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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曾有一支抗联部队从东北抗日战场辗转来到西部边陲——新疆。这支来自白山黑水的部队主要由原东北抗联第3军1师、9师和第6军4师28团、保安团组成,总数约500余人。1938年2月肇兴镇战斗失利后,他们暂时转移到苏联境内。苏联政府没有同意他们继续回到东北抗日战场的要求,而是考虑到国际因素及与日本的关系,将这支部队由苏联境内辗转遣送到我国新疆,进而被戴着亲苏亲共面罩的新疆督办盛世才收编分散,大部到伊犁屯垦,少数人当兵,令人扼腕叹息。但是这些抗联战士并没有停滞消沉,而是倾力参与到保卫新疆的神圣事业中来,剿灭匪患,平定内乱,屯垦戍边,维护统一,促进了新疆相对和平环境的形成,为新疆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赵尚志入苏求援
1937年冬,北满中共组织和军队领导人根据东北抗联孤悬敌后,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相互隔绝的实际情况,为摆脱困境,解决各部队存在和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谋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并通过苏联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取得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在此情况下,同年11月26日,北满中共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致信给与自己有师生之缘的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赫尔(即加仑)及联共(布)军党的委员会,介绍了中国东北抗联面临的困难,向苏方提出支持军事器械、药品和协助军事技术培训等要求。同时请代转给中共中央一封信,殷切盼望与中共中央早日取得联系。同年12月,原抗联第6军2师代师长陈绍滨率交通队从苏联返回,并带来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邀请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去苏联研究配合行动问题的口信。
北满中共临时省委得到消息后,迅速于12月19日在依兰县东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冯仲云、李兆麟、张兰生、魏长魁及蔡近葵、戴鸿宾、陈绍滨等抗联领导人商议,决定派赵尚志为代表到苏联去求援,通过共产国际寻找中共中央领导的组织关系。同时约定在其过界赴苏一个月后,派部队到边界迎接他回国。会议还决定了冲破敌军对北满抗联部队重重包围的计划,决心迅速改变抗联部队在三江平原老游击区集中的现状。只留第6军1师在江南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伺机打击敌军的弱点。同时还决定由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籛(李兆麟)带领第6军2师部队过松花江北去攻打梧桐河金矿局警察队;第6军戴鸿宾军长率领3军1师一个团及第6军2师28团、6军直属特科连,相机进攻黑龙江沿岸的萝北县城。
1938年1月下旬,赵尚志军长带领副官吴兴利、警卫员郭禄、王明发和小陆等6人,由第3军9师师长李振远率领40余名战士护送到黑龙江沿岸,从萝北县名山附近过江进入苏联。
夜袭肇兴镇战斗
赵尚志进入苏联后,张寿籛、戴鸿宾各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萝北、绥滨游击区活动月余,打击了梧桐河、都鲁河、太平沟等金矿的警察队和绥滨县境内的农村警察署,取得了胜利。
1938年2月初,抗联第3、6军部队集结在萝北县公义永。收缴了公义永自卫团的武装之后,在张寿籛、戴鸿宾的主持下,召开了3军与6军团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决定由6军政委张寿籛率领2师师长张传福部队攻打鸭蛋河(现凤翔镇);6军军长戴鸿宾、3军9师师长李振远率部攻打肇兴镇(原萝北县城);3军1师师长蔡近葵率部负责攻打肇兴镇南大营。准备以胜利的战斗迎接赵尚志回国。张寿籛和戴鸿宾分别作了战斗动员和部署,叫战士们饱食轻装。
2月3日,张寿籛、张传福率领6军2师、3军10师200多人扫清了鸭蛋河镇的外围敌人据点,因前来应援的炮兵未能准时到达,故临时改变了进攻鸭蛋河镇的作战计划,当即撤离到都鲁河、老龙岗一带活动。
戴鸿宾、蔡近葵、李振远率领由3、6军组成的500余人的骑兵队伍,配备轻机枪10余挺,迫击炮1门,兵分两路,于2月4日晨对罗北县肇兴镇发起进攻。第3、6军以部分兵力摧毁了西门外警察分驻所防御工事。负责攻打肇兴镇的戴鸿宾军长和蔡近葵师长商定,待部队运动完成,由戴鸿宾军长鸣枪为号,两处一起发动进攻,争取天亮以前结束战斗。2月4日1时许,第6军军长戴鸿宾、第3军1师师长蔡近葵、9师师长李振远率领3、6军组成的500余人的骑兵队伍,前往肇兴镇。占领了距城8华里的三马架屯和距城4华里的上街基屯。由于艰难的雪地行军贻误了战机,到达西南门外已经破晓时分。但是戴鸿宾军长认为,虽然原定在这个时间结束战斗的计划不能实现,但考虑到部队已完成运动,日伪军和警察署尚未察觉,于是果断地鸣枪通知蔡近葵部队,2月4日晨3时20分,两支部队同时发动对肇兴镇(原萝北县城)的猛攻。
抗联3、6军首先以部分兵力摧毁了西门警察分驻所的防御工事,击毙了所长崔子彬,打死打伤警察、自卫团10余名。占领西门警察分驻所后,戴鸿宾亲自指挥6军和3军9师200余人的队伍迅速包围伪县公署。利用民宅和小学校房舍为掩护,以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步枪向伪县公署大院内的敌人猛烈射击。一度迫使日本官吏、警察、伪职员、日本人家属全部龟缩在伪县公署大院负隅顽抗。但我军炮弹受潮失效,40发迫击炮炮弹放了38发,一炮没响。仅以轻重机枪、步枪射击两个小时,始终未能打开缺口。虽然攻进县城西门,但守城敌军负隅顽抗,伪县公署和伪警察署等重要机关未能攻克。
此时,3军100多名战士在3军1师师长蔡近葵率领下,正在牵制日伪南大营兵力,同时以民房为掩护,向日军射击。鉴于牵制任务已经完成,蔡近葵师长带领部队迅速撤往镇西6军阵地附近,与戴鸿宾部会合。不料南大营日军已经尾追而来,戴军长命令迫击炮连2班向鬼子开炮,这关键的一炮终于响了。日军不知虚实,吓得龟缩回营。此时,戴军长见天已大亮,命令炮班校正炮位,将最后一发炮弹发到对岸苏联境内。目的一是鸣炮通知江北赵尚志军长,抗联部队已经执行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来此相接。二是使苏军误认为是日军所为,引起不满,促使苏军进行反击。果然,不久苏军就陆续向肇兴镇发炮,牵制住了南大营日军的行动。
激战上街基
拂晓时分,抗联部队获知日军派出大批兵力来援,为避免和减少抗联战士的伤亡,遂主动撤出县城。把队伍集中在肇兴镇西面一带作短暂休息。此时年刚过,又打了胜仗,指战员抓紧时间,兴奋异常,忙着包饺子,炖猪肉。正在此时,哨兵报告,富锦方向开来两三辆载满日军的汽车,已经进入镇内。戴军长下令,部队往西面上街基方向撤退。部队西撤途中,载有日军的汽车也向西疾驰,敌我首尾相距越来越近,抗联部队已经接近上街基村东大院炮台。戴军长断定日军是要抢占炮台,果断下令,占领炮台。跑在最前面的6军28团郭复东团长和一名老机枪射手,迅速抢占了东南炮台。架起机枪,当时将坂阪少佐和萝北警务局指导官岩崎击毙。激战中击毙日军板坂大尉等18名,伤6名,日军处于危急状态。第二辆汽车日军看到情况不妙,立刻跳下车来,不敢冒进,只是沿借江堤有利地形往上街基村射击。此时,戴军长令团长郭复东、警卫员刘树海、冯奎武、机枪射手等5人断后,便立即组织队伍撤至上街基村,并迅速占领村内3个炮台和地壕。
上街基村内有3个大院,大院四角都设有炮台。戴军长指挥部队在东大院东南、东北两个炮台布下火力。东北炮台迎击沿江堤上来的鬼子,东南炮台迎击苞米地上来的鬼子,对正东上来的鬼子,两个炮台用交叉火力予以遏制。中间大院为后备力量,补充东大院一线兵力、子弹和伤员的接应。西大院为指挥所,由戴军长坐镇指挥。
上街基激战中,共击毙日军板坂少佐等18名,伤6名,日军处于危急状态。其后虽有日本警尉森岛、日军中尉伊藤等20余人前来助阵,却仍受抗联部队强大火力压制。但此时抗联部队伤亡也很大,而日军虽无反攻之力,却未被打退。
下午3时,驻绥滨县复兴屯的伪军乘汽车前来增援,双方在公路两侧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到天黑,抗联部队子弹将尽,又无援军。由于敌军援兵已将抗联部队退路切断,战局对抗联部队渐趋不利。危急关头,经过临时磋商,戴鸿宾等决定率队过江进入苏境与赵尚志会合。这一仗,抗联部队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其中有41名日军毙命,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退入苏联
肇兴镇战斗中,由于敌军大批增援,抗联部队伤亡较大,战局对我渐趋不利。危急关头,戴鸿宾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蔡近葵(3军1师师长)、李振远(3军9师师长)、郑洪涛(3军9师政治部主任)、徐文彬(6军军部宣传科长)、郭复东(6军4师28团团长)、赵秉义(6军保安团团长)、陈维哲(即张德、3军参谋)、彭焕书(团长)。蔡近葵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议退入苏联,其理由是:我3、6军部队在肇兴镇战斗中消耗子弹过多,如不及时补充难以继续战斗;在突围过程中,我3、6军部队负伤30余名,如不及时治疗势必造成重大减员;入苏境与赵尚志军长会见,并接他回国领导抗战。与会的全体干部一致赞成蔡近葵的意见。
2月4日深夜,戴鸿宾率领3、6军400余名指战员,越过冰封的黑龙江,到达了苏联境内。通过临时指定的翻译陈维哲(现名张德)向苏联边防军说明了攻打萝北县城和抵抗日军反扑的激战经过,以及越境入苏的目的之后,便由一名苏联军官带领到一个集体农庄附近的几栋空房里等候处理。而伤病员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据6军战士冯奎武(1914生)回忆,我们过江后在苏联斯大林斯克治病。我做了两次手术。休养了一个多月又让转移,集中将近500余人,苏军用了21台汽车,把我们送到伯力。我们9个人被送到医院。其余人不知去向,后来听说被送到新疆。
经过协商,苏联政府决定,只送戴鸿宾一人去伯力会见赵尚志,其余人员全部遣送新疆。当时戴鸿宾对苏联的上述决定大为吃惊,很不理解,仍然要求苏联政府改变决定,允许这支骨干队伍重返东北抗日战场。结果没有得到苏方的同意。
戴鸿宾见状便要求会见赵尚志,得到允许后被送往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拘留所,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赵尚志,但是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队伍身边,而是在这里与赵尚志、祁致中,共同度过长达一年半的羁押岁月。戴鸿宾走后,指战员焦急如焚,无奈戴军长一去不复返。几天过后,苏方来了几名官员,告知部队要将其送往新疆。3军1师师长蔡近葵表示反对,声称没有戴鸿宾军长的同意不能擅自行动。苏方官员哄骗称,在火车站可以见到戴鸿宾。就这样,这支抗联部队上了汽车,被送到火车站,但并没看见戴军长。却被一队苏联红军护送上了火车,经过十多天的行驶,被遣送到了新疆,落入盛世才政权控制之下。
赵尚志等北满抗联领导人被迫滞留苏联,抗联第3、6军500余名骑兵被遣送到新疆,严重削弱了抗联第3、6军的战斗力,给北满抗日游击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
来到新疆
1938年4月,东北抗联第3、6军500多指战员,由苏联当局送到了新疆,直接交给了统治新疆的盛世才。伪装革命的盛世才,当时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毛泽民、林基路为首的100多名中共同志也在新疆工作,并担任各部门重要职务。
进入新疆境内后,抗联部队指战员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一切都由新疆督办公署副官处安排,先在南门外马市两个大院里住下,由两个副官管理日常生活。由于人地生疏,这支由东北转战而来的抗联部队,不可能与中共驻新疆工作的同志取得联系。同时盛世才与中共负责同志订下协议,不发展组织,这就切断了抗联部队与中共驻新疆办事处的组织关系。
来到新疆后,盛世才接见了蔡近葵、李振远、郑洪涛、陈维哲、彭焕书、徐文彬、郭复东、赵秉义等抗联部队的领导人,希望抗联部队能够安心留在新疆工作。回到部队后,蔡近葵等人将盛世才谈话的主要内容传达给所有的指战员,让大家讨论并发表意见。经过讨论,绝大部分指战员要求回到东北抗日战场,但是鉴于组织关系联系不上,最后决定向盛世才提出要求,允许其到陕北去参加抗战,以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组织关系。经过研究,写出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并由蔡近葵、陈维哲交给盛世才请其代转。
1938年8月间,滞留新疆的东北抗联第3、6军部队接到新疆督办公署副官处的通知,要求将500余名指战员立即集合起来,到督办公署西大楼大礼堂待命。随后,副官长卢玉林和盛世才先后发表了演说,重申东北抗联部队留在新疆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提到中共中央的情况。随后,对这支抗联部队主要领导人的去向作了安排。蔡近葵、陈维哲、徐文彬、赵秉义四个人到新疆省财政厅工作。由财政厅厅长周彬(即毛泽民)进行具体分配。在与这四人谈完话后,蔡近葵到乌什县就任税务局局长,陈维哲到金库科工作,徐文彬到财政专修学校任事务主任,赵秉义到且末县去工作。
在此之后,分配彭焕书团长到军事深造班去学习,一年之后又任命他为卫队旅参谋长。并将郑洪涛及连以上的干部送往军官学校学习。在将主要领导人分配完后,就从这支抗联队伍中挑选出100多名青壮年战士到教导团当兵。并将其余的指战员送到伊犁去屯垦戍边。
盛世才采取这种阴谋诡计,使这支抗联队伍互相失去联系,把我们东北抗联第3、6军这500多指战员完全拆散,从此流落新疆各地,各自谋生。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苏联正集中力量打击入侵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调走了在新疆驻扎的“红8团”和所有工作人员。同时蒋介石又掀起了反共高潮,投机取巧的军阀盛世才此时也原形毕露,投入蒋介石的怀抱,逮捕了在新疆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大批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横遭逮捕。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苏联领事馆获知时任机械化兵团团长的盛世骏(盛世才之弟),赴苏学习后流露出反苏情绪,决心设法将其除掉。1942年4月2日,在原抗联第3军9师政治部主任郑洪涛的主持下,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担任盛世骏勤务兵的抗联战士谢恩友。谢恩友不负众望,按照党组织的秘密部署,于4月12日刺杀了盛世骏。但由于敌人警备森严,接应计划落空,谢恩友英勇自杀。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盛世才,不久民族学院、航空兵部队、机械化兵团装甲车营的大量东北籍人员被逮捕,徐文彬等抗联指战员身陷囹圄。1944年秋,张治中来到新疆,接任盛世才的西北行辕主任职务,在他的直接关注下,这些人才被全部释放。□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铁力市车站派出所)
责任编辑:桑蕾
赵尚志入苏求援
1937年冬,北满中共组织和军队领导人根据东北抗联孤悬敌后,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相互隔绝的实际情况,为摆脱困境,解决各部队存在和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谋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并通过苏联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取得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在此情况下,同年11月26日,北满中共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致信给与自己有师生之缘的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赫尔(即加仑)及联共(布)军党的委员会,介绍了中国东北抗联面临的困难,向苏方提出支持军事器械、药品和协助军事技术培训等要求。同时请代转给中共中央一封信,殷切盼望与中共中央早日取得联系。同年12月,原抗联第6军2师代师长陈绍滨率交通队从苏联返回,并带来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邀请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去苏联研究配合行动问题的口信。
北满中共临时省委得到消息后,迅速于12月19日在依兰县东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冯仲云、李兆麟、张兰生、魏长魁及蔡近葵、戴鸿宾、陈绍滨等抗联领导人商议,决定派赵尚志为代表到苏联去求援,通过共产国际寻找中共中央领导的组织关系。同时约定在其过界赴苏一个月后,派部队到边界迎接他回国。会议还决定了冲破敌军对北满抗联部队重重包围的计划,决心迅速改变抗联部队在三江平原老游击区集中的现状。只留第6军1师在江南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伺机打击敌军的弱点。同时还决定由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籛(李兆麟)带领第6军2师部队过松花江北去攻打梧桐河金矿局警察队;第6军戴鸿宾军长率领3军1师一个团及第6军2师28团、6军直属特科连,相机进攻黑龙江沿岸的萝北县城。
1938年1月下旬,赵尚志军长带领副官吴兴利、警卫员郭禄、王明发和小陆等6人,由第3军9师师长李振远率领40余名战士护送到黑龙江沿岸,从萝北县名山附近过江进入苏联。
夜袭肇兴镇战斗
赵尚志进入苏联后,张寿籛、戴鸿宾各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萝北、绥滨游击区活动月余,打击了梧桐河、都鲁河、太平沟等金矿的警察队和绥滨县境内的农村警察署,取得了胜利。
1938年2月初,抗联第3、6军部队集结在萝北县公义永。收缴了公义永自卫团的武装之后,在张寿籛、戴鸿宾的主持下,召开了3军与6军团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决定由6军政委张寿籛率领2师师长张传福部队攻打鸭蛋河(现凤翔镇);6军军长戴鸿宾、3军9师师长李振远率部攻打肇兴镇(原萝北县城);3军1师师长蔡近葵率部负责攻打肇兴镇南大营。准备以胜利的战斗迎接赵尚志回国。张寿籛和戴鸿宾分别作了战斗动员和部署,叫战士们饱食轻装。
2月3日,张寿籛、张传福率领6军2师、3军10师200多人扫清了鸭蛋河镇的外围敌人据点,因前来应援的炮兵未能准时到达,故临时改变了进攻鸭蛋河镇的作战计划,当即撤离到都鲁河、老龙岗一带活动。
戴鸿宾、蔡近葵、李振远率领由3、6军组成的500余人的骑兵队伍,配备轻机枪10余挺,迫击炮1门,兵分两路,于2月4日晨对罗北县肇兴镇发起进攻。第3、6军以部分兵力摧毁了西门外警察分驻所防御工事。负责攻打肇兴镇的戴鸿宾军长和蔡近葵师长商定,待部队运动完成,由戴鸿宾军长鸣枪为号,两处一起发动进攻,争取天亮以前结束战斗。2月4日1时许,第6军军长戴鸿宾、第3军1师师长蔡近葵、9师师长李振远率领3、6军组成的500余人的骑兵队伍,前往肇兴镇。占领了距城8华里的三马架屯和距城4华里的上街基屯。由于艰难的雪地行军贻误了战机,到达西南门外已经破晓时分。但是戴鸿宾军长认为,虽然原定在这个时间结束战斗的计划不能实现,但考虑到部队已完成运动,日伪军和警察署尚未察觉,于是果断地鸣枪通知蔡近葵部队,2月4日晨3时20分,两支部队同时发动对肇兴镇(原萝北县城)的猛攻。
抗联3、6军首先以部分兵力摧毁了西门警察分驻所的防御工事,击毙了所长崔子彬,打死打伤警察、自卫团10余名。占领西门警察分驻所后,戴鸿宾亲自指挥6军和3军9师200余人的队伍迅速包围伪县公署。利用民宅和小学校房舍为掩护,以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步枪向伪县公署大院内的敌人猛烈射击。一度迫使日本官吏、警察、伪职员、日本人家属全部龟缩在伪县公署大院负隅顽抗。但我军炮弹受潮失效,40发迫击炮炮弹放了38发,一炮没响。仅以轻重机枪、步枪射击两个小时,始终未能打开缺口。虽然攻进县城西门,但守城敌军负隅顽抗,伪县公署和伪警察署等重要机关未能攻克。
此时,3军100多名战士在3军1师师长蔡近葵率领下,正在牵制日伪南大营兵力,同时以民房为掩护,向日军射击。鉴于牵制任务已经完成,蔡近葵师长带领部队迅速撤往镇西6军阵地附近,与戴鸿宾部会合。不料南大营日军已经尾追而来,戴军长命令迫击炮连2班向鬼子开炮,这关键的一炮终于响了。日军不知虚实,吓得龟缩回营。此时,戴军长见天已大亮,命令炮班校正炮位,将最后一发炮弹发到对岸苏联境内。目的一是鸣炮通知江北赵尚志军长,抗联部队已经执行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来此相接。二是使苏军误认为是日军所为,引起不满,促使苏军进行反击。果然,不久苏军就陆续向肇兴镇发炮,牵制住了南大营日军的行动。
激战上街基
拂晓时分,抗联部队获知日军派出大批兵力来援,为避免和减少抗联战士的伤亡,遂主动撤出县城。把队伍集中在肇兴镇西面一带作短暂休息。此时年刚过,又打了胜仗,指战员抓紧时间,兴奋异常,忙着包饺子,炖猪肉。正在此时,哨兵报告,富锦方向开来两三辆载满日军的汽车,已经进入镇内。戴军长下令,部队往西面上街基方向撤退。部队西撤途中,载有日军的汽车也向西疾驰,敌我首尾相距越来越近,抗联部队已经接近上街基村东大院炮台。戴军长断定日军是要抢占炮台,果断下令,占领炮台。跑在最前面的6军28团郭复东团长和一名老机枪射手,迅速抢占了东南炮台。架起机枪,当时将坂阪少佐和萝北警务局指导官岩崎击毙。激战中击毙日军板坂大尉等18名,伤6名,日军处于危急状态。第二辆汽车日军看到情况不妙,立刻跳下车来,不敢冒进,只是沿借江堤有利地形往上街基村射击。此时,戴军长令团长郭复东、警卫员刘树海、冯奎武、机枪射手等5人断后,便立即组织队伍撤至上街基村,并迅速占领村内3个炮台和地壕。
上街基村内有3个大院,大院四角都设有炮台。戴军长指挥部队在东大院东南、东北两个炮台布下火力。东北炮台迎击沿江堤上来的鬼子,东南炮台迎击苞米地上来的鬼子,对正东上来的鬼子,两个炮台用交叉火力予以遏制。中间大院为后备力量,补充东大院一线兵力、子弹和伤员的接应。西大院为指挥所,由戴军长坐镇指挥。
上街基激战中,共击毙日军板坂少佐等18名,伤6名,日军处于危急状态。其后虽有日本警尉森岛、日军中尉伊藤等20余人前来助阵,却仍受抗联部队强大火力压制。但此时抗联部队伤亡也很大,而日军虽无反攻之力,却未被打退。
下午3时,驻绥滨县复兴屯的伪军乘汽车前来增援,双方在公路两侧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到天黑,抗联部队子弹将尽,又无援军。由于敌军援兵已将抗联部队退路切断,战局对抗联部队渐趋不利。危急关头,经过临时磋商,戴鸿宾等决定率队过江进入苏境与赵尚志会合。这一仗,抗联部队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其中有41名日军毙命,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退入苏联
肇兴镇战斗中,由于敌军大批增援,抗联部队伤亡较大,战局对我渐趋不利。危急关头,戴鸿宾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蔡近葵(3军1师师长)、李振远(3军9师师长)、郑洪涛(3军9师政治部主任)、徐文彬(6军军部宣传科长)、郭复东(6军4师28团团长)、赵秉义(6军保安团团长)、陈维哲(即张德、3军参谋)、彭焕书(团长)。蔡近葵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议退入苏联,其理由是:我3、6军部队在肇兴镇战斗中消耗子弹过多,如不及时补充难以继续战斗;在突围过程中,我3、6军部队负伤30余名,如不及时治疗势必造成重大减员;入苏境与赵尚志军长会见,并接他回国领导抗战。与会的全体干部一致赞成蔡近葵的意见。
2月4日深夜,戴鸿宾率领3、6军400余名指战员,越过冰封的黑龙江,到达了苏联境内。通过临时指定的翻译陈维哲(现名张德)向苏联边防军说明了攻打萝北县城和抵抗日军反扑的激战经过,以及越境入苏的目的之后,便由一名苏联军官带领到一个集体农庄附近的几栋空房里等候处理。而伤病员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据6军战士冯奎武(1914生)回忆,我们过江后在苏联斯大林斯克治病。我做了两次手术。休养了一个多月又让转移,集中将近500余人,苏军用了21台汽车,把我们送到伯力。我们9个人被送到医院。其余人不知去向,后来听说被送到新疆。
经过协商,苏联政府决定,只送戴鸿宾一人去伯力会见赵尚志,其余人员全部遣送新疆。当时戴鸿宾对苏联的上述决定大为吃惊,很不理解,仍然要求苏联政府改变决定,允许这支骨干队伍重返东北抗日战场。结果没有得到苏方的同意。
戴鸿宾见状便要求会见赵尚志,得到允许后被送往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拘留所,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赵尚志,但是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队伍身边,而是在这里与赵尚志、祁致中,共同度过长达一年半的羁押岁月。戴鸿宾走后,指战员焦急如焚,无奈戴军长一去不复返。几天过后,苏方来了几名官员,告知部队要将其送往新疆。3军1师师长蔡近葵表示反对,声称没有戴鸿宾军长的同意不能擅自行动。苏方官员哄骗称,在火车站可以见到戴鸿宾。就这样,这支抗联部队上了汽车,被送到火车站,但并没看见戴军长。却被一队苏联红军护送上了火车,经过十多天的行驶,被遣送到了新疆,落入盛世才政权控制之下。
赵尚志等北满抗联领导人被迫滞留苏联,抗联第3、6军500余名骑兵被遣送到新疆,严重削弱了抗联第3、6军的战斗力,给北满抗日游击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
来到新疆
1938年4月,东北抗联第3、6军500多指战员,由苏联当局送到了新疆,直接交给了统治新疆的盛世才。伪装革命的盛世才,当时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毛泽民、林基路为首的100多名中共同志也在新疆工作,并担任各部门重要职务。
进入新疆境内后,抗联部队指战员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一切都由新疆督办公署副官处安排,先在南门外马市两个大院里住下,由两个副官管理日常生活。由于人地生疏,这支由东北转战而来的抗联部队,不可能与中共驻新疆工作的同志取得联系。同时盛世才与中共负责同志订下协议,不发展组织,这就切断了抗联部队与中共驻新疆办事处的组织关系。
来到新疆后,盛世才接见了蔡近葵、李振远、郑洪涛、陈维哲、彭焕书、徐文彬、郭复东、赵秉义等抗联部队的领导人,希望抗联部队能够安心留在新疆工作。回到部队后,蔡近葵等人将盛世才谈话的主要内容传达给所有的指战员,让大家讨论并发表意见。经过讨论,绝大部分指战员要求回到东北抗日战场,但是鉴于组织关系联系不上,最后决定向盛世才提出要求,允许其到陕北去参加抗战,以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组织关系。经过研究,写出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并由蔡近葵、陈维哲交给盛世才请其代转。
1938年8月间,滞留新疆的东北抗联第3、6军部队接到新疆督办公署副官处的通知,要求将500余名指战员立即集合起来,到督办公署西大楼大礼堂待命。随后,副官长卢玉林和盛世才先后发表了演说,重申东北抗联部队留在新疆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提到中共中央的情况。随后,对这支抗联部队主要领导人的去向作了安排。蔡近葵、陈维哲、徐文彬、赵秉义四个人到新疆省财政厅工作。由财政厅厅长周彬(即毛泽民)进行具体分配。在与这四人谈完话后,蔡近葵到乌什县就任税务局局长,陈维哲到金库科工作,徐文彬到财政专修学校任事务主任,赵秉义到且末县去工作。
在此之后,分配彭焕书团长到军事深造班去学习,一年之后又任命他为卫队旅参谋长。并将郑洪涛及连以上的干部送往军官学校学习。在将主要领导人分配完后,就从这支抗联队伍中挑选出100多名青壮年战士到教导团当兵。并将其余的指战员送到伊犁去屯垦戍边。
盛世才采取这种阴谋诡计,使这支抗联队伍互相失去联系,把我们东北抗联第3、6军这500多指战员完全拆散,从此流落新疆各地,各自谋生。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苏联正集中力量打击入侵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调走了在新疆驻扎的“红8团”和所有工作人员。同时蒋介石又掀起了反共高潮,投机取巧的军阀盛世才此时也原形毕露,投入蒋介石的怀抱,逮捕了在新疆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大批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横遭逮捕。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苏联领事馆获知时任机械化兵团团长的盛世骏(盛世才之弟),赴苏学习后流露出反苏情绪,决心设法将其除掉。1942年4月2日,在原抗联第3军9师政治部主任郑洪涛的主持下,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担任盛世骏勤务兵的抗联战士谢恩友。谢恩友不负众望,按照党组织的秘密部署,于4月12日刺杀了盛世骏。但由于敌人警备森严,接应计划落空,谢恩友英勇自杀。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盛世才,不久民族学院、航空兵部队、机械化兵团装甲车营的大量东北籍人员被逮捕,徐文彬等抗联指战员身陷囹圄。1944年秋,张治中来到新疆,接任盛世才的西北行辕主任职务,在他的直接关注下,这些人才被全部释放。□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铁力市车站派出所)
责任编辑: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