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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前两年，“新水墨”以交易可观、展览频繁、代表艺术家价格指数迅速上升吸引了众多关注。然而从2014年秋拍开始，“滑铁卢”效应显现，“新水墨”的从“热”到“冷”，让一些刚刚对其萌生出兴趣的收藏投资者大呼“看不懂”。这种快速转换的变化，也从创新、挖掘等角度为市场提供了不小的借鉴意义。
异军突起
一二级市场的“倒置”，向来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点在“新水墨”的身上表现也不例外。可以说，早几年从拍场上传出的“动向”，无可厚非地是让“新水墨”以“黑马”姿态进入人们视野的重要推手。
例如2012年春拍，中国嘉德逆市隆重推出了新水墨作品专场“水墨新世界”，53件拍品成交率达92.45%，其中有4件拍品超过100万元成交；同年，北京保利推出了“中国当代水墨中坚力量”等三个当代水墨专场；北京荣宝推出的“新人新水墨”专场则以当代中国画坛中坚力量与新锐艺术家为主体；香港天成国际拍卖的秋拍也以“当代文人”作为主题专拍，推出当代水墨，战绩不俗。
熟悉这些年拍卖市场行情的人士都知道，其实在2012年以前，“新水墨”艺术作品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随着2012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逐渐呈现出向调整期靠拢的状态，各大拍卖公司需要并且都在寻找新的拍卖门类以应对市场的变化，于是“新水墨”开始占据了众人的视线，从发展基础与成长空间分析，其在当时确实能被视为一支“潜力股”。
国内拍场的突出表现使得“新水墨”这一领域自然也吸引了国际拍卖巨头的关注——2013年3月的纽约亚洲艺术周上，纽约佳士得就推出了一场名为“阅墨——中国当代水墨画展”的私人洽购展，据悉，这也是佳士得首次在纽约举办的私人洽购中国新水墨展览；随即，苏富比也在纽约举办了“SHUIMO水墨：中国当代水墨展售会”。此外，香港苏富比为庆祝苏富比在亚洲成立40周年，还推出了两场当代中国水墨艺术收藏展及展售会。2014年春拍，香港苏富比特别推出名为“聚——当代文人艺术”的专场，将赏石、盆景、根雕摆件等与当代水墨相融合。专场囊括了蔡小松、刘丹、彭薇等艺术家的作品。最终，该专场成交额达5145万港元。其中，徐累的《岛石》拍出了340万港元的佳绩。
拍场上气氛火热，一级市场也有着同样的“争先恐后”，尤其是美术馆成为了推动“新水墨”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据了解，早两年在艺术品市场发展相对成熟的京沪地区，与“新水墨”相关的展览层出不穷。而在2013年底，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首次推出的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展—“水墨艺术：当代中国的过去作为现在”，更是被国内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视为某种“风向标”意味。
从热到冷
对于“新水墨”的突然发力，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破茧成蝶”或许是一个最为适当的形容。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水墨”艺术就出现在中国艺术领域中；上世纪90年代，这些处于油画和传统国画间的实验水墨非常受批评界的重视。而单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市场研究人士曾指出，2007年，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大国际拍卖巨头率先在纽约掀起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巨浪，但也就是维持了一年多时间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之后反而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市场在“接力”，直到2010年起当代艺术明显回落，至今仍给人“不振”之感。
市场需要新热点，资本的进入需要新题材，而题材还得兼顾东西方文化，于是市场各方在“中国新水墨”上获得了共识：“新水墨”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历经20多年的实验和追问，发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新水墨”能在最大程度上引发西方人对于颠覆传统绘画观念的艺术遐想，同时也满足了中国人对于国画创新的最大容忍度。
之前，中国当代艺术虽然“高举高打”，但总在文化上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距离较远，而这个距离绝不是在短期内、由资金狂热所能克服。有意思的是，由于能借鉴传统水墨的禅宗方式、新文人画的内在东方气质、新工笔画的神秘悠远气息、水墨实验和水墨行为特有的书写性等，对传统的颠覆，巧妙地建立在一种东方逻辑上，“中国新水墨”被市场接受有着潜在的认同性。因此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新水墨热”一方面是市场应对调整期做出的反应，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水墨这种带有东方质感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更能代表中国的艺术语言；“新水墨”热可以看作是对以水墨为标志的中国艺术的重新定位。
对此，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夏季风坦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评价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还在西方，中国当代艺术没有与西方当代艺术区分开来；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国水墨影响着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国家的艺术创作，最能够代表东方美学的话语体系。
从文化艺术角度分析，东西方之间虽然有着一些差距，但是亚洲艺术以强劲的势头在发展。而21世纪的亚洲艺术是以中国为中心，并扩散到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在这种扩散中，“新水墨”这一题材恰好能以最平衡的状态反映当代亚洲的面貌，是亚洲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表达方式。纵观水墨画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其他亚洲国家扩散，在“新水墨”的表现上同样如此。
更有市场人士认为，“新水墨”早两年火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国内的艺术市场对于近现代水墨与当代水墨市场出现状况后的调整。受大环境的影响，当代一些官员艺术家或者在政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绘画不再是“刚需”，那些被市场认可的传统水墨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也普遍偏高，市场普及度也接近饱和。另一方面，受前些年中国当代艺术“高举高打”的影响，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水分”过高，甚至作品价格与其学术地位并不能匹配。
快速回调
不过，从今年拍场的表现数据来看，“新水墨”似乎已经开始出现由异军突起，转向大有冷静回调之势。
例如，今年香港佳士得“中国当代水墨”专场成交额为2677.5万港元，相比去年秋拍的6067万港元明显减少；苏富比北京“卧游”专场中也有20件作品流拍。
不可否认，“新水墨”如今已经进入了快速的市场调整期。有分析认为，从2012年至2014年秋的新水墨，实际上内在缺少系系统的学术梳理，如批评家的理论参与、学术界研讨等。它是在少有重要的美术馆展览陈现，以及一级市场的大量挖掘、开拓等各方面的专业艺术培养下，仅仅由于市场需要在新的艺术板块寻找亮点而快速走热的。此况从“新水墨”的市场价格变化就能看出其端倪——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很多画家的作品便完成了从几千元几万元到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快速成长。
这无异于是让“新水墨”揠苗助长，也是造成自2014年秋拍开始至今，“新水墨”在二级市场上的遇冷并波及到一级市场的主要原因。“当然，此中也有艺术品交易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我看来，2015年秋拍的‘新水墨’依然会延续降温状态，这些现象是需要引起藏家警醒的。”偏锋新艺术空间负责人王新友认为。
从艺术市场发展规律来看，容易被市场淘汰的，往往是艺术功底和基础不扎实、创新能力又不强的创作者。必须承认，当前国内一些水墨艺术家的创作力很弱，他们的创作量非常大，但让人很难判断究竟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还是仅仅复制而已。与此同时，水墨艺术家对画廊运作的意识也非常淡薄，当代水墨艺术家中有艺术史诉求的很少，艺术家缺乏艺术生涯规划、学术推广等，这些都是制约“新水墨”前行的“拦路石”。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水墨”之所以为人所知，一方面得益于传统对国人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传统的艺术市场中种种劣迹，也很快在这个市场的新生儿身上开始发酵。快速成交的价格往往吸引的是投资者，如果无法在较短周期内找到有力的接盘者，市场变冷也在情理之中。
异军突起
一二级市场的“倒置”，向来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点在“新水墨”的身上表现也不例外。可以说，早几年从拍场上传出的“动向”，无可厚非地是让“新水墨”以“黑马”姿态进入人们视野的重要推手。
例如2012年春拍，中国嘉德逆市隆重推出了新水墨作品专场“水墨新世界”，53件拍品成交率达92.45%，其中有4件拍品超过100万元成交；同年，北京保利推出了“中国当代水墨中坚力量”等三个当代水墨专场；北京荣宝推出的“新人新水墨”专场则以当代中国画坛中坚力量与新锐艺术家为主体；香港天成国际拍卖的秋拍也以“当代文人”作为主题专拍，推出当代水墨，战绩不俗。
熟悉这些年拍卖市场行情的人士都知道，其实在2012年以前，“新水墨”艺术作品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随着2012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逐渐呈现出向调整期靠拢的状态，各大拍卖公司需要并且都在寻找新的拍卖门类以应对市场的变化，于是“新水墨”开始占据了众人的视线，从发展基础与成长空间分析，其在当时确实能被视为一支“潜力股”。
国内拍场的突出表现使得“新水墨”这一领域自然也吸引了国际拍卖巨头的关注——2013年3月的纽约亚洲艺术周上，纽约佳士得就推出了一场名为“阅墨——中国当代水墨画展”的私人洽购展，据悉，这也是佳士得首次在纽约举办的私人洽购中国新水墨展览；随即，苏富比也在纽约举办了“SHUIMO水墨：中国当代水墨展售会”。此外，香港苏富比为庆祝苏富比在亚洲成立40周年，还推出了两场当代中国水墨艺术收藏展及展售会。2014年春拍，香港苏富比特别推出名为“聚——当代文人艺术”的专场，将赏石、盆景、根雕摆件等与当代水墨相融合。专场囊括了蔡小松、刘丹、彭薇等艺术家的作品。最终，该专场成交额达5145万港元。其中，徐累的《岛石》拍出了340万港元的佳绩。
拍场上气氛火热，一级市场也有着同样的“争先恐后”，尤其是美术馆成为了推动“新水墨”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据了解，早两年在艺术品市场发展相对成熟的京沪地区，与“新水墨”相关的展览层出不穷。而在2013年底，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首次推出的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展—“水墨艺术：当代中国的过去作为现在”，更是被国内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视为某种“风向标”意味。
从热到冷
对于“新水墨”的突然发力，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破茧成蝶”或许是一个最为适当的形容。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水墨”艺术就出现在中国艺术领域中；上世纪90年代，这些处于油画和传统国画间的实验水墨非常受批评界的重视。而单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市场研究人士曾指出，2007年，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大国际拍卖巨头率先在纽约掀起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巨浪，但也就是维持了一年多时间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之后反而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市场在“接力”，直到2010年起当代艺术明显回落，至今仍给人“不振”之感。
市场需要新热点，资本的进入需要新题材，而题材还得兼顾东西方文化，于是市场各方在“中国新水墨”上获得了共识：“新水墨”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历经20多年的实验和追问，发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新水墨”能在最大程度上引发西方人对于颠覆传统绘画观念的艺术遐想，同时也满足了中国人对于国画创新的最大容忍度。
之前，中国当代艺术虽然“高举高打”，但总在文化上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距离较远，而这个距离绝不是在短期内、由资金狂热所能克服。有意思的是，由于能借鉴传统水墨的禅宗方式、新文人画的内在东方气质、新工笔画的神秘悠远气息、水墨实验和水墨行为特有的书写性等，对传统的颠覆，巧妙地建立在一种东方逻辑上，“中国新水墨”被市场接受有着潜在的认同性。因此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新水墨热”一方面是市场应对调整期做出的反应，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水墨这种带有东方质感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更能代表中国的艺术语言；“新水墨”热可以看作是对以水墨为标志的中国艺术的重新定位。
对此，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夏季风坦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评价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还在西方，中国当代艺术没有与西方当代艺术区分开来；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国水墨影响着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国家的艺术创作，最能够代表东方美学的话语体系。
从文化艺术角度分析，东西方之间虽然有着一些差距，但是亚洲艺术以强劲的势头在发展。而21世纪的亚洲艺术是以中国为中心，并扩散到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在这种扩散中，“新水墨”这一题材恰好能以最平衡的状态反映当代亚洲的面貌，是亚洲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表达方式。纵观水墨画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其他亚洲国家扩散，在“新水墨”的表现上同样如此。
更有市场人士认为，“新水墨”早两年火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国内的艺术市场对于近现代水墨与当代水墨市场出现状况后的调整。受大环境的影响，当代一些官员艺术家或者在政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绘画不再是“刚需”，那些被市场认可的传统水墨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也普遍偏高，市场普及度也接近饱和。另一方面，受前些年中国当代艺术“高举高打”的影响，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水分”过高，甚至作品价格与其学术地位并不能匹配。
快速回调
不过，从今年拍场的表现数据来看，“新水墨”似乎已经开始出现由异军突起，转向大有冷静回调之势。
例如，今年香港佳士得“中国当代水墨”专场成交额为2677.5万港元，相比去年秋拍的6067万港元明显减少；苏富比北京“卧游”专场中也有20件作品流拍。
不可否认，“新水墨”如今已经进入了快速的市场调整期。有分析认为，从2012年至2014年秋的新水墨，实际上内在缺少系系统的学术梳理，如批评家的理论参与、学术界研讨等。它是在少有重要的美术馆展览陈现，以及一级市场的大量挖掘、开拓等各方面的专业艺术培养下，仅仅由于市场需要在新的艺术板块寻找亮点而快速走热的。此况从“新水墨”的市场价格变化就能看出其端倪——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很多画家的作品便完成了从几千元几万元到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快速成长。
这无异于是让“新水墨”揠苗助长，也是造成自2014年秋拍开始至今，“新水墨”在二级市场上的遇冷并波及到一级市场的主要原因。“当然，此中也有艺术品交易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我看来，2015年秋拍的‘新水墨’依然会延续降温状态，这些现象是需要引起藏家警醒的。”偏锋新艺术空间负责人王新友认为。
从艺术市场发展规律来看，容易被市场淘汰的，往往是艺术功底和基础不扎实、创新能力又不强的创作者。必须承认，当前国内一些水墨艺术家的创作力很弱，他们的创作量非常大，但让人很难判断究竟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还是仅仅复制而已。与此同时，水墨艺术家对画廊运作的意识也非常淡薄，当代水墨艺术家中有艺术史诉求的很少，艺术家缺乏艺术生涯规划、学术推广等，这些都是制约“新水墨”前行的“拦路石”。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水墨”之所以为人所知，一方面得益于传统对国人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传统的艺术市场中种种劣迹，也很快在这个市场的新生儿身上开始发酵。快速成交的价格往往吸引的是投资者，如果无法在较短周期内找到有力的接盘者，市场变冷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