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通州，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且远近闻名。
　　像我这样一直生活在通州古城的人有很多，我们扎根于古城的城墙脚下，与大运河、通州塔息息相通、日日相伴。
　　如今的家乡，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已过花甲之年的我，时不时地总会想起诸多至今难忘的事情。也许，不少老通州人也和我一样，还记着这些吧。

难忘的电影院

　　过去年间，县城有通县礼堂、通县电影院、工人俱乐部、新通剧场和东方影剧院。
　　通县礼堂（1993年7月重建落成后改名為通州会堂）位于新华大街北侧多福巷36号，是县里举行大型会议的场所，这里不定期演节目和放电影。
　　通县电影院位于西海子公园东侧，日伪时期是私人戏院，通县解放后曾经是冀东十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礼堂，1950年初改建为电影院（曾经历过翻建和功能改造）至今。老百姓习惯把通县电影院称呼为西海子电影院。工人俱乐部位于通县体育场西侧，由通县总工会管理。新通剧场位于新华大街21号，设有观众席1060个，有池座和廊座，既能演戏也能放电影。建于1988年的东方影剧院位于车站路14号，在东方化工厂职工家属院西侧。

　　通县电影院、工人俱乐部、新通剧场这3家电影院门前的墙壁上都有巨幅电影宣传海报，是由美工站在脚手架上，一笔又一笔画的。后来，通县电影管理站（1981年更名为通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闸桥东南角的墙上也设置了巨幅电影宣传海报并定期更换。
　　这3家电影院最初放映的是黑白电影，后来有了彩色电影，电影银幕也由小银幕换成了宽银幕。从早到晚，每天放映的电影都不重样。有了新电影，3家电影院门前会排起买票的长队。新电影在这3家电影院按顺序先后放映，时常是这家电影院刚刚放映完新电影，负责跑片的工作人员马上拿着电影拷贝，骑自行车送到下一个电影院。
　　买电影票很方便，这3家电影院门口都有卖票的窗口。为了方便居民购票，通县电影管理站在闸桥东南角的位置设置了售票亭，老百姓可以就近买到3家电影院的票。过了几年，售票亭搬到了通州百货商场东门外。
　　通县电影管理站还把3家电影院每月放映的电影用彩色大字报纸印成单子，定期发到机关、学校、工厂、医院。这些单位把组织职工看电影作为职工福利之一，经常组织职工看电影，特别是有了新电影。此外，中小学也常组织学生观看电影。中小学生买的都是学生票，每张票5分钱，而成人票是1毛5分钱。
　　我在县五金厂工作期间，厂里每月都发电影票，每次厂里发电影票，已经搞好对象的年轻人，常找老职工要票。老职工也常常把电影票留给他们，如果电影票的座位号不挨着，他们再找人换成座位挨着的，不论男女，都把和对象一起看电影当成了最幸福、最甜蜜的事情。一张普通的电影票，不知促成了多少人喜结良缘。

走街串巷的百货车

　　在通县南北大街和胡同里，人们经常看到一位年龄在50岁上下，个头不太高的男售货员推着百货车，摇着拨浪鼓卖百货。
　　百货车是用一辆双轮车改装的，车身很长很宽，车的上面平放着木头做的货柜，货柜分成好些格子，小格子上面盖着折叠玻璃小门，里面分别放着针头线脑、铅笔文具、烟袋和烟袋嘴、线袜鞋垫、绣花线和子母扣、松紧带和女孩子跳绳用的橡皮筋。大格子里放着棉布被单、秋衣秋裤。车上还有搪瓷脸盆、暖壶、球鞋和现在已经看不到的黑面条绒布懒汉鞋。在货柜中间部位的两侧固定着木头竖杆，上面有横杆，横杆上挂着鸡毛掸子、腰带，东西可不少。

　　这位售货员的脸上总是挂着热情、和蔼的微笑。遇到胡同里的熟人就打打招呼。
　　他经常推着百货车从回民胡同西口进来，走不远，就把车停在较宽敞的路边，拿起拨浪鼓有节奏地摇起来。人们在院子深处一听到熟悉的拨浪鼓音，就知道卖百货的来了，最先从院子里跑出来的是小孩子们。大姑娘小媳妇来到车前，一般都是买一些头卡子、绣花针、绣花线、雪花膏什么的。老太太一般买一些顶针、扣子、针线。抽烟的人有的买烟嘴，但更多的是买卷烟纸和打火石。在百货车前，总是围满了人，有买东西的，也有和他聊天的。小孩子们常常围着百货车转来转去，嬉戏打闹。
　　遇到没人来买东西的时候，他就收起拨浪鼓，推起百货车，一边和旁边的人点头打招呼，一边迈着稳健的脚步向胡同里面走去，拨浪鼓的声音随着他的身影一起渐渐走向胡同的深处。
　　有一天傍晚，我去西海子电影院看电影，当我穿过鼓楼走不远，看到了那辆熟悉的百货车。百货车停在路东一家小百货店门前，那个卖百货的人和一个头发花白、高个儿的男售货员正在从百货车上往店里搬货物。这家百货店门脸不大，商店玻璃上写着醒目的“国营”等字。通县三中、靳家胡同小学、贡院小学、司空分署街小学的学生常到这个百货店买铅笔和作业本等文具。常站柜台的就是那个高个儿的售货员。
　　1981年1月，我参加了政协通县第五届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我见到了那个卖百货的高个儿售货员，这才知道他叫王敬亭。据记载，王敬亭自1959年10月至1990年5月，曾经历任政协北京市通州区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北京市通县第四、五、六、七届委员会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民建通县支部主任。

摇铃收垃圾的马车

　　20世纪60年代，县城居民的生活垃圾都是每天集中清运，生活垃圾主要是炉灰。常来回民胡同收垃圾的是一辆橡胶轱辘马车，马车车厢的槽帮有一尺多高，赶大车的是个40岁左右的壮汉子。驾辕的骡子脑门上拴着红布条，骡子的脖子下系着拴有红布条的小铃铛，马车往前走的时候，骡子脖子下边的小铃铛会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
　　赶大车的壮汉子来胡同里清运垃圾，从不吆喝，而是用木柄手摇铜铃铛的摇晃声招呼人们来倒垃圾。木柄手摇铜铃由手柄、铜铃和击锤三部分组成。木柄与铜铃铛之间拴着红布，摇晃起來能发出很大的声响，胡同里的人家一听到铃铛声，都纷纷端着装垃圾的盆或木箱子来倒垃圾。住在大杂院的人们常端着垃圾盆或垃圾木箱，早早来到大门口，等着运垃圾的。

　　那时候居民的生活垃圾比较单一，比如家里的碎玻璃、玻璃瓶子、猪牛羊骨头攒起来，集中卖到东关的废品收购站;家里吃冬瓜，冬瓜皮、冬瓜子晾晒干了，司空分署街东口对面有收购店收购;家里种了蓖麻，蓖麻子能到北大街的收购店卖钱，还能得到食用油票。居民喜欢在空地养鸡、兔子，摘下的菜叶子、菜帮子、菜根都用来喂鸡喂兔，鸡粪、兔子粪都用来给院里种的转日莲、蔬菜上肥。这些也许都是生活垃圾比较单一的因由吧。

辛勤的掏粪工

　　过去，县城里的大粪都是掏粪工定期来掏，每拨儿来五六个人。起初的掏粪车是橡胶轱辘马车，马车上边固定着长方形木质大粪罐，大粪罐上刷的绿漆已经褪色，上边有直径一尺多的倒粪口，尾部下方有出粪口，用木头塞子堵着。掏粪工去胡同掏大粪时，都把大粪桶放到粪车上，跟在车后边走。到了掏粪的地方，他们背起大粪桶去掏粪，出来的时候，车把式把一块宽木板斜搭在车上，掏粪工背着大粪桶从木板登上大粪车，把大粪倒进大粪罐内。后来，大粪车换成了汽车，汽车上有椭圆形铁质大粪罐。掏粪工去掏大粪时，都站在大粪罐靠前的两侧。大粪桶和大粪勺等必备的掏粪工具分别放在大粪罐后方两侧。这种大粪车不用登梯爬高了，掏粪工把装满大粪的大粪桶放到车后的摇臂上，再抓起摇把，把大粪桶提起来，大粪就倒进了大粪罐。再后来，大粪车变成用橡胶管子抽粪，有效减轻了掏粪工的劳动强度。
　　在没有抽粪汽车之前，掏粪工都用大粪桶掏粪。大粪桶有一米多高，圆锥形状，桶口大，桶底小，上粗下细，从上到下箍着五六道铁箍。掏粪工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肩膀戴着厚厚的圆垫子。
　　掏大粪是个体力活，大粪桶装满粪便后有100多斤重。掏粪的工具有两种：一个是橡胶粪勺，用来掏粪便;一个是小吊桶，用于舀大粪汤。到了冬天，还要带上长把铁勺子和扁铲，扁铲安在长长的木棍上，用于铲茅坑里结冰的大粪，然后再用铁勺子?出来，装入大粪桶。掏粪工在掏大粪时弯曲着双腿，熟练地把装满大粪的粪桶背上肩膀，再背起沉重的大粪桶慢慢站起来走向停在胡同的大粪车。他们一路上身体往前倾着，迈着沉稳的脚步，大粪汤也在粪桶里晃荡着，经常溅到地上，也溅到他们的身上。
　　回民胡同有好几个大杂院，38号大杂院住的人最多，有十几户人家。院子最后一排房的后面有个公用厕所，从大门口到厕所来回要走100多米，上下十几个台阶。掏粪工每次来掏大粪忙活完，还要安排人拿着铁锨和笤帚回到院子里，用铁锨从甬道边上铲土，沿着甬道把洒在地上的大粪汤进行覆盖，然后用笤帚打扫干净，把那些脏土搓到铁锨上，倒入大粪桶里带走，这才和工友们一起乘车，到下一处继续忙活。就这样，他们每天走街串巷，默默地重复着这样的劳作，用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掏粪工都是通县清洁队的职工，单位在赵登禹大街北边路东。曾经涌现出清洁队长张起旺这位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有不少受到县里表彰的人。张起旺曾在通县礼堂参加通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并登台作过报告。
　　这些都是根植在老通州人记忆深处的人文标志，更是通州古城岁月的记忆、时代的痕迹和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