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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自由和教育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政府在教育内容和教育产出的环节上限制思想自由的表现，使得教育与自由站在对立面。笔者呼吁政府以宽容的心态还自由于教育。
[关键词] 自由 教育 限制 关系
一、自由的含义
一提到“自由”，人们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自由，如“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几乎社会上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要求自由。如果把“自由”放到教育领域，我们依旧可以列出很多与自由相关的词，比如“学术自由”“学生行为自由”“家长择校自由”等等。这些“自由”大多是指自主、自愿的行为状态，但是显然“自由”本身的含义要比以上说法深刻复杂得多了。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看待的“自由”有着不同的含义。柏拉图将自由看成是“个人对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和公民遵守法律的义务。黑格尔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他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指出“自由”与“理性”的关系，“自由是人类理性本质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实现”。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则见于萨特等人的理解，他们认为“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
二、自由与教育的关系
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是通过教育主体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教育主体在教育过程中的行为与思想状态可以用是否自由来衡量。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认识更多的事物，学会分析事物本质，因此，一般认为，接受适当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人们行使自由的能力，而且可以扩展他们自由的范围。由此看来，教育是可以明智，带给人们自由的。
但那只是“一般而言”，显示却告诉我们教育业也可以成为自由的绊脚石。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认为教育像是一个竞技场，各个集团为了达到或巩固他们的高地位阶层，都去争夺并控制教育，使教育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当代教育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目的的一种方式。而政府轻而易举地将教育的主办权揽为己有，并将有利于巩固壮大自身权力的思想灌输给受教育者。
（一）教育内容选择上的限制
教育促进还是阻碍自由，或者说教育与自由是和谐关系还是对立关系，首先看传授给受教育者什么样的教育内容。苏格拉底认为学习数学的抽象意义，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善”（一种获取“正义”的方法）上，音乐和体育教育业成了理想国家中士兵学习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古代，情况也是相似的。
曾经有位名人说过，愚昧的君主通过暴力来控制民众的言行，使他们不敢做出违背国家意愿的举止；而聪明的君主则选择控制民众的思想来达到这个目的。显然选择控制教育的君主都是“聪明”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方式是多么温和以致于被禁锢者带着镣铐时还能幻想跳舞，却不知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二）教育内容传递上的限制
受教育者无法再学习内容上做出自由的选择，同样地，他们在接受教育内容的过程中也无法享有自由。某一教育内容的传递很可能是以阻止与它相悖的知识内容为条件的，也有可能对此内容的解释和评论是按照某种特别的目的进行的。就拿奴隶制来讲，这一制度过去在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居民之间，南北美洲之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三）教育成果评价上的限制
如果某些人侥幸地学习了他想学习的内容，也接受了一种符合他思维想法的解释和评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受教育生涯是自由的，他们还面临着如何被社会接受认可的考验。中国的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教育的出口处严格把关，只有那些把儒家经典熟记在心并擅长写八股文的读书人才有可能在科举考试中被统治阶级看中。科举制度把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言语都钉在当权者涉及好的相框里了，所以当时的中举者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现在的高考制虽然没有科举制那么明显，但是其实它也像一个指挥棒对教育的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才选拔制度成了受教育者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的标准，符合标准内容的就学，符合标准方式的就练。考试不再是检验教育成果的一个方式，而是教育的领路人。受教育者清楚地知道只有把自己塑造成符合人才选拔标准的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所以当他们不管在前期学习时多么自由，在考试制度面前又都规矩起来，学习变得标准化，于是一切都回到了起点。
三、高等教育的自由丧失
为了说明上述情况，笔者试着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人们高等教育丧失自由的现状。
“在书包里翻身”是一句朴实的励志语，人们模糊地感受到只有上层的人们才享有教育带给他们的自由，因此他们告诫自己的晚辈要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但大学生的梦想被时代的脚步践踏得支离破碎，学习自由最终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如果不去考虑高等教育的其他形式，大多数人都会在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做出选择。照理说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应该是学生和家长的权利。但是社会上“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左右了人们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对立常常表现在企业组织中“蓝领”和“白领”等级之间。换句话说，前者培养的人只是一般的打工者，而后者才是权力的继承者。所以有能力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普通高等教育机构，而只有那些被学校招生标准遗弃的学生才会进入职业教育，学生丧失了选择教育内容的自由。
在进入大学校园以后，当权者巧妙地利用文化屏障阻碍着下层阶级来的知识分子进入高层社会。所谓文化屏障是指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味、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和行动，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它使得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社会用人的标准更是无法保证学生抱以自由学习的心态。各类证书成了进入用人单位的敲门砖，受教育者纷纷在大学期间考取各类证书以保证自己不被淘汰。另外，社会权利的黑箱操作也使众多无辜的受教育者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难怪玛丽·杜里会认为“就业现象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
现代社会下，对很多人来说高等教育让他们背负了太多枷锁，但是当权者宣称这些枷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人们也就甘愿继续背负了，殊不知他们背负的远不止这些，因为更多的枷锁的是无形的。
四、追求自由的努力
在很多学者看来，“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而教育是发现并传播真理的最有效方式，因此自由也是教育的必然要求。
很多学者高度肯定自由的重要性，他们不信任学校，特别是官办学校。莫尔斯沃思认为“官办教育按照政治计划进行教学并制造思想统一”，这是各项自由事业发展的障碍。而施蒂纳则认为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限制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他们包括后来的学者都开始倡导一种新式教育——“自由学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减少教育对受教育者自由的干涉。
虽然学者的主张在现代社会看起来有点极端，或者无法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相契合，但是我们无法否定他们在追求教育自由的进程中的努力和贡献。现代国家管理者也应该怀着宽容的心态认真考虑自己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式。自由与教育始终是联合在一起的，与其让它们成为敌人，还不如让他们成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友人。自由的教育理念才能让教育、国家和民族走地更远。
参 考 资 料
[1]乔尔·斯普林格.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马凤岐.自由与教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5]朱国华.权利的文化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
[关键词] 自由 教育 限制 关系
一、自由的含义
一提到“自由”，人们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自由，如“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几乎社会上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要求自由。如果把“自由”放到教育领域，我们依旧可以列出很多与自由相关的词，比如“学术自由”“学生行为自由”“家长择校自由”等等。这些“自由”大多是指自主、自愿的行为状态，但是显然“自由”本身的含义要比以上说法深刻复杂得多了。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看待的“自由”有着不同的含义。柏拉图将自由看成是“个人对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和公民遵守法律的义务。黑格尔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他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指出“自由”与“理性”的关系，“自由是人类理性本质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实现”。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则见于萨特等人的理解，他们认为“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
二、自由与教育的关系
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是通过教育主体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教育主体在教育过程中的行为与思想状态可以用是否自由来衡量。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认识更多的事物，学会分析事物本质，因此，一般认为，接受适当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人们行使自由的能力，而且可以扩展他们自由的范围。由此看来，教育是可以明智，带给人们自由的。
但那只是“一般而言”，显示却告诉我们教育业也可以成为自由的绊脚石。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认为教育像是一个竞技场，各个集团为了达到或巩固他们的高地位阶层，都去争夺并控制教育，使教育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当代教育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目的的一种方式。而政府轻而易举地将教育的主办权揽为己有，并将有利于巩固壮大自身权力的思想灌输给受教育者。
（一）教育内容选择上的限制
教育促进还是阻碍自由，或者说教育与自由是和谐关系还是对立关系，首先看传授给受教育者什么样的教育内容。苏格拉底认为学习数学的抽象意义，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善”（一种获取“正义”的方法）上，音乐和体育教育业成了理想国家中士兵学习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古代，情况也是相似的。
曾经有位名人说过，愚昧的君主通过暴力来控制民众的言行，使他们不敢做出违背国家意愿的举止；而聪明的君主则选择控制民众的思想来达到这个目的。显然选择控制教育的君主都是“聪明”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方式是多么温和以致于被禁锢者带着镣铐时还能幻想跳舞，却不知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二）教育内容传递上的限制
受教育者无法再学习内容上做出自由的选择，同样地，他们在接受教育内容的过程中也无法享有自由。某一教育内容的传递很可能是以阻止与它相悖的知识内容为条件的，也有可能对此内容的解释和评论是按照某种特别的目的进行的。就拿奴隶制来讲，这一制度过去在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居民之间，南北美洲之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三）教育成果评价上的限制
如果某些人侥幸地学习了他想学习的内容，也接受了一种符合他思维想法的解释和评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受教育生涯是自由的，他们还面临着如何被社会接受认可的考验。中国的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教育的出口处严格把关，只有那些把儒家经典熟记在心并擅长写八股文的读书人才有可能在科举考试中被统治阶级看中。科举制度把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言语都钉在当权者涉及好的相框里了，所以当时的中举者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现在的高考制虽然没有科举制那么明显，但是其实它也像一个指挥棒对教育的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才选拔制度成了受教育者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的标准，符合标准内容的就学，符合标准方式的就练。考试不再是检验教育成果的一个方式，而是教育的领路人。受教育者清楚地知道只有把自己塑造成符合人才选拔标准的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所以当他们不管在前期学习时多么自由，在考试制度面前又都规矩起来，学习变得标准化，于是一切都回到了起点。
三、高等教育的自由丧失
为了说明上述情况，笔者试着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人们高等教育丧失自由的现状。
“在书包里翻身”是一句朴实的励志语，人们模糊地感受到只有上层的人们才享有教育带给他们的自由，因此他们告诫自己的晚辈要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但大学生的梦想被时代的脚步践踏得支离破碎，学习自由最终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如果不去考虑高等教育的其他形式，大多数人都会在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做出选择。照理说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应该是学生和家长的权利。但是社会上“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左右了人们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对立常常表现在企业组织中“蓝领”和“白领”等级之间。换句话说，前者培养的人只是一般的打工者，而后者才是权力的继承者。所以有能力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普通高等教育机构，而只有那些被学校招生标准遗弃的学生才会进入职业教育，学生丧失了选择教育内容的自由。
在进入大学校园以后，当权者巧妙地利用文化屏障阻碍着下层阶级来的知识分子进入高层社会。所谓文化屏障是指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味、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和行动，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它使得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社会用人的标准更是无法保证学生抱以自由学习的心态。各类证书成了进入用人单位的敲门砖，受教育者纷纷在大学期间考取各类证书以保证自己不被淘汰。另外，社会权利的黑箱操作也使众多无辜的受教育者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难怪玛丽·杜里会认为“就业现象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
现代社会下，对很多人来说高等教育让他们背负了太多枷锁，但是当权者宣称这些枷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人们也就甘愿继续背负了，殊不知他们背负的远不止这些，因为更多的枷锁的是无形的。
四、追求自由的努力
在很多学者看来，“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而教育是发现并传播真理的最有效方式，因此自由也是教育的必然要求。
很多学者高度肯定自由的重要性，他们不信任学校，特别是官办学校。莫尔斯沃思认为“官办教育按照政治计划进行教学并制造思想统一”，这是各项自由事业发展的障碍。而施蒂纳则认为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限制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他们包括后来的学者都开始倡导一种新式教育——“自由学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减少教育对受教育者自由的干涉。
虽然学者的主张在现代社会看起来有点极端，或者无法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相契合，但是我们无法否定他们在追求教育自由的进程中的努力和贡献。现代国家管理者也应该怀着宽容的心态认真考虑自己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式。自由与教育始终是联合在一起的，与其让它们成为敌人，还不如让他们成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友人。自由的教育理念才能让教育、国家和民族走地更远。
参 考 资 料
[1]乔尔·斯普林格.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马凤岐.自由与教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5]朱国华.权利的文化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