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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世界向何处发展？世界经济怎样调整？中国如何做到科学发展？如何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文化复兴和建设是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是攸关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课题。
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 人类文化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在解决 “衣食”问题后，才有精神需求的提出和追求，才有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现在社会面临的精神文化危机，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文化问题；文化争论的背后，既是对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精神危机的焦虑，又是对中国发展前途的关注和担忧。
经济是文化建设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个体文化创造者和建设者可以安于贫困，淡泊名利，但是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必须由经济、科技提供支持，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建设不可能大发展大繁荣。
经济是文化性质和形态得以确立的基础。以儒家为主导、以等级制为核心、以修心养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是以发达的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工业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只能是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主义文化本质上就是金钱文化。为了防止金钱文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人类自身的摧毁，资产阶级设计、制定了一系列游戏规则，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在法制的轨道得以运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基础。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固守红色文化，照搬西方文化，中国都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些文化从总体上讲，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相适应。
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培育和发展自由竞争、全面发展的人文文化；二是培育和发展以法规人、以法治国的法制文化；三是尊重自然、认识自然、顺从自然的生态文化。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文化建设在每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侧重点 社会的发展总是有侧重点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总是首先解决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先后相继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侧重点。文化建设服务于这一历史进程并表现出自己的侧重点。
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建设纲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使命的。因为当时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不可能搞什么国学热。
新中国成立后，存在着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思想改造问题，于是才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以人的思想改造和建设为重点的文化建构和探索。这个文化建构是以巩固新生政权为根本目的的。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以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建设；二是在中西文化争论中进行的文化建设。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是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服务的。
毛泽东为什么反复强调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首先要解决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因为他首先要解决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正是他们两代人的努力，才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现在要突出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人民幸福。
历史发展有侧重点，文化建设也有侧重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认为改革开放只搞经济建设，不搞文化建设；只要经济发展，不要道德文化。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没有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改革创新和法制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建设，中国经济建设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和规模，我们也难以如此严肃地在此讨论文化问题。
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中国文化建设面临三大材料式三种选择，即中国传统文化 （1911年以前的社会文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最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一。先秦诸子、秦汉制度，盛唐诗歌、宋明理学心学，都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高峰。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落伍了。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建立在资本运动和发展基础上的文化，是以商品、利润作为自己唯一驱动力的文化。这种文化造成社会悖论。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文学家狄更斯讲得更形象：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资本主义文化一方面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科技的快速进步；另一方面又起着非常罪恶的作用，推动殖民统治，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长达30年的冷战，现在还在制造矛盾和冲突。
以“五四”为标志，以科学、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是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抵御西方文化的双重路径中进行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光明前景和艰难进程都根源于此。
中国当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是，继续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道路前进。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照搬西方文化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文化建设的方略是在批判继承、学习抵御基础上的创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和愚昧主义，继承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以修心养性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精神、以治不听君民不从官为特征的法制思想。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和创新精神，抵御拜金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文化。
要建设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 社会文化生态的好坏以出现文化大师的多少来衡量。有先秦诸子等大师，才有先秦文化的辉煌；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才现盛唐诗歌的灿烂。“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一批文化健将和大师级文化人物，他们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又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20世纪前50年有鲁迅、胡适为代表，后50年有钱学森、钱钟书为代表。他们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和熏陶，在学贯中西中使自己成为大师。新中国成立已经一个甲子了，如果生在红旗下的几代人，在21世纪还不能出现世界级的文化大师，那是无法对历史交代的。
文化大师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按计划造就，也不会按行政意志产生。文化大师的产生，必须有人们能够自由进行文化创新的社会生态环境，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社会之使命的个体品格。文化建设从社会角度讲，就是建立把追求真理作为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生态，为人们提供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从个体讲，就是培育独立品格，因为循规蹈矩、唯利是图、浮躁山寨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初步实现了富强。我相信，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文明、幸福的国家，一定能够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的文化大师。
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 人类文化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在解决 “衣食”问题后，才有精神需求的提出和追求，才有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现在社会面临的精神文化危机，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文化问题；文化争论的背后，既是对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精神危机的焦虑，又是对中国发展前途的关注和担忧。
经济是文化建设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个体文化创造者和建设者可以安于贫困，淡泊名利，但是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必须由经济、科技提供支持，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建设不可能大发展大繁荣。
经济是文化性质和形态得以确立的基础。以儒家为主导、以等级制为核心、以修心养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是以发达的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工业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只能是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把一切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主义文化本质上就是金钱文化。为了防止金钱文化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人类自身的摧毁，资产阶级设计、制定了一系列游戏规则，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在法制的轨道得以运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基础。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固守红色文化，照搬西方文化，中国都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些文化从总体上讲，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相适应。
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培育和发展自由竞争、全面发展的人文文化；二是培育和发展以法规人、以法治国的法制文化；三是尊重自然、认识自然、顺从自然的生态文化。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文化建设在每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侧重点 社会的发展总是有侧重点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总是首先解决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先后相继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侧重点。文化建设服务于这一历史进程并表现出自己的侧重点。
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建设纲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使命的。因为当时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不可能搞什么国学热。
新中国成立后，存在着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思想改造问题，于是才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以人的思想改造和建设为重点的文化建构和探索。这个文化建构是以巩固新生政权为根本目的的。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以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建设；二是在中西文化争论中进行的文化建设。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是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服务的。
毛泽东为什么反复强调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首先要解决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因为他首先要解决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正是他们两代人的努力，才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现在要突出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人民幸福。
历史发展有侧重点，文化建设也有侧重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认为改革开放只搞经济建设，不搞文化建设；只要经济发展，不要道德文化。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没有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改革创新和法制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建设，中国经济建设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和规模，我们也难以如此严肃地在此讨论文化问题。
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中国文化建设面临三大材料式三种选择，即中国传统文化 （1911年以前的社会文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最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一。先秦诸子、秦汉制度，盛唐诗歌、宋明理学心学，都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高峰。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落伍了。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建立在资本运动和发展基础上的文化，是以商品、利润作为自己唯一驱动力的文化。这种文化造成社会悖论。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文学家狄更斯讲得更形象：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资本主义文化一方面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科技的快速进步；另一方面又起着非常罪恶的作用，推动殖民统治，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长达30年的冷战，现在还在制造矛盾和冲突。
以“五四”为标志，以科学、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是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抵御西方文化的双重路径中进行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光明前景和艰难进程都根源于此。
中国当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是，继续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道路前进。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照搬西方文化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文化建设的方略是在批判继承、学习抵御基础上的创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和愚昧主义，继承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以修心养性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精神、以治不听君民不从官为特征的法制思想。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和创新精神，抵御拜金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文化。
要建设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 社会文化生态的好坏以出现文化大师的多少来衡量。有先秦诸子等大师，才有先秦文化的辉煌；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才现盛唐诗歌的灿烂。“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一批文化健将和大师级文化人物，他们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又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20世纪前50年有鲁迅、胡适为代表，后50年有钱学森、钱钟书为代表。他们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和熏陶，在学贯中西中使自己成为大师。新中国成立已经一个甲子了，如果生在红旗下的几代人，在21世纪还不能出现世界级的文化大师，那是无法对历史交代的。
文化大师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按计划造就，也不会按行政意志产生。文化大师的产生，必须有人们能够自由进行文化创新的社会生态环境，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社会之使命的个体品格。文化建设从社会角度讲，就是建立把追求真理作为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生态，为人们提供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从个体讲，就是培育独立品格，因为循规蹈矩、唯利是图、浮躁山寨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初步实现了富强。我相信，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文明、幸福的国家，一定能够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的文化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