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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汇》20年历程中,编辑同志在通联、编改、校对、发行等方面,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使她在如林的刊物丛中成为一枝秀葩,为存史、资政、育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以前的领导和编辑部同志打开了局面之后,我作为党史工作的新兵却对本刊分管了数年。此间我珍视前任同志开辟的道路和部下同志们的实践、经验,自己没有那种下车伊始的表现,也没有提出过多少好的点子。但既然分工让我管此项工作,就得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因此每期稿件发排前我都要认真看过,名为审阅,实为学习;只有认真对待,才能逐步进入角色。从中我也受到很多的教益。
几年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要办好刊物,首先也是主要的是发挥编辑部每位成员的积极性,使每位同志都能从党史工作的全局出发,站在全局的高度,利用现有党史研究成果,引导和启发党史工作者和社会上热心党史工作且擅长写作的人们,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撰写可读、可信、可鉴、可存的文章,认真加工、编排、校对、出刊、发行,奉献给广大读者。由于同志们工作认真,从编辑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养成了统观全局的观念,增长了才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编辑这一行出成果、出人才,在我们这里有了很好的体现。从我们这里输送出了好几位同志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在编的同志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数年工作中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挫折和教训倒是有的。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一篇据说是“敏感题材”的稿子,使我们吃了大亏。以后看起来,这类所谓的“敏感题材”,各类刊物屡见不鲜,但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问题了呢?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那期刊物已经付印,四封已经印完,内文也印出一多半了,上面突然通知我们停止印刷,将那篇“敏感题材”稿件送审。我们刊物还没有印出来,不知人家怎么知道单单这篇稿子未经审查。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服从。稿件立即派专人上京送审,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审查结果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但不知什么原因,送审人被告知《党史文汇》不能刊发此稿,而由北京一家刊物刊发,我们只好将该文撤了下来,可是封面上已有要目提示,已印出的封面我们不想作废,好为山西人节省点开支,因此除撤掉的页码补上别的稿件外,还留个小空档刊登一个启事,以便对读者有个交待。可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故意所为,有如旧时报纸为抵制新闻检查当局的那种“开天窗”,所以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党史文汇》停刊整顿两个月。上面叫停我们没法不停,但“整顿”什么呀?同志们一心一意为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精神而忘我工作,我们从来也没有为猎奇而刊登过不适当的文章,更无媚俗、低下之类,就是那篇所谓的“敏感题材”的文章,当时我们认为推出此文可以澄清社会上的一些流言,维护历史的真实,维护党的形象,也没有什么不对,否则别的刊物为什么采用了而没有引起麻烦呢?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这件事编辑部是受冤的。
当然作为分管领导的我,在此事处理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现在回想起来,一是缺乏疏通,未能亲自前去解释误会,澄清原委,据理力争,而是被动挨打,显示自己活动能力的欠缺;二是遇事不沉着,就如何补救的问题,未能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妥善解决,而是犯急躁病,只想给读者有个交待,没有想到其他不良后果,工作不细。
现在撰写此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想让读者了解一下上世纪90年代那次停刊两期后在第9期《党史文汇》出版时增加了两倍的份量的原委,无意中伤任何人,请有关的人们谅解。
在以前的领导和编辑部同志打开了局面之后,我作为党史工作的新兵却对本刊分管了数年。此间我珍视前任同志开辟的道路和部下同志们的实践、经验,自己没有那种下车伊始的表现,也没有提出过多少好的点子。但既然分工让我管此项工作,就得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因此每期稿件发排前我都要认真看过,名为审阅,实为学习;只有认真对待,才能逐步进入角色。从中我也受到很多的教益。
几年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要办好刊物,首先也是主要的是发挥编辑部每位成员的积极性,使每位同志都能从党史工作的全局出发,站在全局的高度,利用现有党史研究成果,引导和启发党史工作者和社会上热心党史工作且擅长写作的人们,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撰写可读、可信、可鉴、可存的文章,认真加工、编排、校对、出刊、发行,奉献给广大读者。由于同志们工作认真,从编辑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养成了统观全局的观念,增长了才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编辑这一行出成果、出人才,在我们这里有了很好的体现。从我们这里输送出了好几位同志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在编的同志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数年工作中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挫折和教训倒是有的。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一篇据说是“敏感题材”的稿子,使我们吃了大亏。以后看起来,这类所谓的“敏感题材”,各类刊物屡见不鲜,但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问题了呢?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那期刊物已经付印,四封已经印完,内文也印出一多半了,上面突然通知我们停止印刷,将那篇“敏感题材”稿件送审。我们刊物还没有印出来,不知人家怎么知道单单这篇稿子未经审查。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服从。稿件立即派专人上京送审,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审查结果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但不知什么原因,送审人被告知《党史文汇》不能刊发此稿,而由北京一家刊物刊发,我们只好将该文撤了下来,可是封面上已有要目提示,已印出的封面我们不想作废,好为山西人节省点开支,因此除撤掉的页码补上别的稿件外,还留个小空档刊登一个启事,以便对读者有个交待。可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故意所为,有如旧时报纸为抵制新闻检查当局的那种“开天窗”,所以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党史文汇》停刊整顿两个月。上面叫停我们没法不停,但“整顿”什么呀?同志们一心一意为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精神而忘我工作,我们从来也没有为猎奇而刊登过不适当的文章,更无媚俗、低下之类,就是那篇所谓的“敏感题材”的文章,当时我们认为推出此文可以澄清社会上的一些流言,维护历史的真实,维护党的形象,也没有什么不对,否则别的刊物为什么采用了而没有引起麻烦呢?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这件事编辑部是受冤的。
当然作为分管领导的我,在此事处理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现在回想起来,一是缺乏疏通,未能亲自前去解释误会,澄清原委,据理力争,而是被动挨打,显示自己活动能力的欠缺;二是遇事不沉着,就如何补救的问题,未能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妥善解决,而是犯急躁病,只想给读者有个交待,没有想到其他不良后果,工作不细。
现在撰写此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想让读者了解一下上世纪90年代那次停刊两期后在第9期《党史文汇》出版时增加了两倍的份量的原委,无意中伤任何人,请有关的人们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