拽疼了，我跟不上奶奶悲愤的步伐。我奶奶不止一次地说，如果那天晚上她不把我爷爷救回来，那些打我爷爷的罪魁祸首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有人可能会受极刑。我觉得我奶奶不是救了我爷爷，而是救了那些杀我爷爷的人，分明是以德报怨的菩萨心肠。命运安排正如佛意。对于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仅仅是开始。我奶奶与我爷爷属于封建婚姻，两个人一辈子感情不合，但我奶奶具有传统妇女的所有美德，不管什么事情都忘不了我爷爷。雨过天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似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不管什么事情，在这个大天地里都会变得小了。我们家有一处大大的宅院，对于我来说，那个叫做范家庄子却没有一家范姓人家的村落，是我的永远的乐园。我奶奶是个很了不起的在海边长大的农村老太太，在村里威望很高，是为东家理长西家理短一锤定音的主儿。她老人家从没有上过学，但识字，而且懂大理，识大体，是我们王家主事的功臣。我清楚地记得，我父母给我们的生活费大约是每月十元钱，每每遇到村里有婚丧喜庆的事情，奶奶都是拿出五元的礼钱，而在一个月有两次这样的事情呢，日常的开销就难免拮据了。当我提出异议，奶奶就教导我，说，这叫人情世故，而且是为我们兄弟姊妹这些总有一天会长大的小孩子为的人情。在这个村里，没有得我奶奶人情的人家恐怕没有。我哥哥结婚的时候，我奶奶建议说咱们回村里办喜事吧，哥哥一笑了之。我结婚的时候，我奶奶说咱们回村里办吧，村里热闹，我也只是哈哈一笑。奶奶迷信，她信玉皇大帝，信观音菩萨，信如来佛爷，也信各路神仙，初一十五必焚香拜佛，口诵经文。奶奶就生了我父亲一个独苗。但在解放前，她毅然决然地把我父亲送上了生死不知的革命的道路。父亲八年没有回家，奶奶想儿子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没了性命。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是我奶奶看大的，到了我这里就长时间留在农村，陪伴奶奶、爷爷，一直到我长到16岁，到外面求学为止。我曾对我初恋的情人说过（当时我恐怕用了贾宝玉的句式）：我第一个爱的是我奶奶，我第二个爱的是你。回到懵懂无知情窦初开的情景，那是我真情的表白。我的文学启蒙就是我的奶奶，她有很多故事讲给我听，她有很多关于励志的、生活的、朴素的道理，就这样慢慢地传递给我了。奶奶的故事“扒了创糠了”（讲完了），奶奶就请了村里一位故事能手一一我的一位叫王连东的老二哥给我讲。接下来，我就满村子里搜罗书看。有一年，我大哥买了一本浩然先生写的书《西沙儿女》，那里面的句子写得真美，应该是诗吧。接下来，文学的浪潮，伤痕文学或者寻根文学的兴起，给文学爱好者灌上了梦。似乎没有谁来引导，我爱上了文学。我父亲郑重地告诉我：文学是一朵鲜花，人人都爱。所以，你怎么能爱呢？我在心里说，既然文学是一朵鲜花，我一定要爱，一定要得到她，并且不怕千辛万苦。父亲的劝阻是苍白的。父亲说服不了我，就出个下策让我写他，他是一本“大书”。那时，我觉得父亲也不值得写。他就是一位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有什么可写的呢？仿佛与他太过生分，父亲只是一个概念，我没有写他的激情与感受呀。我不知道是该赞美他，还是批判他，那个无数遍的检查，无数次的申诉，不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父亲。那么，我写什么呢？终于，我遇到了诗——那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漂亮的女孩。虽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诗，我把我写的分行排列的长短句都献给了她，而我一个字都没有留下。 张脉峰：年轻本身就是诗啊。你找到倾诉的对象，倾诉的方式：诗，无疑是幸运的。这是难忘的诗的境界呀，单纯而美好。那么，你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王爱红：我的思路可能不着边际，天马行空，但我非常清楚，我的处女作是非常幼稚的，根本不够发表的水平，甚至根本谈不上不是诗，几乎是些让人羞耻的大白话。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是因为这种执迷文学的无意识状态，在我的身上停留的时间过于长久了。我能够读到的诗除了唐诗宋词，无非就是郭沫若、田间、贺敬之、臧克家等等这些诗人的作品。把他们的养分转化成创作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而有的诗歌作者，是受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这些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开始创作的。不需要读四大奇书，不需要读世界名著，不需要读那么多书，只要有内心的真实感受，奇妙而独特的文字构成方式，这无疑是通向诗坛的“便车”。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我在我们山东潍坊的图书馆里看书，看的是一本译著，诗人洛尔迦的小册子，有一个人跑到我跟前主动与我搭讪，问我是否也写诗，他观察我很久了。因为诗，我们就亲热地聊了起来。后来我们一起走出图书馆，从此成为好朋友。他叫陈宝强，长我一岁，是我的老兄，叫他老师也不为过呀。可惜后来他没有在诗歌的道路上坚持下来，我觉得非常遗憾。他如果能够坚持写诗读诗爱诗，他的生活肯定不是今天的模样。在白浪河畔，他给我介绍北岛、舒婷和顾城，并大段大段背诵他们的诗。我被震撼了。很快，我们组织成立了“二月诗社”。“二月”的名字是我建议的，因为我读了骆耕野先生写的一首诗《二月》，我把诗拿出来，并大声地朗诵给诗友们听，并获得一致通过。“二月诗社”是新诗潮之后，潍坊的第一家有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诗社。我的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我们诗社组织同题诗创作的结果，发表于1985年的《潍坊日报》，题目至今我还记得，叫《少女与鸽子》。作品写出来之后，我们彼此都认为自己写得好，产生分歧，我们就建议一起投给创办不久的《潍坊日报》副刊，以此为最终裁决。多么单纯的想法呀。报社的编辑我们谁都不认识，而发表的只有我这一首。我笑了，我得到了及时的鼓励。其实，写得最好的肯定不是我。
张脉峰：也许，是你的名字“王爱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王爱红：你说得对。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开始上小学时就叫了这个名字，觉着就是个代号，根本没有男女的观念。我投稿，得到回信，问我是男是女，觉着很奇怪。这与我的诗有关系吗？后来我知道，大多刊物都有积极扶持女性作者的倾向。关于我的名字，也有想造故事的好兄弟。我意识到有一个性别的问题存在着，我永远记着他们的善意。其实，我写诗后不久，就给自己起了笔名哀鸿、红河等，多男性化呀。当然，这也是在无意识下起的名字。大家不是都有笔名吗？你想，纸能够包住火吗？靠一个名字就能够写出好诗来，写出好文章来，这可能吗？现在，我就叫王爱红。网络那么发达了，还有人称我为女士。这是很令人感慨和可笑的。特别是他们知道我是男士之后，但并没有想到过向我道歉。这些有求于我的朋友呀。
张脉峰：我记得你叫哀鸿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诗人死了》，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于《布谷诗报》头版，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民间诗坛。你起了这样一个悲怆的笔名，是不是有什么深意呀？
王爱红：深意不敢当呀。那段时间，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低谷。1985年，我的父亲在北京意外去世。父亲的后事有幸得到中央省市县四级联合处理。第一条指示，就是让家庭满意。本来，我可以去任何效益好有前景的单位，我甚至可以留在北京，在中办当一个办事员（这也是我父亲的遗愿）。但是，我被我们家庭忽略了。就像童年我被流落到乡村一样，我被流落到一家工厂，一个属于集体的企业里。当我需要从这个单位里调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巨大差别。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我在这家集体工厂里，坦然接受它的改造，这也是命运作祟呀。我的爱情也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所决定的。当时，我所有的积蓄都不够我买几本书的，有的书需要等我工资发下来才能再买。我感到从来没有的悲哀。我的笔名叫哀鸿。我的老师胡全福大叔说，哀鸿遍野，叫哀鸿这个名字好呀。我想，哀兵必胜。《诗人死了》这篇文章是悼念海子、骆一禾的，又不仅仅是悼念这两位诗人的，文章中有一种悲怆的力量。因为，写得直白，直抒胸臆，大家都感受到了。我记得那个时期，你也在办《太阳诗报》。
张脉峰：是的，也是民间诗报。
王爱红：那时候，民间诗报如火如荼，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办报的热潮。民间诗报为推动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与进步，的确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脉峰：最近，我在“新归来诗人群”中，读到了你的诗，锐气不减当年呀。曾记否，你经常在《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报》等等这些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诗作，还在国内的一些诗歌大赛中连连获奖。我一直认为，你是有诗歌潜质的优秀诗人，会有很好的诗歌前景的。但是，我一直想一个问题，你当时是怎样淡出了诗界？
王爱红：无所谓淡出，因为我觉得从来也没有真正进去过。我觉得一个人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他选择生活的方式与他周围的人，特别是最亲近的人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方式各不一样。随着家庭生活的深入，我感受到一种责任。生活的道路有千万条，一个人的爱好能够坚持下来，这是需要智慧的。我是1991年到我们市文联工作的，参编一本叫《风筝都》的刊物。从此，我离开了工厂。我非常清楚，在工厂里，我不是一个好工人，我的心一天都没在那里待过。因为，在学校里我应该学的内容，我一天都没有学过。我的同学很幽默地对我说，你把你所学的都还给老师了。我笑笑，其实我的课本底下每天都藏着一本小说呀，我哪里认真上过课学习过呀。包括，我去读政治历史系，最后我干脆不去了，集体毕业照里面都没有我。我白白浪费了我母亲给我交的我父亲给我留下的学习的钱。其实，父亲去世前已经看到了我发表的作品，已经默许了我。他当面对我嗤之以鼻，背后里还拿着那张《潍坊日报》到他的战友那里炫耀过呢。我觉得，工厂外面才是海，工厂外面的世界才有天空。而我应该是那条鱼，跃得更高：应该是那只鸟，飞得更高。我觉得，父亲的眼睛在天上看着我。好像诗人韩东，也曾经写过一首这样内容的诗。 后来，1994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名字叫《八月之杯》。
张脉峰：你的这本诗集我有收藏。请问，你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晦涩的名字呢？
王爱红：我是农历八月出生的。诗人海子有一句诗，八月之杯中安坐真正的诗人。所以，这本诗集的名字就出自海子的这一句诗，仿佛好懂呀。
张脉峰：我读过你写的一首诗《今天是月亮的一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你的心境是愉快的，虽然也有淡淡的忧伤，但，是美丽的。
王爱红：这首诗，恐怕是我唯一能够背诵的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共十四行。有一年，我请范曾先生为我的诗集题写书名。他问我写过什么诗呀？我就给他背诵了这一首：
今天是月亮的一半
今天的月亮不同往常
今天我打开一扇门
另一扇就被一具琵琶遮挡
遍地的银，为我而碎
遍地的芬芳，淡淡的，像我的郁伤
在仰首和低徊之间
我轻轻地呼吸，但不能歌唱
今夜星光灿烂，琴声不断
悠扬渐渐绷紧了琴弦
琴的深处，你和我隔着一年衣裳
怎样才能消除今夜的遗憾
今天是月亮的一半
今天美丽的月光我和谁分享
范曾先生听了，二话没说，径直走到画案前，为我题写了“清月飞花”四个大字。写完了，范曾先生还说，“花”是妙笔生花的“花”，并赞美我的诗写得好。我的第二本诗集，书名就是用的范曾先生题写书签的《清月飞花》，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时，我已经到了北京，在《文艺报》社主编美术专刊，一干就是近十年。除了美术，别无他事。写诗始终是断断续续，算是业余的爱好。好处是，美术家、书法家称我是诗人，诗人朋友称我是美术家、书法家。苍天有眼，我与美术热潮幸遇，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如果说，我还有淡淡的郁伤，全都是因为我的诗。诗，在我心底里，还有那么多，至今没有写好。
张脉峰：诗歌评论家谭五昌教授这样评价你的诗：“与其真诚、散淡的性情相对称，王爱红的诗歌写作在精神状态上显得相当放松，因而他的绝大多数诗作节奏舒展、从容，诗思与情感的传达也颇为自然、流畅。在语言方面，诗人较为偏好使用口语，有时又擅长于书面语的运用，显示出开放的语言态度。”我的多年好友、诗人阿翔这样评价你的诗：“（王爱红）最大的优点体现在‘诗感’——他的叙述、情感、语调，这是他诗歌的一切的总和。他的诗那么干净，快速但不会让人感到局促、急迫。王爱红的诗越来越显露出成熟的气象。语感的熟练，情绪的传达，都显得恰到好处。在与生活贴近过久之后，那种来自生活背面的力量进入他的诗歌，并且显现。”
我也读了你最近的一些诗，感觉你的诗“粗而细，旧而新。”粗，则雄壮，意雄、姿雄，见张力，有小中见大，物外生物之妙；细，则精，慧心善落于细微末节，经得起细细赏味和咀嚼，更能提升出沉郁的雄；旧，是秉古直而悠旷的民族特色；新，是决不泥古，古为今用。读你的诗，粗细相环，新旧交融。其中用词精妙，语言朴直，诗意盎然，让人读而大快也。
我觉得，《今天是月亮的一半》这首诗，在你早期诗歌创作中，应该极具代表性的。我想问的是，你的这种写作的方式是怎样炼成的？
王爱红：我喜欢希腊诗人奥德修斯·埃里蒂斯的作品，他说，诗在笔下，当有创作激情的时候，诗就从笔下流出来。这种自由写作的方式，我十分推崇。《今天是月亮的一半》作为一首完整的诗，就是从第一句开始的，直到最后一句结束。包括下面这首《甚至……》十四行诗，也是这样写成的：
甚至忘记了你的名字，我
甚至忘记了，是在何时何地
与你相识。我们俩甚至
没有构成故事的开始那样激动人心
我甚至忘记了，你
对我说的一句话
甚至忘记了你容颜
甚至根本就没有你
你仍然在茫茫人海里
并且和我一样
在一条路上行走着
我会碰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非常熟悉，但肯定不是你
因为这是另一种美丽
一闪又不见了
当然，影响我的诗人有很多，古今中外的都有，主要是潜移默化的作用。我认为，在现代语境之下，对诗歌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融合了更多的内容，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写出了更多更好的优秀诗作，诗深入了，这是诗歌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诗歌指引我前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创造并且见证诗歌的辉煌吧。
诗人、作家、编辑、书法家、美术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集多个身份于一身的王爱红，对诗人身份情有独钟，对诗歌的热忱始终如一。不仅如此，王爱红还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爱好文学的王爱红就在家乡潍坊地区从事文学活动，创办诗刊。之后诗集、文集接连出版。读他的诗歌如香醇美酒，令人沉醉。
王爱红才思敏捷，饱读诗书，多才多艺，出口成章，诗句典故，随口而出。他目光深邃坚定，处事果断精干。在从事的行业中，赢得无数赞美。
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对生活体验的真实感受，对故乡深深的依恋之情，对人生阅历的深刻感悟，构成王爱红诗歌的创作主题。从内心中流露来的诗句，读来情真意切。不呻吟，不虚假，不造作。语言平易质朴，深入浅出，以情动人。纯粹的诗艺风格，大匠气度的人生态度，独特的审美取向，豪放不羁的性格，造就了一个气质独特的诗人——王爱红。
王爱红：我哪里有那么多身份呀？我最多不过是一个文人，还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可以勉强算作从事文化方面的这样一个人。感谢评委会对我的厚爱，我受之有愧呀。我的获奖感言是知道获奖之后写的，并没有看到这个颁奖词。如果提前看到，我也一定会说，写得的确很好。但是，需要我终身努力。
张脉峰：你总是那么谦虚。我知道，你与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有很深的交情，他在给你的题词中有“左手文章右手诗，广交名家于一时，标新立异破俗套，引领风骚抗大旗。”并附言“山东老乡王爱红写诗著文成绩斐然，主编美术专刊眼光独到，为名家知音也。”莫言先生还为你的随笔集《与大家相遇》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先生也曾多次为你题赠，其中有“艺文载道尤爱红，华章传情美重重，千篇万篇写心声，神州亿民皆观众。”另外，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著名诗人书法家谢云先生，中国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刘洪彪先生，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书法家杨明臣先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当代彩墨画真正的大师级画家宋涤先生等，还有一些诗人作家就自不待说了，他们都对你有很高评价，赞美有加。这是对你的肯定呀，包括从艺、行事和做人。他们都是艺坛的大家、巨擘，与你交往之后大都和你成了挚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我暗自思慎，你不是魔术师，也不会魔法呀？不知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王爱红：我说是因为诗，你不会说这是唱高调吧。我觉得，因为诗是真的，善的，美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与人交往，莫不如是。我不否认与这些老师、朋友的交往，有一个“缘”在里面。但是，因为真诚，因为真实，在我人生历程中，能够与大家相遇，成为知己，并且得到学习与提高，这，是我的福报呀。
莫言先生曾经给我写过一幅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句话自古为人崇尚，很多名人都引为座右铭。我对这话牢记于心，把这幅字无偿地送给了一位得罪过我的朋友。“我是用真诚折磨他呀”，这是我最亲近的一位画家朋友，一位大哥常说的一句话。我也拿来，让他继续小窥于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不否认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但差别不大，这是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前提。人与人应该相互尊重。向往崇高，追求美好，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共性。我觉着一个人也可能会做错事，正所谓人无完人，但是要有一个解释，如果能够解释过去，解释得了，那就不算大错，是可以缓和的矛盾。如果怎么解释也解释不了，这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话题可能扯远了，我说的这些似乎与诗没有多大的关系。
张脉峰：我认为恰恰相反，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诗的根本就在这里啊。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一个虚伪的人，一个缺少道德底线的人是写不出好诗来的。记得有一年，我听著名作家张炜先生讲文学，那是一个大讲堂，结果他讲了几个小时，讲他对待生活与创作的态度，甚至讲他怎样布置写作的环境，却没有谈一个字的文学。课讲完了，我仔细想来，其实，他讲的，处处皆是高妙的文学呀。
我从与你的交往中早已看出，你的性格是温良的，与人为善的。也许是天性使然吧，你还是一位诗人。我疑惑的是，你又是怎样走上了美术之路，成为跨界名家的？
王爱红：就像地瓜是我腹中的底儿，诗是我心中的底儿。人没有先知先觉，人的聪明指数都大概一致。我诗还没弄明白，更谈不上什么美术了。对于美术我就是外行。但是，我靠了“心中的底儿”，与当代一流的美术家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就像你我这样，我与美术大家访谈，亲密接触、心与心交流。这种做法，第一，满足了编辑的需要；第二，使我得到学习的机会。
我主编的是《文艺报》美术专刊。大家都知道，《文艺报》是中国文艺界的第一大报，创办于1949年。在《文艺报》创办美术专刊，这是我的创举，是我精心策划的。当时，中国书画的热潮还没有兴起来呢。《文艺报》美术专刊的创办在同类刊物中是一个先例。之后，才陆续有了《中国文化报》与《中国艺术报》的美术专刊。他们说，《文艺报》已经有了美术专刊，那你们也办吧。随后就是铺天盖地的美术专刊。在中国美术繁荣的道路上，美术专刊确实满足了发展的需要，功不可没。接下来，我引领潮流的就是“访谈”了，为了不说外行话，为了完成编辑任务啊。访谈是下策，也是上策。结果，全国美术刊物又掀起铺天盖地的访谈热。我曾经出过三本关于美术访谈的书，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所有的美术大家，包括访谈范曾先生的《诗意的栖居》，冯骥才先生的《诗画天下之魅》，杨明义先生的《诗画江南》等等。你看，都有诗这个字眼在里面。2015年底，在北大《2015中国诗歌排行榜》新书发布会与座谈会上，邱华栋先生让我发言，我还谈到同样的话题。我认为艺术是相通的，诗歌品质正是中国画与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这得到了中国美术家的一致认可。近年来，诗歌品质反复出现，成为美术评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成为衡量美术作品的一个高标准。虽然，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至少我们有一种共识，并循循善诱和大声呼吁过。对于美术，我是碰巧遇到了热潮，而大多数人是来赶潮的。你问我为什么？司马迁说过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都是“利”的驱使呀，并非真正爱好书画，把书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有一颗敬畏的心。 张脉峰：你说得很有道理。现在，美术暨书画市场似乎不比从前了。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王爱红：中国人多呀，这是中国的特点。什么叫热潮啊，就是一大帮人看着这个事情好，呼啦一下子都上来了，没有任何理性的成分。上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让热潮变成寒流呀。这也是规律。所以，假如你看准了什么事情，并抓紧了，放手也放胆去干就成了，不要给予多大的厚望。
过去，我一直认为中国书画是有担当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书画肩负着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神圣使命。后来，我呼吁提高中国书画家文化素质。现在，我又对书画家机械地书画不停地书画，忧心忡忡……
有人说书画冷了，是反腐的结果。我不这样看。中国书画冷了，其实应该是中国书画市场不规范的结果。试想在中国书画兴起的过程中，有哪一位真正买画的人折本了。这些赚取了巨大利润的人为什么不会是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的民众。普通消费者无非担心的是，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变现。如果有这样一种画廊体制呢？现在，我们呼吁精品，抵制粗制滥造，确立我们的艺术标准，最终，会使中国艺术成为有价值的消费品，让中国普通的消费者得到应有的效益。在寓教于乐中，全民文化素质一定会有大的提高。这才是中国美术事业的光辉前景。
张脉峰：莫言先生说你主编美术专刊眼光独到，原来说的就是《文艺报》美术专刊呀。我知道，你是一位有思想也是有魄力的人，在中国经济大潮中，很多人下海经商了，我还认为你会从事房地产或者互联网等经济产业呢。但是，好像不管写诗还是编辑，你都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化这个大圈子。
王爱红：其实，人是有宿命的。我的宿命是诗，你的宿命也是诗。你不是跟我一样也没有离开这个魔圈吗？
我搞过互联网，并且还干过行业的头儿，但是高科技的东西我不懂呀。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诗人多靠想象生活，而现实是真切的。我没有搞房地产，但我并不是不知道房地产好搞并且赚钱，没有多少针线并且门槛很低。我的一位亲戚下海了，他问我干什么好呀。我说搞房地产呀。他说没有地呀，我的一位朋友就给他建议了一块地。后来他的房地产就做成了，并且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做成的，就是这么简单，就像喊一声芝麻开门一样简单的神话呀。当然，后来的房地产也随着发展逐步规范了。钱是好东西，人是好人。但是，这好人拥有了钱这好东西，往往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庆幸的是，不管我干什么，诗，就像我生活的导师，就像是神，有神一般的力量，总是把我拽到诗的道路上。离开了诗，我仿佛活不成。
张脉峰：这就是诗的境界了。有了这样的一颗诗心，写不出好诗来，成不了好诗人是不可能的。
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只有在失败的时候，才做玩世者和诗人。”不知道你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
王爱红：我很喜欢林语堂先生。他曾经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过这样一段关于诗歌的话：“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如果说宗教对人类的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出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它的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那么依我所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不过，要是没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诗歌也不会在中国人生命中获得这么重要的地位。首先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思维去进行想象，尤其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创作诗歌。这种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诗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出自林语堂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半玩世者》，主要是针对“玩世者”说的话，有诙谐揶揄的成分在里面。也许失败感也是人的一种共性，不过以失败姿态写诗，写出好诗也不失诗人情怀呀。
张脉峰：有人说，文学起源于童年，起源于母爱，起源于故乡，起源于初恋……我想请你谈一谈，你的文学来自哪里？你是怎么走上诗歌之路的？
王爱红：好！让我们轻松一下也好。不过说来话长呀。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是跟着我的奶奶、爷爷长大的。我的文学之梦应该源自这里。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王家原来是个大家族，到老爷爷这辈才成为“下中农”的。以前划成分的时候，我奶奶不偏不倚想要一个“中农”，人家说不够这个级别，于是就加了一个“下”字。奶奶很讨厌这个“下”字，人要有“上”心，工作人员解释了半天，才勉强接受下来。相信我奶奶的心，一辈子都是咯咯噔噔的。我爷爷说，如果我爹不回来的话，他早成了地主了。文革初期，有这样的言论，还爱哼几句戏词儿，我爷爷能不遭难吗？我想，如果不是有我奶奶的情面在里面，爷爷早就被那些“暗人”给黑了。这些人的大毛病是看不得人家的好，所以，永远让自己做“下三滥”。其实，我爷爷当时已经死了，但硬是被我奶奶用农村里的那些施救的笨办法，连搓加揉地给救了回来，让他老人家一直活到了94岁。那时，我应该还不到记事的年龄，但有些模糊的影像。那天晚上，天下大雨，早年的雨水大，下得哗哗地响，我被独自关在西边的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有人对我十分严峻地说，家里有事情，让我自己睡觉，千万不要出来。其实，我是被大雨封住了，恐怕哭够了就睡了。接下来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奶奶手牵着我，到一个大场院里哭诉我爷爷死里逃生的经历。四周坐了一圈的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们，痴呆呆地看着我们。开始奶奶哭，我也哭。后来，我就不哭了。我哭，可能是被这种场面吓的，也可能是奶奶把我拽疼了，我跟不上奶奶悲愤的步伐。我奶奶不止一次地说，如果那天晚上她不把我爷爷救回来，那些打我爷爷的罪魁祸首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有人可能会受极刑。我觉得我奶奶不是救了我爷爷，而是救了那些杀我爷爷的人，分明是以德报怨的菩萨心肠。命运安排正如佛意。对于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仅仅是开始。我奶奶与我爷爷属于封建婚姻，两个人一辈子感情不合，但我奶奶具有传统妇女的所有美德，不管什么事情都忘不了我爷爷。雨过天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似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不管什么事情，在这个大天地里都会变得小了。我们家有一处大大的宅院，对于我来说，那个叫做范家庄子却没有一家范姓人家的村落，是我的永远的乐园。我奶奶是个很了不起的在海边长大的农村老太太，在村里威望很高，是为东家理长西家理短一锤定音的主儿。她老人家从没有上过学，但识字，而且懂大理，识大体，是我们王家主事的功臣。我清楚地记得，我父母给我们的生活费大约是每月十元钱，每每遇到村里有婚丧喜庆的事情，奶奶都是拿出五元的礼钱，而在一个月有两次这样的事情呢，日常的开销就难免拮据了。当我提出异议，奶奶就教导我，说，这叫人情世故，而且是为我们兄弟姊妹这些总有一天会长大的小孩子为的人情。在这个村里，没有得我奶奶人情的人家恐怕没有。我哥哥结婚的时候，我奶奶建议说咱们回村里办喜事吧，哥哥一笑了之。我结婚的时候，我奶奶说咱们回村里办吧，村里热闹，我也只是哈哈一笑。奶奶迷信，她信玉皇大帝，信观音菩萨，信如来佛爷，也信各路神仙，初一十五必焚香拜佛，口诵经文。奶奶就生了我父亲一个独苗。但在解放前，她毅然决然地把我父亲送上了生死不知的革命的道路。父亲八年没有回家，奶奶想儿子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没了性命。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是我奶奶看大的，到了我这里就长时间留在农村，陪伴奶奶、爷爷，一直到我长到16岁，到外面求学为止。我曾对我初恋的情人说过（当时我恐怕用了贾宝玉的句式）：我第一个爱的是我奶奶，我第二个爱的是你。回到懵懂无知情窦初开的情景，那是我真情的表白。我的文学启蒙就是我的奶奶，她有很多故事讲给我听，她有很多关于励志的、生活的、朴素的道理，就这样慢慢地传递给我了。奶奶的故事“扒了创糠了”（讲完了），奶奶就请了村里一位故事能手一一我的一位叫王连东的老二哥给我讲。接下来，我就满村子里搜罗书看。有一年，我大哥买了一本浩然先生写的书《西沙儿女》，那里面的句子写得真美，应该是诗吧。接下来，文学的浪潮，伤痕文学或者寻根文学的兴起，给文学爱好者灌上了梦。似乎没有谁来引导，我爱上了文学。我父亲郑重地告诉我：文学是一朵鲜花，人人都爱。所以，你怎么能爱呢？我在心里说，既然文学是一朵鲜花，我一定要爱，一定要得到她，并且不怕千辛万苦。父亲的劝阻是苍白的。父亲说服不了我，就出个下策让我写他，他是一本“大书”。那时，我觉得父亲也不值得写。他就是一位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有什么可写的呢？仿佛与他太过生分，父亲只是一个概念，我没有写他的激情与感受呀。我不知道是该赞美他，还是批判他，那个无数遍的检查，无数次的申诉，不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父亲。那么，我写什么呢？终于，我遇到了诗——那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漂亮的女孩。虽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诗，我把我写的分行排列的长短句都献给了她，而我一个字都没有留下。 张脉峰：年轻本身就是诗啊。你找到倾诉的对象，倾诉的方式：诗，无疑是幸运的。这是难忘的诗的境界呀，单纯而美好。那么，你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王爱红：我的思路可能不着边际，天马行空，但我非常清楚，我的处女作是非常幼稚的，根本不够发表的水平，甚至根本谈不上不是诗，几乎是些让人羞耻的大白话。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是因为这种执迷文学的无意识状态，在我的身上停留的时间过于长久了。我能够读到的诗除了唐诗宋词，无非就是郭沫若、田间、贺敬之、臧克家等等这些诗人的作品。把他们的养分转化成创作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而有的诗歌作者，是受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这些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开始创作的。不需要读四大奇书，不需要读世界名著，不需要读那么多书，只要有内心的真实感受，奇妙而独特的文字构成方式，这无疑是通向诗坛的“便车”。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我在我们山东潍坊的图书馆里看书，看的是一本译著，诗人洛尔迦的小册子，有一个人跑到我跟前主动与我搭讪，问我是否也写诗，他观察我很久了。因为诗，我们就亲热地聊了起来。后来我们一起走出图书馆，从此成为好朋友。他叫陈宝强，长我一岁，是我的老兄，叫他老师也不为过呀。可惜后来他没有在诗歌的道路上坚持下来，我觉得非常遗憾。他如果能够坚持写诗读诗爱诗，他的生活肯定不是今天的模样。在白浪河畔，他给我介绍北岛、舒婷和顾城，并大段大段背诵他们的诗。我被震撼了。很快，我们组织成立了“二月诗社”。“二月”的名字是我建议的，因为我读了骆耕野先生写的一首诗《二月》，我把诗拿出来，并大声地朗诵给诗友们听，并获得一致通过。“二月诗社”是新诗潮之后，潍坊的第一家有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诗社。我的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我们诗社组织同题诗创作的结果，发表于1985年的《潍坊日报》，题目至今我还记得，叫《少女与鸽子》。作品写出来之后，我们彼此都认为自己写得好，产生分歧，我们就建议一起投给创办不久的《潍坊日报》副刊，以此为最终裁决。多么单纯的想法呀。报社的编辑我们谁都不认识，而发表的只有我这一首。我笑了，我得到了及时的鼓励。其实，写得最好的肯定不是我。
张脉峰：也许，是你的名字“王爱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王爱红：你说得对。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开始上小学时就叫了这个名字，觉着就是个代号，根本没有男女的观念。我投稿，得到回信，问我是男是女，觉着很奇怪。这与我的诗有关系吗？后来我知道，大多刊物都有积极扶持女性作者的倾向。关于我的名字，也有想造故事的好兄弟。我意识到有一个性别的问题存在着，我永远记着他们的善意。其实，我写诗后不久，就给自己起了笔名哀鸿、红河等，多男性化呀。当然，这也是在无意识下起的名字。大家不是都有笔名吗？你想，纸能够包住火吗？靠一个名字就能够写出好诗来，写出好文章来，这可能吗？现在，我就叫王爱红。网络那么发达了，还有人称我为女士。这是很令人感慨和可笑的。特别是他们知道我是男士之后，但并没有想到过向我道歉。这些有求于我的朋友呀。
张脉峰：我记得你叫哀鸿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诗人死了》，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于《布谷诗报》头版，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民间诗坛。你起了这样一个悲怆的笔名，是不是有什么深意呀？
王爱红：深意不敢当呀。那段时间，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低谷。1985年，我的父亲在北京意外去世。父亲的后事有幸得到中央省市县四级联合处理。第一条指示，就是让家庭满意。本来，我可以去任何效益好有前景的单位，我甚至可以留在北京，在中办当一个办事员（这也是我父亲的遗愿）。但是，我被我们家庭忽略了。就像童年我被流落到乡村一样，我被流落到一家工厂，一个属于集体的企业里。当我需要从这个单位里调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巨大差别。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我在这家集体工厂里，坦然接受它的改造，这也是命运作祟呀。我的爱情也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所决定的。当时，我所有的积蓄都不够我买几本书的，有的书需要等我工资发下来才能再买。我感到从来没有的悲哀。我的笔名叫哀鸿。我的老师胡全福大叔说，哀鸿遍野，叫哀鸿这个名字好呀。我想，哀兵必胜。《诗人死了》这篇文章是悼念海子、骆一禾的，又不仅仅是悼念这两位诗人的，文章中有一种悲怆的力量。因为，写得直白，直抒胸臆，大家都感受到了。我记得那个时期，你也在办《太阳诗报》。
张脉峰：是的，也是民间诗报。
王爱红：那时候，民间诗报如火如荼，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办报的热潮。民间诗报为推动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与进步，的确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脉峰：最近，我在“新归来诗人群”中，读到了你的诗，锐气不减当年呀。曾记否，你经常在《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报》等等这些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诗作，还在国内的一些诗歌大赛中连连获奖。我一直认为，你是有诗歌潜质的优秀诗人，会有很好的诗歌前景的。但是，我一直想一个问题，你当时是怎样淡出了诗界？
王爱红：无所谓淡出，因为我觉得从来也没有真正进去过。我觉得一个人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他选择生活的方式与他周围的人，特别是最亲近的人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方式各不一样。随着家庭生活的深入，我感受到一种责任。生活的道路有千万条，一个人的爱好能够坚持下来，这是需要智慧的。我是1991年到我们市文联工作的，参编一本叫《风筝都》的刊物。从此，我离开了工厂。我非常清楚，在工厂里，我不是一个好工人，我的心一天都没在那里待过。因为，在学校里我应该学的内容，我一天都没有学过。我的同学很幽默地对我说，你把你所学的都还给老师了。我笑笑，其实我的课本底下每天都藏着一本小说呀，我哪里认真上过课学习过呀。包括，我去读政治历史系，最后我干脆不去了，集体毕业照里面都没有我。我白白浪费了我母亲给我交的我父亲给我留下的学习的钱。其实，父亲去世前已经看到了我发表的作品，已经默许了我。他当面对我嗤之以鼻，背后里还拿着那张《潍坊日报》到他的战友那里炫耀过呢。我觉得，工厂外面才是海，工厂外面的世界才有天空。而我应该是那条鱼，跃得更高：应该是那只鸟，飞得更高。我觉得，父亲的眼睛在天上看着我。好像诗人韩东，也曾经写过一首这样内容的诗。 后来，1994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名字叫《八月之杯》。
张脉峰：你的这本诗集我有收藏。请问，你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晦涩的名字呢？
王爱红：我是农历八月出生的。诗人海子有一句诗，八月之杯中安坐真正的诗人。所以，这本诗集的名字就出自海子的这一句诗，仿佛好懂呀。
张脉峰：我读过你写的一首诗《今天是月亮的一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你的心境是愉快的，虽然也有淡淡的忧伤，但，是美丽的。
王爱红：这首诗，恐怕是我唯一能够背诵的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共十四行。有一年，我请范曾先生为我的诗集题写书名。他问我写过什么诗呀？我就给他背诵了这一首：
今天是月亮的一半
今天的月亮不同往常
今天我打开一扇门
另一扇就被一具琵琶遮挡
遍地的银，为我而碎
遍地的芬芳，淡淡的，像我的郁伤
在仰首和低徊之间
我轻轻地呼吸，但不能歌唱
今夜星光灿烂，琴声不断
悠扬渐渐绷紧了琴弦
琴的深处，你和我隔着一年衣裳
怎样才能消除今夜的遗憾
今天是月亮的一半
今天美丽的月光我和谁分享
范曾先生听了，二话没说，径直走到画案前，为我题写了“清月飞花”四个大字。写完了，范曾先生还说，“花”是妙笔生花的“花”，并赞美我的诗写得好。我的第二本诗集，书名就是用的范曾先生题写书签的《清月飞花》，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时，我已经到了北京，在《文艺报》社主编美术专刊，一干就是近十年。除了美术，别无他事。写诗始终是断断续续，算是业余的爱好。好处是，美术家、书法家称我是诗人，诗人朋友称我是美术家、书法家。苍天有眼，我与美术热潮幸遇，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如果说，我还有淡淡的郁伤，全都是因为我的诗。诗，在我心底里，还有那么多，至今没有写好。
张脉峰：诗歌评论家谭五昌教授这样评价你的诗：“与其真诚、散淡的性情相对称，王爱红的诗歌写作在精神状态上显得相当放松，因而他的绝大多数诗作节奏舒展、从容，诗思与情感的传达也颇为自然、流畅。在语言方面，诗人较为偏好使用口语，有时又擅长于书面语的运用，显示出开放的语言态度。”我的多年好友、诗人阿翔这样评价你的诗：“（王爱红）最大的优点体现在‘诗感’——他的叙述、情感、语调，这是他诗歌的一切的总和。他的诗那么干净，快速但不会让人感到局促、急迫。王爱红的诗越来越显露出成熟的气象。语感的熟练，情绪的传达，都显得恰到好处。在与生活贴近过久之后，那种来自生活背面的力量进入他的诗歌，并且显现。”
我也读了你最近的一些诗，感觉你的诗“粗而细，旧而新。”粗，则雄壮，意雄、姿雄，见张力，有小中见大，物外生物之妙；细，则精，慧心善落于细微末节，经得起细细赏味和咀嚼，更能提升出沉郁的雄；旧，是秉古直而悠旷的民族特色；新，是决不泥古，古为今用。读你的诗，粗细相环，新旧交融。其中用词精妙，语言朴直，诗意盎然，让人读而大快也。
我觉得，《今天是月亮的一半》这首诗，在你早期诗歌创作中，应该极具代表性的。我想问的是，你的这种写作的方式是怎样炼成的？
王爱红：我喜欢希腊诗人奥德修斯·埃里蒂斯的作品，他说，诗在笔下，当有创作激情的时候，诗就从笔下流出来。这种自由写作的方式，我十分推崇。《今天是月亮的一半》作为一首完整的诗，就是从第一句开始的，直到最后一句结束。包括下面这首《甚至……》十四行诗，也是这样写成的：
甚至忘记了你的名字，我
甚至忘记了，是在何时何地
与你相识。我们俩甚至
没有构成故事的开始那样激动人心
我甚至忘记了，你
对我说的一句话
甚至忘记了你容颜
甚至根本就没有你
你仍然在茫茫人海里
并且和我一样
在一条路上行走着
我会碰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非常熟悉，但肯定不是你
因为这是另一种美丽
一闪又不见了
当然，影响我的诗人有很多，古今中外的都有，主要是潜移默化的作用。我认为，在现代语境之下，对诗歌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融合了更多的内容，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写出了更多更好的优秀诗作，诗深入了，这是诗歌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诗歌指引我前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创造并且见证诗歌的辉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