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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亚洲文化圈内部，抛弃以往的亚洲文化圈研究的“中国中心论”倾向，着力阐述韩国流行文化在内容、产业和社会意识的不同层面对中国的文化安全影响，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渗入，从而充实亚洲文化圈中韩文化安全研究背景。本文主要分析韩国流行文化在中国的推进，从它的内容、产业和社会意识三个层面来分析中韩娱乐产业互动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关键词：中韩关系；流行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安全
比起与日本的关系，韩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微妙。中韩一衣带水，曾经是友好邻邦，韩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直到1948年韩国和朝鲜分别成立，中韩分歧才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中韩文化矛盾有激化的趋势，像端午节和孔子之争，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奥运会的骂战就体现得较为突出。这种若即若离、牵连与嫌隙并存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文化安全的潜在影响才更可能发生。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分析了几个主要文明，在亚洲他指出有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并且還特意强调了日本文明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然而他却对处于中日之间的韩国甚少提及，他的前提假设是把韩国看作中华文化的延伸，囊括进了中国的“大中华”文化圈内。
在以往的亚洲文化圈研究中，中国学者过多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中心地位，虽然强调其他国家的影响，却还是以中国为中心，采取辐射式的研究路径。基于对先前研究的梳理，本文分析亚洲文化圈内部，抛弃以中国为主的思想，着力阐述韩国流行文化在内容、产业和社会意识的不同层面对中国的文化安全影响，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渗入，从而充实亚洲文化圈中韩文化安全研究背景。
文本生产层面
韩国在文化的剧烈动荡中获得和完成现代性的同时，文化上保持了一种延续性和保守性。这种文化特征构成了众多韩剧的叙事基础，也是韩剧冲击亚洲市场的文化策略[]。
韩国的电视剧、小说等文化产品重视情感的传达和共鸣，虽然没有像美剧等紧凑的剧情安排，但是它通过满足收视对象的情感诉求，来获得收视群体的肯定。在爱情方面往往是公主与王子、灰姑娘的结局、不完美的女生也能找到归属；在家庭方面往往是父母与子女割舍不掉的爱、重获新的家庭等等。比如说韩国的爱情文本，像《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等在中国受到大肆追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文本中善于使用诸如“（*^__^*） ”这样的符号元素，而随着韩国流行小说在中国的风行，这类的符号也在中国的青少年小说中流行开来。这也是韩国流行文化符号影响的一个侧面。
有时候韩国与中国共享相同的儒家文化传统、家庭观，并不一定是有益的。相反，在这背后的含有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更有穿透力。他们以中国人更能接受的思维方式，从结果上传输了西方的价值观或者说一些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
例如电视剧《时尚王》，它说了一对贫穷男女饱受生活折磨为生活打拼的故事。其中的男主角为了爱情和金钱，让喜欢他的女友去勾引富家公子，出卖公司。这样的行为和价值观是违背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然而他们的爱情在故事中呈现得却又十分真挚。同时，剧中呈现的偷窃、欺骗的行为都得到合理化的解释，里面的骂人、打斗也是正常的行为。
此外，从韩国的文化产品的普遍流行元素来看，其中许多歌曲的歌词粗疏，歌曲有时候只是简单机械重复一些曲调，还有一些当红的歌手的歌曲MV充满色情暴力，最后一点是，韩国的恐怖电影与日本的相关内容一样，批量化制作，大规模地在亚洲传播。
娱乐产业层面
韩国文化产业于21世纪初异军突起，这个层面的文化较量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韩国媒体的生产与日本和中国在亚洲呈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兴起主要是依托于学习西式的媒介产业生产方式，以及政府的扶持。
韩国主要的娱乐公司有SM娱乐有限公司（S.M. Entertainment），是一家跨国娱乐公司，它在日本与爱贝克斯/环球唱片合作，在中国大陆与太合麦田公司合作；在中国台湾与福隆经济/台湾爱贝克斯合作。还有YG公司（YG Entertainment），自2005年，YG开始向海外拓展事业。Se7en是YG第一个走出亚洲的艺人。YG与日本的Nexstar Records，中国的21 East Entertainmen，泰国的GMMInternational有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走红全球的PSY（江南style的那位歌手）就是这家公司的。此外，还有JYP公司（JYP Entertainment），它在韩国、中国和美国都有总部。目前中国的像太合麦田、天娱传媒等较大的娱乐公司都开始与这些公司建立合作。
韩国的媒介产业的主要特点在于，偏向西方的音乐和娱乐等形式，批量化、工业式地生产媒介产品。它是影响是，一方面文化工业流水线影响了中国的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这也是西方话语方式和流行文化的间接传达。
如果说虽然中国媒介产业是掌握流行文化生产权的，而产出的全是韩国式、美国式的内容（当然，这只是极端的比喻，中国的华语音乐、电影也在不断地努力），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呢？
比如说，有一首网络流毒已久的歌曲——《思密达》（它仅在音悦台网站的播放次数就达到1422577次）。其中歌曲、舞蹈、拍摄角度和手法全是抄袭韩国的音乐。然而这样的音乐在中国能够如此走红，可想而知这样的内容制作方式的影响力之大。
问题还有，韩国的偶像团体生产方式，也开始被引入中国，目前天娱传媒和太合麦田等公司也模仿韩国的偶像团体生产模式推出了如至上励合、MIC男团等组合，韩国式的娱乐生产方式日渐突出。韩国的公司生产艺人的方式是通过选秀或者星探等招募12岁左右的青少年（之前可能会是15.16岁），经过几年的培训，以组合或者独立歌手出道，绝大多数都是组合形式。造型途径专业化、明星低龄化这在社会上也会产生如教育、心理等诸多问题，笔者在此不详细阐述。 社会文化层面
韩国人强烈的“国民”情绪深入娱乐产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韩国的流行文化产业中，有很多被冠以“国民演员”、“国民弟弟”、“国内妹妹”和“国民笑星”等。
而且在韩国的流行文化制作过程中，经常加入一些军民互动，比如说军队汇演，明星当兵的新闻媒体总会大肆报道，如韩国著名偶像玄彬、元彬和李俊基等参军就在中国也引起了不小反响。另外还有政府或者社会团体组织会全民公益活动，比如说义务帮助孤寡老人、明星充当政府形象大使。甚至，其中还会有一些较为激进的爱国行为，在2012年9月，韓国的几个明星就在节目中以游泳的方式到达日本占领的“独岛”，插上国旗，在岛上宣示韩国的主权。韩国娱乐中的这些活动绝大多数都是以明星牵头的，极其具有公信力。这样娱乐化的民族主义宣传，是中国所没有的。
这样会带来的问题就是，韩国人的国家和民族主义情绪有更多的宣泄途径，并且这些宣泄让中国受众也看到。经过长时间、持续的文化浸染，韩国的民族主义、大韩民国的主流意识，自然不自然地就会让中国受众了解。
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守护一国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控制或同化，从而保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民族性以及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应该根植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一些见微知著的小规模矛盾，往往是背后更大的潜在矛盾的表征。
笔者认为，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可能是一种涵化式的过程。也许接受韩国流行文化的受众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影响，但是实际上，在对社会的感知层面，即对韩国现实的了解，就会更加偏向于他所接受的内容呈现。具体到行为层面也有直接的影响。个人上，当前赴韩整容的人日益增多，虽然不是必然相关，但是可以说，这些行为与接受韩国流行文化不无关系。群体上，由于韩流明星带来的网民大规模网络暴乱数见不鲜，如韩国明星superjunior在中国演出中的打人事件，引起了网民强烈反响，次日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国网民游行，韩国naver、nate等网络几乎都瘫痪；还有一些中国粉丝群体集资给韩国明星的事例也并非个案。
韩国的确存在影响中国文化安全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在日渐增大。笔者通过韩国流行文化在中国推进的三个层面分析，主要得出三点结论：
首先，二者的文化的接近性利于推进浅表化的内容在中国传播，其中内容良莠不齐。
其次，娱乐产业生产方式对中国娱乐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娱乐文化工业趋势日渐明显。
最后，韩国娱乐产业娱乐化的民族主义思想传播方式，使得意识形态传输更为隐秘。
而纵观整个韩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结合实例经验，它可能产生的效果是见诸认知、态度和行为层面的。此外，中国互联网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智锋、张国涛. 日、韩电视剧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审美文化思考[A]. 2005东北亚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东北亚的文化交流论文或提要集[C]. 2005年08月。
[2]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个人简介：
谢卓潇，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中韩关系；流行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安全
比起与日本的关系，韩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微妙。中韩一衣带水，曾经是友好邻邦，韩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直到1948年韩国和朝鲜分别成立，中韩分歧才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中韩文化矛盾有激化的趋势，像端午节和孔子之争，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奥运会的骂战就体现得较为突出。这种若即若离、牵连与嫌隙并存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文化安全的潜在影响才更可能发生。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分析了几个主要文明，在亚洲他指出有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并且還特意强调了日本文明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然而他却对处于中日之间的韩国甚少提及，他的前提假设是把韩国看作中华文化的延伸，囊括进了中国的“大中华”文化圈内。
在以往的亚洲文化圈研究中，中国学者过多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中心地位，虽然强调其他国家的影响，却还是以中国为中心，采取辐射式的研究路径。基于对先前研究的梳理，本文分析亚洲文化圈内部，抛弃以中国为主的思想，着力阐述韩国流行文化在内容、产业和社会意识的不同层面对中国的文化安全影响，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渗入，从而充实亚洲文化圈中韩文化安全研究背景。
文本生产层面
韩国在文化的剧烈动荡中获得和完成现代性的同时，文化上保持了一种延续性和保守性。这种文化特征构成了众多韩剧的叙事基础，也是韩剧冲击亚洲市场的文化策略[]。
韩国的电视剧、小说等文化产品重视情感的传达和共鸣，虽然没有像美剧等紧凑的剧情安排，但是它通过满足收视对象的情感诉求，来获得收视群体的肯定。在爱情方面往往是公主与王子、灰姑娘的结局、不完美的女生也能找到归属；在家庭方面往往是父母与子女割舍不掉的爱、重获新的家庭等等。比如说韩国的爱情文本，像《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等在中国受到大肆追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文本中善于使用诸如“（*^__^*） ”这样的符号元素，而随着韩国流行小说在中国的风行，这类的符号也在中国的青少年小说中流行开来。这也是韩国流行文化符号影响的一个侧面。
有时候韩国与中国共享相同的儒家文化传统、家庭观，并不一定是有益的。相反，在这背后的含有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更有穿透力。他们以中国人更能接受的思维方式，从结果上传输了西方的价值观或者说一些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
例如电视剧《时尚王》，它说了一对贫穷男女饱受生活折磨为生活打拼的故事。其中的男主角为了爱情和金钱，让喜欢他的女友去勾引富家公子，出卖公司。这样的行为和价值观是违背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然而他们的爱情在故事中呈现得却又十分真挚。同时，剧中呈现的偷窃、欺骗的行为都得到合理化的解释，里面的骂人、打斗也是正常的行为。
此外，从韩国的文化产品的普遍流行元素来看，其中许多歌曲的歌词粗疏，歌曲有时候只是简单机械重复一些曲调，还有一些当红的歌手的歌曲MV充满色情暴力，最后一点是，韩国的恐怖电影与日本的相关内容一样，批量化制作，大规模地在亚洲传播。
娱乐产业层面
韩国文化产业于21世纪初异军突起，这个层面的文化较量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韩国媒体的生产与日本和中国在亚洲呈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兴起主要是依托于学习西式的媒介产业生产方式，以及政府的扶持。
韩国主要的娱乐公司有SM娱乐有限公司（S.M. Entertainment），是一家跨国娱乐公司，它在日本与爱贝克斯/环球唱片合作，在中国大陆与太合麦田公司合作；在中国台湾与福隆经济/台湾爱贝克斯合作。还有YG公司（YG Entertainment），自2005年，YG开始向海外拓展事业。Se7en是YG第一个走出亚洲的艺人。YG与日本的Nexstar Records，中国的21 East Entertainmen，泰国的GMMInternational有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走红全球的PSY（江南style的那位歌手）就是这家公司的。此外，还有JYP公司（JYP Entertainment），它在韩国、中国和美国都有总部。目前中国的像太合麦田、天娱传媒等较大的娱乐公司都开始与这些公司建立合作。
韩国的媒介产业的主要特点在于，偏向西方的音乐和娱乐等形式，批量化、工业式地生产媒介产品。它是影响是，一方面文化工业流水线影响了中国的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这也是西方话语方式和流行文化的间接传达。
如果说虽然中国媒介产业是掌握流行文化生产权的，而产出的全是韩国式、美国式的内容（当然，这只是极端的比喻，中国的华语音乐、电影也在不断地努力），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呢？
比如说，有一首网络流毒已久的歌曲——《思密达》（它仅在音悦台网站的播放次数就达到1422577次）。其中歌曲、舞蹈、拍摄角度和手法全是抄袭韩国的音乐。然而这样的音乐在中国能够如此走红，可想而知这样的内容制作方式的影响力之大。
问题还有，韩国的偶像团体生产方式，也开始被引入中国，目前天娱传媒和太合麦田等公司也模仿韩国的偶像团体生产模式推出了如至上励合、MIC男团等组合，韩国式的娱乐生产方式日渐突出。韩国的公司生产艺人的方式是通过选秀或者星探等招募12岁左右的青少年（之前可能会是15.16岁），经过几年的培训，以组合或者独立歌手出道，绝大多数都是组合形式。造型途径专业化、明星低龄化这在社会上也会产生如教育、心理等诸多问题，笔者在此不详细阐述。 社会文化层面
韩国人强烈的“国民”情绪深入娱乐产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韩国的流行文化产业中，有很多被冠以“国民演员”、“国民弟弟”、“国内妹妹”和“国民笑星”等。
而且在韩国的流行文化制作过程中，经常加入一些军民互动，比如说军队汇演，明星当兵的新闻媒体总会大肆报道，如韩国著名偶像玄彬、元彬和李俊基等参军就在中国也引起了不小反响。另外还有政府或者社会团体组织会全民公益活动，比如说义务帮助孤寡老人、明星充当政府形象大使。甚至，其中还会有一些较为激进的爱国行为，在2012年9月，韓国的几个明星就在节目中以游泳的方式到达日本占领的“独岛”，插上国旗，在岛上宣示韩国的主权。韩国娱乐中的这些活动绝大多数都是以明星牵头的，极其具有公信力。这样娱乐化的民族主义宣传，是中国所没有的。
这样会带来的问题就是，韩国人的国家和民族主义情绪有更多的宣泄途径，并且这些宣泄让中国受众也看到。经过长时间、持续的文化浸染，韩国的民族主义、大韩民国的主流意识，自然不自然地就会让中国受众了解。
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守护一国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控制或同化，从而保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民族性以及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应该根植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一些见微知著的小规模矛盾，往往是背后更大的潜在矛盾的表征。
笔者认为，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可能是一种涵化式的过程。也许接受韩国流行文化的受众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影响，但是实际上，在对社会的感知层面，即对韩国现实的了解，就会更加偏向于他所接受的内容呈现。具体到行为层面也有直接的影响。个人上，当前赴韩整容的人日益增多，虽然不是必然相关，但是可以说，这些行为与接受韩国流行文化不无关系。群体上，由于韩流明星带来的网民大规模网络暴乱数见不鲜，如韩国明星superjunior在中国演出中的打人事件，引起了网民强烈反响，次日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国网民游行，韩国naver、nate等网络几乎都瘫痪；还有一些中国粉丝群体集资给韩国明星的事例也并非个案。
韩国的确存在影响中国文化安全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在日渐增大。笔者通过韩国流行文化在中国推进的三个层面分析，主要得出三点结论：
首先，二者的文化的接近性利于推进浅表化的内容在中国传播，其中内容良莠不齐。
其次，娱乐产业生产方式对中国娱乐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娱乐文化工业趋势日渐明显。
最后，韩国娱乐产业娱乐化的民族主义思想传播方式，使得意识形态传输更为隐秘。
而纵观整个韩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结合实例经验，它可能产生的效果是见诸认知、态度和行为层面的。此外，中国互联网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智锋、张国涛. 日、韩电视剧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审美文化思考[A]. 2005东北亚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东北亚的文化交流论文或提要集[C]. 2005年08月。
[2]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个人简介：
谢卓潇，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