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的一生。
　　1938年12月8日，我出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返国，把我留在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我只有1岁零两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1948年，当国内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有条件了，我开始和父亲通信了。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1949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来信。因父亲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感受到父母的宠爱，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到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父亲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
　　接了父亲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父母亲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卡佳，我们也生活得不错。爸爸有点病，目前正在疗养院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你的两个姐姐和弟弟都在北京上学。
　　卡佳，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

　　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
　　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有记忆以来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
　　自16岁始，近30年艰苦的革命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1949年12月初组织上让他来到莫斯科治疗。父亲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我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语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汉语基本语汇。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的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十分高兴，称赞夸奖的同时又告诫我：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一个多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感到自己确实舍不得离开他，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待几天啊！可是，父亲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国际儿童院。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10多岁，第一次因为离开父亲而落泪。
　　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父亲，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父亲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父亲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父亲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万诺沃生活得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咛我一句，“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后，父亲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连接这两封信，我才知道父亲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这一阶段父亲和我书信往返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父亲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父亲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決定。
　　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对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你也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二、你如留在苏联学习，这也有好的一面：第一，你不会耽误一年的学习；第二，你大学毕业之后，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将精通俄语。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你无法学会中文，这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困难，此外你完全脱离国内的生活。
　　这就是供你选择的具体情况。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向你说的。
　　但这一意见绝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如果你坚决要回国，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回国，你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那我将在莫斯科治疗后带你一起回国。
　　你接到这封信后，再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
　　至今，我保存下的父親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他从巴拉维赫疗养院去黑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父亲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我：“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院。我们疗养院在黑海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附来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父亲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来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们决定启程了。临行，父亲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从回国至进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教师，也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大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在学校参加跳棋比赛我常得第一名。这当然有父亲的功劳。
　　父亲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刚回国没几天，他就带着我去看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郭仁。当时，郭仁叔叔和兰春阿姨刚刚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女孩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那时的我还不能用汉语和他们交谈。
　　病魔无情，我和父亲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得以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