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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珍品的讨论
面对这些珍藏在异国他乡，见证着海、陆上丝绸之路辉煌成就的青瓷珍宝，我们不禁要提出这些问题：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走出国门？路径又何在？生产与烧造的窑场在哪里？这些珍贵的青瓷外销瓷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地位？这就是我们在鉴赏与研究珍藏在土耳其皇家托普卡帕皇宫的元代到明初这批龙泉青瓷珍宝的基本问题。
（一）宋、元至明初中国海上贸易的历史背景
中国瓷器作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始于唐，鼎盛于宋、元，延续至明清。就古代龙泉青瓷而言，其作为海上贸易产品发展于北宋，昌盛于南宋与元代，明初是其辉煌的海上贸易青瓷产品生产与制作的绝响。
海上贸易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要有完成远洋航行的船只，其次要有满足海外需要的商品。就第一条而言，宋代中国已能制造排水量达800吨左右，可以装载500—600人的巨型海船，史称“南船”。这种“南船”采用尖底造型，吃水深，能抗远洋风暴，再加上又采用密封隔水舱工艺，极大地提高了船舶的安全性能。 因此在13—14世纪，南印度洋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已全被中国帆船控制。宋代中国帆船可以远航至印度洋沿岸各国，不仅仅由于当时中国人已掌握了巨型海船的制造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当时两项属于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一是中国海船上普遍都使用一种叫作“浮针罗盘”的导航技术；二是中国海船上配备了记录沿途地点和里程的航海地图。正是这些技术支撑，大大提高了航海的安全性和航向的正确性，缩短了航行周期，扩大了远洋的范围。其二，中国独有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已成为世界性的贸易产品，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如图20，为宋元时代海上交通示意图。
宋代赵汝适所著的海外地理名著《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分上、下两卷，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及所达航期。其中仅列举当时由泉州港运出的瓷器其销售地就达24个地方。这些地方分别属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和非洲的肯尼亚。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所著记述海外诸国见闻的著作《岛夷志略》中关于瓷器外销地的记录也达到44个地方，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南洋、西亚以及非洲。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记载的青瓷和处州瓷，以龙泉青瓷为主，同时也包括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仿制的龙泉青瓷产品。
自宋代以来，东南亚各地，中国瓷器已成为当地人民的日常用品，也是珍贵的礼器和装饰品。在13世纪，埃及和非洲沿海各地常用来自中国的珍贵瓷器作为礼品或作为体现财富与地位的装饰品。这些产自中国的瓷器常被镶嵌在清真寺的门楣和豪华的客厅的壁龛中，这种建筑装饰风格趋势一直延续到元至明初。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一反元代鼓励海外贸易的做法，实施禁海国策，命令“片板不许下海”，“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重法”，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另一方面，明太祖又为了树立天朝的圣威，又遣使招徕周边国家使臣前来称蕃纳贡，对前来朝贡的国家大加赏赐。这种“薄来厚往”的外交国策，使得各国在物品交换中大获益处，所以纷纷前来称蕃纳贡，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朝贡贸易”。
1402年明成祖朱棣登位，采用“赉赐与贸易” 并重的外交策略，开拓海外贸易市场并联络各国君主，以取得海外贸易的主动权。于是从1405年起下令郑和、王景弘组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所运往各国的货物，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以产品的独特性见长于世。其中大量的青瓷产品就出产自浙江的龙泉窑。如图21，1420年刊刻《天妃经》卷首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
（二）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藏品的烧造窑口
珍藏在托普卡帕皇宫的龙泉青瓷大约有1350余件，大部分是元代和明朝初期的产品，其中以明代初期产品居多。这些珍贵的明代初期龙泉青瓷藏品，就是来自那个时期的“朝贡贸易”和“赉赐贸易”活动。大家都知道这些收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的龙泉青瓷均应出自浙江丽水龙泉，但其烧造窑口一直是一个谜。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市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考古挖掘，从而揭开了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窑的神秘面纱。如图22，是大窑枫洞岩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窑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徐军在《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器》一文中介绍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情况：大窑枫洞岩窑址发现一处元代晚期房屋遗址，内部由南向北逐渐堆积了大量的明代初期青瓷残片和窑业废弃物，其中在接近房址地面的地层中出土了“永乐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立毛字记号”的纪年菊花纹印模（图23）。在房址内南部地层中也出土一件有永乐纪年的瓷器，这些材料直接地说明两个地层间叠压的地层都是永乐时期的地层。其中永乐地层即为官器大量出土的地层，这些地层中包括不含匣钵垫具残片等窑业废弃的纯瓷片地层，该地层出土的带有刻划花纹和光素无纹的玉壶春瓶、执壶、梅瓶、墩碗、大盘等残片可以确定为明永乐时期的官器类型。同时在遗址北部找到了元代地层，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和堆压现象的判断，该纪年印模地层以北、元代地层以南的若干地层年代可以推定为明代洪武时期至永乐初年。这些地层出土了大量的刻划繁缛花纹的大墩碗、大盘等可以确定为明洪武时期的官器类型。见图24，明龙泉青瓷五爪龙纹大盘（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该地层以下几层也有同类产品出土，并有敞口龙纹盘、凸腰棱花口盆等特殊器型。这些地层同时也出土大量的以戳印为装饰的器物，和刻划花纹为主的官器类型有较大差异，大部分属于民用商品和贸易青瓷。徐文还对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官器主要类型与清宫旧藏及托普卡帕皇宫的龙泉青瓷作了比较研究，他指出：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官器残片标本，其器型、纹饰、釉质以及制作烧成工艺与清宫旧藏及托普卡帕皇宫收藏的龙泉青瓷高度吻合，说明它们均出自一个共同的窑口——大窑枫洞岩。大窑枫洞岩遗址出土的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器型类型主要有大口径墩碗、莲子碗、圆口刻花折沿盘、菱口折沿盘、敞口盘、凸腰棱花口盘、玉壶春瓶、梅瓶、执壶、豆等十大类。这些标本主要特征有：制作工艺工整，纹样精美，釉色深清泛绿，釉质深厚滋润，器型硕大，胎厚质白略微泛青，器底采用刮釉工艺。装饰以刻花为主，亦见有戳印装饰，刻工技法工整，完美地体现了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大型器物制作的高超技艺。如图25，大窑枫洞岩遗址出土的明代早期龙泉青瓷标本，惜瓷草堂藏；图26，明代龙泉青瓷刻划花纹茶盏托，惜瓷草堂藏；图27，明代龙泉青瓷戳印“礼”字铭刻划纹凸腰棱花口小碟，惜瓷草堂藏；图28，明代龙泉青瓷绳耳三足炉，惜瓷草堂藏；图29，明代龙泉青瓷兽足八卦炉，惜瓷草堂藏。 （三）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藏品的性质与地位
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现和考古挖掘对充分认识这些收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伊朗阿德比尔寺、台湾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等世界著名博物馆以及民间的明代初期龙泉青瓷作品的性质与地位有重要认识意义。
《大明会典》就官用瓷器制作与生产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物等，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饶、处等府烧造。”（注5）这条文献说明了以下几个事实：一、浙江龙泉窑曾经与江西景德镇窑一起在明代初期共同分担朝廷官用瓷器的烧造任务；二、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官用青瓷严格依照官样生产与制作；三、这些龙泉青瓷是为朝廷祭祀、宴飨、内外赏赐所用的专用器物。
关于第三条，明代初期龙泉青瓷是为朝廷祭祀、宴飨、内外赏赐的专用器物有何根据呢？
明代初期龙泉青瓷是为朝内外赏赐的专用器物，文中讨论明初“朝贡贸易”与“赉赐贸易”已有所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关于明代初期龙泉青瓷作为朝廷祭祀、宴飨用器，北京故宫博物院黄卫文在《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研究》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他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的211件明代龙泉窑青瓷藏品梳理入手，结合清宫档案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的原始记载，对这些传承至明代初期的龙泉青瓷在清宫中的陈设与使用功能及存储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讨论。通过分析研究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在宫原藏位置、器型、数量，有力地说明了这些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的使用与保存情况。这些明代早期的龙泉青瓷在清代仍作宫殿厅堂中陈设或祭礼器在使用，同时还有一部分自明初进宫就一直存储在相应的库房而没启封使用。由此，我们可知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就是明代宫廷的原有旧藏。
清宫旧藏宋、元、明代龙泉窑青瓷作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400余件，其中主要以明代龙泉窑青瓷为大宗。2009年5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以《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为主题举办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龙泉青瓷特展。这次展览，一共展出精选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龙泉青瓷66件。为配合这次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精选135件明代早期龙泉窑藏品及宋代龙泉窑藏品20件，共计155件藏品照片，配以文字说明，以《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为题，公开出版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龙泉青瓷特集（注6）。在此笔者选取《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一书中几件能代表和体现明代初期龙泉窑青瓷典型艺术特征的作品以飨读者（图30—图39），同时也方便大家对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与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研究与比较鉴赏。
注释：
4.中国古陶瓷学会主编《龙泉青瓷研究》故宫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30页
5.《大明会典》卷194“陶器条”，万历十五年刊印本
6.《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主编蔡玫芬，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面对这些珍藏在异国他乡，见证着海、陆上丝绸之路辉煌成就的青瓷珍宝，我们不禁要提出这些问题：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走出国门？路径又何在？生产与烧造的窑场在哪里？这些珍贵的青瓷外销瓷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地位？这就是我们在鉴赏与研究珍藏在土耳其皇家托普卡帕皇宫的元代到明初这批龙泉青瓷珍宝的基本问题。
（一）宋、元至明初中国海上贸易的历史背景
中国瓷器作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始于唐，鼎盛于宋、元，延续至明清。就古代龙泉青瓷而言，其作为海上贸易产品发展于北宋，昌盛于南宋与元代，明初是其辉煌的海上贸易青瓷产品生产与制作的绝响。
海上贸易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要有完成远洋航行的船只，其次要有满足海外需要的商品。就第一条而言，宋代中国已能制造排水量达800吨左右，可以装载500—600人的巨型海船，史称“南船”。这种“南船”采用尖底造型，吃水深，能抗远洋风暴，再加上又采用密封隔水舱工艺，极大地提高了船舶的安全性能。 因此在13—14世纪，南印度洋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已全被中国帆船控制。宋代中国帆船可以远航至印度洋沿岸各国，不仅仅由于当时中国人已掌握了巨型海船的制造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当时两项属于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一是中国海船上普遍都使用一种叫作“浮针罗盘”的导航技术；二是中国海船上配备了记录沿途地点和里程的航海地图。正是这些技术支撑，大大提高了航海的安全性和航向的正确性，缩短了航行周期，扩大了远洋的范围。其二，中国独有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已成为世界性的贸易产品，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如图20，为宋元时代海上交通示意图。
宋代赵汝适所著的海外地理名著《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分上、下两卷，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及所达航期。其中仅列举当时由泉州港运出的瓷器其销售地就达24个地方。这些地方分别属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和非洲的肯尼亚。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所著记述海外诸国见闻的著作《岛夷志略》中关于瓷器外销地的记录也达到44个地方，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南洋、西亚以及非洲。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记载的青瓷和处州瓷，以龙泉青瓷为主，同时也包括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仿制的龙泉青瓷产品。
自宋代以来，东南亚各地，中国瓷器已成为当地人民的日常用品，也是珍贵的礼器和装饰品。在13世纪，埃及和非洲沿海各地常用来自中国的珍贵瓷器作为礼品或作为体现财富与地位的装饰品。这些产自中国的瓷器常被镶嵌在清真寺的门楣和豪华的客厅的壁龛中，这种建筑装饰风格趋势一直延续到元至明初。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一反元代鼓励海外贸易的做法，实施禁海国策，命令“片板不许下海”，“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重法”，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另一方面，明太祖又为了树立天朝的圣威，又遣使招徕周边国家使臣前来称蕃纳贡，对前来朝贡的国家大加赏赐。这种“薄来厚往”的外交国策，使得各国在物品交换中大获益处，所以纷纷前来称蕃纳贡，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朝贡贸易”。
1402年明成祖朱棣登位，采用“赉赐与贸易” 并重的外交策略，开拓海外贸易市场并联络各国君主，以取得海外贸易的主动权。于是从1405年起下令郑和、王景弘组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所运往各国的货物，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以产品的独特性见长于世。其中大量的青瓷产品就出产自浙江的龙泉窑。如图21，1420年刊刻《天妃经》卷首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
（二）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藏品的烧造窑口
珍藏在托普卡帕皇宫的龙泉青瓷大约有1350余件，大部分是元代和明朝初期的产品，其中以明代初期产品居多。这些珍贵的明代初期龙泉青瓷藏品，就是来自那个时期的“朝贡贸易”和“赉赐贸易”活动。大家都知道这些收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的龙泉青瓷均应出自浙江丽水龙泉，但其烧造窑口一直是一个谜。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市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考古挖掘，从而揭开了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窑的神秘面纱。如图22，是大窑枫洞岩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窑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徐军在《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官器》一文中介绍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情况：大窑枫洞岩窑址发现一处元代晚期房屋遗址，内部由南向北逐渐堆积了大量的明代初期青瓷残片和窑业废弃物，其中在接近房址地面的地层中出土了“永乐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立毛字记号”的纪年菊花纹印模（图23）。在房址内南部地层中也出土一件有永乐纪年的瓷器，这些材料直接地说明两个地层间叠压的地层都是永乐时期的地层。其中永乐地层即为官器大量出土的地层，这些地层中包括不含匣钵垫具残片等窑业废弃的纯瓷片地层，该地层出土的带有刻划花纹和光素无纹的玉壶春瓶、执壶、梅瓶、墩碗、大盘等残片可以确定为明永乐时期的官器类型。同时在遗址北部找到了元代地层，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和堆压现象的判断，该纪年印模地层以北、元代地层以南的若干地层年代可以推定为明代洪武时期至永乐初年。这些地层出土了大量的刻划繁缛花纹的大墩碗、大盘等可以确定为明洪武时期的官器类型。见图24，明龙泉青瓷五爪龙纹大盘（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该地层以下几层也有同类产品出土，并有敞口龙纹盘、凸腰棱花口盆等特殊器型。这些地层同时也出土大量的以戳印为装饰的器物，和刻划花纹为主的官器类型有较大差异，大部分属于民用商品和贸易青瓷。徐文还对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官器主要类型与清宫旧藏及托普卡帕皇宫的龙泉青瓷作了比较研究，他指出：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官器残片标本，其器型、纹饰、釉质以及制作烧成工艺与清宫旧藏及托普卡帕皇宫收藏的龙泉青瓷高度吻合，说明它们均出自一个共同的窑口——大窑枫洞岩。大窑枫洞岩遗址出土的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器型类型主要有大口径墩碗、莲子碗、圆口刻花折沿盘、菱口折沿盘、敞口盘、凸腰棱花口盘、玉壶春瓶、梅瓶、执壶、豆等十大类。这些标本主要特征有：制作工艺工整，纹样精美，釉色深清泛绿，釉质深厚滋润，器型硕大，胎厚质白略微泛青，器底采用刮釉工艺。装饰以刻花为主，亦见有戳印装饰，刻工技法工整，完美地体现了明代早期龙泉青瓷大型器物制作的高超技艺。如图25，大窑枫洞岩遗址出土的明代早期龙泉青瓷标本，惜瓷草堂藏；图26，明代龙泉青瓷刻划花纹茶盏托，惜瓷草堂藏；图27，明代龙泉青瓷戳印“礼”字铭刻划纹凸腰棱花口小碟，惜瓷草堂藏；图28，明代龙泉青瓷绳耳三足炉，惜瓷草堂藏；图29，明代龙泉青瓷兽足八卦炉，惜瓷草堂藏。 （三）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藏品的性质与地位
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现和考古挖掘对充分认识这些收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伊朗阿德比尔寺、台湾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等世界著名博物馆以及民间的明代初期龙泉青瓷作品的性质与地位有重要认识意义。
《大明会典》就官用瓷器制作与生产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物等，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饶、处等府烧造。”（注5）这条文献说明了以下几个事实：一、浙江龙泉窑曾经与江西景德镇窑一起在明代初期共同分担朝廷官用瓷器的烧造任务；二、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官用青瓷严格依照官样生产与制作；三、这些龙泉青瓷是为朝廷祭祀、宴飨、内外赏赐所用的专用器物。
关于第三条，明代初期龙泉青瓷是为朝廷祭祀、宴飨、内外赏赐的专用器物有何根据呢？
明代初期龙泉青瓷是为朝内外赏赐的专用器物，文中讨论明初“朝贡贸易”与“赉赐贸易”已有所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关于明代初期龙泉青瓷作为朝廷祭祀、宴飨用器，北京故宫博物院黄卫文在《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研究》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他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的211件明代龙泉窑青瓷藏品梳理入手，结合清宫档案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的原始记载，对这些传承至明代初期的龙泉青瓷在清宫中的陈设与使用功能及存储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讨论。通过分析研究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在宫原藏位置、器型、数量，有力地说明了这些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的使用与保存情况。这些明代早期的龙泉青瓷在清代仍作宫殿厅堂中陈设或祭礼器在使用，同时还有一部分自明初进宫就一直存储在相应的库房而没启封使用。由此，我们可知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就是明代宫廷的原有旧藏。
清宫旧藏宋、元、明代龙泉窑青瓷作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400余件，其中主要以明代龙泉窑青瓷为大宗。2009年5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以《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为主题举办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龙泉青瓷特展。这次展览，一共展出精选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龙泉青瓷66件。为配合这次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精选135件明代早期龙泉窑藏品及宋代龙泉窑藏品20件，共计155件藏品照片，配以文字说明，以《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为题，公开出版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龙泉青瓷特集（注6）。在此笔者选取《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一书中几件能代表和体现明代初期龙泉窑青瓷典型艺术特征的作品以飨读者（图30—图39），同时也方便大家对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与托普卡帕皇宫珍藏的龙泉青瓷研究与比较鉴赏。
注释：
4.中国古陶瓷学会主编《龙泉青瓷研究》故宫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30页
5.《大明会典》卷194“陶器条”，万历十五年刊印本
6.《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主编蔡玫芬，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