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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欧债危机爆发迄今已经整整十年。
很难用几千字的笔墨回顾如此错综复杂且持续长久的欧债危机，笔者在此仅回顾一点，即欧债危机十年期间美国人与欧洲人的比较。
首先，究其根，欧债危机依旧是“美国人制造，欧洲人背锅”。此类说法，其实不算新鲜，早年就有。为何“美国人制造”的、规模如此庞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欧洲范围内却让“欧洲人背了锅”。
若从银行与市场来划分，美国是典型的“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market-based economy）”，而欧洲则是典型的“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bank-based economy）”。由于美国将几无质押能力的“次贷”包装成各类衍生金融产品，推到金融市场，无疑在市场上埋下了颗颗定时炸弹，只要到一定时候即会引发美国人将其称之为的“次贷危机”。
此类危机在“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国家例如美国，确实是容易发生。而在“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国家例如法国等欧盟成员国，按说不容易发生。那么，为何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却迅速地在欧洲蔓延开来，演变成欧债危机，并且持续的时间远长于美国呢？
其实，原由并不难理解，金融的“全球化”与“传染性”使然。首先，与其他行业一样，金融业早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产业，并且在时间轴线上要先于其他绝大部分行业。由于在一个规范的经济体，金融无疑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与“燃油”。若要创业、开办企业，筹措资金是第一步，而作为金融业重要抓手的市场融资或银行贷款，恰好能够在提供资金上一解燃眉之急。
其次，由于金融作为一个产业，早已摆脱了最初的只是提供资金的简单概念，而成为一个渗透到实体经济每一个角落的“全产业”。倘若深入分析各大企业股权背后的构成，如今的金融业实际上掌控了貌似风光的诸多大产业。正是金融的两大特性即“全球化”与“传染性”，使得原本在北美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大陆。
而欧美各自的经济模型——“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与“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恰又成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萧何。换言之，如同市场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与创造力，银行给欧洲大陆带来了金融的稳定与可靠的信用。然而在全球危机这样的特殊时期，“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却成了欧陆国家在金融政策快速响应上的绊脚石。稳定有余却灵活不足的金融机制使得欧陆国家在应对欧债危机之路上举步维艰。
欧美基于两种不同金融体制的两种不同经济模式，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胜负不言而喻，最终美国人成功地将“美国人制造”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欧洲范围内让“欧洲人背了锅”。
从头到尾地经历了欧债危机的全过程之后，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欧洲人面对欧债危机所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当时欧盟27国（现在欧盟28国），面对欧盟成立后史无前例的欧债危机，尽管各国之间尤其是欧洲南北两大区域——“歐洲北部”与“欧洲南部”之间矛盾重重，却都能搁置争议、以大局为重，展开了颇为有效的“救助”方案。
欧洲的“南北之争”，其实所谓的“南”与“北”无非是形式，而“穷”与“富”则是实质，即欧洲的“富国团队”与“穷国团队”之间的争斗。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存有高度的异质化，这其实是欧盟成立之初就已埋下的祸根，也是在受到大西洋彼岸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即发作的根源所在。
但无论如何，不管贫富，20多个国家已经被绑到了欧盟这同一条船上。尽管德国人、法国人还有欧陆之外的英国人对希腊人颇有微词，但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北部国家最终还是对“南欧诸国”加以援手。动辄几百亿欧元的救助款，对自身也不宽裕的德国、法国等国来说着实是大数字。欧洲北部国家对欧洲南部国家的慷慨解囊，实际上是对欧盟人内部“集体主义精神”的最佳诠释。
按说新大陆的美国人作为旧大陆欧洲人的“表兄弟”与老欧洲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乃至于欧美构成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阵营”，眼看欧洲人深受欧债危机之困，美国人理应出手相救才是。而实际上，美国人当时似乎并不想让国际金融机构拨款救助希腊。
对此，笔者于一次研讨会上，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陈晓律教授聊起此事时，他很形象地用了一个比喻，说美国对欧洲是用了“一副泻药”，只让欧洲人大伤元气，却并不想让欧洲人大伤筋骨，甚是形象。
对同一危机的欧美比较，还有一点反差较大，即尽管大西洋两岸都采取“量化宽松（QE）”之策，效果却大相径庭。美联储按照其设定的三大标准（GDP、通胀与就业），陆续启动几期“量化宽松（QE）”政策。初期效果不甚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应日益彰显，不但有效地推动了美国整体经济的复苏，三大指标均有改善，进而从“经济复苏”提升到了“经济增长”。
可为何同样的宽松政策在美国行得通而到了欧洲就行不通？其实，道理也不难理解，即前文所述的欧美不同经济模型——美国是典型的“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而欧洲则是典型的“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量化宽松（QE）”虽非一言可达意，但其关键简而言之是要给市场注入流动性，将资金传导到真正需要的实体经济，避免直接超发货币的副作用。
英美文化国家由于实行的是“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即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各类金融市场。在此种环境下，“量化宽松（QE）”政策如鱼得水。而欧陆国家则奉行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即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从银行获得信贷。尽管欧洲央行屡次将利率调至负值，即“负利”政策，按说欧央行的负利与美联储的QE在理论上应该殊途同归，但由于欧美之间的经济模型迥异，外加文化、社会环境甚至企业的融资习惯也不甚相同，最终欧洲央行的诸多努力收效甚微。
首先，由于所谓的“负利”政策，即欧洲央行只针对各国央行所实行的负利率政策，并非直接针对亟需资金的各国实体经济。因此，欧洲央行的流动性只注入给各国的央行层面而已。其次，由于欧盟尽管有统一的政治，却没有统一的财政，因而这些巨额资金到了各国央行之后，并没有如欧洲央行预设的那样被贷给真正需要注资的欧盟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相反，绝大多数此类资金依旧被贷给欧盟诸多的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
其实，各国央行的做法也可以理解，毕竟要收回投资是其首要顾虑，而最能确保还款的自然是并不缺资金的巨无霸企业。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鉴于其绝大多数都无可质押的资产，一旦经营不善，所贷款项血本无归是必定结局。因此，尽管欧洲人“东施效颦”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政策，在功效上欧美显然是冰火两重天。
随后，美国率先走出危机，不但实现了经济复苏，相对于美国这般的大规模发达经济体而言，还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其中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之策功不可没。而欧盟的欧债危机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银行危机，尽管要比美国晚几年走出泥潭，但毕竟最终还是实现了经济复苏。当然，欧美的经济增长速度尚不显著，均值也没有达到能够创造就业的门槛要求。欧盟走出欧债危机，在笔者看来首先要感谢的不是欧洲央行的“负利”政策，而要感谢经济周期的走势，以及奥朗德总统大力推行的减税之策。
总之，“美国人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让欧洲人在欧债危机中“背了锅”。面对欧债危机，欧洲人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与美国人对其欧洲“表兄弟”幸灾乐祸所下的“一副泻药”形成鲜明对比。而美版与欧版的“量化宽松”（QE）之策，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美欧两大经济体在经济模型选择上的迥异，更有社会与文化、融资习俗等的差异。
十年弹指间，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应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欧债危机中汲取教训，对当下与未来的经济建设提前做好防范。
很难用几千字的笔墨回顾如此错综复杂且持续长久的欧债危机，笔者在此仅回顾一点，即欧债危机十年期间美国人与欧洲人的比较。
“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与“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
首先，究其根，欧债危机依旧是“美国人制造，欧洲人背锅”。此类说法，其实不算新鲜，早年就有。为何“美国人制造”的、规模如此庞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欧洲范围内却让“欧洲人背了锅”。
若从银行与市场来划分，美国是典型的“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market-based economy）”，而欧洲则是典型的“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bank-based economy）”。由于美国将几无质押能力的“次贷”包装成各类衍生金融产品，推到金融市场，无疑在市场上埋下了颗颗定时炸弹，只要到一定时候即会引发美国人将其称之为的“次贷危机”。
此类危机在“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国家例如美国，确实是容易发生。而在“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国家例如法国等欧盟成员国，按说不容易发生。那么，为何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却迅速地在欧洲蔓延开来，演变成欧债危机，并且持续的时间远长于美国呢？
其实，原由并不难理解，金融的“全球化”与“传染性”使然。首先，与其他行业一样，金融业早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产业，并且在时间轴线上要先于其他绝大部分行业。由于在一个规范的经济体，金融无疑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与“燃油”。若要创业、开办企业，筹措资金是第一步，而作为金融业重要抓手的市场融资或银行贷款，恰好能够在提供资金上一解燃眉之急。
其次，由于金融作为一个产业，早已摆脱了最初的只是提供资金的简单概念，而成为一个渗透到实体经济每一个角落的“全产业”。倘若深入分析各大企业股权背后的构成，如今的金融业实际上掌控了貌似风光的诸多大产业。正是金融的两大特性即“全球化”与“传染性”，使得原本在北美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大陆。
而欧美各自的经济模型——“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与“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恰又成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萧何。换言之，如同市场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与创造力，银行给欧洲大陆带来了金融的稳定与可靠的信用。然而在全球危机这样的特殊时期，“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却成了欧陆国家在金融政策快速响应上的绊脚石。稳定有余却灵活不足的金融机制使得欧陆国家在应对欧债危机之路上举步维艰。
欧美基于两种不同金融体制的两种不同经济模式，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胜负不言而喻，最终美国人成功地将“美国人制造”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欧洲范围内让“欧洲人背了锅”。
欧洲人的“集体主义”与美国人的“一副泻药”
从头到尾地经历了欧债危机的全过程之后，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欧洲人面对欧债危机所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当时欧盟27国（现在欧盟28国），面对欧盟成立后史无前例的欧债危机，尽管各国之间尤其是欧洲南北两大区域——“歐洲北部”与“欧洲南部”之间矛盾重重，却都能搁置争议、以大局为重，展开了颇为有效的“救助”方案。
欧洲的“南北之争”，其实所谓的“南”与“北”无非是形式，而“穷”与“富”则是实质，即欧洲的“富国团队”与“穷国团队”之间的争斗。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存有高度的异质化，这其实是欧盟成立之初就已埋下的祸根，也是在受到大西洋彼岸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即发作的根源所在。
但无论如何，不管贫富，20多个国家已经被绑到了欧盟这同一条船上。尽管德国人、法国人还有欧陆之外的英国人对希腊人颇有微词，但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北部国家最终还是对“南欧诸国”加以援手。动辄几百亿欧元的救助款，对自身也不宽裕的德国、法国等国来说着实是大数字。欧洲北部国家对欧洲南部国家的慷慨解囊，实际上是对欧盟人内部“集体主义精神”的最佳诠释。
按说新大陆的美国人作为旧大陆欧洲人的“表兄弟”与老欧洲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乃至于欧美构成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阵营”，眼看欧洲人深受欧债危机之困，美国人理应出手相救才是。而实际上，美国人当时似乎并不想让国际金融机构拨款救助希腊。
对此，笔者于一次研讨会上，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陈晓律教授聊起此事时，他很形象地用了一个比喻，说美国对欧洲是用了“一副泻药”，只让欧洲人大伤元气，却并不想让欧洲人大伤筋骨，甚是形象。
“东施效颦”QE，欧美两重天
对同一危机的欧美比较，还有一点反差较大，即尽管大西洋两岸都采取“量化宽松（QE）”之策，效果却大相径庭。美联储按照其设定的三大标准（GDP、通胀与就业），陆续启动几期“量化宽松（QE）”政策。初期效果不甚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应日益彰显，不但有效地推动了美国整体经济的复苏，三大指标均有改善，进而从“经济复苏”提升到了“经济增长”。
可为何同样的宽松政策在美国行得通而到了欧洲就行不通？其实，道理也不难理解，即前文所述的欧美不同经济模型——美国是典型的“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而欧洲则是典型的“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量化宽松（QE）”虽非一言可达意，但其关键简而言之是要给市场注入流动性，将资金传导到真正需要的实体经济，避免直接超发货币的副作用。
英美文化国家由于实行的是“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即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各类金融市场。在此种环境下，“量化宽松（QE）”政策如鱼得水。而欧陆国家则奉行基于银行的经济模型，即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从银行获得信贷。尽管欧洲央行屡次将利率调至负值，即“负利”政策，按说欧央行的负利与美联储的QE在理论上应该殊途同归，但由于欧美之间的经济模型迥异，外加文化、社会环境甚至企业的融资习惯也不甚相同，最终欧洲央行的诸多努力收效甚微。
首先，由于所谓的“负利”政策，即欧洲央行只针对各国央行所实行的负利率政策，并非直接针对亟需资金的各国实体经济。因此，欧洲央行的流动性只注入给各国的央行层面而已。其次，由于欧盟尽管有统一的政治，却没有统一的财政，因而这些巨额资金到了各国央行之后，并没有如欧洲央行预设的那样被贷给真正需要注资的欧盟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相反，绝大多数此类资金依旧被贷给欧盟诸多的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
其实，各国央行的做法也可以理解，毕竟要收回投资是其首要顾虑，而最能确保还款的自然是并不缺资金的巨无霸企业。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鉴于其绝大多数都无可质押的资产，一旦经营不善，所贷款项血本无归是必定结局。因此，尽管欧洲人“东施效颦”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政策，在功效上欧美显然是冰火两重天。
随后，美国率先走出危机，不但实现了经济复苏，相对于美国这般的大规模发达经济体而言，还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其中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之策功不可没。而欧盟的欧债危机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银行危机，尽管要比美国晚几年走出泥潭，但毕竟最终还是实现了经济复苏。当然，欧美的经济增长速度尚不显著，均值也没有达到能够创造就业的门槛要求。欧盟走出欧债危机，在笔者看来首先要感谢的不是欧洲央行的“负利”政策，而要感谢经济周期的走势，以及奥朗德总统大力推行的减税之策。
总之，“美国人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让欧洲人在欧债危机中“背了锅”。面对欧债危机，欧洲人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与美国人对其欧洲“表兄弟”幸灾乐祸所下的“一副泻药”形成鲜明对比。而美版与欧版的“量化宽松”（QE）之策，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美欧两大经济体在经济模型选择上的迥异，更有社会与文化、融资习俗等的差异。
十年弹指间，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应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欧债危机中汲取教训，对当下与未来的经济建设提前做好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