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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四，“古文尚书”条下引朱熹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说法，后人多误认为是朱熹弟子蔡沈所说，其实是蔡沈引朱子的说法未加标识，以致后人引用时误为蔡沈所言。
关键词：《经义考》；朱熹；蔡沈；古文尚书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17.0119
1前人引朱熹“古文尚书”条问题由来
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四，“古文尚书”条下引朱熹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说法，后人在引用朱熹说法时，往往未加识别，致使有学者误认为非朱熹所言。现将原文过录于下。朱子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1]1397这段文字出处有二：一是见于《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五《杂著·尚书》篇[2]，此乃朱熹为孔安国《尚书序》所作注文之按语；二是见于蔡沈（一作“沉”）《书集传》中的孔安国《书序》之按语中[3]。经核对这两篇《书序》及注文，笔者发现两篇文章实为同一篇。这不免令人生疑，且后人在引用此段话的时候，不知所宗，忽为朱子曰忽为蔡九峰（沈）先生曰。至于此段内容为谁所说，需要予以澄清，使朱蔡之说不至搅扰不清。
我们在澄清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来梳理一下有哪些学者认为是朱子之语，哪些认为是蔡沈之语。经笔者多方考索，检到如下学者或认为是朱子之言，或认为是蔡沈之说。
南宋真德秀《读书记》卷三十一《朱子传授》引朱熹之说，南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卷四亦引之。真德秀，字景希，号西山，福建蒲城人。南宋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为朱熹的再传弟子，世人称其为“小朱子”。有《大学衍义》、《西山甲乙稿》、《西山文集》等著作传世。章如愚，字俊卿，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庆元二年（1196）进士，累官国子博士，出知贵州。开禧初，上疏极陈时政，以忤韩侂胄罢归。结草堂山中讲学，时称山堂先生。著有类书《山堂群书考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是书曰：“宋自南渡以后，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议论而尠考证。如愚是编独以《考索》为名，言必有征，事必有据，博采诸家而折衷以己意。不但淹通掌故，亦颇以经世为心”[4]1150。章如愚“登庆元丙辰（1196年）进士，与真德秀同榜”[5]，而真德秀为庆元五年（1199）进士，知庆元二年真德秀未中，但二人交情深厚。且真德秀又为朱熹私淑弟子[6]256，章如愚采朱子之说亦在情理之中。
入元之后，有黄镇成《尚书通考》与梁寅《策要》引朱熹说法。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7]714，戴震《经考》和王鸣盛《蛾术编》均认为是朱熹所言。
认为是蔡沈所说的有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明代唐顺之《荆川稗编》和朱荃宰《文通》，清朝崔述《考信录》、方中履《古今释疑》与张英《渊鉴类函》。
从以上学者引用此段话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初步判断认为朱子所言是引自《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五，认为是蔡沈所言当是引自《书集传》的《尚书序》。情况大概如此。
2朱蔡二人说考辨
至于是朱子所说还是蔡沈所言，清人毛奇龄首先意识到此段话为谁所言存在问题，他在《古文之冤始于朱氏》一文中对朱子的说法有过如下之批注。
朱（笔者按：朱为朱熹）又曰：“书凡易读者皆古文，难读者皆今文。”（毛奇龄注：此说出自吴棫，云増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云云。然棫说不过如此，自朱氏指出，且题为伪，而世遂遵信之。）
又曰：“（毛奇龄注：一作蔡沈语）汉儒以伏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7]790
毛奇龄只是于“又曰”下存蔡沈说，显然毛奇龄对此段话采取了一个模糊处理的办法。毛奇龄对《古文尚书》为伪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且有《古文尚书冤词》一书力辩之。毛奇龄既然持《古文尚书》不伪的说法，必然要对最早提出《古文尚书》为伪书的源头进行辩证，而《古文尚书》为伪说始自宋吴棫，朱熹广大之，蔡沈又是朱熹的门徒，伪书一说亦沿袭之，这似乎是毛奇龄辩论的中心。至于此段话究为谁说，毛奇龄只是存而不辩。但是毛奇龄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此段话究竟为谁所说。
继毛奇龄之后，阎若璩弟子宋鉴著有《尚书考辨》一书，进一步辩《古文尚书》为伪书一说。宋鉴，字元衡，号半塘，山西安邑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尚书考辨》四卷，是宋鉴“以其师《古文尚书疏证》，文辞蔓衍而文不尔雅，因重辑《尚书考辨》四卷，谓杜林所传之漆书古文，篇数正与伏氏合，后人因指为《今文尚书》，其实乃真古文也。”[8]68-69此书一出即受好评，与宋鉴同时代的盛百二跋曰：“伪古文之失，至是书而益彰，真古文之美，得是书而益著。”[8]69宋鉴在《尚书考辨》卷一中，即引用朱熹关于《古文尚书》为伪书的一段话，并且首先提出此段话非蔡沈所言。
蔡氏沈曰：“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后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反专得其所易，则有不可晓者。”[9]（原注：此条误，略与前条同，此朱子《书临漳所刊四经后》，蔡氏进之于集传，叙录并注凡数百言，今俗本蔡传皆削去之。） 注文中所说的“此条误，略与前条同”，“此条误”乃是说此段话非蔡沈所言，“略与前条同”则是言此段之前有朱熹“疑孔安国《书》是假《书》”说。又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二确有《书临漳所刋四经后·书》一文，兹节录于下，以便考核。
“然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而可见。故今别定此本，一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合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不乱乎诸儒之说。又论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读者姑务沉潜反复乎其所易，而不必穿凿附会于其所难者云。绍熙庚戌（1190）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识。”[2]
这段话与《经义考》引文大同小异，是否如宋鉴所说“蔡氏进之于集传，叙录竝注凡数百言，今俗本蔡传皆削去之”所说呢？蔡沈在《九峰蔡先生书集传序》中做了详细说明。
庆元己未（1199）冬，先生文公令沉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千万言。呜呼！《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而浅见薄识岂足以尽发蕴奥，且生于数千载之下，而欲讲明于数千载之前，亦已难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心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
沉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原注：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间亦有经承先生口授指画，而未及尽改者，今悉更定，见本篇。）《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四代之书分为六卷。文以时异，治以道同。圣人之心见于书，犹化工之妙著于物，非精深不能识也。是传也，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虽未必能造其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书，因是训诂，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1209）三月既望，武夷蔡沉序[3]3-4。
蔡沈于该序中言到“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这就造成后世学者在引用《书集传》中的《尚书序》按语时，认为是蔡沈所言，至于是不是蔡沈所说呢？答案是否定的。
3为朱熹所说理由及结论
既然认为非蔡沈所言，那我们就从以下两方面来谈一谈非蔡氏所言的理由。
首先，在时间段上不符合蔡沈所作。朱子《书临漳所刋四经后·书》一文作于南宋绍熙庚戌（1190年）十月，而朱子令其弟子蔡沈作《书集传》乃是南宋庆元己未（1199年）冬，前后相差九年，只能是蔡沈引用朱子的说法，断无朱子引用蔡沈之理。这与蔡沈所说“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和“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相合。又清人宋鉴说法亦不误。
其次，本文开头提到《经义考》的这段引文出处有二：一为《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五《杂著·尚书》篇 ，一为蔡沈《书经集传》卷一《书序》篇，经笔者核对，这两篇文章在文字上相同，《经义考》的这段引文见于这两篇文章之后的按语中。至于《书集传》中的《书序》是不是蔡沈集传，蔡沈没说，蔡沈只说“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然董鼎《书传纂注》于《大禹谟》“正月朔旦”条下注曰：“朱子亲集《书传》，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并亲稿百余段，俾足成之，则《大禹谟》犹未全竣。《序》所言《二典》、《三谟》，特约举之辞。”[10]24董鼎此言与蔡沈“其间亦有经承先生口授指画，而未及尽改者，今悉更定，见本篇”相合，可以认为《书序》集传就是未经蔡沈改动的朱子原文。
总而言之，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四引用关于《古文尚书》为伪书一说，为朱熹所言不误，至于元明清一些学者认为是蔡沈所言，乃是受蔡沈《书集传》之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彝尊，林庆彰.经义考新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M]//张元济.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3]蔡沈.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王崇炳.金华征献略[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5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谢无量.朱子学派[M].上海：中华书局，1916.
[7]阎若璩，黄怀信，吕翊欣.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古国顺.清代尚书学[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9]宋鉴.尚书考辨[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解树明（1990-），男，硕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经学、目录版本学。
姬瑞丽（1985-），女，硕士，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华传统文化。
关键词：《经义考》；朱熹；蔡沈；古文尚书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17.0119
1前人引朱熹“古文尚书”条问题由来
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四，“古文尚书”条下引朱熹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说法，后人在引用朱熹说法时，往往未加识别，致使有学者误认为非朱熹所言。现将原文过录于下。朱子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1]1397这段文字出处有二：一是见于《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五《杂著·尚书》篇[2]，此乃朱熹为孔安国《尚书序》所作注文之按语；二是见于蔡沈（一作“沉”）《书集传》中的孔安国《书序》之按语中[3]。经核对这两篇《书序》及注文，笔者发现两篇文章实为同一篇。这不免令人生疑，且后人在引用此段话的时候，不知所宗，忽为朱子曰忽为蔡九峰（沈）先生曰。至于此段内容为谁所说，需要予以澄清，使朱蔡之说不至搅扰不清。
我们在澄清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来梳理一下有哪些学者认为是朱子之语，哪些认为是蔡沈之语。经笔者多方考索，检到如下学者或认为是朱子之言，或认为是蔡沈之说。
南宋真德秀《读书记》卷三十一《朱子传授》引朱熹之说，南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卷四亦引之。真德秀，字景希，号西山，福建蒲城人。南宋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为朱熹的再传弟子，世人称其为“小朱子”。有《大学衍义》、《西山甲乙稿》、《西山文集》等著作传世。章如愚，字俊卿，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庆元二年（1196）进士，累官国子博士，出知贵州。开禧初，上疏极陈时政，以忤韩侂胄罢归。结草堂山中讲学，时称山堂先生。著有类书《山堂群书考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是书曰：“宋自南渡以后，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议论而尠考证。如愚是编独以《考索》为名，言必有征，事必有据，博采诸家而折衷以己意。不但淹通掌故，亦颇以经世为心”[4]1150。章如愚“登庆元丙辰（1196年）进士，与真德秀同榜”[5]，而真德秀为庆元五年（1199）进士，知庆元二年真德秀未中，但二人交情深厚。且真德秀又为朱熹私淑弟子[6]256，章如愚采朱子之说亦在情理之中。
入元之后，有黄镇成《尚书通考》与梁寅《策要》引朱熹说法。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7]714，戴震《经考》和王鸣盛《蛾术编》均认为是朱熹所言。
认为是蔡沈所说的有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明代唐顺之《荆川稗编》和朱荃宰《文通》，清朝崔述《考信录》、方中履《古今释疑》与张英《渊鉴类函》。
从以上学者引用此段话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初步判断认为朱子所言是引自《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五，认为是蔡沈所言当是引自《书集传》的《尚书序》。情况大概如此。
2朱蔡二人说考辨
至于是朱子所说还是蔡沈所言，清人毛奇龄首先意识到此段话为谁所言存在问题，他在《古文之冤始于朱氏》一文中对朱子的说法有过如下之批注。
朱（笔者按：朱为朱熹）又曰：“书凡易读者皆古文，难读者皆今文。”（毛奇龄注：此说出自吴棫，云増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云云。然棫说不过如此，自朱氏指出，且题为伪，而世遂遵信之。）
又曰：“（毛奇龄注：一作蔡沈语）汉儒以伏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7]790
毛奇龄只是于“又曰”下存蔡沈说，显然毛奇龄对此段话采取了一个模糊处理的办法。毛奇龄对《古文尚书》为伪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且有《古文尚书冤词》一书力辩之。毛奇龄既然持《古文尚书》不伪的说法，必然要对最早提出《古文尚书》为伪书的源头进行辩证，而《古文尚书》为伪说始自宋吴棫，朱熹广大之，蔡沈又是朱熹的门徒，伪书一说亦沿袭之，这似乎是毛奇龄辩论的中心。至于此段话究为谁说，毛奇龄只是存而不辩。但是毛奇龄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此段话究竟为谁所说。
继毛奇龄之后，阎若璩弟子宋鉴著有《尚书考辨》一书，进一步辩《古文尚书》为伪书一说。宋鉴，字元衡，号半塘，山西安邑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尚书考辨》四卷，是宋鉴“以其师《古文尚书疏证》，文辞蔓衍而文不尔雅，因重辑《尚书考辨》四卷，谓杜林所传之漆书古文，篇数正与伏氏合，后人因指为《今文尚书》，其实乃真古文也。”[8]68-69此书一出即受好评，与宋鉴同时代的盛百二跋曰：“伪古文之失，至是书而益彰，真古文之美，得是书而益著。”[8]69宋鉴在《尚书考辨》卷一中，即引用朱熹关于《古文尚书》为伪书的一段话，并且首先提出此段话非蔡沈所言。
蔡氏沈曰：“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后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反专得其所易，则有不可晓者。”[9]（原注：此条误，略与前条同，此朱子《书临漳所刊四经后》，蔡氏进之于集传，叙录并注凡数百言，今俗本蔡传皆削去之。） 注文中所说的“此条误，略与前条同”，“此条误”乃是说此段话非蔡沈所言，“略与前条同”则是言此段之前有朱熹“疑孔安国《书》是假《书》”说。又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二确有《书临漳所刋四经后·书》一文，兹节录于下，以便考核。
“然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而可见。故今别定此本，一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合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不乱乎诸儒之说。又论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读者姑务沉潜反复乎其所易，而不必穿凿附会于其所难者云。绍熙庚戌（1190）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识。”[2]
这段话与《经义考》引文大同小异，是否如宋鉴所说“蔡氏进之于集传，叙录竝注凡数百言，今俗本蔡传皆削去之”所说呢？蔡沈在《九峰蔡先生书集传序》中做了详细说明。
庆元己未（1199）冬，先生文公令沉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千万言。呜呼！《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而浅见薄识岂足以尽发蕴奥，且生于数千载之下，而欲讲明于数千载之前，亦已难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心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
沉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原注：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间亦有经承先生口授指画，而未及尽改者，今悉更定，见本篇。）《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四代之书分为六卷。文以时异，治以道同。圣人之心见于书，犹化工之妙著于物，非精深不能识也。是传也，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虽未必能造其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书，因是训诂，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1209）三月既望，武夷蔡沉序[3]3-4。
蔡沈于该序中言到“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这就造成后世学者在引用《书集传》中的《尚书序》按语时，认为是蔡沈所言，至于是不是蔡沈所说呢？答案是否定的。
3为朱熹所说理由及结论
既然认为非蔡沈所言，那我们就从以下两方面来谈一谈非蔡氏所言的理由。
首先，在时间段上不符合蔡沈所作。朱子《书临漳所刋四经后·书》一文作于南宋绍熙庚戌（1190年）十月，而朱子令其弟子蔡沈作《书集传》乃是南宋庆元己未（1199年）冬，前后相差九年，只能是蔡沈引用朱子的说法，断无朱子引用蔡沈之理。这与蔡沈所说“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和“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相合。又清人宋鉴说法亦不误。
其次，本文开头提到《经义考》的这段引文出处有二：一为《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五《杂著·尚书》篇 ，一为蔡沈《书经集传》卷一《书序》篇，经笔者核对，这两篇文章在文字上相同，《经义考》的这段引文见于这两篇文章之后的按语中。至于《书集传》中的《书序》是不是蔡沈集传，蔡沈没说，蔡沈只说“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然董鼎《书传纂注》于《大禹谟》“正月朔旦”条下注曰：“朱子亲集《书传》，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并亲稿百余段，俾足成之，则《大禹谟》犹未全竣。《序》所言《二典》、《三谟》，特约举之辞。”[10]24董鼎此言与蔡沈“其间亦有经承先生口授指画，而未及尽改者，今悉更定，见本篇”相合，可以认为《书序》集传就是未经蔡沈改动的朱子原文。
总而言之，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四引用关于《古文尚书》为伪书一说，为朱熹所言不误，至于元明清一些学者认为是蔡沈所言，乃是受蔡沈《书集传》之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彝尊，林庆彰.经义考新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M]//张元济.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3]蔡沈.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王崇炳.金华征献略[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5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谢无量.朱子学派[M].上海：中华书局，1916.
[7]阎若璩，黄怀信，吕翊欣.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古国顺.清代尚书学[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9]宋鉴.尚书考辨[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解树明（1990-），男，硕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经学、目录版本学。
姬瑞丽（1985-），女，硕士，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