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高峰，“敦尚文雅”的高丽与宋朝形成了良好的书画贸易基础。通过宋与高丽之间书画贸易概况的梳理以及笔墨纸扇等附属贸易品方面进行探讨，对发掘书画艺术对两国文化交流具有特别意义，且丰富了中华文明和周边民族的艺术结构。
　　[关键词]宋 高丽 书画 笔墨纸扇 贸易
　　[中图分类号]G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1-0091-02
　　宋代书画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也是古代书画市场繁荣发展的时期。在文化力的影响下，宋代的书画市场向周边民族政权日益延伸。书画贸易的发展带来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交流，也是文化与政治等多方面的提升和融合。这其中，宋与高丽的书画贸易和交流便是此时的代表。
　　一、宋丽书画贸易概况
　　在宋代，高丽素称“君子之国”，其国上下“久慕华风”，是远近闻名的礼仪之邦。随着宋代海贸经济的迅速发展，两国各类商品互通有无，除传统农贸商品外，还包括诸多文化艺术类商品，如：乐器、书籍、瓷器、金银配饰、玉石玳瑁、螺钿、书画、扇子、纸墨笔、漆器，等等。这使得宋与高丽之间的书画贸易和交流也变得日益频繁，同时也带动了广泛的民间贸易和书画品往来。
　　关于记录两国间书画贸易往来的资料比较稀少，但从目前发现的几则资料中，却各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是使者购买书画作品。早在宋代之前，这种书画贸易形式就已经存在。据《南史》记载，百济国使者趁入南梁朝贡之时机，以“金货数百万”购买了书法家萧子云三十幅书法作品；《法书要录》也记载，在唐代，高丽国专门派遣使者欲求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法书。而这些较早的带有商业性质的交流活动铺就了双方书画贸易及艺术交流的基石。
　　虽然受到辽金的干扰，高丽使者出访依然络绎不绝。这些使者在进入中土后多肩负有一定的“采购”任务，如购买书籍、珍玩、药材、茶叶等高丽稀缺的商品。北宋熙宁甲寅年（1074），高丽使者金良鉴出使期间，亦“访求中国图画，锐意购求，稍精者十无一二，然犹费三百余缗”[1]。高丽使臣金良鉴等利用难得的机会，在宋境较大批量地购买书画，可以说比较可观。而其购买的作品精者不多，却仍然耗费了三百余缗，相当于三百多贯。在熙宁五年（1072），十贯钱可以购买一匹马，那么金良鉴等人所花费的画款三百多贯，就可以购买差不多三十多匹马，这基本上是相当于牧场的规模了。
　　二是商人对书画贸易的作用。商贸往来的密切与商人不无关系，在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宋丽民间商贸往来日益增多。宋人对赴高丽经商积极性十分高涨，据《宋史》记载，在高丽王城常年有数百华人，多数为商船至此的商贾。而这些冲在两国商贸往来最前沿的商人也直接带动了双方书画贸易与艺术交流。据高丽文学家李仁老《破闲集》记载，高丽睿王（即高丽仁宗）在位时，时常通过宋商人获得宋境内的名画，一次宋商人将高丽著名画家李宁的作品当作宋画呈送国王。对高丽而言，这是一次颇有戏剧性的海外“回流”。其中的三方关系也颇有意义，即李宁画作被宋商收纳，再经此商转予高丽睿王。其实，宋商人向高丽国王进献“土物”“方物”以及“珍宝”早已是惯例。虽然没有更多史料佐证，但高丽国王通过宋商人购进书画应该也不止此一次而已。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商人在书画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桥梁作用。
　　另一例子是南宋时楼钥讲到其亲身经历的一事，或更能反映出两国民间书画贸易的一些状况：“高丽贾人，有以韩幹马十二匹质於乡人者，题曰《行看子》。接处黄绫上书‘韩幹马’。表饰以绫，尾以精纸，皆丽物也。闻其怀金来取，因命工临写而归之。”[2]宋代典质书画的现象较为常见，北宋相国寺内也接受书画典当的业务，南宋临安城内当铺更是林立。典质的书画作者是重要的估价因素，韩幹是唐代画马第一名手，其作品价值我们可以参考一例：米芾所著《画史》记载，北宋末，有人以低价五十千抵押了被人视为赝品的唐代韩滉《散牧图》一幅。相对比较，韩幹此幅《十二骏马图》真迹典当价格应该不会比之低，或许要高出很多。文中的高丽商人以此佳作在南宋典当质押，可见其不仅了解中土的书画市场行情，更加熟悉韩幹和该作的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故能采用质押的方法换取短期流动资金。正因为这幅画作的珍贵，高丽商人又迅速将之赎回秘藏。虽然，此画是否被带回高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幅画作一定是由中土流传而出，辗转被此商获得。
　　此外，在《高丽史》中记载，宋徽宗时期，高丽国欲重修本国安和寺，打算“使价如宋求妙笔书匾额”，即高丽派遣使者入宋以赏金的形式求购精致的书法作为匾额。这一方面也说明派使者购买书画是一种常见方式，另一方面说明高丽对宋书画市场的了解。
　　二、笔墨纸扇等书画附属品拓展了宋丽书画贸易范围
　　宋丽间文化商品的贸易比较丰富，其中高丽国出产的摺叠扇、高丽墨、高丽纸、毛笔等书画附属商品也占据了相当比例。
　　以上商品中，高丽扇最受宋人欢迎。高丽扇主要分为两种，即：高丽松扇和摺叠扇。其中摺扇用纸做面，以琴光竹为柄，展开“广尺三四”，闭合不过两指宽，宋人称赞高丽摺叠扇的精致程度远非中土可比。高丽摺叠扇与今日人们所用的纸质或丝绢质折扇无异，南宋赵彦卫对之有更细致的描述：“今人用摺叠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以象牙为骨，饰以金银，盖出于高丽。鸡林志云：‘高丽叠纸为扇，铜兽靥环，加以银饰，亦有画人物者，中国转加华侈云。’”[3]高丽习惯在纸或绢质扇面上绘画加以点缀，图案多以本国豪贵、仕女乘车跨马、踏青拾翠等人物图，以及山水、莲荷、花木、水禽、日月星辰等景致。为了彰显奢华之感，常常洒金、银屑作为底面装饰，突出富丽堂皇之状。宋代绘画研究者还发现高丽扇上的用色与宋不同，高丽所用的染青绿比较奇特，专以空青、海绿为之。
　　在这些别具风格的特点之下，高丽所制作出来的摺叠扇在宋人眼中显得尤为精巧。因为此扇便于携带，且扇面上绘有异国风情，又不失精巧雅致的画作，这对于以文盛的宋朝人来说是颇为时尚之物。尤其是文人雅士，以此扇为馈赠礼物受到极大的欢迎，题扇诗也由此流行起来，如黄庭坚作《谢郑闳中惠高丽画扇》云：“会稽内史三韩扇，分送黄门画省中。海外人烟来眼界，全胜博物注鱼虫。苹汀游女能骑马，传道蛾眉画不如。宝扇真成集陈隼，史臣今得杀青书。” 　　持高丽摺扇风潮甚至延伸至宫廷之中，前文黄庭坚所作题扇诗中所说的“黄门画省”正是指宋宫廷画院，通过这种交流学习，有助于宫廷画师在技法、题材方面的扩充。高丽摺叠扇因契合了宋人的喜好，使其源源不断被输送至宋境贸易。《图画见闻志》记述高丽使人每至中国，或以摺叠扇作为私觌物（即外国人以私人身份交换的礼物）。宋廷有时会将这些私觌物统一收归中央，在估价之后重新投放回民间市场流通贸易，这些“私觌之物”还包括：高丽纸、黄毛笔、松烟墨、松扇，等等。据《梦粱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城内经营各类扇铺甚多，其中便有“周家折揲扇铺”，扇铺之中的摺扇有可能就是来自高丽国。由此可见，摺叠扇流传之广泛。
　　高丽墨流入中国较早，唐代时，高丽每岁贡献地产松烟墨，其主要使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胶造成。高丽在宋代经常进奉本国所产松烟墨铤，在北宋熙宁年间，高丽使臣金良鉴曾一次贡墨四百铤。使用高丽墨的多为文人阶层，比如黄庭坚在与友人作诗时曾出示过所藏高丽盘龙墨。而松烟墨的名气，要归功于大文豪苏轼。苏轼得到高丽墨后，会将之碾碎，再杂合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调和使用。制墨讲求烟老则色黑，胶适则光亮。虽然高丽墨使用的是老松烟，但因制作工艺的欠缺，导致其墨色昏黑无光泽。这就是为何苏轼要对之进行改良方使用的原因，这也使得高丽墨流传范围比较有限。
　　《宋史》中记述，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高丽御事民官侍郎郭元来华谈及本国物产有白硾纸、鼠狼尾笔等。“鼠狼尾笔”即与前文提到的“黄毛笔”为同物。可能因为此笔较少进入中土，至北宋元丰之后的时期里多传言为“猩猩毛笔”，对此黄庭坚和徐兢都有所怀疑。对这种产自高丽的毛笔评价也褒贬不一，苏轼喜爱“其柔健可人意”以致写起书法来“不能休”；徐兢则认为高丽黄毫“软弱不可书”。或许因高丽黄毫掌控因人而异，使其不太适合大众需求，也影响到了其进入宋土流广。
　　高丽多次进奉所产“大纸”，作为易耗品，因而高丽纸输入比重较大。南宋时陈槱在其所著《负暄野录》中描述：“高丽纸以棉、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高丽纸色白光整，坚韧且厚于白皮纸，所以在宋代多用于做书籍衬纸和书画卷首的贴贉。前文提到的韩幹《十二马图》卷轴“尾以精纸”，就是高丽纸。宋代周密在所著《齐东野语》中提到六朝和唐代的一些画作装裱情况，其中多有“高丽纸贉”。所谓“贉”，即书册或书画卷首的贴绫之处，也称“玉池”。高丽纸的特点有利于防止笔墨渗透至书画的卷纸之上，适合题签之用。高丽纸也成为后人鉴定古书画的依据之一，明代沈德符与古董商徐季恒与市集上“见一破碎手卷，纸质坚莹，似高丽旧笺，纯画人物”，结合画风断定为南宋画院侍诏马和之的作品。而且沈德符还高度赞扬高丽纸为“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第一”[4]。可见高丽纸的优良品质，是宋人普遍接受和使用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69.
　　[2]（宋）楼钥.攻媿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62.
　　[3]（宋）赵彦卫.云麓漫钞[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6.
　　[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58.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