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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文轩先生素不相识，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年龄比我略小。猛然看到一篇文章称他“老教授”，在替他抱屈之余，也不由地想到自己更应该归入“老教授”之列，因而生出颇多感慨。其实曹先生一点也不老。他是儿童文学作家，心年轻，也长得年轻，称得上清逸、俊朗。学者大多长相不怎么样，成就往往是与长相成反比的。成就既大，且能像曹先生这样相貌堂堂的实在不多。
曹文轩先生的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大水》《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天瓢》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小说门》等。作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可见其著作之宏富。
在他的作品中，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是幸福的，美好的世界逐步在他们眼前展现；这个过程也充满了烦恼甚至痛苦，因为他们要面对暂时还无法理解的人和事，因为每进一步都要付出某种代价。这些小说展示了青少年身体与头脑、情感与心灵渐次成熟的历程。读着这些小说，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生命内部的成长的声音，我们与书中人物的情感融为一体，一起经历着特定人生阶段的烟云风雨①。他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成长小说”， 深受青少年欢迎，大约就是因为重在表现青少年成长、成熟的心路历程，切中了他们的情感和心理。
他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国外，《红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已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金鸡文学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中国时报》1994年十大优秀读物奖等学术奖和文学奖30余项，2004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可见影响之广泛。
曹先生是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高校教师之一。他曾主编有广泛影响的《新语文读本》、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课教材第一册和选修课教材第一册，还曾主编配合新课标的多套丛书，其中有北京大学与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读物导读丛书》(5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人文读本》(12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每周阅读计划》(12册)等。
他在语文教育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加各种重要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与作文教学会议，发表讲话。应许多地方教育部门的邀请，他向中小学语文老师以及广大学生发表演讲，阐述自己有关语文教学与作文教学的新理念。他的作品与文章有多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他的长篇小说《红瓦》第九章，被韩国选入全国高中语文教材。②
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他对语文、文学教育，对写作和写作学习的理解和指导也特别到位，有自己独到的体验。他对文学和人的关系，文学对人性和诗性培养的重要意义，写作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低龄化写作状况、存在的偏向的思考及写作学习所需修养、学养和技术练习的要求等见解，对中学文学和写作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由于他是作家，所以他对青少年写作和写作教育情有独钟，理解得特别深刻细致，特别能说在点子上。例如，他最为关注“叙事”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不但能说出自己的感受，还能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这可以看作是他的经验之谈。这种经验之谈恰恰是一般教师所缺乏的，因而是很宝贵的，师生们看了会觉得特别亲近、真切。由于他是作家化的学者，所以，他所谈的就不停留于经验，而是能够在某些更深的层面上认识语文、写作的意义与价值。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他可以不避浅俗，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学生怎么写；为了提升学生的言语素养，他可以不畏高雅，让人动心忍性、养气知言。
曹文轩先生的精神意义还在于对青少年业余写作实践的重视。曹先生可以算是高校学者中对青少年写作最为关注的学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他是“新概念作文”的发起者兼评委。他为韩寒、郭敬明的小说作序，对不少少年的写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客观地评价他们的水平，指出了他们的优点与缺陷，既对他们寄予厚望，也使他们保持清醒。他说：“简单地说，低龄写作是件好事，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古代的那些大师不是几岁就会写诗了吗?有些写得还很好。现在低龄化写作与未来的作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现在的写作与未来的写作也没有任何关系，少年写作就是少年写作，低龄化写作就是低龄化写作。因为能否成为一个作家还牵扯到复杂的经验问题，经验这东西不是你想有就有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命运的安排，而命运这东西不是你想掌握就能掌握的。”③新概念作文“秋意太重，文章中的绝望、忧伤、悲剧性十分普遍，孩子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大了”。他对越办越火的新概念作文“无节制地鼓励想象力”感到困惑，认为人生也有春夏秋冬，人生各季对生命的感悟是不同的。但是，引起媒体、学校、家庭广泛注意的新概念作文，鲜有那种“阳光的、快乐的”的情绪，青少年作者很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④。他阐明了低龄写作与未来作家之间的关系，对他们的认知局限与文字缺陷也一语中的，这样透彻明白的见解是不可多得的。
有人评价曹文轩先生：学者化的作家，作家化的学者。诚哉斯言!
在高校中文专业，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教师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作家与学者的素养与话语方式是很不同的。前者是虚构、想象的，后者是实证、严谨的。上帝是吝啬的，给予你此天赋就不给你彼天赋。因此，作家不会研究，学者不会创作是很正常的。二者兼而得之，则是很稀罕、很奢侈的。作家、学者，本来是各有所长，然而长期以来，在高校中文专业，创作才能并不被重视，往往被视为雕虫小技，人们对此嗤之以鼻，多搞点创作，会被认为不务正业，创作的成果往往不被认可。在当下中国高校的中文专业中，作家型的教师是十分罕见的，“作家歧视”源远流长。当年的沈从文先生就没少招来白眼，人们看重的是研究，而不是创作。因此，教师的创作优势是得不到鼓励的。创作优势似乎反而成了教师教学的“劣势”，创作成果不能评职称，这无疑是一大偏见。曹先生如果没有学术成果，单凭创作成果——不论多么丰硕，恐怕也没法在北大呆下去。这种荒谬的状况亟待改变，创作型的教师在教学生读写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学生对作家的景仰要远远超过对学者的景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歧视学者，而是说明二者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对于中文专业来说，只有作家或只有学者，都是不完备的。
在高校，“学者崇拜”的风气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变成了“作家歧视”、“学者自傲”这就不值得推崇了。而这种观念对学者自身也是有害的，有些学者写了几篇论文便自以为是，终日板着面孔故作深沉状，以为了不起，以搞“学术”自居，从此，好的文章就再也写不出来。写出的文字干瘪瘪的，没有一点生命热度、生活情趣，简直不堪卒读。这样的学者太多了，为了写几篇论文把自己弄得没情没趣、没心没肺，划得来吗?
学者瞧不起作家这是千真万确的，不知作家是否也瞧不起学者。大概也同样吧，“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恶劣的流俗。而曹先生以其一流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改变了这一偏见，使人们明白“学者化”作家和“作家化”学者的优势，将作家与学者之间的沟壑填平了。不过，这对多数作家和学者来说，只能成为一道遥远的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这就尤为显出他的不易。
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曹文轩先生有着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智能结构，基于这种优势，他特别了解文学教育对人性的意义，了解语文、写作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对写作学习智能和非智能因素的作用，对写作学习规律，对成长中的偏差等等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发现，这对语文教育如何引领文学少年健康成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是学者型的作家，所以他对文学和写作教育的理解，也在一般的作家之上。在语文教育研究和语文课改中，学者型作家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他有些理论是从写作实践中悟到的，恰是我力求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这便是我对他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作家化或学者化的要求，在中学教师那儿又有所不同，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些，能写就好。语文老师什么也不会写还能叫作语文老师吗?这给中学语文教师提出了一个专业化要求：能经常写、喜欢写。将自己造就成一个作家或一个学者当然最好，不一定都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学者，也不一定都要成为作家兼学者，或学者兼作家。今天语文教师队伍的素质堪忧，绝大多数语文教师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除了教案，基本上什么都不会写，自然也不写，这就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语文教师应成为一个作者，这是在专业素质上的起码要求。有没有丰富的写作经验，有没有写作上的信念与理想，是衡量语文教师的重要尺度。语文教师会写，热爱写，他给予学生潜在的积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同样，语文教师不会写、畏惧动笔，他给予学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现今学生语文程度差、害怕写作，不能说和语文教师不愿写作没有直接的关系。语文教师自身不会读写，怎么能教出喜欢读写的学生呢?一个特级教师的头衔，抵不上教师给学生读自己写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评论。
在高校，学者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物欲横流、目迷五色的今天，能不惊不躁、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自然算是一种美德。这样的学者已经不多了，着实不应再有什么苛求。但是，在做好学问的同时，走出象牙塔，以学识救济天下、普度众生，无疑更是一种大襟怀、大气度。曹先生就是这么一位走出象牙塔的学者。
从2005年到现在，他在江苏、浙江、四川、湖北、福建、深圳等地，将自己对语文教育的思考播撒在民间。演讲中，他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很多都生活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有些人高谈阔论、愤世嫉俗，甚至忧国忧民，但始终在宝塔的尖上，他们的声音是朝向天空的，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回音壁，来回震荡。这些声音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宝塔下面的社会而言，却是十分珍贵的。”“从前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在许多地方，走了许多中小学，进行讲演与阅读情况调查，《中国教育报》曾采访我，为什么去下面走?我说：我有感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一直以来，他们站得比较高，在宝塔尖上，他们的声音是朝向天空的。这些宝贵的声音并没有太重要的意义，你不需要我的声音，我也不需要你的声音。这声音对社会来讲也许是非常珍贵。惊世骇俗的思想犹如云随风飘逝，其实可以化成小雨滋润大地。所以我想到下面来走走，放弃一些世俗的东西，出席不出席一个会，听不听那些声音，也许是无关紧要的。而我走下去，让更多的人得到他所需要的声音，也许是最有意义的。”⑤曹文轩说自己想从那个高处走下来，到下面来走一走，甚至是贫穷的农村。“将一些教育理念、文学理念、语文理念、作文理念以及阅读理念，直接传到中小学的校长、老师以及学生们那里。”⑥
对此，相信大家也深有感触。确实如曹先生所言，高校的学者与社会、民间几乎是隔绝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多少年来，宁可堆在象牙塔中发霉、糜烂，也从不考虑应用。学术成果只有极少数的“圈内”读者知道。孤芳自赏，仿佛这才是阳春白雪，是大雅。谁要是想应用，走向民间传播知识，那一定是下里巴人，是大俗。备受讥嘲不说，推广研究成果的工作也难以被承认。就拿高师来说，本来就是面向基础教育的，可是高师与中小学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点，从参与基础教育课改的高校教师屈指可数可以看出。偌大一个中国，数来数去，屈指尚且有余。至少在中文这个行当中十分罕见。这种状况显然是很可笑的。有点责任感的，顶多也就是偶尔探出头感慨一番、呼吁几声，能像曹先生这样深入到上百所中小学搞调研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中小学教师又是被牢牢地捆绑在应试的战车上，既没有自由呼吸的空间，也没有多少高校学者愿意深度介入语文教学实践，这就难怪中小学教育老是在低水平徘徊，新课程形同虚设。当然，这也不能怪高校教师，而是宏观的教育观念出问题了，是高校(尤其是高师)的科研、评价机制出问题了，只问文章发表的级别、数量，不问研究的实践效能，压抑了教师走出象牙塔的积极性，使他们失去了眼睛向下的意愿。因此，曹先生的走出去，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他对底层的关怀，大约和他来自农村、深知民间疾苦有关，也和他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有关，更重要的自然是因为他的社会责任感。
曹先生的价值在于为高校教师踏出一条走向民间之路。高校教师，尤其是高师中文学科教师的“自闭”由来已久。这不但造成了科研严重脱离实践，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不可否认，不是所有的科研都要联系中小学教育实际，因为研究的对象有不同的层面，但是，也不可否认，有不少的研究是应该联系教育实践的。比如语法研究，可以做纯粹的理论研究，然而，完全不联系言语实践，不经过实践的检验，那也是劳而无功的。中国当代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始终没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照搬英语语法，脱离了汉语实际和汉语实践。即便是本该紧密联系言语创造实际的语用学研究也是如此，只是从某些语言现象中抽取几条规律，没有和整个中学写作教学实践相结合，没能在语文教学和写作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效用，还能称为语用学吗?语文教学居然几乎没有任何语用学的成果介入，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部分原因是在于语文教学界本身拒斥理论，但显然也和语用学研究的脱离实践、研究成果难以应用有关。
从另一方面说，有不少成果是可以应用的，比如许多文学研究成果——文本解读的理论与方法等，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是很有帮助的，但由于高校教师未能走出象牙塔，以至这些成果被束之高阁。
我想，今后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要是能从各自的禁锢中走出来，多一些联系、沟通，构成一个“产、学、研”共同体，情况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改观。这种禁锢，一方面是教师的自我禁锢；另一方面是来自管理体制上的禁锢。相对来说，自我禁锢也许还比较容易打破，因为这主要是教师自身的问题；而体制上的禁锢，就不是单靠教师们自行努力能解决的。体制上的难题，需要由教育行政部门从政策上进行协调、解决，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然而对此，我是没有抱多大信心的。中国的教育存在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作为一个高校中文专业的教师，我对曹先生的感慨感同身受。我感到像曹先生那样走出象牙塔之不易，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做到。今天高校教师的生存环境并不好，教学科研的压力巨大，竞争激烈，要应付各方面的评估，唯有疲于奔命。毋庸讳言，特别是科研生态是比较差的。科研能力上的竞争，往往是在能力之外。发表文章、科研课题申报、科研成果评价等等的公平性，受到了其他诸多因素的干预。严重的官本位风气使高校不再成为净土，象牙塔也已是难成安居之所——多数年轻教师都想当官，就是官本位体制下的现实。但是，要走出象牙塔也同样艰难。因为，这类业绩是没有人承认的，你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只能算是一种奉献，毕竟“崇高”只有一种精神价值。高校教师在是否走出象牙塔的两难夹缝中求生存。
如果说曹先生的介入语文教育还存在什么遗憾，那就是他的认识大多较为朴拙、零散。他的道理基本上都是从一己的经验中领悟到的，而且往往是点到为止，还没来得及加以理论化、条理化、系统化。他做的大多是一种描述，而不是论述、论证。这大约是因为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他演讲的内容，而不是真正学术研究的表现形态。这也许正是他的演说技巧之所在，为了便于学生的接受。当有人问为什么学生喜欢听他的演讲时，他回答说：“无他，不闷。”他追求的就是学生爱听的生动性效果。由于他面对的是中小学生，所以他想尽量讲得感性、易解，这是情有可原的。
在研究曹文轩时，我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搜集资料，我不得不从网络上和报刊书籍中零星地搜集一些，将它们缝缀起来，这使我的写作捉襟见肘。我多么希望曹先生能写一部语文教育专著，而后，再编一套《新语文教程》或《新写作教程》。到那时，再来评说曹先生就从容得多了。
注释：
①《曹文轩和他的“成长小说”》，央视国际2003年10月29日，http：//www.cctv.com/program/dfsc。
② 《曹文轩教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深度介入》，http：//szsywzm.blog.tom.com。
③《曹文轩的语文教育观》，宜兴小学语文网http：//www.yxedu.net。
④《孩子的苦被放大了》，东方网《劳动报》2005年1月29日，http：//ent.sina.com.cn。
⑤ 《儿童文学家曹文轩在省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会上做学术讲座》，泰州市海陵区教育网。
⑥《曹文轩：走下“塔尖”的儿童文学领军者》，见中国台州网 http：//www.taizhou.com.cn。
[作者通联：福建师大文学院]
曹文轩先生的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大水》《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天瓢》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小说门》等。作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可见其著作之宏富。
在他的作品中，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是幸福的，美好的世界逐步在他们眼前展现；这个过程也充满了烦恼甚至痛苦，因为他们要面对暂时还无法理解的人和事，因为每进一步都要付出某种代价。这些小说展示了青少年身体与头脑、情感与心灵渐次成熟的历程。读着这些小说，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生命内部的成长的声音，我们与书中人物的情感融为一体，一起经历着特定人生阶段的烟云风雨①。他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成长小说”， 深受青少年欢迎，大约就是因为重在表现青少年成长、成熟的心路历程，切中了他们的情感和心理。
他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国外，《红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已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金鸡文学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中国时报》1994年十大优秀读物奖等学术奖和文学奖30余项，2004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可见影响之广泛。
曹先生是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高校教师之一。他曾主编有广泛影响的《新语文读本》、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课教材第一册和选修课教材第一册，还曾主编配合新课标的多套丛书，其中有北京大学与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读物导读丛书》(5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人文读本》(12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每周阅读计划》(12册)等。
他在语文教育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加各种重要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与作文教学会议，发表讲话。应许多地方教育部门的邀请，他向中小学语文老师以及广大学生发表演讲，阐述自己有关语文教学与作文教学的新理念。他的作品与文章有多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他的长篇小说《红瓦》第九章，被韩国选入全国高中语文教材。②
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他对语文、文学教育，对写作和写作学习的理解和指导也特别到位，有自己独到的体验。他对文学和人的关系，文学对人性和诗性培养的重要意义，写作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低龄化写作状况、存在的偏向的思考及写作学习所需修养、学养和技术练习的要求等见解，对中学文学和写作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由于他是作家，所以他对青少年写作和写作教育情有独钟，理解得特别深刻细致，特别能说在点子上。例如，他最为关注“叙事”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不但能说出自己的感受，还能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这可以看作是他的经验之谈。这种经验之谈恰恰是一般教师所缺乏的，因而是很宝贵的，师生们看了会觉得特别亲近、真切。由于他是作家化的学者，所以，他所谈的就不停留于经验，而是能够在某些更深的层面上认识语文、写作的意义与价值。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他可以不避浅俗，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学生怎么写；为了提升学生的言语素养，他可以不畏高雅，让人动心忍性、养气知言。
曹文轩先生的精神意义还在于对青少年业余写作实践的重视。曹先生可以算是高校学者中对青少年写作最为关注的学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他是“新概念作文”的发起者兼评委。他为韩寒、郭敬明的小说作序，对不少少年的写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客观地评价他们的水平，指出了他们的优点与缺陷，既对他们寄予厚望，也使他们保持清醒。他说：“简单地说，低龄写作是件好事，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古代的那些大师不是几岁就会写诗了吗?有些写得还很好。现在低龄化写作与未来的作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现在的写作与未来的写作也没有任何关系，少年写作就是少年写作，低龄化写作就是低龄化写作。因为能否成为一个作家还牵扯到复杂的经验问题，经验这东西不是你想有就有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命运的安排，而命运这东西不是你想掌握就能掌握的。”③新概念作文“秋意太重，文章中的绝望、忧伤、悲剧性十分普遍，孩子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大了”。他对越办越火的新概念作文“无节制地鼓励想象力”感到困惑，认为人生也有春夏秋冬，人生各季对生命的感悟是不同的。但是，引起媒体、学校、家庭广泛注意的新概念作文，鲜有那种“阳光的、快乐的”的情绪，青少年作者很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④。他阐明了低龄写作与未来作家之间的关系，对他们的认知局限与文字缺陷也一语中的，这样透彻明白的见解是不可多得的。
有人评价曹文轩先生：学者化的作家，作家化的学者。诚哉斯言!
在高校中文专业，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教师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作家与学者的素养与话语方式是很不同的。前者是虚构、想象的，后者是实证、严谨的。上帝是吝啬的，给予你此天赋就不给你彼天赋。因此，作家不会研究，学者不会创作是很正常的。二者兼而得之，则是很稀罕、很奢侈的。作家、学者，本来是各有所长，然而长期以来，在高校中文专业，创作才能并不被重视，往往被视为雕虫小技，人们对此嗤之以鼻，多搞点创作，会被认为不务正业，创作的成果往往不被认可。在当下中国高校的中文专业中，作家型的教师是十分罕见的，“作家歧视”源远流长。当年的沈从文先生就没少招来白眼，人们看重的是研究，而不是创作。因此，教师的创作优势是得不到鼓励的。创作优势似乎反而成了教师教学的“劣势”，创作成果不能评职称，这无疑是一大偏见。曹先生如果没有学术成果，单凭创作成果——不论多么丰硕，恐怕也没法在北大呆下去。这种荒谬的状况亟待改变，创作型的教师在教学生读写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学生对作家的景仰要远远超过对学者的景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歧视学者，而是说明二者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对于中文专业来说，只有作家或只有学者，都是不完备的。
在高校，“学者崇拜”的风气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走向极端，变成了“作家歧视”、“学者自傲”这就不值得推崇了。而这种观念对学者自身也是有害的，有些学者写了几篇论文便自以为是，终日板着面孔故作深沉状，以为了不起，以搞“学术”自居，从此，好的文章就再也写不出来。写出的文字干瘪瘪的，没有一点生命热度、生活情趣，简直不堪卒读。这样的学者太多了，为了写几篇论文把自己弄得没情没趣、没心没肺，划得来吗?
学者瞧不起作家这是千真万确的，不知作家是否也瞧不起学者。大概也同样吧，“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恶劣的流俗。而曹先生以其一流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改变了这一偏见，使人们明白“学者化”作家和“作家化”学者的优势，将作家与学者之间的沟壑填平了。不过，这对多数作家和学者来说，只能成为一道遥远的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这就尤为显出他的不易。
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曹文轩先生有着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智能结构，基于这种优势，他特别了解文学教育对人性的意义，了解语文、写作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对写作学习智能和非智能因素的作用，对写作学习规律，对成长中的偏差等等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发现，这对语文教育如何引领文学少年健康成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是学者型的作家，所以他对文学和写作教育的理解，也在一般的作家之上。在语文教育研究和语文课改中，学者型作家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他有些理论是从写作实践中悟到的，恰是我力求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这便是我对他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作家化或学者化的要求，在中学教师那儿又有所不同，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些，能写就好。语文老师什么也不会写还能叫作语文老师吗?这给中学语文教师提出了一个专业化要求：能经常写、喜欢写。将自己造就成一个作家或一个学者当然最好，不一定都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学者，也不一定都要成为作家兼学者，或学者兼作家。今天语文教师队伍的素质堪忧，绝大多数语文教师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除了教案，基本上什么都不会写，自然也不写，这就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语文教师应成为一个作者，这是在专业素质上的起码要求。有没有丰富的写作经验，有没有写作上的信念与理想，是衡量语文教师的重要尺度。语文教师会写，热爱写，他给予学生潜在的积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同样，语文教师不会写、畏惧动笔，他给予学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现今学生语文程度差、害怕写作，不能说和语文教师不愿写作没有直接的关系。语文教师自身不会读写，怎么能教出喜欢读写的学生呢?一个特级教师的头衔，抵不上教师给学生读自己写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评论。
在高校，学者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物欲横流、目迷五色的今天，能不惊不躁、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自然算是一种美德。这样的学者已经不多了，着实不应再有什么苛求。但是，在做好学问的同时，走出象牙塔，以学识救济天下、普度众生，无疑更是一种大襟怀、大气度。曹先生就是这么一位走出象牙塔的学者。
从2005年到现在，他在江苏、浙江、四川、湖北、福建、深圳等地，将自己对语文教育的思考播撒在民间。演讲中，他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很多都生活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有些人高谈阔论、愤世嫉俗，甚至忧国忧民，但始终在宝塔的尖上，他们的声音是朝向天空的，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回音壁，来回震荡。这些声音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宝塔下面的社会而言，却是十分珍贵的。”“从前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在许多地方，走了许多中小学，进行讲演与阅读情况调查，《中国教育报》曾采访我，为什么去下面走?我说：我有感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一直以来，他们站得比较高，在宝塔尖上，他们的声音是朝向天空的。这些宝贵的声音并没有太重要的意义，你不需要我的声音，我也不需要你的声音。这声音对社会来讲也许是非常珍贵。惊世骇俗的思想犹如云随风飘逝，其实可以化成小雨滋润大地。所以我想到下面来走走，放弃一些世俗的东西，出席不出席一个会，听不听那些声音，也许是无关紧要的。而我走下去，让更多的人得到他所需要的声音，也许是最有意义的。”⑤曹文轩说自己想从那个高处走下来，到下面来走一走，甚至是贫穷的农村。“将一些教育理念、文学理念、语文理念、作文理念以及阅读理念，直接传到中小学的校长、老师以及学生们那里。”⑥
对此，相信大家也深有感触。确实如曹先生所言，高校的学者与社会、民间几乎是隔绝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多少年来，宁可堆在象牙塔中发霉、糜烂，也从不考虑应用。学术成果只有极少数的“圈内”读者知道。孤芳自赏，仿佛这才是阳春白雪，是大雅。谁要是想应用，走向民间传播知识，那一定是下里巴人，是大俗。备受讥嘲不说，推广研究成果的工作也难以被承认。就拿高师来说，本来就是面向基础教育的，可是高师与中小学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点，从参与基础教育课改的高校教师屈指可数可以看出。偌大一个中国，数来数去，屈指尚且有余。至少在中文这个行当中十分罕见。这种状况显然是很可笑的。有点责任感的，顶多也就是偶尔探出头感慨一番、呼吁几声，能像曹先生这样深入到上百所中小学搞调研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中小学教师又是被牢牢地捆绑在应试的战车上，既没有自由呼吸的空间，也没有多少高校学者愿意深度介入语文教学实践，这就难怪中小学教育老是在低水平徘徊，新课程形同虚设。当然，这也不能怪高校教师，而是宏观的教育观念出问题了，是高校(尤其是高师)的科研、评价机制出问题了，只问文章发表的级别、数量，不问研究的实践效能，压抑了教师走出象牙塔的积极性，使他们失去了眼睛向下的意愿。因此，曹先生的走出去，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他对底层的关怀，大约和他来自农村、深知民间疾苦有关，也和他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有关，更重要的自然是因为他的社会责任感。
曹先生的价值在于为高校教师踏出一条走向民间之路。高校教师，尤其是高师中文学科教师的“自闭”由来已久。这不但造成了科研严重脱离实践，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不可否认，不是所有的科研都要联系中小学教育实际，因为研究的对象有不同的层面，但是，也不可否认，有不少的研究是应该联系教育实践的。比如语法研究，可以做纯粹的理论研究，然而，完全不联系言语实践，不经过实践的检验，那也是劳而无功的。中国当代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始终没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照搬英语语法，脱离了汉语实际和汉语实践。即便是本该紧密联系言语创造实际的语用学研究也是如此，只是从某些语言现象中抽取几条规律，没有和整个中学写作教学实践相结合，没能在语文教学和写作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效用，还能称为语用学吗?语文教学居然几乎没有任何语用学的成果介入，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部分原因是在于语文教学界本身拒斥理论，但显然也和语用学研究的脱离实践、研究成果难以应用有关。
从另一方面说，有不少成果是可以应用的，比如许多文学研究成果——文本解读的理论与方法等，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是很有帮助的，但由于高校教师未能走出象牙塔，以至这些成果被束之高阁。
我想，今后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要是能从各自的禁锢中走出来，多一些联系、沟通，构成一个“产、学、研”共同体，情况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改观。这种禁锢，一方面是教师的自我禁锢；另一方面是来自管理体制上的禁锢。相对来说，自我禁锢也许还比较容易打破，因为这主要是教师自身的问题；而体制上的禁锢，就不是单靠教师们自行努力能解决的。体制上的难题，需要由教育行政部门从政策上进行协调、解决，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然而对此，我是没有抱多大信心的。中国的教育存在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作为一个高校中文专业的教师，我对曹先生的感慨感同身受。我感到像曹先生那样走出象牙塔之不易，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做到。今天高校教师的生存环境并不好，教学科研的压力巨大，竞争激烈，要应付各方面的评估，唯有疲于奔命。毋庸讳言，特别是科研生态是比较差的。科研能力上的竞争，往往是在能力之外。发表文章、科研课题申报、科研成果评价等等的公平性，受到了其他诸多因素的干预。严重的官本位风气使高校不再成为净土，象牙塔也已是难成安居之所——多数年轻教师都想当官，就是官本位体制下的现实。但是，要走出象牙塔也同样艰难。因为，这类业绩是没有人承认的，你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只能算是一种奉献，毕竟“崇高”只有一种精神价值。高校教师在是否走出象牙塔的两难夹缝中求生存。
如果说曹先生的介入语文教育还存在什么遗憾，那就是他的认识大多较为朴拙、零散。他的道理基本上都是从一己的经验中领悟到的，而且往往是点到为止，还没来得及加以理论化、条理化、系统化。他做的大多是一种描述，而不是论述、论证。这大约是因为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他演讲的内容，而不是真正学术研究的表现形态。这也许正是他的演说技巧之所在，为了便于学生的接受。当有人问为什么学生喜欢听他的演讲时，他回答说：“无他，不闷。”他追求的就是学生爱听的生动性效果。由于他面对的是中小学生，所以他想尽量讲得感性、易解，这是情有可原的。
在研究曹文轩时，我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搜集资料，我不得不从网络上和报刊书籍中零星地搜集一些，将它们缝缀起来，这使我的写作捉襟见肘。我多么希望曹先生能写一部语文教育专著，而后，再编一套《新语文教程》或《新写作教程》。到那时，再来评说曹先生就从容得多了。
注释：
①《曹文轩和他的“成长小说”》，央视国际2003年10月29日，http：//www.cctv.com/program/dfsc。
② 《曹文轩教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深度介入》，http：//szsywzm.blog.tom.com。
③《曹文轩的语文教育观》，宜兴小学语文网http：//www.yxedu.net。
④《孩子的苦被放大了》，东方网《劳动报》2005年1月29日，http：//ent.sina.com.cn。
⑤ 《儿童文学家曹文轩在省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会上做学术讲座》，泰州市海陵区教育网。
⑥《曹文轩：走下“塔尖”的儿童文学领军者》，见中国台州网 http：//www.taizhou.com.cn。
[作者通联：福建师大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