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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兰兹·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可读性较强的一篇小说，构成该篇小说的情节荒诞，但是整个故事却安排的合乎逻辑。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关于人异化的寓言故事，无论从科学法则还是经验逻辑上来说，人都不可能变成一只甲虫，虫化之荒诞性，隐喻的是当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即自我价值、自由意志和个性的丧失。对于卡夫卡的这篇小说，读者如果单从语言方面分析，也不难看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独特性和开创性。本文就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该小说，对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而对卡夫卡的创作有了新的理解。
关键词：弗兰兹·卡夫卡 语言学 荒诞 表现主义 黑色幽默
一 卡夫卡的生平及创作
弗兰兹·卡夫卡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的长子，其父为日用品商人，性情粗暴专横，是卡夫卡感觉世界中最初的外在权威形象，对其日后创作有突出影响，在父亲权威的阴影下，卡夫卡形成了怯弱、内向、敏感、缺乏自信的性格，这种性格伴其一生，躲避现实、逃向内心成了他主要的生存方式。1906年，卡夫卡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进入布拉格一家工伤保险公司任职。职员生活与他热衷的文学创作是矛盾的，但出于生计又不能辞职，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痛苦，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写作，卡夫卡很少满意自己的作品，发表的几篇短篇也是朋友逼迫下拿出来的。1917年，卡夫卡患上肺病，并开始咳血，此后几年，病痛一直折磨着他，但他从未放弃创作。1922年，卡夫卡因病情加重而离职，1924年死于肺结核。
卡夫卡一生平凡而孤寂，受歧视的犹太血统使他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但作为犹太人，他学习的不是希伯来语，他习用的德语又使他在周围捷克语的人群中陷入语言的“孤岛”，这种特殊的境遇让他终生有一种漂泊感、失落感、孤独感。这样的人生体验浇铸了卡夫卡的小说世界。卡夫卡的小说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但这种自传性不表现为外部经历的艺术编织，而是关于世界的内在体验、内心图景的强烈外化。其小说总的宗旨是描述人类的生存境况，以此揭示世界的荒诞性。
二 变形的话语方式和审美语境
在《变形记》的创作中，作者卡夫卡运用的是一种变形的话语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以不同寻常的开头来进行小说的写作，当然这篇小说就是这种创作方式。在创作中，作者就制造了这样一个语言的情境，他把读者和小说里的主人公同时“抛入”了一个变了形的艺术情境中，在小说里，故事叙述的时间变得很简单、作者在交代故事时，运用了双重视角这一叙事方式，多处都是虚拟的语气以及大量的推测性话语。“格里高尔，使劲！继续转下去，别松手。他想象着，”小说里这样自言自语的话语很多，但这些都根源于卡夫卡“变形”的美学，包括他对人生的生存境况的“恐惧”体验和“滑动反论”式的思维方式 。
人的异化可以说是卡夫卡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里面卡夫卡揭示了特定环境下人性的异化、本质的蜕变。《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把原本是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当成“艺术”孜孜以求，无疑是本质的悖谬，最后他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观赏，则无异于真正的动物了。作为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变形记》也就是其中的一篇。该小说写的是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继而遭到家人厌弃，最后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的故事。小说里格里高尔的变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主人公对自我的弃绝和放逐，是自弃人类圈子潜意识的隐晦影像。虫化是格里高尔心神俱往的，他自愿认同于动物世界。与卡夫卡其它作品中的弱小者一样，格里高尔也深感生而为人的焦虑和恐惧。在小说中秘书主任就曾威胁他，说他在公司的地位不牢固。这些弱小者也曾奋斗、也曾抗争。但是失败总是抗争的最终结果。
小说中在一开始这样写到，“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他那许多与他原来的身躯相比细得可怜的脚腿，只见它们无可奈何地在眼前舞动着。我发生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啊。”读者一开始就可以知道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格里高尔的人，可是他的样子是甲虫，他有着正常人的思维，只是形体在一觉醒来后变异了。
这种变异有些梦幻和神话的色彩，语言式的隐喻、暗示，以及反讽等，在这篇小说里都有显现，但总的看来说，他的语言平淡、单调、冷肃，小说全篇的语调都是平和舒缓的。但是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在创作上的独特。
三 语言学角度透视《变形记》的创作魅力
变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格里高尔自我的弃绝和放逐，是自弃于人类圈子潜意识的隐晦影像；虫化是格里高尔心神俱往的，他自愿认同于动物世界。虫变后的格里高尔终于获得了部分的“自由”。此中的悲凉和讽刺意味，借由作家不动声色的叙述传达得淋漓尽致。通过人变虫的描绘，卡夫卡对传统意义上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价值做了重新审视。
作品揭示的异化，还表现在家庭关系的畸形上。虫变前，格里高尔的家庭虽不算富有，全家人却也生活的安静、满足，他还打算送妹妹到音乐学院深造。总之，像一般家庭那样，这个四口之家不失亲情。可当变为甲虫的厄运降到格里高尔的头上后，所谓的亲情就显露出来了它的虚假性：一看到儿子的虫状，母亲就惊恐地倒在地上，父亲先是恶狠狠的挥着拳头，继而舞着手仗把“它”往房间里赶，当“它”庞大的身躯卡在房门上时，父亲狠劲一推，“它”重重地摔在地板上，“血流如注”；一次，父亲还把苹果砸在“它”的背上，苹果陷了进去，一直到腐烂也没人取走。在变为甲虫的两个月里，父母从未主动进房间看儿子一眼，只有妹妹，开始时还对哥哥抱着同情和怜悯之心，每天进去打扫房间，送两次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也嫌厌了，一连几天不给送食物，最后，全家都把甲虫当成了包袱，在“它”悄然离世的当天，一家人轻松地做了一次郊游，很明显，金钱是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纽带，这条纽带一断，家庭伦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裂变。因此，人变为虫是荒诞、不现实的，但是虫变后的格里高尔的遭遇却是真实的，换言之，丧失工作能力、没有经济来源之后的格里高尔在家人眼中，已经等同于为一只甲虫了。 与家人嫌弃的态度相比，格里高尔虫变后的情感依旧是人性、健康的。变形后他首先想到“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人克服目前的情况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而后考虑挣钱养家的问题，“心中如焚”。为不吓着妹妹。妹妹每次进房间时，他总是把丑陋的躯体藏在沙发下；甚至考虑到父母的面子，不愿大白天在窗户附近露面。当听到妹妹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的话时，他怀着深情和爱意下决心离开家庭。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中，格里高尔没有给人虫的感觉，而是让人体味出弱者善良的情操和悲凉的心境。
从《变形记》的语言角度可以看到卡夫卡的创作动因始终是对人生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作品的形象和图景是他思考的载体。因而格里高尔作为艺术形象已非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独特的“这一个”，而是现代人类最一般的代表。如果是独特的“这一个”，其遭遇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而作为一般人类的代表，其生存境况则表征着人类的普遍命运。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当秘书主任来查看格里高尔时，“格里高尔在想，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有朝一日会不会让秘书主任碰上；其实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小说的结尾，就有了深长的意味：甩掉包袱后，家人愉悦的去远游，父母惊讶地发现女儿已是一个美丽丰满的少女，该给她找个如意郎君了。似乎美好的生活景象正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卡夫卡平静的叙述下面，暗藏着对人类身陷绝望困境而不自知的嘲讽。
首先，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最后死了，但是该小说的结尾却是喜剧式的，作者用荒诞因素消解悲剧冲突。格里高尔厌倦了推销员的工作，但作为生活中肢体和思维健全的人，作为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者，不去工作是难于想象的，甚至一时的耽误也是不允许的。这种矛盾构成了自我意志和社会意志冲突的可能性。事实上小说中将这种可能性推向了显示的边缘：要搭乘5点钟火车的格里高尔竟一觉睡到了6点3刻，门外，父母和妹妹的敲门声此起彼伏，不久，公司派人来查询。按传统小说的情节逻辑，一场冲突在所难免。但卡夫卡让主人公变成了一只甲虫，冲突在将至末至之际悄然消解了——谁会去跟甲虫闹工作纠纷呢？
其次，把人物推入悲惨境遇与表层心理认知的巨大反差之中。人变为甲虫是超出常人心理承受能力的灭顶之灾，如果拂去荒诞色彩，虫变也可以理解为符号常状，没有痛不欲生，也根本不去揣想虫意为着什么，将带来怎样的结果，一开始，他只是觉得不习惯庞大的身躯，恼于那只细腿不听使唤，不容易让它们的动作协调起来，接下去，他考虑起如何下床的技术性问题，执着于各种姿势各种方式的尝试，设想落地后不伤及脑袋的最佳方案；当不得不应答门外的问话时，他为声音变得无法让人听清而苦恼，即使以虫形现身吓住他人以后，他最急切的念头仍是安慰、说服秘书主任，以便保住自己在公司的位置。主人公可怕灾变的事实与心理知觉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接近于黑色幽默，这是反讽。
《变形记》的叙事视角与其它多数作品一样，采用内聚焦，也就是内视角或人物视角。小说中，叙述者隐身于人物之后，与人物共用一个头脑、一双眼睛，叙述者叙述的一切，仅限于人物心理所能感知、视野所能企及的范围之内，人物无法知悉的，叙述者不作交代。总体上说，格里高尔既有虫性又有人性，叙述者也就叙述他作为虫的感觉和作为人的心理。例如，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仰卧在床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几块户型的硬片”，而背部，他能感觉到“坚硬的像铁甲一般”，摔到地板上“后背也比他想象的更富有弹性”；再如，家庭成员的活动、公寓其它地方的情形，叙述者仅通过主人公贴着门去听、透过门缝去看。这种叙事，掩蔽了作者的声音和情感，不提供作者的价值参照，而启发读者自己去捕捉和处理信息，这也就造成了作品拥有多种解读、多种判断的可能的原因之一。
四 结语
卡夫卡生前只发表了少数的几篇短篇小说，可以说始终是一个不甚知名的业余作家。10世纪40年代起，其作品逐渐被理解和接受，50年代还掀起了世界范围的“卡夫卡热”，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读者看到卡夫卡的一生是孤独的，但是在寂寞角落里，他一直用一双独特的眼睛打量和注视着这个社会，尽管感到漂泊、失落，但他依旧静静地观察着这个社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里，我们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行走在文学长廊里的卡夫卡生前生存在一座所谓的“孤岛”上，但是他用一支孱弱的秃笔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社规划项目，编号：2011BYY009。
参考文献：
[1] 展月英：《陌生而又熟悉的〈变形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 张继云、张芸：《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反讽结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 赵淳：《存在之无意义——析卡夫卡〈变形记〉中最具意义的象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4] 卡夫卡，叶延芳译：《变形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贾军红，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弗兰兹·卡夫卡 语言学 荒诞 表现主义 黑色幽默
一 卡夫卡的生平及创作
弗兰兹·卡夫卡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的长子，其父为日用品商人，性情粗暴专横，是卡夫卡感觉世界中最初的外在权威形象，对其日后创作有突出影响，在父亲权威的阴影下，卡夫卡形成了怯弱、内向、敏感、缺乏自信的性格，这种性格伴其一生，躲避现实、逃向内心成了他主要的生存方式。1906年，卡夫卡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进入布拉格一家工伤保险公司任职。职员生活与他热衷的文学创作是矛盾的，但出于生计又不能辞职，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痛苦，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写作，卡夫卡很少满意自己的作品，发表的几篇短篇也是朋友逼迫下拿出来的。1917年，卡夫卡患上肺病，并开始咳血，此后几年，病痛一直折磨着他，但他从未放弃创作。1922年，卡夫卡因病情加重而离职，1924年死于肺结核。
卡夫卡一生平凡而孤寂，受歧视的犹太血统使他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但作为犹太人，他学习的不是希伯来语，他习用的德语又使他在周围捷克语的人群中陷入语言的“孤岛”，这种特殊的境遇让他终生有一种漂泊感、失落感、孤独感。这样的人生体验浇铸了卡夫卡的小说世界。卡夫卡的小说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但这种自传性不表现为外部经历的艺术编织，而是关于世界的内在体验、内心图景的强烈外化。其小说总的宗旨是描述人类的生存境况，以此揭示世界的荒诞性。
二 变形的话语方式和审美语境
在《变形记》的创作中，作者卡夫卡运用的是一种变形的话语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以不同寻常的开头来进行小说的写作，当然这篇小说就是这种创作方式。在创作中，作者就制造了这样一个语言的情境，他把读者和小说里的主人公同时“抛入”了一个变了形的艺术情境中，在小说里，故事叙述的时间变得很简单、作者在交代故事时，运用了双重视角这一叙事方式，多处都是虚拟的语气以及大量的推测性话语。“格里高尔，使劲！继续转下去，别松手。他想象着，”小说里这样自言自语的话语很多，但这些都根源于卡夫卡“变形”的美学，包括他对人生的生存境况的“恐惧”体验和“滑动反论”式的思维方式 。
人的异化可以说是卡夫卡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里面卡夫卡揭示了特定环境下人性的异化、本质的蜕变。《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把原本是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当成“艺术”孜孜以求，无疑是本质的悖谬，最后他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观赏，则无异于真正的动物了。作为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变形记》也就是其中的一篇。该小说写的是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继而遭到家人厌弃，最后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的故事。小说里格里高尔的变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主人公对自我的弃绝和放逐，是自弃人类圈子潜意识的隐晦影像。虫化是格里高尔心神俱往的，他自愿认同于动物世界。与卡夫卡其它作品中的弱小者一样，格里高尔也深感生而为人的焦虑和恐惧。在小说中秘书主任就曾威胁他，说他在公司的地位不牢固。这些弱小者也曾奋斗、也曾抗争。但是失败总是抗争的最终结果。
小说中在一开始这样写到，“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他那许多与他原来的身躯相比细得可怜的脚腿，只见它们无可奈何地在眼前舞动着。我发生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啊。”读者一开始就可以知道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格里高尔的人，可是他的样子是甲虫，他有着正常人的思维，只是形体在一觉醒来后变异了。
这种变异有些梦幻和神话的色彩，语言式的隐喻、暗示，以及反讽等，在这篇小说里都有显现，但总的看来说，他的语言平淡、单调、冷肃，小说全篇的语调都是平和舒缓的。但是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在创作上的独特。
三 语言学角度透视《变形记》的创作魅力
变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格里高尔自我的弃绝和放逐，是自弃于人类圈子潜意识的隐晦影像；虫化是格里高尔心神俱往的，他自愿认同于动物世界。虫变后的格里高尔终于获得了部分的“自由”。此中的悲凉和讽刺意味，借由作家不动声色的叙述传达得淋漓尽致。通过人变虫的描绘，卡夫卡对传统意义上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价值做了重新审视。
作品揭示的异化，还表现在家庭关系的畸形上。虫变前，格里高尔的家庭虽不算富有，全家人却也生活的安静、满足，他还打算送妹妹到音乐学院深造。总之，像一般家庭那样，这个四口之家不失亲情。可当变为甲虫的厄运降到格里高尔的头上后，所谓的亲情就显露出来了它的虚假性：一看到儿子的虫状，母亲就惊恐地倒在地上，父亲先是恶狠狠的挥着拳头，继而舞着手仗把“它”往房间里赶，当“它”庞大的身躯卡在房门上时，父亲狠劲一推，“它”重重地摔在地板上，“血流如注”；一次，父亲还把苹果砸在“它”的背上，苹果陷了进去，一直到腐烂也没人取走。在变为甲虫的两个月里，父母从未主动进房间看儿子一眼，只有妹妹，开始时还对哥哥抱着同情和怜悯之心，每天进去打扫房间，送两次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也嫌厌了，一连几天不给送食物，最后，全家都把甲虫当成了包袱，在“它”悄然离世的当天，一家人轻松地做了一次郊游，很明显，金钱是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纽带，这条纽带一断，家庭伦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裂变。因此，人变为虫是荒诞、不现实的，但是虫变后的格里高尔的遭遇却是真实的，换言之，丧失工作能力、没有经济来源之后的格里高尔在家人眼中，已经等同于为一只甲虫了。 与家人嫌弃的态度相比，格里高尔虫变后的情感依旧是人性、健康的。变形后他首先想到“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人克服目前的情况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而后考虑挣钱养家的问题，“心中如焚”。为不吓着妹妹。妹妹每次进房间时，他总是把丑陋的躯体藏在沙发下；甚至考虑到父母的面子，不愿大白天在窗户附近露面。当听到妹妹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的话时，他怀着深情和爱意下决心离开家庭。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中，格里高尔没有给人虫的感觉，而是让人体味出弱者善良的情操和悲凉的心境。
从《变形记》的语言角度可以看到卡夫卡的创作动因始终是对人生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作品的形象和图景是他思考的载体。因而格里高尔作为艺术形象已非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独特的“这一个”，而是现代人类最一般的代表。如果是独特的“这一个”，其遭遇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而作为一般人类的代表，其生存境况则表征着人类的普遍命运。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当秘书主任来查看格里高尔时，“格里高尔在想，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有朝一日会不会让秘书主任碰上；其实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小说的结尾，就有了深长的意味：甩掉包袱后，家人愉悦的去远游，父母惊讶地发现女儿已是一个美丽丰满的少女，该给她找个如意郎君了。似乎美好的生活景象正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卡夫卡平静的叙述下面，暗藏着对人类身陷绝望困境而不自知的嘲讽。
首先，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最后死了，但是该小说的结尾却是喜剧式的，作者用荒诞因素消解悲剧冲突。格里高尔厌倦了推销员的工作，但作为生活中肢体和思维健全的人，作为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者，不去工作是难于想象的，甚至一时的耽误也是不允许的。这种矛盾构成了自我意志和社会意志冲突的可能性。事实上小说中将这种可能性推向了显示的边缘：要搭乘5点钟火车的格里高尔竟一觉睡到了6点3刻，门外，父母和妹妹的敲门声此起彼伏，不久，公司派人来查询。按传统小说的情节逻辑，一场冲突在所难免。但卡夫卡让主人公变成了一只甲虫，冲突在将至末至之际悄然消解了——谁会去跟甲虫闹工作纠纷呢？
其次，把人物推入悲惨境遇与表层心理认知的巨大反差之中。人变为甲虫是超出常人心理承受能力的灭顶之灾，如果拂去荒诞色彩，虫变也可以理解为符号常状，没有痛不欲生，也根本不去揣想虫意为着什么，将带来怎样的结果，一开始，他只是觉得不习惯庞大的身躯，恼于那只细腿不听使唤，不容易让它们的动作协调起来，接下去，他考虑起如何下床的技术性问题，执着于各种姿势各种方式的尝试，设想落地后不伤及脑袋的最佳方案；当不得不应答门外的问话时，他为声音变得无法让人听清而苦恼，即使以虫形现身吓住他人以后，他最急切的念头仍是安慰、说服秘书主任，以便保住自己在公司的位置。主人公可怕灾变的事实与心理知觉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接近于黑色幽默，这是反讽。
《变形记》的叙事视角与其它多数作品一样，采用内聚焦，也就是内视角或人物视角。小说中，叙述者隐身于人物之后，与人物共用一个头脑、一双眼睛，叙述者叙述的一切，仅限于人物心理所能感知、视野所能企及的范围之内，人物无法知悉的，叙述者不作交代。总体上说，格里高尔既有虫性又有人性，叙述者也就叙述他作为虫的感觉和作为人的心理。例如，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仰卧在床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几块户型的硬片”，而背部，他能感觉到“坚硬的像铁甲一般”，摔到地板上“后背也比他想象的更富有弹性”；再如，家庭成员的活动、公寓其它地方的情形，叙述者仅通过主人公贴着门去听、透过门缝去看。这种叙事，掩蔽了作者的声音和情感，不提供作者的价值参照，而启发读者自己去捕捉和处理信息，这也就造成了作品拥有多种解读、多种判断的可能的原因之一。
四 结语
卡夫卡生前只发表了少数的几篇短篇小说，可以说始终是一个不甚知名的业余作家。10世纪40年代起，其作品逐渐被理解和接受，50年代还掀起了世界范围的“卡夫卡热”，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读者看到卡夫卡的一生是孤独的，但是在寂寞角落里，他一直用一双独特的眼睛打量和注视着这个社会，尽管感到漂泊、失落，但他依旧静静地观察着这个社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里，我们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行走在文学长廊里的卡夫卡生前生存在一座所谓的“孤岛”上，但是他用一支孱弱的秃笔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社规划项目，编号：2011BYY009。
参考文献：
[1] 展月英：《陌生而又熟悉的〈变形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 张继云、张芸：《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反讽结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 赵淳：《存在之无意义——析卡夫卡〈变形记〉中最具意义的象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4] 卡夫卡，叶延芳译：《变形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贾军红，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