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生际遇，创造不同的生命个性。

1

　　1998年，厦门大学要给易中天分套房子，112平米，折下来3万块钱。
　　很不幸的是，易教授当时穷得连3万块都拿不出来。不像余秋雨，不但《文化苦旅》卖破150万册，还打算去凤凰卫视做节目。
　　1992年，《文化苦旅》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首发，来了50多家媒体。就这么吆喝，一年还压下了一万册库存。出版社领导去欧洲考察，遇到余秋雨的同学、《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跟她哭诉，说这咋办啊。没想到一回国，书就从各大学校里爆红了，以燎原之势烧到全国各地。上到专家教授，下到贩夫走卒，人手一本。上海扫黄，被捕的从业者兜里有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文化苦旅》。
　　那年，余秋雨老师和出版社领导一样惊讶。原来历史沉思、人文喟叹，不光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属啊，中学教师、公司职员、书摊大爷同样有一颗热切关注文化的心，一样有这样高级的文化需求。此后，余秋雨老师就发誓要把历史人文知识，带到急需文化滋养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不巧的是，《文化苦旅》爆红第二年，内地电视业改革，各地方台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纸媒的影响力，一夜之间大打折扣。好在余老师是学戏剧出身的，对传媒的理解也与时俱进，很快就搭上了电视这条快船。
　　1999年，余秋雨老师参加凤凰卫视的探险节目，写出一本《千年一叹》;2004年，又在凤凰开设《秋雨时分》，用《千年一叹》的口吻梳理文化脉络;2006年，又去央视“青歌赛”做文化点评，帮助全国各地的歌手补课。
　　尽管余秋雨老师如此卖力地上电视，希望更大面积地将多年来的人文哲思普及给广大观众，他也没能在电视领域复现纸媒的辉煌。倒是他上“青歌赛”这一年，当初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的易中天，以传神的语调、犀利的话风，成为《百家讲坛》的流量Boy，一举收割了广大群众滚烫的文化心。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在传播书斋文化的电视传媒时代，余老师只能黯然退场，留下易中天在台上发亮发光。这里面不是没有原因的。
　　归根结底，还是余秋雨老师没能掌握一门鲜活的语言。不可否认，余老师一支绚烂妙笔，被白先勇赞叹为“令正始清音复闻于今”，钩沉历史、拆解掌故，确实能迷倒一群读者。但上了电视的余老师，短板就出来了，一来口语表现力肯定没有文笔好，二来一嘴的大家气派，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相比之下，易中天那口带着浓浓乡音的塑料普通话，就不会给人隔膜感。再配上没有偶像包袱的即兴调侃，自然深得百姓喜欢。
　　早在延安时，毛主席就教导过我们：“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研究历史的余老师，却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2

　　当然，人民群众的语言，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开门能骂街，闭馆能Rap，也不是你想学就能学的。没有经受过磨练、打击，就想把一口鲜活、可爱的群众语言学到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这件事上，不能怪余老师语言学习能力差，只能怪他命太好。
　　童年时代的余秋雨，虽然也是在乡间长大的，但他父亲逃难到乡下时，还带了两大箱子书。余秋雨除了看看山水，剩下的时间都在读书。可怕的是天赋奇高，过目不忘。从天赋层面上，很早就脱离了劳苦大众。
　　还在上中学时，作文就拿了全上海一等奖，被收录到教材里。16岁考大学，余秋雨觉得考任何一所都没有挑战性，于是报了文科最难的上戏。同时，军事外语学院也想要他。余秋雨正作难，上海招生委员会主席姚力亲自出面做思想工作：“国家长年战乱，军事人才很多，艺术人才缺乏，你赶紧去上戏报到吧！”
　　可以说，靠着灵光的脑子和绚烂生花的笔，余老师一路上就没吃什么亏。十年动乱没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动乱结束后，苦心研究了十年戏剧学，写出四本专著。本来说是给自己补文化课的，结果被评选为“国家级专家”，还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为这就结束了？然而并没有。转过年去，文化部直接点名，希望他能做上戏院长，先以副院长过渡过渡。
　　就算余秋雨老师熟悉民间语言，那也不是靠着长期混迹民间习来的，是观察得来的。而且那放在局级干部的嘴上也不合适。尽管1991年，余院长一连写了23封信要辞掉院长职务，还婉拒了几个省部级职位，开始致力于文化考古、人文传播的他，也不大可能重新学习亭子间和石库门的语言。
　　易中天老师就不一样了。
　　他是土生土长、从群众中间长起来的。
　　青年時代的易中天，和余老师一样醉心于文艺。18岁那年，读了苏联女作家威拉·卡特林斯卡娅写的《勇敢》，读得热血沸腾，自己也想写一本中国版的《勇敢》。易中天深知，要文艺，先生活，于是不顾家人反对，跑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以为生命之外还有生命，寒风里面还有诗句。结果到了农场才发现，除了饥饿、寒冷，就剩差点自绝于人民。
　　在新疆农场，每天是干不完的累活、脏活。要么是跟在大型联合收割机后面收麦子，几十斤几十斤麦子扛着走，要么是膝行在一望无际的条田里面拾棉花、敲棉花叶子，一跪就是十几个小时，从日出跪到日落。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云南，正处在黄金时代的王二，还想吃、想睡，想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朵。在新疆，正处在黄金时代的易中天，心气很快就被锤没了。还写哪门子《勇敢》啊，能写写黑板报就不错了。所有的期盼都一天天老下去。最大的奢望，是冬天能在屋里剥棉壳——暖和。 　　日升月移，风霜雨露，辛苦的劳作，贫乏的生活，让易中天体验到了粗粝的现实是个什么东西，那不是作家笔下的风花雪月，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严肃问题。也就在这十年里，易中天深入扎根到群众中，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一员。
　　想当年，回乡探亲时，易中天已经彻底变成老乡，连马路都不会过了。
　　好在所有的挫折、苦难，都不是白吃的。在新疆习得的一口纯天然、原生态的语言，不但让他亲近了劳动人民，还让他了解了劳动人民的趣味。
　　这是仕途顺达的余老师，怎么也比不了的。
　　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成为易老师的手下败将，也是历史的必然。

3

　　30岁的时候，余秋雨忍受着酷暑严寒，已经试图将社会学、历史、宗教、美学打通，为四本大师级的学术著作做准备了。
　　30岁的易中天，还在新疆钢铁子弟公司教书，工资比不上老婆多。要不是为了多拿点工资，他都不至于去考什么研究生。
　　不同的人生际遇，创造不同的生命个性。
　　30岁之前的历练，让余老师和易老师的个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余秋雨老师这种王勃式的少年英才，打小就被捧在手心里，人生一路腾达。望穿茫茫岁月，其志高远所在，也无非就是成为一代名家了。想想余老师跟那么多古代老铁神交，看过那么多历史兴衰下的文人侧影，就算不想千古留名，怎么也得沾染一些巨擘习气。何况人家本身就是学界名流。
　　身份摆在那儿，风度就很难掉地上。加之一贯的自恋，进入电视传媒后，余秋雨总会不自觉地扮演“文化导师”。不知是不是因为研究戏剧学，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时，总是忍不住说一些戏剧化的桥段，将自己衬托成非凡人物。很多时候，观众都快以为余老师和他写的那些历史名人没啥区别了。
　　当然，这也不能怪余老师。不管是谁，要是40岁之前都跟他一样天资过人、命途通达，八成也会觉得自己乃天将斯人。
　　然而，余老师一边频繁上电视露脸，一边又要显得超然脱世，就特别容易授人以柄：您老人家既然不是俗胎凡骨，为什么又要掺合滚滚红尘里的名利俗务？
　　也怪不得当年王朔老师说他：“成天装名士，一装十几年。”
　　不管余老师的名士范儿是装的，还是浑然天成骨子里带的，从大众传播“人设学”的层面来讲，一旦成为公众人物，都是非常不利于发展的。君不见，凡是人设立成“深情男”“学霸男”“爱妻男”的，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人设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往“楷模”和“先进”上立。一旦被抓住把柄，形象就秒崩成渣。
　　还是王老师老辣，一上来就“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看你还怎么啐我？
　　而你要是立人设“文化导师”，最好连一个错别字都不能有。
　　别人给余老师文章挑错时，余老师的策略是，全当作没听见。别人指责他贩卖导师人设博取媒体流量时，余老师的策略，依然是当作没听见。
　　所谓大家者，就是不跟揣度人心的小人们计较。这种“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的态度，同样是人生经历的产物。余老师的教养、气质和顺达的过往，注定了他必须保持儒雅、体面的姿态。
　　易中天老师，可就没那么好惹了。
　　看过新疆的莽莽天地，吃过兵团十年劳苦，一度对人生感到绝望的易老师，历经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后，笑容一点也不温暖纯真。
　　他胸中砰砰作响的，是一颗硬核朋克的心。

4

　　1985年，一位师兄在台上讲着讲着，“邦当”一下栽倒在地，撒手人寰。易中天去嫂夫人家慰问时，看到穷得只有几张小板凳。
　　在挽联上，易中天写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身跻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当时易中天就想：难道中国的学者、学人，就活该受穷吗？
　　那年头还有个更有趣的现象，为了评职称，很多学人从工资里省钱，自费出书。出个几千本，到处送亲戚朋友。除了这些人，书根本没人看。
　　易中天不禁想起刚入厦大时前辈学者林兴宅教授嘱咐的话：“作为学者，要么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么是能够广泛影响社会，否则自说自话没有意义。”
　　1987年开始，易老师就琢磨着学术自救了。读完《万历十五年》和《美的历程》，他回屋写了个《走出美学的迷惘》，很不幸，只卖出了800册。1995年，他又用更大众的文风，一口气写了“品读中国”系列，《品人录》《读城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这种写作风格，已经和他讲话差不多了。
　　再次很不幸的是，1995年，还是余秋雨老师的时代。那一年，《文化苦旅》不断再版，余老师的收入从再版30元每千字，变更为8个点的版税，正一步步迈入作家富豪榜。而易老师的“品读”，想必没卖到什么钱，否则不至于1998年连3万块都拿不出来。
　　直到2006年，央视让他去《百家讲坛》，说讲一期给1000块，一周录一期。易老师一算賬，一年下来，那可是4万块钱啊，夹着包就去了。他没想到自己会火得一塌糊涂，也没料到会一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如果不是来自四面八方七嘴八舌的质疑，我们也无法深入了解易老师硬核的灵魂。在这件事上，首先得感谢早年一个又一个勇于采访的主持人。
　　多年以后，当王志以副市长身份接待杨振宁时，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想起作为“面对面”主持人采访易中天教授的那个遥远的午后。
　　与其说那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揭秘。是王主持的一次次追问，帮我们揭开了易中天身上诸如“明星学者”“学术超男”“富豪作家”这一类的世俗标签，看到了他那颗闪亮、硕大的——朋克之心。
　　尽管王志准备充分，带来了网友各种尖锐的声音，深谙朋克话术的易老师却不慌不忙、见招拆招，谈笑之间，樯橹灰飞烟灭。
　　那天，针对讲述风格，王志提到：“有历史学者说，你把历史庸俗化、娱乐化。” 　　易老师并不着急反驳，来一句：“有证据、有例子吗？”
　　王志：“比如拿现代的‘潜力股’‘打电动游戏’这一类说法来做比方。”
　　只见易老师轻轻抬起下巴：“这些学者读书不多吧。”
　　然后轻飘飘地丢出证据，无懈可击：“这种讲法古已有之啊。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里就说，做郎官就是做公务员。”
　　“还说您把庸俗当有趣，把俗解当真相。”
　　“这是观众的意见还是专家的意见？”
　　见王志语焉不详，易老师立马怼道：“如果是学者提的意见，我劝他回去读书。”
　　“您还说，刘表见上帝去了。”
　　“就是说刘表只能见阎王，不能见上帝？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只能说‘薨’？”
　　王志：“还有人说，把诸葛亮这个英才说成是帅哥，这有点贻笑大方。”
　　易老师朋克迷之微笑，还以夺命三问：
　　“贻笑大方，度过《三国志》没有？”
　　“《三国志》里面，是怎么描述诸葛亮的？身长八尺，容貌甚伟——”
　　“不叫帅哥叫什么？叫伟哥啊？”
　　一套漂亮的硬核反击，完成得举重若轻。
　　在当时，各大媒体最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易老师为何要上电视。王志也绕不开地问了句：“选择上电视，有没有想到名利？”
　　擅长“朋克式反问”的易老师：“为什么现在媒体最关心的就是出名、赚钱？”
　　假如王志回答，这是媒体关心的。易老师一定会批评：为什么媒体不关心关心老百姓在意什么。于是乎，王志只好顺着他的话：“也许这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学者反差比较大。”
　　易老师顺着对方的逻辑，一举反杀：“意思就是说大家公认学者就该穷。”
　　王志啊王志，还是太年轻。
　　走红后的易老师，不知打过多少硬仗，怼过多少记者，留下多少佳话。

5

　　易中天老师是何时成为一名硬核朋克的，江湖上早已失去了明确記载。
　　也许是在新疆体验到无望和痛苦时，也许是在看到故去师兄窘迫的家境后。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看过了鲜血淋漓的人生，才能避免说一些大而无当的导师语录、灌一些迷魂鸡汤，讲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话。
　　想当初，王志问他为什么去厦大。易中天说：“因为厦门天气好，我是准备老了在这里退休养老的。”王志问：“你这样说，厦大领导听了不会不高兴吗？领导都希望听到的是那种话。”易中天说：“这是实话嘛，人总要考虑实际问题，考虑生命本身实际问题就不崇高吗？那我宁愿不崇高。”
　　你看，只有被虱子咬过的人，才能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就不难解释易老师谈医生处境时说：“我们不要老讲‘医生也是个人’，应该讲，医生，他首先是一个人。什么叫也是人？”
　　面对中学生教育，他会说：“我旗帜鲜明地反对励志、培优，旗帜鲜明地反对成功学、望子成龙。我的口号是，望子成人。还有，我最痛恨青年导师，谁要是以这个自居，谁就是一个狗屁。”
　　面对各类无脑鸡汤，他又说：“所谓的格言，就只是给你一个现成答案，而没有思考空间。什么天才就是勤奋？扯他妈的淡。天才就是天才，勤奋就是勤奋。天才怎么会是勤奋？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不是所有失败都能生出孩子。”
　　对于一名朋克而言，最高修养莫过于“世界吻我以痛，我还世界以歌”。
　　历尽沧桑的易老师，唱的歌虽然充满火药味，但至少是苦口良药，不会教育老百姓关上窗户擦亮心灵，来抵御这个世界的雾霾。
　　遗憾的是，年岁渐增的易老师，晚年已经致力于撰写中华史这项浩大的工程，社交活动日渐减少。而随着《百家讲坛》衰落，在互联网去中心化大潮下，依然需要文化滋养的老百姓，没能再迎来一位类似的书斋明星。
　　但现在没有，不代表将来不会有。
　　如果有的话，希望他能像易老师一样熟练掌握民间语言，少摆一些精英姿态，切切实实为提高全民人文素养而努力进取。
　　至于被毒鸡汤和导师语录灌得五迷三道的人，一定要多去看看易老师的硬核视频。
　　多看，多思，多洗洗眼睛。
　　（李密荐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