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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把亲眼见到的历史记录传达给各国的百万人民。
——1958年10月4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给中国摄影学会的题词
对外文委邀请卡蒂埃-布勒松访问中国
1958年，正值新中国第一个十周年庆典的前夕。
1950年代的国情，按毛泽东的分析是“一穷二白”，但他同时认为这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时高层领导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整个国家朝气蓬勃气象日新。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以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等为代表的首都十大建筑已经或即将拔地而起，民族自豪感空前增强。这样的成就不仅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也要让尚未获得独立的其他第三世界人民知道，更要让资本主义世界知道。
这种情况下，对外宣传被赋予了空前的重要性。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撤销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专门设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后来被陈毅称为“第二外交部”，首任主任张奚若），直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领导，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开展民间外交，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1958年6月中旬，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下面简称“亨利”）就是受对外文委之邀访问中国的。邀请他来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位曾在10年前见证过国共政权交替、当时被美国《大众摄影》杂志评为“世界十大摄影家”之一、在西方报道摄影界影响巨大且同情社会主义的法国人，能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有所反映。一向关注中国变化的美国《生活》（Life）杂志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邀请亨利担任特约记者，并于1959年1月5日——也就是1959年的第一期，以18页的巨大篇幅推出了亨利关于新中国的报道《新中国内幕》（The New China——From Inside），并自豪地宣称是《生活》杂志派亨利访问了中国。
其实这当中有个巧合：“二战”结束后，亨利就开始做一个“‘二战’后的世界各国”的长期拍摄项目，所拍摄的西欧各国和1954年访问苏联的成果分别以《欧洲人》和《莫斯科人》为名于1955年结集出版，在欧洲和苏联都获好评，苏联《文学报》称亨利的作品为“最辉煌的杰作”，认为亨利“属于当代世界最优秀的摄影家之列”。① 亨利在1948-1949年关于新旧中国交替的报道、苏联媒体对亨利的高度评价以及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动性，构成了1958年亨利访问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亨利看大跃进：
从同情到怀疑，再到莫名其妙
（亨利6月中旬抵达北京，6月26日，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设宴招待，学会副主席张印泉等出席。此前的6月20日，中国摄影学会副秘书长陈勃陪同亨利拍摄了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拍摄过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之后，亨利在北京又呆了几天，拍摄了全国农具展览会、北京的模范监狱、幼儿园等，然后便是北上南下，北上访问了沈阳、鞍山、兰州、玉门、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南下访问了河北徐水县、河南三门峡水库建设工地、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在国庆前夕回到北京，《生活》杂志说他在中国四个月行程7000英里（约11200公里）。亨利具有成为卓越摄影记者不可缺少的好运气：虽然行程匆匆，却正赶上中国大跃进的高潮阶段——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炼钢铁，他在记录这一运动横空出世的同时，也以独特眼光做了个人化解读：从同情到怀疑，再到莫名其妙。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目标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由此引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直接导致了1958年夏收时浮夸风的出现。在工业方面，大跃进的主要目标是迅速提高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两三年内赶超英国，由此导出了全民大炼钢铁。
在中国的短短四个月，亨利当然看不到1958年之后大跃进的后果。但他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他的采访经历使他对世界——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美国——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在思想背景上，亨利本人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1950年代正积极要求加入法国共产党，而且法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老家，因此“共产主义”的概念在亨利的思想中，绝不是当时中国农民认识的那样，“一大二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亨利的这样一种个人视野和思想背景，面对这么一场“跑步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不可能不产生猛烈的碰撞。仔细阅读亨利的照片，循着影像的线索，我们可以感觉到亨利对这场运动的独特解读和矛盾态度。
应该说，初到北京的所见所拍确实使亨利十分兴奋。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上热血沸腾的劳动热情，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义务劳动，劳动者良好的纪律和自觉的奉献精神，让他感觉到中国人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全国农具展览会上，农技人员认真研究新农具的构造和功能、拿着尺子精细测量制作尺寸、仔细地记在本子上，准备回家仿造，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他看得很清楚，这一切是发自农民内心。……这还是十年前他看到的那个内战激烈、金融崩溃、卖儿卖女、遍地饥民的中国吗？这样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此时此刻，亨利相信眼前正在进行的大跃进就是促进这种转变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但随后南下北上看了更多的地方之后，所见所闻就不能不使他产生怀疑了。……9月，亨利来到了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徐水县，他看到的“共产主义”的基本景象是：为符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要求，农民到棉花地里干活要排队行进，整齐划一地走在田埂上；青壮年农民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进行层次很低的军事训练；小高炉火光熊熊，一排连着一排，全民正在大炼钢铁，场面十分壮观。但与壮观不协调的是细节：密密麻麻的小高炉旁，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矿石、铁管等原料；有的小高炉脚手架没拆就已经开火，旁边的小高炉有的才砌了一半，整个布局显得毫无规划，手忙脚乱。小高炉旁，一名中年农民光着膀子，用力拉着家里煮饭的风箱给小高炉鼓风——这样的场景虽然十分真实，但在亨利的镜头中，显然已经有讽刺意味了。亨利的态度和对大炼钢铁的认识，可从为这张照片所写的说明中清楚地看出来： “中国大跃进，1958，徐水公社（该公社的31万人分为7个人民公社，住在广达610平方公里的280个村里）。政府鼓励农民自建炼铁炉，这是农民在用风箱为炼铁炉鼓风。每30分钟，这儿的几百座炉子能熔出50公斤农民用来造农具的铁，但这些自炼的铁非常脆，用这种铁打造的农具很容易断为两截。”
……可以说亨利对大炼钢铁存在的问题观察敏锐，记录真实：中国人赶英超美、建设国家的愿望与粗糙的劳动工具和初级的生产技术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制约关系，这不是通过提升劳动热情、增加劳动者的数量加上共产主义精神就可克服的。他觉察出了问题，并坦率地将自己的疑问、莫名其妙和焦虑不安表现在照片里。
“看不见生产者面孔的国家”：
个人生活哪里去了？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摄影家，令亨利感到不安的还有一个方面：眼前铺陈的那些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都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他最感兴趣的那些千姿百态的个人生活场景又在哪里？10年前的内战中，残酷的战争让每一个人都赤裸裸地呈现在街道上，呈现在真实的生活中，正是那些真实的面孔、惊惧的眼神、恐慌的生活状态——总之是那些能够真实呈现个人命运的照片，让他的“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报道成为经典。而今，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似乎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个人生活——家庭、休闲、娱乐、思考、无聊、发呆、谈恋爱、下馆子等等——消失了。他拍到的最具个人情趣的场景，是上海黄浦江边一对男女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不是情侣约会，摄影师自己也拿不准。而在新疆乌鲁木齐拍到的一名女青年扶着一个小女孩说话的照片，看上去具有姐妹对话的私人性，但照片说明却点出，这是一位街头执勤的团员在告诉一名少先队员如何打苍蝇，除四害……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生活》杂志的编辑在编发亨利的报道时，称中国是一个“看不见生产者面孔的国家”——这在1960年批判“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诽谤，而亨利的照片则为这种诽谤提供了依据。
漏掉了“决定性瞬间”？
——亨利在中国摄影学会谈摄影
7月中旬，亨利从西安回到北京。7月16日，中国摄影学会邀请亨利就报道摄影问题与在京的部分理事和摄影记者座谈，亨利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摄影的观点，发言摘要发表在1958年8月份的《新闻摄影》杂志上。
这是一次重要且有特殊意义的座谈会，是新中国摄影界第一次与世界最有影响的摄影家面对面的交流，或可称为是中国摄影界与国际摄影交流的一个“决定性瞬间”。但中国摄影学会对这个座谈会的处理相当低调，大小事全录的学会内部通讯破例未发简报，只简单说座谈内容摘要发在新华社的《新闻摄影》杂志上；而《新闻摄影》杂志在报道这个座谈会时，不仅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中方人员的名字、没发一张配图，而且还在“编者按”中强调：座谈会摘要“仅供同志们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摄影艺术时，作参考”，小心翼翼不言自明。其实就当时中国摄影界对摄影的理解以及此后的反应来看，亨利的摄影思想并没有对中国摄影产生看得见的影响，当时双方关于摄影的基本观点差别很大，一方是自觉地运用摄影进行政治教化，一方是不懈地表达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二者没有结点。
关于摄影，亨利在座谈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对摄影的基本看法。亨利重复了自己在《决定性瞬间》一文中关于摄影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摄影作品是一个人的头脑、眼睛、心三样东西结合的产品。这三样东西表示出摄影者的思想和他个人的感情。照相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如同用钢笔来表达思想一样，重要的在于如何表达，而不在于钢笔本身。……摄影是表现短时间内的一个完整的思想；它必须要表现事物最中心或最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就是主题和表现形式。”亨利进一步谈到了摄影的主题就是生活，而表现形式比如线条和构图，通过它们，使我们的感情在照片中表现出来。关于主题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主题好，表现的形式不好，就没有力量，就像吃饭时上了一盘鱼，但只有鱼骨头，没有鱼肉。关于主题与细节的关系，亨利也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主题就好像一颗金刚钻，有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就是细节，因此摄影师是通过不同的细节来表现主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报道摄影就是通过多张不同的照片来表现一个事物或事件的发生发展。小的事物同样可以成为伟大的主题；但摄影师要注意不能沉溺到细节中，用搜集一堆细节来代替主题。亨利特别强调，对自己所拍的主题，摄影师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在没有拍照前，我们对事物应当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拿起相机来时，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看法表达出来。”② 这与他在《决定性瞬间》一文中的观点相互映照：“作为摄影师，我们在拍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我们所见到的事物进行评价，而这正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责任。”③
第二、照片必须真实。亨利说，“作为现实主义的摄影者，应当忠实生活。如果你所拍的东西是改变过的，那就不是真实的东西。”④因此，他多次强调“安排出来的画面不是生活”——这话应该是说者有意，因为当时中国摄影界正流行“安排出来的画面”，亨利在很多中国摄影师的照片中发现了摆拍的痕迹。他直率地谈到了对中国摄影师作品的印象：“我看到表现中国的照片不少，有些很好，但有些我不喜欢。我曾看见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扑扑，汗流满面，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⑤他在徐水拍摄农民排队下田的场景，清一色的精神小伙子大姑娘，不仅没有一个老年人，而且都穿得干干净净像过节——亨利看得出这是一个安排的场景。
因此，亨利强调：“对我来说，最大的愉快是拍出来的东西人家说真实。”⑥作者相信，亨利对“真实”如此强调，对与会的中国摄影师应该是有所震动的。而作为摄影史上最有影响的摄影记者之一，终其一生，亨利都对生活的真实性表现出神灵般的敬畏。在这一点上，他从来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妥协，这种决绝态度在同时代摄影师中绝无仅有。他的很多拍摄特点都是为了保证照片的真实，比如他强调在拍摄时不引起被摄者注意，不能为了构图的方便而安排被拍摄者的位置，甚至不使用闪光灯、不能剪裁照片、不能在暗房里对底片动手脚——比如叠加上原来没有的东西；他甚至不用方画幅的相机：“因为方形构图和真实的生活不相符合。”⑦ 第三、摄影师的工作方法。亨利认为摄影师脚底下不应该装上轮子（即坐在车子上），他应该到处走动，动作要敏捷迅速；要置身于被拍摄者中间，但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就是他为什么使用小型相机而不用大型相机的原因：“这正如打猎的人不会抬着大炮去打猎的道理一样。” ⑧
座谈中，亨利对技术问题谈得极少，一方面是因为参加座谈的人都是成熟的摄影记者，另一方面也与他对技术的看法有关：“人们对技术问题的关心太多，而对如何观察却考虑得太少。” ⑨
今天再读这篇摘要，令人惊奇的是整篇文章中没出现那个关键词：“决定性瞬间”。显然，亨利谈到了“决定性瞬间”对于摄影的意义：“摄影是表现短时间内的一个完整的思想；它必须要表现事物最中心或最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就是主题和表现形式。”这与他在《决定性瞬间》一文中对摄影的界定大体相似：“对我来说，摄影就是在一刹那间对构成事件的意义以及恰如其分地表达这个事件意义的精准无误的结构形式同时确认下来的方式。” ⑩ 但由于“决定性瞬间”这个关键词的遗漏（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虽然亨利的整个谈话非常专业，但似乎一场大戏少了“戏眼”，更使得当时的中国摄影师与“决定性瞬间”这一20世纪最重要的摄影思想之一失之交臂——半年过后他们与亨利和“决定性瞬间”相遇时，亨利已经处于被批判的语境之下了。
1958年10月3日晚，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再次设宴，为在中国工作了近四个月、即将返回法国的亨利送行。10月4日，亨利给中国摄影学会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我很高兴见到中国的摄影家们，和他们熟悉起来，并和他们畅谈我们共同的职业。尽管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我们的职业是要按照我们各个人的感觉直接地而且自然地表达一切生活。
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把亲眼见到的历史记录传达给各国的百万人民。
……
但转身就有是非。亨利拍摄的中国大跃进的照片分别在1959年和1960年两次受到中国摄影界、文化界的批判，他被列为“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即“新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只是亨利一直不知道自己在中国被批判。直到2003年7月10日，他在法国城市阿尔勒与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会见时，才从后者那里知道自己的照片还有此遭遇。听了批判词，这位95岁的老人开怀大笑：
“我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呀，难道中国不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吗？我真的是共产党党员啊！尽管我没有领到党证……”老人家几乎是大声叫嚷着说出这段话。他似乎十分不解：“怎么会是自己人批判自己人呢？”
看样子当时亨利是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人的，遗憾的是中国人民把他当作了资产阶级。
（本文有两部分未刊出，发表部分有较大删节）
——1958年10月4日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给中国摄影学会的题词
对外文委邀请卡蒂埃-布勒松访问中国
1958年，正值新中国第一个十周年庆典的前夕。
1950年代的国情，按毛泽东的分析是“一穷二白”，但他同时认为这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时高层领导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整个国家朝气蓬勃气象日新。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以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等为代表的首都十大建筑已经或即将拔地而起，民族自豪感空前增强。这样的成就不仅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也要让尚未获得独立的其他第三世界人民知道，更要让资本主义世界知道。
这种情况下，对外宣传被赋予了空前的重要性。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撤销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专门设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后来被陈毅称为“第二外交部”，首任主任张奚若），直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领导，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开展民间外交，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1958年6月中旬，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下面简称“亨利”）就是受对外文委之邀访问中国的。邀请他来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位曾在10年前见证过国共政权交替、当时被美国《大众摄影》杂志评为“世界十大摄影家”之一、在西方报道摄影界影响巨大且同情社会主义的法国人，能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有所反映。一向关注中国变化的美国《生活》（Life）杂志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邀请亨利担任特约记者，并于1959年1月5日——也就是1959年的第一期，以18页的巨大篇幅推出了亨利关于新中国的报道《新中国内幕》（The New China——From Inside），并自豪地宣称是《生活》杂志派亨利访问了中国。
其实这当中有个巧合：“二战”结束后，亨利就开始做一个“‘二战’后的世界各国”的长期拍摄项目，所拍摄的西欧各国和1954年访问苏联的成果分别以《欧洲人》和《莫斯科人》为名于1955年结集出版，在欧洲和苏联都获好评，苏联《文学报》称亨利的作品为“最辉煌的杰作”，认为亨利“属于当代世界最优秀的摄影家之列”。① 亨利在1948-1949年关于新旧中国交替的报道、苏联媒体对亨利的高度评价以及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动性，构成了1958年亨利访问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亨利看大跃进：
从同情到怀疑，再到莫名其妙
（亨利6月中旬抵达北京，6月26日，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设宴招待，学会副主席张印泉等出席。此前的6月20日，中国摄影学会副秘书长陈勃陪同亨利拍摄了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拍摄过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之后，亨利在北京又呆了几天，拍摄了全国农具展览会、北京的模范监狱、幼儿园等，然后便是北上南下，北上访问了沈阳、鞍山、兰州、玉门、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南下访问了河北徐水县、河南三门峡水库建设工地、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在国庆前夕回到北京，《生活》杂志说他在中国四个月行程7000英里（约11200公里）。亨利具有成为卓越摄影记者不可缺少的好运气：虽然行程匆匆，却正赶上中国大跃进的高潮阶段——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炼钢铁，他在记录这一运动横空出世的同时，也以独特眼光做了个人化解读：从同情到怀疑，再到莫名其妙。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目标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由此引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直接导致了1958年夏收时浮夸风的出现。在工业方面，大跃进的主要目标是迅速提高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两三年内赶超英国，由此导出了全民大炼钢铁。
在中国的短短四个月，亨利当然看不到1958年之后大跃进的后果。但他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他的采访经历使他对世界——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美国——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在思想背景上，亨利本人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1950年代正积极要求加入法国共产党，而且法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老家，因此“共产主义”的概念在亨利的思想中，绝不是当时中国农民认识的那样，“一大二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亨利的这样一种个人视野和思想背景，面对这么一场“跑步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不可能不产生猛烈的碰撞。仔细阅读亨利的照片，循着影像的线索，我们可以感觉到亨利对这场运动的独特解读和矛盾态度。
应该说，初到北京的所见所拍确实使亨利十分兴奋。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上热血沸腾的劳动热情，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义务劳动，劳动者良好的纪律和自觉的奉献精神，让他感觉到中国人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全国农具展览会上，农技人员认真研究新农具的构造和功能、拿着尺子精细测量制作尺寸、仔细地记在本子上，准备回家仿造，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他看得很清楚，这一切是发自农民内心。……这还是十年前他看到的那个内战激烈、金融崩溃、卖儿卖女、遍地饥民的中国吗？这样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此时此刻，亨利相信眼前正在进行的大跃进就是促进这种转变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但随后南下北上看了更多的地方之后，所见所闻就不能不使他产生怀疑了。……9月，亨利来到了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徐水县，他看到的“共产主义”的基本景象是：为符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要求，农民到棉花地里干活要排队行进，整齐划一地走在田埂上；青壮年农民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进行层次很低的军事训练；小高炉火光熊熊，一排连着一排，全民正在大炼钢铁，场面十分壮观。但与壮观不协调的是细节：密密麻麻的小高炉旁，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矿石、铁管等原料；有的小高炉脚手架没拆就已经开火，旁边的小高炉有的才砌了一半，整个布局显得毫无规划，手忙脚乱。小高炉旁，一名中年农民光着膀子，用力拉着家里煮饭的风箱给小高炉鼓风——这样的场景虽然十分真实，但在亨利的镜头中，显然已经有讽刺意味了。亨利的态度和对大炼钢铁的认识，可从为这张照片所写的说明中清楚地看出来： “中国大跃进，1958，徐水公社（该公社的31万人分为7个人民公社，住在广达610平方公里的280个村里）。政府鼓励农民自建炼铁炉，这是农民在用风箱为炼铁炉鼓风。每30分钟，这儿的几百座炉子能熔出50公斤农民用来造农具的铁，但这些自炼的铁非常脆，用这种铁打造的农具很容易断为两截。”
……可以说亨利对大炼钢铁存在的问题观察敏锐，记录真实：中国人赶英超美、建设国家的愿望与粗糙的劳动工具和初级的生产技术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制约关系，这不是通过提升劳动热情、增加劳动者的数量加上共产主义精神就可克服的。他觉察出了问题，并坦率地将自己的疑问、莫名其妙和焦虑不安表现在照片里。
“看不见生产者面孔的国家”：
个人生活哪里去了？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摄影家，令亨利感到不安的还有一个方面：眼前铺陈的那些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都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他最感兴趣的那些千姿百态的个人生活场景又在哪里？10年前的内战中，残酷的战争让每一个人都赤裸裸地呈现在街道上，呈现在真实的生活中，正是那些真实的面孔、惊惧的眼神、恐慌的生活状态——总之是那些能够真实呈现个人命运的照片，让他的“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报道成为经典。而今，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似乎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个人生活——家庭、休闲、娱乐、思考、无聊、发呆、谈恋爱、下馆子等等——消失了。他拍到的最具个人情趣的场景，是上海黄浦江边一对男女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不是情侣约会，摄影师自己也拿不准。而在新疆乌鲁木齐拍到的一名女青年扶着一个小女孩说话的照片，看上去具有姐妹对话的私人性，但照片说明却点出，这是一位街头执勤的团员在告诉一名少先队员如何打苍蝇，除四害……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生活》杂志的编辑在编发亨利的报道时，称中国是一个“看不见生产者面孔的国家”——这在1960年批判“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诽谤，而亨利的照片则为这种诽谤提供了依据。
漏掉了“决定性瞬间”？
——亨利在中国摄影学会谈摄影
7月中旬，亨利从西安回到北京。7月16日，中国摄影学会邀请亨利就报道摄影问题与在京的部分理事和摄影记者座谈，亨利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摄影的观点，发言摘要发表在1958年8月份的《新闻摄影》杂志上。
这是一次重要且有特殊意义的座谈会，是新中国摄影界第一次与世界最有影响的摄影家面对面的交流，或可称为是中国摄影界与国际摄影交流的一个“决定性瞬间”。但中国摄影学会对这个座谈会的处理相当低调，大小事全录的学会内部通讯破例未发简报，只简单说座谈内容摘要发在新华社的《新闻摄影》杂志上；而《新闻摄影》杂志在报道这个座谈会时，不仅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中方人员的名字、没发一张配图，而且还在“编者按”中强调：座谈会摘要“仅供同志们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摄影艺术时，作参考”，小心翼翼不言自明。其实就当时中国摄影界对摄影的理解以及此后的反应来看，亨利的摄影思想并没有对中国摄影产生看得见的影响，当时双方关于摄影的基本观点差别很大，一方是自觉地运用摄影进行政治教化，一方是不懈地表达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二者没有结点。
关于摄影，亨利在座谈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对摄影的基本看法。亨利重复了自己在《决定性瞬间》一文中关于摄影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摄影作品是一个人的头脑、眼睛、心三样东西结合的产品。这三样东西表示出摄影者的思想和他个人的感情。照相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如同用钢笔来表达思想一样，重要的在于如何表达，而不在于钢笔本身。……摄影是表现短时间内的一个完整的思想；它必须要表现事物最中心或最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就是主题和表现形式。”亨利进一步谈到了摄影的主题就是生活，而表现形式比如线条和构图，通过它们，使我们的感情在照片中表现出来。关于主题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主题好，表现的形式不好，就没有力量，就像吃饭时上了一盘鱼，但只有鱼骨头，没有鱼肉。关于主题与细节的关系，亨利也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主题就好像一颗金刚钻，有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就是细节，因此摄影师是通过不同的细节来表现主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报道摄影就是通过多张不同的照片来表现一个事物或事件的发生发展。小的事物同样可以成为伟大的主题；但摄影师要注意不能沉溺到细节中，用搜集一堆细节来代替主题。亨利特别强调，对自己所拍的主题，摄影师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在没有拍照前，我们对事物应当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拿起相机来时，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看法表达出来。”② 这与他在《决定性瞬间》一文中的观点相互映照：“作为摄影师，我们在拍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我们所见到的事物进行评价，而这正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责任。”③
第二、照片必须真实。亨利说，“作为现实主义的摄影者，应当忠实生活。如果你所拍的东西是改变过的，那就不是真实的东西。”④因此，他多次强调“安排出来的画面不是生活”——这话应该是说者有意，因为当时中国摄影界正流行“安排出来的画面”，亨利在很多中国摄影师的照片中发现了摆拍的痕迹。他直率地谈到了对中国摄影师作品的印象：“我看到表现中国的照片不少，有些很好，但有些我不喜欢。我曾看见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扑扑，汗流满面，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⑤他在徐水拍摄农民排队下田的场景，清一色的精神小伙子大姑娘，不仅没有一个老年人，而且都穿得干干净净像过节——亨利看得出这是一个安排的场景。
因此，亨利强调：“对我来说，最大的愉快是拍出来的东西人家说真实。”⑥作者相信，亨利对“真实”如此强调，对与会的中国摄影师应该是有所震动的。而作为摄影史上最有影响的摄影记者之一，终其一生，亨利都对生活的真实性表现出神灵般的敬畏。在这一点上，他从来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妥协，这种决绝态度在同时代摄影师中绝无仅有。他的很多拍摄特点都是为了保证照片的真实，比如他强调在拍摄时不引起被摄者注意，不能为了构图的方便而安排被拍摄者的位置，甚至不使用闪光灯、不能剪裁照片、不能在暗房里对底片动手脚——比如叠加上原来没有的东西；他甚至不用方画幅的相机：“因为方形构图和真实的生活不相符合。”⑦ 第三、摄影师的工作方法。亨利认为摄影师脚底下不应该装上轮子（即坐在车子上），他应该到处走动，动作要敏捷迅速；要置身于被拍摄者中间，但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就是他为什么使用小型相机而不用大型相机的原因：“这正如打猎的人不会抬着大炮去打猎的道理一样。” ⑧
座谈中，亨利对技术问题谈得极少，一方面是因为参加座谈的人都是成熟的摄影记者，另一方面也与他对技术的看法有关：“人们对技术问题的关心太多，而对如何观察却考虑得太少。” ⑨
今天再读这篇摘要，令人惊奇的是整篇文章中没出现那个关键词：“决定性瞬间”。显然，亨利谈到了“决定性瞬间”对于摄影的意义：“摄影是表现短时间内的一个完整的思想；它必须要表现事物最中心或最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就是主题和表现形式。”这与他在《决定性瞬间》一文中对摄影的界定大体相似：“对我来说，摄影就是在一刹那间对构成事件的意义以及恰如其分地表达这个事件意义的精准无误的结构形式同时确认下来的方式。” ⑩ 但由于“决定性瞬间”这个关键词的遗漏（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虽然亨利的整个谈话非常专业，但似乎一场大戏少了“戏眼”，更使得当时的中国摄影师与“决定性瞬间”这一20世纪最重要的摄影思想之一失之交臂——半年过后他们与亨利和“决定性瞬间”相遇时，亨利已经处于被批判的语境之下了。
1958年10月3日晚，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再次设宴，为在中国工作了近四个月、即将返回法国的亨利送行。10月4日，亨利给中国摄影学会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我很高兴见到中国的摄影家们，和他们熟悉起来，并和他们畅谈我们共同的职业。尽管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我们的职业是要按照我们各个人的感觉直接地而且自然地表达一切生活。
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把亲眼见到的历史记录传达给各国的百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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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转身就有是非。亨利拍摄的中国大跃进的照片分别在1959年和1960年两次受到中国摄影界、文化界的批判，他被列为“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即“新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只是亨利一直不知道自己在中国被批判。直到2003年7月10日，他在法国城市阿尔勒与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会见时，才从后者那里知道自己的照片还有此遭遇。听了批判词，这位95岁的老人开怀大笑：
“我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呀，难道中国不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吗？我真的是共产党党员啊！尽管我没有领到党证……”老人家几乎是大声叫嚷着说出这段话。他似乎十分不解：“怎么会是自己人批判自己人呢？”
看样子当时亨利是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人的，遗憾的是中国人民把他当作了资产阶级。
（本文有两部分未刊出，发表部分有较大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