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对于历史课本、纪实文章中所记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深信不疑的。后来懂得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也发现有种种真相被揭露，才开始怀疑起此类文字来，那些所谓的真事真是真实的吗？或者到底有几分可靠的真实呢？
　　不要说重大的历史事件了，即如就在你住的楼内刚刚发生了一件打架的事，楼上楼下的人们一定会对它的真实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是相反的描述。
　　许多关于远历史和近历史的记载，肯定有许多是偏颇的或不真实的。万不可一律盲目相信。
　　考察它们之所以会失实的原因，无非出在执笔者和删改者的身上，我想到和见到的大体上有下列九种：
　　１、忌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隐恶扬善，不言人之过，这类观念使他们故意隐去了许多本来不应该避而不提的事实。
　　２、害怕。如果秉公直书，得罪了什么权贵，会招致文字狱之类的灾祸。只好哪一壶开提哪一壶，哪壶不开绝不敢提。
　　３、篡改。为了某种私利，对事实进行黑白颠倒式的记述和描绘。真正的事实被歪曲了，失去了本来的面貌。
　　４、夸大。对正面的和反面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加以放大，添油加醋，以求通过量变使其达到质变。
　　５、轻信。或轻信权威的话，或轻信道听途说，不做调查研究，不加考证，把演义、演绎、衍义和稗官野史、街谈巷议都当作真实的东西，人云亦云地记了下来，写了进去。
　　６、马虎。凭大概的并不准确的记忆，不经意原人原事，不核对原话原文；凭感觉措辞，按需要择取。
　　７、偏见。将明摆着的事实，根据自己的好恶进行拼接、剪裁，按照自己的观念进行褒贬、陈述。“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８、隐瞒。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事实真相，当时蓄意保密，过后死无对证，成为千古之谜。
　　９、杜撰。这是最恶劣的。公然编造历史，虚构故事情节；或故意张冠李戴，或干脆无中生有。误人百代，贻害千秋。
　　如果将所有的历史记载，用上面这九个筛子依次过上一遍，能剩下七八分真实就很不错了。
　　鲁迅先生在他的《伪自由书》中曾经一针见血地说过：“《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他大概也怀疑中国的史书有不少失实的地方，连孔夫子写《春秋》都在隐瞒，何况他人？
　　忠实记述历史的人，无误地写出真人真事的人，要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正义感，要有十分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更要有公正无私的大无畏精神，他的手中要紧握一支“董狐笔”。
　　东周时期，晋国的宰相赵盾故意躲出京城，在幕后指使赵穿谋杀了晋灵公。有一天，赵盾来到史馆，向太史董狐索取竹简（当然也可能是木简），看他是怎样记载此事的。见上面写着“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赵盾大惊，解释说：“太史你搞错了！那时我已经去了河东，离京城二百多里，怎么能知道发生杀害君王的事情呢？阁下把它归罪于我，岂不是一种诬陷吗？”董狐回答说：“阁下身为相国，出亡并没有越出国境，回来以后又不讨伐弑君的贼人，如果说这件事不是你的主谋，有谁会相信呢？” 赵盾只好问董狐：“还能修改吗？” 董狐说：“是是非非，都是真实可信的历史。我的头可断，这简上所记下的不能修改！” 赵盾感叹说：“哎呀，史臣的权重于卿相啊！我真恨自己当时没出国境，免不了要承受万世的恶名，后悔也来不及啦！”
　　后来齐国又发生了宰相崔杼指使部下刺杀了齐庄公的事。崔杼命令太史伯篡改事实，写齐庄公是得了疟疾死的。太史伯不答应，还是写上“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一看，大怒，就把伯杀了。伯有三个弟弟，依次名叫仲、叔、季，一个一个都继续这样写，崔杼把仲和叔也都杀了，当他看到季还是这样写时说：“你的三个哥哥都已经死了，你就不能爱惜自己的性命吗？你若是能更改前面的写法，我是会赦免你的。”季回答说：“把事实明白无误地写下来，是记载历史的人的职责。如果失职，不如死去！当初赵穿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因为赵盾位为正卿，并不惩罚凶手，就写‘赵盾弑其君夷皋。’而赵盾并没有怪罪他，他知道史官的职责是不能剥夺的。即使我不这样写，天下必然有这样写的人。不写并不足以掩盖您做的丑事，而徒然让我们留下笑柄。” 崔杼叹息说：“我是担心国家毁灭，才不得已干了这事。即便毫不遮掩地写出来，人们也是会谅解我的。” 只好把简掷还给季。
　　可见自古以来“直书”之不易，又可知历史中会产生多少不实！
　　董狐们的那种宁可献出生命也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