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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昆明师专附属中学，云南 昆明 650000；2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具有传承经典，让经典走向大众的积极意义。白云译注的《史通》，准确把握和揭示《史通》的理论特色，题解扼要，注释简明，译文畅达，是研读《史通》的重要参考书，对于大众研读史学理论经典和传播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史通》 译注 特点
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是以权威版本为核校底本，约请业内专家进行编撰的。该丛书具有传承经典，让经典走向大众的积极意义。《史通》也列入了该丛书。
《史通》为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首次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史通》全书共二十卷，原为52篇，今存49篇（《体统》、《纰缪》、《弛张》3篇亡佚，仅存篇目）。正文83000多字，原注9000多字，总计九万余字，分为内、外篇。“内篇”主要讲历史编纂学，是《史通》的主要内容、主要贡献。各篇之间联系紧密，内部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外篇”主要讲史官和史书的沿革，杂评过去史书的优劣得失。各篇之间无关联，无系统，近似杂论。
白云译注《史通》（上下），2014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具有突出的特点和积极的学术意义。
一、严格遵守丛书的统一规范和要求
白云译注《史通》（上下）按照丛书的统一规范要求，内容包括：前言、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前言”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及成书经过，作品的内容、价值、体例，版本的选用情况及编写说明。“题解”对《史通》内容分篇进行总括式介绍，说明题意，择要概括各篇主要内容、思想价值等，并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评论。“原文”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为底本，直接吸收利用已有的校勘成果，原文中的异体字径改为通用汉字，不出校记。“注释”按所据底本原文段落分段进行注释，追求准确简明，不做烦琐考证。“译文”以现代汉语直译，追求准确、贴切，努力做到信、达、雅。全书达60万字。对于研读《史通》、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批评、中国历史编纂学等，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准确把握和揭示《史通》的理论特色
《史通》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理论总结，不仅评论了初唐以前历史著作的优劣得失，对史官建置、史书源流、史学性质、史书体裁、史学功能、修史态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都做了总结，而且提出了史家的任务和史学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峰。译注者在该书的“前言”和“题解”中，充分揭示了《史通》的理论意义和史学批评价值，包括“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撰写《史通》目的论；“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的《史通》史学批评特点；“六家二体”的史书体裁体例论；“五志三科”的史书撰述内容论；“博采善择”的历史撰述方法论；“叙事为先，简要为主”的史文表述论；“直书与曲笔”的史书撰述原则论；“史才三长”的史家修养论；“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史学功用论等，也揭示了刘知几“求实录”与“扬名教”的史学思想的二重性特征及其局限性，对于读者更好地研读《史通》和把握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十分重要[1]。
三、“题解”扼要精到
译注者所作“题解”，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内容为主旨，兼涉与正文有关的前后背景，说明题意，高度概括，提示篇旨，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和意义。如：在《二体》篇“题解”中指出：“《二体》继上篇《六家》而进一步论述史体。刘知几在本篇中，全面比较论述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劣长短，认为二体互有得失，‘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刘知几将二体视为古代史学的主流和正宗，反对‘唯守一家’的做法。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刘知几认为，编年体之长：一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史，能将‘中国外夷，同年共世’之事完备加以记载，使人一目了然；二是‘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能避免叙述上和评论上的前后重复，节省大量的篇幅。短处是：在内容取舍上存在着巨细失当、主次不分的缺陷，难以做到详略得当。所论编年体的长处十分恰切，但其短则并非编年体史书所普遍存在的现象。编年体史书的最大缺陷在于：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传、表、志，各有分工，综合运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能做到‘显隐必该，洪纤靡失’，颇为详尽。短处在于：一事而分在数篇，既彼此重复，又相互脱节；编排上不规范；互见屡出。刘知几关于纪传体之长和一事而分在数篇之论，称得上真知灼见。但屈、贾同传与曹、荆并编，归长属短，学界尚有分歧意见。至于互见之法，则有意识地把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一桩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两篇当中参错互见，可使当篇叙事主干清晰，枝叶分明，并能突出人物特点和性格，学界多持此种看法。因此，认识刘知几之论，应持辩证态度，不可轻易信从或盲目迷信。”[2]
又如：在《序例》篇“题解”中指出：“本篇专论史书的序和例。前三段论序，后三段论例。序，是阐述作者写作意图的文字，有总序和篇序，本篇所论主要指篇序，篇序主要阐明该篇的主题、范围、宗旨等。刘知几强调，序很必要，否则难以明了作者的意图和文章的深意，如《尚书》、《詩经》之有序。刘知几认为，《史记》、《汉书》的篇序也是序的典范，但从《后汉书》起开始背离上古的传统，篇篇有序，炫耀文采，后世史书又相互模仿，陈陈相因，缺乏新意。例，即史书的编撰体例，指史书编写的原则和方法。刘知几把史例看得和国家大法同等重要，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进而批评了史书中有例不依的现象，强调例不可破，法不可违。刘知几的史例论十分重要，但未免拘泥、刻板，有局限性。清代章学诚则提出‘史不拘例’、‘因事命篇’，既要讲求体例，又不能拘泥于体例。贯串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新精神，意义重大。”[3] 四、“注释”简明清楚
译注者充分汲取已有研究成果，力求注解准确简明。全书按底本原文段落分段进行注释，注释词条不求繁多，根据文本实际情况而定。注释力求准确简明，不做烦琐考证，以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读者能读懂为准。如：《二体》开篇第一段[4]：
原文：
三、五之代①，书有典、坟②，悠哉邈矣③，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④，是为《古文尚书》⑤。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⑥，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⑦，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⑧，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⑨，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⑩，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注释：
①三、五之代：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
②典、坟：《五典》、《三坟》，传说中我国最古的典籍。《史通·古今正史》引伪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③悠、邈：同义词，遥远、悠远。
④唐、虞：指唐尧、虞舜。尧帝曾封于唐地，故称陶唐氏或唐尧；舜是古部落有虞氏的首领，故称有虞氏或虞舜。
⑤《古文尚书》：刘知几所言《古文尚书》，是指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尚书》。他认为唐、虞、夏、商、周的历史都记载在这部书中。
⑥丘明传《春秋》：指左丘明解释《春秋》而撰《左传》。刘知几认为《左传》是解释和阐述《春秋》的。传，指注释或解释经义的文字，此处作动词用，指解释、阐述。
⑦载笔之体：指历史著作的体裁。载笔，即记事，此指史书。
⑧荀悦、张璠：荀悦（148—209），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官至秘书监、侍中。曾作《申鉴》五篇，议论时政。又奉命以《左传》體裁改编班固《汉书》，撰成《汉纪》三十卷，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编年史。张璠，西晋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撰有《后汉纪》三十卷，为编年体东汉史。
⑨华峤（？—293）：字叔骏，西晋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官至秘书监，加散骑常侍。撰《后汉书》九十七卷，为纪传体史书，记东汉光武帝至汉献帝间史事。
⑩矜尚：夸耀，争出人上。
五、“译文”畅达得当
译注者重视参鉴今人程千帆先生的《史通笺记》、张振佩先生的《史通笺注》、赵吕甫先生的《史通新校注》、姚松与朱恒夫先生的《史通全译》，并广泛借鉴了前哲时俊的相关《史通》研究成果。同时，融入了作者多年研读《史通》的认识。以现代汉语直译，译文句式标点与原文句式标点保持一致，坚持不破句，追求准确、贴切，在信、达、雅上下功夫，译文明白晓畅。如上述《二体》篇开篇第一段译文：
译文：
三皇、五帝时代，书籍有《三坟》、《五典》，已经很久远啦，无法弄清它们的详细内容。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就有了《古文尚书》。但当时世风仍淳朴古质，文风也随之崇尚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就很缺乏。此后左丘明阐述《春秋》而作《左传》，司马迁著成《史记》，历史著作的体裁，到这时就完备了。后来继之而起的著作，互相因循，即使有改动变化，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变化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越他们呢！大致上说，荀悦、张璠，是左丘明的追随者；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流派。只是编年、纪传这两大家，各自夸耀称赞自家，如果一定要辨析他们的利弊得失，是能够谈一谈的[5]。
综上所述，白云译注《史通》（上下），在内容和结构上自然结合，相互发明，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刘知几《史通》的理论内涵和深远意义。书中的前言、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各部分自有分工，又有机结合，各尽其用，共同为研读《史通》服务。全书系统完整、结论新颖、观点鲜明、逻辑清晰、注释规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是研读《史通》的重要参考书，对于大众研读史学理论经典和传播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白云，译注.《史通》（上）“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3][4][5]白云，译注.《史通》（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4：31-32，133，32-33，33.
摘 要： 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具有传承经典，让经典走向大众的积极意义。白云译注的《史通》，准确把握和揭示《史通》的理论特色，题解扼要，注释简明，译文畅达，是研读《史通》的重要参考书，对于大众研读史学理论经典和传播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史通》 译注 特点
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是以权威版本为核校底本，约请业内专家进行编撰的。该丛书具有传承经典，让经典走向大众的积极意义。《史通》也列入了该丛书。
《史通》为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首次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史通》全书共二十卷，原为52篇，今存49篇（《体统》、《纰缪》、《弛张》3篇亡佚，仅存篇目）。正文83000多字，原注9000多字，总计九万余字，分为内、外篇。“内篇”主要讲历史编纂学，是《史通》的主要内容、主要贡献。各篇之间联系紧密，内部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外篇”主要讲史官和史书的沿革，杂评过去史书的优劣得失。各篇之间无关联，无系统，近似杂论。
白云译注《史通》（上下），2014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具有突出的特点和积极的学术意义。
一、严格遵守丛书的统一规范和要求
白云译注《史通》（上下）按照丛书的统一规范要求，内容包括：前言、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前言”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及成书经过，作品的内容、价值、体例，版本的选用情况及编写说明。“题解”对《史通》内容分篇进行总括式介绍，说明题意，择要概括各篇主要内容、思想价值等，并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评论。“原文”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为底本，直接吸收利用已有的校勘成果，原文中的异体字径改为通用汉字，不出校记。“注释”按所据底本原文段落分段进行注释，追求准确简明，不做烦琐考证。“译文”以现代汉语直译，追求准确、贴切，努力做到信、达、雅。全书达60万字。对于研读《史通》、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批评、中国历史编纂学等，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准确把握和揭示《史通》的理论特色
《史通》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理论总结，不仅评论了初唐以前历史著作的优劣得失，对史官建置、史书源流、史学性质、史书体裁、史学功能、修史态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都做了总结，而且提出了史家的任务和史学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峰。译注者在该书的“前言”和“题解”中，充分揭示了《史通》的理论意义和史学批评价值，包括“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撰写《史通》目的论；“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的《史通》史学批评特点；“六家二体”的史书体裁体例论；“五志三科”的史书撰述内容论；“博采善择”的历史撰述方法论；“叙事为先，简要为主”的史文表述论；“直书与曲笔”的史书撰述原则论；“史才三长”的史家修养论；“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史学功用论等，也揭示了刘知几“求实录”与“扬名教”的史学思想的二重性特征及其局限性，对于读者更好地研读《史通》和把握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十分重要[1]。
三、“题解”扼要精到
译注者所作“题解”，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内容为主旨，兼涉与正文有关的前后背景，说明题意，高度概括，提示篇旨，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和意义。如：在《二体》篇“题解”中指出：“《二体》继上篇《六家》而进一步论述史体。刘知几在本篇中，全面比较论述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劣长短，认为二体互有得失，‘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刘知几将二体视为古代史学的主流和正宗，反对‘唯守一家’的做法。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刘知几认为，编年体之长：一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史，能将‘中国外夷，同年共世’之事完备加以记载，使人一目了然；二是‘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能避免叙述上和评论上的前后重复，节省大量的篇幅。短处是：在内容取舍上存在着巨细失当、主次不分的缺陷，难以做到详略得当。所论编年体的长处十分恰切，但其短则并非编年体史书所普遍存在的现象。编年体史书的最大缺陷在于：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传、表、志，各有分工，综合运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能做到‘显隐必该，洪纤靡失’，颇为详尽。短处在于：一事而分在数篇，既彼此重复，又相互脱节；编排上不规范；互见屡出。刘知几关于纪传体之长和一事而分在数篇之论，称得上真知灼见。但屈、贾同传与曹、荆并编，归长属短，学界尚有分歧意见。至于互见之法，则有意识地把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一桩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两篇当中参错互见，可使当篇叙事主干清晰，枝叶分明，并能突出人物特点和性格，学界多持此种看法。因此，认识刘知几之论，应持辩证态度，不可轻易信从或盲目迷信。”[2]
又如：在《序例》篇“题解”中指出：“本篇专论史书的序和例。前三段论序，后三段论例。序，是阐述作者写作意图的文字，有总序和篇序，本篇所论主要指篇序，篇序主要阐明该篇的主题、范围、宗旨等。刘知几强调，序很必要，否则难以明了作者的意图和文章的深意，如《尚书》、《詩经》之有序。刘知几认为，《史记》、《汉书》的篇序也是序的典范，但从《后汉书》起开始背离上古的传统，篇篇有序，炫耀文采，后世史书又相互模仿，陈陈相因，缺乏新意。例，即史书的编撰体例，指史书编写的原则和方法。刘知几把史例看得和国家大法同等重要，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进而批评了史书中有例不依的现象，强调例不可破，法不可违。刘知几的史例论十分重要，但未免拘泥、刻板，有局限性。清代章学诚则提出‘史不拘例’、‘因事命篇’，既要讲求体例，又不能拘泥于体例。贯串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新精神，意义重大。”[3] 四、“注释”简明清楚
译注者充分汲取已有研究成果，力求注解准确简明。全书按底本原文段落分段进行注释，注释词条不求繁多，根据文本实际情况而定。注释力求准确简明，不做烦琐考证，以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读者能读懂为准。如：《二体》开篇第一段[4]：
原文：
三、五之代①，书有典、坟②，悠哉邈矣③，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④，是为《古文尚书》⑤。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⑥，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⑦，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⑧，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⑨，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⑩，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注释：
①三、五之代：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
②典、坟：《五典》、《三坟》，传说中我国最古的典籍。《史通·古今正史》引伪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③悠、邈：同义词，遥远、悠远。
④唐、虞：指唐尧、虞舜。尧帝曾封于唐地，故称陶唐氏或唐尧；舜是古部落有虞氏的首领，故称有虞氏或虞舜。
⑤《古文尚书》：刘知几所言《古文尚书》，是指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尚书》。他认为唐、虞、夏、商、周的历史都记载在这部书中。
⑥丘明传《春秋》：指左丘明解释《春秋》而撰《左传》。刘知几认为《左传》是解释和阐述《春秋》的。传，指注释或解释经义的文字，此处作动词用，指解释、阐述。
⑦载笔之体：指历史著作的体裁。载笔，即记事，此指史书。
⑧荀悦、张璠：荀悦（148—209），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官至秘书监、侍中。曾作《申鉴》五篇，议论时政。又奉命以《左传》體裁改编班固《汉书》，撰成《汉纪》三十卷，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编年史。张璠，西晋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撰有《后汉纪》三十卷，为编年体东汉史。
⑨华峤（？—293）：字叔骏，西晋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官至秘书监，加散骑常侍。撰《后汉书》九十七卷，为纪传体史书，记东汉光武帝至汉献帝间史事。
⑩矜尚：夸耀，争出人上。
五、“译文”畅达得当
译注者重视参鉴今人程千帆先生的《史通笺记》、张振佩先生的《史通笺注》、赵吕甫先生的《史通新校注》、姚松与朱恒夫先生的《史通全译》，并广泛借鉴了前哲时俊的相关《史通》研究成果。同时，融入了作者多年研读《史通》的认识。以现代汉语直译，译文句式标点与原文句式标点保持一致，坚持不破句，追求准确、贴切，在信、达、雅上下功夫，译文明白晓畅。如上述《二体》篇开篇第一段译文：
译文：
三皇、五帝时代，书籍有《三坟》、《五典》，已经很久远啦，无法弄清它们的详细内容。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就有了《古文尚书》。但当时世风仍淳朴古质，文风也随之崇尚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就很缺乏。此后左丘明阐述《春秋》而作《左传》，司马迁著成《史记》，历史著作的体裁，到这时就完备了。后来继之而起的著作，互相因循，即使有改动变化，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变化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越他们呢！大致上说，荀悦、张璠，是左丘明的追随者；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流派。只是编年、纪传这两大家，各自夸耀称赞自家，如果一定要辨析他们的利弊得失，是能够谈一谈的[5]。
综上所述，白云译注《史通》（上下），在内容和结构上自然结合，相互发明，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刘知几《史通》的理论内涵和深远意义。书中的前言、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各部分自有分工，又有机结合，各尽其用，共同为研读《史通》服务。全书系统完整、结论新颖、观点鲜明、逻辑清晰、注释规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是研读《史通》的重要参考书，对于大众研读史学理论经典和传播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白云，译注.《史通》（上）“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3][4][5]白云，译注.《史通》（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4：31-32，133，32-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