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不仅对我国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对我国这一时期的文化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是在史学思想方面。“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使国内这一时期的史学也出现混乱的局面。进入19世纪后，西方的史学完全摆脱了宗教史学思想的束缚，且推进了新一阶段的以尼布尔和兰克为代表的史学运动，从语言文字方面着手，追溯史料形成的来源，批判史料可信程度，且这一时期欧洲内部大致平静，使得史学家的态度极其乐观，他们醉心于史料的征存和考证，他们认为在科学方法运用下，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能写出尽善尽美的历史。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幻想，出现了反科学历史的趋势和历史相对论的盛行，也使史学家丧失信心，时时漏出悲观的态度，认为历史变化莫测，史学家无法得其全部真相，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理与绝对的历史定律并不存在，出现了新旧史学之争，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历史是推论，只是文字游戏。在这些观点下，史学家担心后现代主义会摧毁历史，于是出现了众多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著，本文所评述的著作也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和修订的。
　　一、作者和著作内容简介
　　（一）作者简介
　　杜维运，1928年出生于山东嘉祥县，曾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求学，但最后在历史系老师的提议下，转到历史专业，开始对赵冀《廿二史札记》的考证工作，从此开始了史学史的研究。毕业后又相继在台大研究所读硕士及两次去剑桥学习，苦读西方史学论著，回国后又相继在台大历史系、台湾大学中文系、台湾政治大学等从事教育工作，且一直进行史学方面的创作。杜维运先生一生成果丰硕，主要有：以清朝史学为主的著作有，《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清代史学与史家》、《赵冀传》；在中国史学通史研究方面，三卷本《中國史学史》；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上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史学方法论》、《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等书，还有其他论文就不在列举。
　　总之，杜维运先生著述颇丰，对中国史学理论、思想和方法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内容简介
　　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修订版，于2006年5月在北京大学出版，是一本历史学实践丛书。本书是经过作者多次修订和增写，最后才形成二十七章的内容，主要从史料、史学写作、史学功能及对史学家要求等内容来写的，除第一章绪论和第二、三章是对历史的总述外，可将剩下的二十五章内容划为这几方面，如从第四章到第十章是相关如何搜集史料、如何考证史料的真伪及史料的处理方法（归纳、比较、综合、分析）；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是写如何进行史学写作，且十九、二十章作者提出了“世界史”、“世界史学”和“比较历史”、“比较史学”的观点；第十一、十二、二十一章到第二十四章是对史家的要求，如要有丰富的想象、要相信真理、要有崇高的史德和胸襟。第二十五章主要介绍了历史的淑世和致用的作用；第二十六章和第二十七章是作者在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下，进行反思而撰写，最后增订在本书的内容，主要介绍了史学的演进、新、旧历史之争、年鉴学派和后现代主义等内容，本书附有三篇作者的自序和史家与史书索引及参考书目。
　　总之，这本书内容丰富而深刻，为我国的史学史理论的发展和西方了解中国史学都有重要作用。
　　二、《史学方法论》评介
　　杜维运所著的《史学方法论》，集史学理论、思想和方法与一体。
　　（一）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精义的发掘与弘扬
　　在该著作的二十七章中，作者对每一主题进行叙述时，都会使用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来进行阐述，引用众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史学著作中的片段，来解释中国从古代就有史学著作。在史料的选择方面，作者认为史学家治史，首先就是重视对史料的搜集工作，为了能够搜集到有价值的史料，我们应该先对史料进行分类，并引用《史通·杂述》中的叙述，“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等史料说明史料分類的重要性。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作者介绍了几种整理史料的方法，如归纳、比较、综合、分析等方法，并在叙述中列举了大量古人在撰写史书时应用这些方法的例子，他认为纳史料的时间愈长，所得出的结论愈精准，且他列举了太史公写《史记》，司马温公写《通鉴》、顾亭林写《音学五书》等书的写作时间来论证史料归纳法的重要。在史学写作方面，作者介绍了引书和传记的理论和方法，叙述其选材、译述、润饰、剪裁几方面内容时，作者都将中国不同时期的史料进行比较。总之，作者在本书中引用大量古代经典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精义的发掘和弘扬。
　　（二）重视对史学方法的探讨
　　在《史学方法论》一书中，作者认为史学方法是撰史的基础，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并介绍了史学方法的思想及理论、史学方法与中庸之道，认为史学家要保持冷静、严肃、谦虚的态度。进而论述了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虽有其局限性，但它们仍是史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介绍史学方法的应用，如在史料方面，在搜集史料上，要分清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要进行外部考证和内部考证，以确定史料的价值；在运用史料上，我们应对搜集来的史料进行归纳、比较、综合、分析；在比较法中，叙述了同源史料的比较和异源史料的比较；在综合法中认为，要想更好的运用这一方法，首先就要做到博览通观，而分析方法是撰写史书的任何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史学文章的写作上，也是介绍了要想做到历史文章具有真实、通达、尚尔雅、简明高雅的特性，首先史学家在撰史时就要做到遣词用字，都要有来历；在叙述和解释的时候，要从实而书，以做到主通达；在遣词用字要雍容祥和，不可戏谑轻佻、不可充满暴戾之气，以做到高雅。在撰史的过程中又着重介绍了引书的方法及传记的撰写方法。在比较史学中叙述了如何进行比较，怎么比较，怎么写出一部优美的历史。总之，作者在本书中，处处介绍方法，时时在解释方法，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通和在学术上的严谨追求。 　　（二）注重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
　　此書中用很多笔墨写西方的史学家及其史学观点，如提到吉本、布洛赫、卡尔、巴特菲尔德等史家。在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讨论中，在西方史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极力证明历史是科学或是艺术，而在中国，作者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认为历史是科学也是艺术，且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从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中庸思想。在史学家须博学的观点上，中西方都认为，史学家和博学是分不开的；且都认为量化方法、历史想像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在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这两大历史要素面前，西方史学家或偏于历史叙事，或侧重历史解释，各执一端，但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认为历史叙事中少不了历史解释，要进行历史解释也不可少了历史叙事，二者不可分割，认为最高境界是冶两者于一炉。在有關柔美的历史方面，作者认为西方很多史书都是对历史中血淋淋战争的描述和无休止的讴歌英雄，其历史作品，描述战争的实况者，几乎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挺进内陆》，都是以战争为名，即使不以战争为名，也多写在战争。而中国的历史作品，绝少以战争为名，虽然内容上写有对战争的描述和英雄的讴歌，但中国还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其影响远远没有西方强烈。而对史学家史德的要求，中西方的观点基本一致。在比较史学方面，作者更是将中西历史加以对比，认为这样对于世界史的撰写，才更能体现作品的公平和客观，而这种史学交流，也对各国和睦相处有一定意义。通过中西史学的比较，发现对方史学的价值积极予以吸收，同时也反驳了西方蔑视中国史学的言论。通过本书作者对这方面的叙述，充分体现了作者精通中西史学的功底和极高的史学素养。
　　三、结语
　　杜维运著的《史学方法论》，用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进行叙述，对其观点的论述既生动优美，又不乏通俗易懂。在本书中作者引用中西史料，将二者融会贯通，使其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可以看出作者的博通。这本著作和严耕望的《治史三书》都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前者注重对史学方法、理论和思想的叙述且引用大量史料，而后者引用史料较少，但其语言通俗、洁简，条理清楚。尤其是在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这两部分内容，更是作者用自己的经验故事，来论述史学方法。两者相比也突出了杜维运先生《史学方法论》的不足：一是本著作中前后内容杂糅，其章节叙述重复，给读者造成混乱；二是书中没有涉及民族英雄的叙述；三是著作中大量引用中西史料，使读者在理解上加大困难。《史学方法论》这本著作经过作者多次修订，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这本著作也是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集大成者，对该著作的阅读，也对我学术研究有极大的启发，为我在历史文章的撰写方面，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