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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诗人赵恺对80后、90后新生的青年诗人来说是陌生的。而我知道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诗歌复苏后疯狂的年代，他的一首叫《第五十七个黎明》的诗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据朋友马铃薯兄弟介绍，赵恺的日常生活过得非常敦厚、实在，自信和宽厚。我从他的诗歌中读出了一个优秀诗人的境界，其作品无不充满历史感和文人情怀。特别是如今，当我重读《第五十七个黎明》时，依旧被感动，依旧感到优秀的诗歌所蕴含的难以抗拒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这里我想说，诗人赵恺是值得我尊敬的。（雨田）
84年暑假的某一天，我躺在老家椒江堂前的竹椅上享受着过道风，翻看鲁迅的《野草》，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要创办一份《现代诗歌报》，以现代独立精神独立思想去引爆诗坛，在旧房子摧枯拉朽倒塌的废墟上，重构新的楼群。
在台州师专中文专业求学时，我组织了一个“求真文学社”，任社长。那时，我非常卖力地举办各种诗歌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等常规的诗歌活动，也出了几期油印刊物。那蜡笔的钢针在蜡纸上刻写时的吱吱声响，油亮的蜡纸泛出米白色的刻痕，滚筒在油网上推动时散出的油墨香味，都使我难以忘怀，心醉神迷。一句话，我有着办刊的前科和那自以为老到的经验。
八十年代初期，是个纯真的年代。写诗是一种热血，一种信念，无论生活多贫穷，只要写诗，自我感觉犹如皇帝。这种热血虽然还说不上进入了我的血液，但时时让我激奋。到了84年，民间刊物已经不少，但基本上还是油印刊物居多，很少有刊印的。刊印很清爽，很漂亮，也很有派头，于是，我想，要办就办一份铅印的。
当时，我的好友海平在椒江文化馆工作，负责文艺刊物编辑工作。我想借这一方宝地再办这份报纸，我把这意思跟他说了，他默认了。我还记得当时椒江的宣传部长，一个红脸的山东汉子，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我支持。还有，当时在椒江一中教书的王彪也同意参与，后来，他不断地为《现代诗歌报》重点推出的诗歌写出简短而有力的评论，对于《现代诗歌报》在外的影响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员场地都搭好了，还得有启动资金。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70元左右，印一张对开的报纸2000份，需要100多元钱。这是个难题，我不能不吃不喝还借钱去办这份报纸，办一期可以，长期是办不下去的。我找到了黄岩的叶廷壁厂长一一他就是后来出资办《九龙》诗刊的老先生，他听说我的意图后，二话没说，答应资助我300元钱。这300元钱，如果按照我当时与现在工资的比例，足足翻了200多倍，应该相当于现在的6万多元。所以，多年以来，我对这位老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在心里一直把他视为我的另一个父亲。说来也奇怪，叶先生与我父亲长得还真有几分像，无论身高还是面庞神态，熟悉的朋友都说好像。我考虑到《现代诗歌报》一年要出6期，这些资金还不够，于是我再到我二哥詹明清那里拉来200元钱赞助费，他当时在海门加止耐火材料厂当副厂长，有权动用资金支持文化事业。这样，共筹得500元钱，资金的问题就这样基本上解决了。
办报还得有好稿源，尤其是名人的稿源。我从《今天》杂志找到了地址，向北岛、顾城、舒婷等全国知名诗人发出了约稿函。令我感动的是，北岛很快给我寄来了三首非常现代的诗歌，还附有简短的信函，说这个事件对当代诗歌对于历史，都具有深远意义。后来，我们又通了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北岛的这两封信件。北岛钢笔字迹娟秀，光滑的信纸折叠得非常整齐，这使我感到，他是个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人。北岛的三首诗歌发在《现代诗歌报》的创刊号上，这对于《现代诗歌报》迅速扬名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后，诗坛里有一些派别的人出来否定北岛，我像是掘了祖坟一般难受，在各种场合极力将北岛捍卫，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伟人。试想，一个当时在全国那么出名的诗人，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一个前程生死未卜的刊物，把自己的三首力作给了《现代诗歌报》，这是怎样的胸襟和远见，是怎样的宽厚和关爱？
创刊号上发表的名人作品还有韩东的《老渔夫》，李发模的《冬猎》，刁永泉和唐亚平的《无题》，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创刊号上还发了傅浩翻译的英国“死亡诗人”迪兰·托麦斯的两首诗歌：“二十四年”和“在结婚周年纪念日”，当时，国内对他的诗歌鲜有介绍评价。顾城也寄来了诗稿，因为大多是短句，当时考虑到短诗缺乏冲击力，首期没有刊发。后来因为北岛等人的诗歌影响力，好稿子源源不断，也就一直没有将顾城的诗歌发出，这事现在想来，多少有点遗憾。
然后联系印刷厂，大印刷厂不会接受这么小的业务，于是联系到椒江加止教育印刷厂，由椒江文化馆出具证明。那时，如果没有单位证明，印刷厂给个人印刷资料是违规的，这就是为什么铅印民刊少而又少的原因之一。就这样，到了1985年5月底，第一份《现代诗歌报》创刊号出炉。
我未想到，这份小小的報纸在全国各大高校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这种震动原因是多方面的，开始直接的原因与我采用“信任销售法”有关。我直接把50至100张的《现代诗歌报》卷起用牛皮纸包好，寄给各大学校园诗歌社团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与我从未通信，更没有谋面过，我就把报纸直接寄给他，让他为我们代卖。报纸一毛钱一张，我给他们的批发价是7分钱一张，我在附在报纸中的信件里告诉他们，等卖完了再把钱寄给我。结果，绝大多数寄出去的都打水漂了，他们都说送人了，但这一打水漂的结果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有更多的大学生把报纸寄给已经毕业工作的诗友们，他们纷纷向《现代诗歌报》投稿，并主动承担起下一期的销售任务。所以，在此我要非常感谢当年为我代发报纸的各位朋友们。当然，也有不少寄给个人是免费赠送的。
《现代诗歌报》从第三期开始扭亏为盈，到了86年3月头版推出唐亚平的力作“黑色沙漠”（组诗）时，这份小小的报纸最大的发行量已达到13000多份，现在想想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只有保持盈利才能保证《现代诗歌报》的长久正常运作，我当时的目标是远大的，心情是激动的。 宣传推广仅仅是翅膀，诗歌的内容才是生命的质量。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当时选发了不少高质量的诗歌作品，才使《现代诗歌报》影响越来越大。诗人伤水近日对我说：当时我向《现代诗歌报》投了5首诗歌，你只选了其中一首，而且这首诗歌也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现代诗歌报》选发的不少诗歌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仍然是上乘作品，我在此不妨选一首篇幅短小的：
木已成舟/文张子选
木已成舟，浪迹大河上下
浪迹上游与下游
九死一生的水手，一生漂流
这辈子不知到底能靠向哪家码头
没有女人要和水手分分合合
能叫女人牵肠挂肚的船，危险更多
有时也独自在船头
年老的水手仍然爱大河
年青时他也爱女人
女人不是河，但他爱过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木已成舟
就只有在这大河上下
漂流啊漂流
这些干净的语言，丰富的情绪，回环饱满的结构，比现在的所谓的口语诗，不知高出了多少，甩出了多少條大街。
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亚卡，她的“情绪”一诗非常有力度，摘取其中几句：现在我的胸部开始放牧你的马群/将埋葬你的一切/现在所有的岩石都睁开眼睛/固定一个位置看我辗转反侧。
更值得推崇的是台州三门人阿德的诗歌，在我看来，他是天才和预言家。他在85年就动用意识流写诗了，他那首“充满喧嚣的病痛”完全是穿越未来的，我们来看这首诗歌的开头几节：
瓶瓶袋袋一大捧，从医务室出来
失眠。这些白菊花晚上也是睡不着的
安眠药每晚两片，不要过量
有人两手插兜龟缩着走过。路旁
桔色的草叶渗出一层血，残酷的霜啊
一阵昏眩，肉体与灵魂锵然错开
如今，已找不到亚卡与阿德了，从百度里也找不到，他们留下那么美好的诗句，但人已经找不到了。
最值得骄傲的是推出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真正实现了双赢。唐亚平在全国一炮走红，唤醒了女性个体意识，《现代诗歌报》也越来越火红，当期还创造了利润近200元奇迹。在此，我们是付出心血的，我对“黑色沙漠”有些诗句做了修改，把第一首诗歌作为序诗，把最后一首诗歌作为跋诗。这些，都得到唐亚平的认可，她在后来出版的诗歌集中，也完全按照我们所修改的版本。以致1998年我到贵州拜访她时，她把我当贵宾一样接待，叫来贵州省作协主席一起就餐，带我到她家里，与她大胡子丈夫一起聊天，临走时还送我那么多茅台酒，但我不好意思要。在此，我就不摘抄唐亚平的诗句了，且看我们写的短评：
关于“黑色沙漠”
还没有人这样疯狂地写过黑夜。迷惘、焦虑、带有几分歇斯底里；而又纯真、超然，与厌世者的冷漠大相径庭。黑色似乎难以把握，但一个年青灵魂多少带有野性的欲望却是宣泄得一览无余。赤裸裸的生命激情混合了原野的气息，略略地折射边疆的民性之光，而零余者的痛苦，更使人相信这绝非模糊年代的梦之呓语。
三十多年前，我们就能写出这样的评论，意识也是够现代的。
我当时是主编，几乎所有的稿子都是我审阅的，但我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个读者，对好作品我怀着恭敬谦卑之心去阅读，对优秀诗人充满了崇敬，仿佛他们是主编，我是个投稿者。
《现代诗歌报》之所以影响那么大，还有个细小的原因，就是作者与读者互动，编辑与作者互动。我们在每个作者名字前面都写上他们的单位或学校的名称，这样便于读者与作者及时取得联系，写信交流。现代人的人心是孤独的，同时，也渴望交流，我们轻而易举地让他们隐秘的愿望得以满足。当有些读者建议我们编一本《现代诗歌报》作者通讯录时，我们编了，并以一元一本的成本价格卖了出去。当有读者建议我们组织一次大学生诗人大串联活动，到风景秀丽的雁荡山作一次自费旅游，交流诗艺，我们也做了。记得当时报名参加近100人，最后确定参加活动的有三四十个。我们当时还做了一面红旗，红旗上赫然写着“大学生诗人大串联”几个黄字。我们编辑部几个人轮流扛着这面红旗，到了事先说好的雁荡山地点。我们等了一天，令人有所失望的只等到稀稀落落十几个人。那时由于通信设备落后，资讯闭塞，没有赶到者的原因至今不明不白，也有上海几个大学生后来写信说明无法前来的原因。最后大家到了缙云的壶镇，晃了一下红旗，各自散了，我们原本还想以此走遍全国。我记得诗人于奎潮当时邀请我与他一起到内蒙草原上去游玩，想象中骑上一匹纯种的蒙古马，对着蓝天白云挥动双手。我当时答应了，后来由于俗事缠身没能成行，这也算是一种失信，但至今心里很为歉疚。
正当我雄心勃勃想把《现代诗歌报》做大做强，做成更有影响力的民刊，87年春节一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场运动的波及殃及鱼池，原先要推出的中国十大诗人专版只能放弃了，而且无法向广大读者说明。《现代诗歌报》几乎是不告而别，在86年12月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疼的句号。87年6月，我接到去浙江教育学院脱产学习两年的通知，梦想在本科高校中再起雄风。虽然后来我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影响力无法与《现代诗歌报》相提并论。这里有时代人心变化的各种因素交集，一些现实的功利性瓦解了诗歌的纯洁性，在此就不再细述了。
《现代诗歌报》在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确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起着综合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处于十年浩劫压抑后的爆发期。当时各高校文学社团林立，诗歌创作人数众多，萌动的商品意识尚未影响大学生的思维，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外的年代所无法具备的。应当承认，黄金时代应有许多黄金成品，成色、质感、纯度都非常好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从来稿看还不是很多。但这又有何妨呢？那时的热情已经给那个时代的青年埋下了集体狂欢的记忆，这也足够了。
当然，从建立新诗丰碑这一角度去观看《现代诗歌报》，它的缺陷和不足依然非常明显。那时很少有人从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人的诗词中，吸取古典传统文学的气势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很少有人在阅读外国现代派诗歌中，吸取那种直透生死情爱让你灵魂颤抖不已的情感力量；也很少有人去读现代经典小说，从中吸取诗歌对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美妙的感受能力。但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弊端在当今的诗坛不是同样明显地存在？
总结这十期的《现代诗歌报》，的确如火如荼，一批又一批新出现的诗人，如疯长的阳春麦子，遍地摇曳，那是诗人们一次次集体盛大的宴会。可惜的是，那样的宴会到了87年，成了一次寂寞的葬礼，因为高潮的到来，也就意味着结束的来临。但这场前后高潮迭起的运动，不仅是名人效应的冲击，也提供了一些初出茅庐的诗人跟世界会面的机会，而且不少诗人现在依然是各阶层的中坚力量。可以说，《现代诗歌报》激发了有思想、有独立人格、勇于担当和开掘的一代人。历史是不能遗忘的，正如责任不能遗忘。
诗人赵恺对80后、90后新生的青年诗人来说是陌生的。而我知道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诗歌复苏后疯狂的年代，他的一首叫《第五十七个黎明》的诗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据朋友马铃薯兄弟介绍，赵恺的日常生活过得非常敦厚、实在，自信和宽厚。我从他的诗歌中读出了一个优秀诗人的境界，其作品无不充满历史感和文人情怀。特别是如今，当我重读《第五十七个黎明》时，依旧被感动，依旧感到优秀的诗歌所蕴含的难以抗拒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这里我想说，诗人赵恺是值得我尊敬的。（雨田）
84年暑假的某一天，我躺在老家椒江堂前的竹椅上享受着过道风，翻看鲁迅的《野草》，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要创办一份《现代诗歌报》，以现代独立精神独立思想去引爆诗坛，在旧房子摧枯拉朽倒塌的废墟上，重构新的楼群。
在台州师专中文专业求学时，我组织了一个“求真文学社”，任社长。那时，我非常卖力地举办各种诗歌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等常规的诗歌活动，也出了几期油印刊物。那蜡笔的钢针在蜡纸上刻写时的吱吱声响，油亮的蜡纸泛出米白色的刻痕，滚筒在油网上推动时散出的油墨香味，都使我难以忘怀，心醉神迷。一句话，我有着办刊的前科和那自以为老到的经验。
八十年代初期，是个纯真的年代。写诗是一种热血，一种信念，无论生活多贫穷，只要写诗，自我感觉犹如皇帝。这种热血虽然还说不上进入了我的血液，但时时让我激奋。到了84年，民间刊物已经不少，但基本上还是油印刊物居多，很少有刊印的。刊印很清爽，很漂亮，也很有派头，于是，我想，要办就办一份铅印的。
当时，我的好友海平在椒江文化馆工作，负责文艺刊物编辑工作。我想借这一方宝地再办这份报纸，我把这意思跟他说了，他默认了。我还记得当时椒江的宣传部长，一个红脸的山东汉子，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我支持。还有，当时在椒江一中教书的王彪也同意参与，后来，他不断地为《现代诗歌报》重点推出的诗歌写出简短而有力的评论，对于《现代诗歌报》在外的影响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员场地都搭好了，还得有启动资金。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70元左右，印一张对开的报纸2000份，需要100多元钱。这是个难题，我不能不吃不喝还借钱去办这份报纸，办一期可以，长期是办不下去的。我找到了黄岩的叶廷壁厂长一一他就是后来出资办《九龙》诗刊的老先生，他听说我的意图后，二话没说，答应资助我300元钱。这300元钱，如果按照我当时与现在工资的比例，足足翻了200多倍，应该相当于现在的6万多元。所以，多年以来，我对这位老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在心里一直把他视为我的另一个父亲。说来也奇怪，叶先生与我父亲长得还真有几分像，无论身高还是面庞神态，熟悉的朋友都说好像。我考虑到《现代诗歌报》一年要出6期，这些资金还不够，于是我再到我二哥詹明清那里拉来200元钱赞助费，他当时在海门加止耐火材料厂当副厂长，有权动用资金支持文化事业。这样，共筹得500元钱，资金的问题就这样基本上解决了。
办报还得有好稿源，尤其是名人的稿源。我从《今天》杂志找到了地址，向北岛、顾城、舒婷等全国知名诗人发出了约稿函。令我感动的是，北岛很快给我寄来了三首非常现代的诗歌，还附有简短的信函，说这个事件对当代诗歌对于历史，都具有深远意义。后来，我们又通了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北岛的这两封信件。北岛钢笔字迹娟秀，光滑的信纸折叠得非常整齐，这使我感到，他是个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人。北岛的三首诗歌发在《现代诗歌报》的创刊号上，这对于《现代诗歌报》迅速扬名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后，诗坛里有一些派别的人出来否定北岛，我像是掘了祖坟一般难受，在各种场合极力将北岛捍卫，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伟人。试想，一个当时在全国那么出名的诗人，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一个前程生死未卜的刊物，把自己的三首力作给了《现代诗歌报》，这是怎样的胸襟和远见，是怎样的宽厚和关爱？
创刊号上发表的名人作品还有韩东的《老渔夫》，李发模的《冬猎》，刁永泉和唐亚平的《无题》，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创刊号上还发了傅浩翻译的英国“死亡诗人”迪兰·托麦斯的两首诗歌：“二十四年”和“在结婚周年纪念日”，当时，国内对他的诗歌鲜有介绍评价。顾城也寄来了诗稿，因为大多是短句，当时考虑到短诗缺乏冲击力，首期没有刊发。后来因为北岛等人的诗歌影响力，好稿子源源不断，也就一直没有将顾城的诗歌发出，这事现在想来，多少有点遗憾。
然后联系印刷厂，大印刷厂不会接受这么小的业务，于是联系到椒江加止教育印刷厂，由椒江文化馆出具证明。那时，如果没有单位证明，印刷厂给个人印刷资料是违规的，这就是为什么铅印民刊少而又少的原因之一。就这样，到了1985年5月底，第一份《现代诗歌报》创刊号出炉。
我未想到，这份小小的報纸在全国各大高校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这种震动原因是多方面的，开始直接的原因与我采用“信任销售法”有关。我直接把50至100张的《现代诗歌报》卷起用牛皮纸包好，寄给各大学校园诗歌社团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与我从未通信，更没有谋面过，我就把报纸直接寄给他，让他为我们代卖。报纸一毛钱一张，我给他们的批发价是7分钱一张，我在附在报纸中的信件里告诉他们，等卖完了再把钱寄给我。结果，绝大多数寄出去的都打水漂了，他们都说送人了，但这一打水漂的结果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有更多的大学生把报纸寄给已经毕业工作的诗友们，他们纷纷向《现代诗歌报》投稿，并主动承担起下一期的销售任务。所以，在此我要非常感谢当年为我代发报纸的各位朋友们。当然，也有不少寄给个人是免费赠送的。
《现代诗歌报》从第三期开始扭亏为盈，到了86年3月头版推出唐亚平的力作“黑色沙漠”（组诗）时，这份小小的报纸最大的发行量已达到13000多份，现在想想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只有保持盈利才能保证《现代诗歌报》的长久正常运作，我当时的目标是远大的，心情是激动的。 宣传推广仅仅是翅膀，诗歌的内容才是生命的质量。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当时选发了不少高质量的诗歌作品，才使《现代诗歌报》影响越来越大。诗人伤水近日对我说：当时我向《现代诗歌报》投了5首诗歌，你只选了其中一首，而且这首诗歌也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现代诗歌报》选发的不少诗歌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仍然是上乘作品，我在此不妨选一首篇幅短小的：
木已成舟/文张子选
木已成舟，浪迹大河上下
浪迹上游与下游
九死一生的水手，一生漂流
这辈子不知到底能靠向哪家码头
没有女人要和水手分分合合
能叫女人牵肠挂肚的船，危险更多
有时也独自在船头
年老的水手仍然爱大河
年青时他也爱女人
女人不是河，但他爱过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木已成舟
就只有在这大河上下
漂流啊漂流
这些干净的语言，丰富的情绪，回环饱满的结构，比现在的所谓的口语诗，不知高出了多少，甩出了多少條大街。
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亚卡，她的“情绪”一诗非常有力度，摘取其中几句：现在我的胸部开始放牧你的马群/将埋葬你的一切/现在所有的岩石都睁开眼睛/固定一个位置看我辗转反侧。
更值得推崇的是台州三门人阿德的诗歌，在我看来，他是天才和预言家。他在85年就动用意识流写诗了，他那首“充满喧嚣的病痛”完全是穿越未来的，我们来看这首诗歌的开头几节：
瓶瓶袋袋一大捧，从医务室出来
失眠。这些白菊花晚上也是睡不着的
安眠药每晚两片，不要过量
有人两手插兜龟缩着走过。路旁
桔色的草叶渗出一层血，残酷的霜啊
一阵昏眩，肉体与灵魂锵然错开
如今，已找不到亚卡与阿德了，从百度里也找不到，他们留下那么美好的诗句，但人已经找不到了。
最值得骄傲的是推出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真正实现了双赢。唐亚平在全国一炮走红，唤醒了女性个体意识，《现代诗歌报》也越来越火红，当期还创造了利润近200元奇迹。在此，我们是付出心血的，我对“黑色沙漠”有些诗句做了修改，把第一首诗歌作为序诗，把最后一首诗歌作为跋诗。这些，都得到唐亚平的认可，她在后来出版的诗歌集中，也完全按照我们所修改的版本。以致1998年我到贵州拜访她时，她把我当贵宾一样接待，叫来贵州省作协主席一起就餐，带我到她家里，与她大胡子丈夫一起聊天，临走时还送我那么多茅台酒，但我不好意思要。在此，我就不摘抄唐亚平的诗句了，且看我们写的短评：
关于“黑色沙漠”
还没有人这样疯狂地写过黑夜。迷惘、焦虑、带有几分歇斯底里；而又纯真、超然，与厌世者的冷漠大相径庭。黑色似乎难以把握，但一个年青灵魂多少带有野性的欲望却是宣泄得一览无余。赤裸裸的生命激情混合了原野的气息，略略地折射边疆的民性之光，而零余者的痛苦，更使人相信这绝非模糊年代的梦之呓语。
三十多年前，我们就能写出这样的评论，意识也是够现代的。
我当时是主编，几乎所有的稿子都是我审阅的，但我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个读者，对好作品我怀着恭敬谦卑之心去阅读，对优秀诗人充满了崇敬，仿佛他们是主编，我是个投稿者。
《现代诗歌报》之所以影响那么大，还有个细小的原因，就是作者与读者互动，编辑与作者互动。我们在每个作者名字前面都写上他们的单位或学校的名称，这样便于读者与作者及时取得联系，写信交流。现代人的人心是孤独的，同时，也渴望交流，我们轻而易举地让他们隐秘的愿望得以满足。当有些读者建议我们编一本《现代诗歌报》作者通讯录时，我们编了，并以一元一本的成本价格卖了出去。当有读者建议我们组织一次大学生诗人大串联活动，到风景秀丽的雁荡山作一次自费旅游，交流诗艺，我们也做了。记得当时报名参加近100人，最后确定参加活动的有三四十个。我们当时还做了一面红旗，红旗上赫然写着“大学生诗人大串联”几个黄字。我们编辑部几个人轮流扛着这面红旗，到了事先说好的雁荡山地点。我们等了一天，令人有所失望的只等到稀稀落落十几个人。那时由于通信设备落后，资讯闭塞，没有赶到者的原因至今不明不白，也有上海几个大学生后来写信说明无法前来的原因。最后大家到了缙云的壶镇，晃了一下红旗，各自散了，我们原本还想以此走遍全国。我记得诗人于奎潮当时邀请我与他一起到内蒙草原上去游玩，想象中骑上一匹纯种的蒙古马，对着蓝天白云挥动双手。我当时答应了，后来由于俗事缠身没能成行，这也算是一种失信，但至今心里很为歉疚。
正当我雄心勃勃想把《现代诗歌报》做大做强，做成更有影响力的民刊，87年春节一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场运动的波及殃及鱼池，原先要推出的中国十大诗人专版只能放弃了，而且无法向广大读者说明。《现代诗歌报》几乎是不告而别，在86年12月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疼的句号。87年6月，我接到去浙江教育学院脱产学习两年的通知，梦想在本科高校中再起雄风。虽然后来我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影响力无法与《现代诗歌报》相提并论。这里有时代人心变化的各种因素交集，一些现实的功利性瓦解了诗歌的纯洁性，在此就不再细述了。
《现代诗歌报》在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确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起着综合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处于十年浩劫压抑后的爆发期。当时各高校文学社团林立，诗歌创作人数众多，萌动的商品意识尚未影响大学生的思维，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外的年代所无法具备的。应当承认，黄金时代应有许多黄金成品，成色、质感、纯度都非常好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从来稿看还不是很多。但这又有何妨呢？那时的热情已经给那个时代的青年埋下了集体狂欢的记忆，这也足够了。
当然，从建立新诗丰碑这一角度去观看《现代诗歌报》，它的缺陷和不足依然非常明显。那时很少有人从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人的诗词中，吸取古典传统文学的气势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很少有人在阅读外国现代派诗歌中，吸取那种直透生死情爱让你灵魂颤抖不已的情感力量；也很少有人去读现代经典小说，从中吸取诗歌对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美妙的感受能力。但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弊端在当今的诗坛不是同样明显地存在？
总结这十期的《现代诗歌报》，的确如火如荼，一批又一批新出现的诗人，如疯长的阳春麦子，遍地摇曳，那是诗人们一次次集体盛大的宴会。可惜的是，那样的宴会到了87年，成了一次寂寞的葬礼，因为高潮的到来，也就意味着结束的来临。但这场前后高潮迭起的运动，不仅是名人效应的冲击，也提供了一些初出茅庐的诗人跟世界会面的机会，而且不少诗人现在依然是各阶层的中坚力量。可以说，《现代诗歌报》激发了有思想、有独立人格、勇于担当和开掘的一代人。历史是不能遗忘的，正如责任不能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