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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时代谣言传播范围广、速度快，与之对应的是辟谣的困难，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辟谣图景呈现出崭新的样态。文章选取腾讯较真平台披露的谣言与对应辟谣信息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多元行动者的特征与协同辟谣模式。文章认为，主流媒体、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通过各自的属性特征专攻不同类型的谣言，并且通过联手合作的方式，达成对各类谣言信息的精准辟谣。
关键词 平台媒体；辟谣；协同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0-0041-0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事关重大，它和民众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传染病的防控、社会治理乃至国际关系和秩序息息相关。在事件发生伊始，面对不确定的环境，谣言汹涌而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情景之下，针对谣言的科学辟谣尤为重要。
在2020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國政府、媒体、专家、当事人、受众纷纷参与辟谣大军之中。政务新媒体、媒体、民间专业性辟谣新媒体、政府与媒体联合辟谣平台等各类渠道综合发力，构成覆盖面极广的辟谣环境。
网络谣言，简而言之，是指在网络上传播，没有事实依据且带有迷惑性、攻击性、目的性的特定话语或消息[ 1 ]。辟谣，是对谣言信息的驳斥、反击，因此可以说辟谣是反谣言传播，其本质是生产正确信息以有效抵消和对抗虚假信息的传播行为[2]。在谣言传播以后，针对谣言信息内容发布澄清信息，以说明真实情况降低不实谣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 ]。
辟谣主体包含了政府、媒体、专家、当事人、受众等，是直接向发布辟谣信息的具体社会角色，主体的共同参与构成总体的辟谣图景。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及民间团体在内的非官方网络用户共同构成自净式辟谣，上述主体将各自掌握的有关事实真相的情报发布到网络平台上，这些自生产信息通过传播扩散互相补充印证，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使谣言消解[ 4 ]。但王国华[5]等人认为自净式辟谣往往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为信息难以自由流动，平等发言、充分讨论的理想情况也难以达到。在此基础之上，政府、媒体、平台企业等官方主体的介入，以组织力量应对谣言传播。其中政府、媒体等官方主体是辟谣大军中的中坚力量，政府的行政逻辑、媒体的专业素养都会影响组织式辟谣的效果。辟谣行动时间滞后，参与主体过于单一或选择不当，信息缺乏说服力与沟通不足等问题都将显著影响辟谣效果。
面对频繁发生的辟谣失效的困境，许多学者依循治理思维，在前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寻找与构建谣言消解的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协同化辟谣的观点。郭小安[6]等人提出政府及时提供权威信息、媒体报道传播信息、网民自我净化这几种方式之间进行联动协同，是辟谣的最理想方式。金兼斌[ 7 ]等人认为，多个组织和平台、力量的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到达和覆盖的辟谣机制，使谣言的“影子”无所遁形。因此，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基于腾讯较真辟谣平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多员行动者联合辟谣，探讨平台如何形成有效的辟谣机制，以此进行有效的科学信息传播。
2.1 辟谣信息发布主体：腾讯较真
腾讯较真是专业事实查证平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腾讯较真、腾讯新闻以及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联合推出“实时辟谣”谣言查证平台。从2020年1月18日辟谣“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系SARS病毒”不实开始，腾讯较真不间断辟谣至今。
2.2 抽取样本与分析
本文采集了“实时辟谣”平台自2020年1月18日至2021年3月25日发布的辟谣信息，剔除非谣言信息，共获得513条辟谣信息。
本次研究关注的主要变量是谣言类别、传谣时间段、辟谣行动者与辟谣速度。通过对辟谣信息的量化统计和文本分析，探究平台媒体中的辟谣行动者的辟谣情况，寻求多元行动者协同辟谣的路径。
3.1 辟谣行动者的辟谣情况
根据主要的辟谣主体，将辟谣行动者分为五类（见表1），在行动者之中，辟谣、科普平台的辟谣占比最高，呈现平台媒体本身基于媒体资源、科普平台的资源优势。在此次的辟谣图景之中，与以往媒体与政府作为最主要的辟谣渠道不同，权威专家与主流媒体构成了辟谣行动者网络中的核心力量。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无孔不入地针对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六类谣言之中，防护措施、相关讯息、医疗治疗进展的谣言信息主要为健康与科学内容。在这一方面，权威专家成为辟谣的绝对主力。
政府应对举措的辟谣回应主要由主流媒体承担，同时政务新媒体（尤微博）也在辟谣中发挥主要作用。
3.2 辟谣行动者的辟谣文本分析
通过对辟谣查证信息进行文本分析，其中辟谣查证信息绝大多数是文字，大多数内容展示了权威的信息或者科学的论证过程。不同的辟谣行动者在辟谣时呈现出不同且鲜明的文本特征。
3.2.1 权威专家：科学特质
辟谣专家主要回应与相关讯息、防护措施和医学治疗进展等与生物学、医学相关的谣言信息。回应假借政府机构、权威专家的名义或断章取义科学研究发现的谣言时，权威专家呈现科学共同体的专业素养和学术思维；在回应与公众的日常饮食、生活习惯、药物使用等方面相关的谣言时，权威专家也会使用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辟谣，同时话语更简单、决断。
面对假借专家名义或研究发现谣言时，权威专业的辟谣文本呈现分析观点，予以驳斥的特点。在辟谣“研究人员称”“某国研究发现”等谣言信息时，权威专家会从相应专业角度回应谣言中的错误信息，从科学研究存在条件约束等方面为谣言证伪。
同时，辟谣与生活高度重合、贴近的谣言信息时，权威专家会使用生活化、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阐释专业知识，对抗谣言信息。与回应权威、专业性谣言有所不同，此时的辟谣的语言表述更易懂、贴近生活，从大众可以理解的角度否定谣言。
3.2.2 政府机构：模式表达减少
政府部门的辟谣信息通过政府官网和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政务新媒体发布，官方机构的辟谣信息中，总体上“不信谣、不传谣”的话语方式模板减少。
在官方机构的辟谣信息中，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话语方式：“不信谣，不传谣”。此种呼号式的话语表达呈现出单一化、模板化的趋势。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的辟谣文本中，“不信谣、不传谣”的话语表达明显减少。
在辟谣文本中，政府部门的辟谣方式呈现出具体、详细描述现实情况的特征。以2020年1月24日“武汉将断网，以禁止医务人员分享相关信息”谣言为例，武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辟谣时，首先否定谣言，其次报告当前通信管理局与运营商正在保障通信畅通的举措和未来规划。除此以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等与医学直接相关的政府部门，在辟谣时，从医学专业知识的角度进行辟谣，呈现专家式辟谣的特征。
3.2.3 主流媒体：发挥专业优势
辟谣行动者中，主流媒体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在与时间赛跑的辟谣过程中，依托其采访源丰富的特点，往往可以获得一手、权威的辟谣信息。媒体与政府组织接触的频率和机会较大，并且相对于政府，媒体拥有更高的信息敏锐度，也因此，主流媒体的辟谣信息集中于“政府应对措施”。
对比主流媒体、政府组织辟谣“政府应对措施”谣言信息的文本，主流媒体在辟谣时呈现出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客观性，与政府的辟谣文本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媒体直接与谣言相关人员对话，达成对事件当事人、政府组织人员的采访，获得一手的辟谣信息。媒体通过直接引述采访对象话语等方式，呈现新闻媒体进行事实核查时的专业性。在媒体辟谣文本中对“不信谣，不传谣”进行文本检索，语句频率仅为9/152，进一步证明媒体的辟谣跳出了政府表达的形式，具有独立的辟谣文本形式。
3.2.4 辟谣及科普平台：事实核查与媒体倾向
在本次选择的“腾讯较真”平台的辟谣行动者中，较真与其他辟谣及科普团队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主力辟谣行动者。辟谣文本中呈现出辟谣团队的事实核查和媒体倾向。
辟谣及科普团队在辟谣时呈现出其事实核查痕迹，引用丰富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查证人员依据谣言，溯源原本信息，通过事实证据、逻辑判断，证伪谣言。在此次辟谣行动者之中，部分辟谣及科普平台呈现出依托媒体机构的特征。上海辟谣平台是由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运营的辟谣新闻和辟谣服务网络平台，其辟谣文本中呈现明显的媒体属性倾向。除了事实核查形式外，上海辟谣平台还通过上观新闻的记者采访，获得权威回应进行辟谣，此路径与主流媒体的辟谣路径一致。
在“腾讯较真”的平台集成之下，各种力量呈现出有效协作与信息的互通共享的图景。多元辟谣行动者协同行动，通过各自的特色功能和优势，联合辟谣，达成“无影灯”效应。
4.1 主要的辟谣行动者交织行动
4.1.1 權威专家基于平台的科学发言
专业的科学人士是健康传播、科学传播之中的中坚力量。健康相关的科学人士能够凭借学识积累，通过证据陈列和逻辑表述，从科学层面权威地击溃谣言。在平台之中，来自各类学科、各种行业的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揭示各类谣言的虚假性。
4.1.2 主流媒体基于政府公告后的再次出击
在辟谣信息的传播之中，主流媒体与政府部门的行动呈现交织缠绕的特征。除了彰显新闻媒体特征，即采访报道政府部门外，主流媒体还基于政府的辟谣通告进行辟谣的“二次出击”，从更贴近公众的形式，放大政府的辟谣声音。“福建出现染上病毒的牛”谣言信息由福建龙岩市上杭县公安局辟谣，并且经由上杭县农业农村局发布权威通报进行辟谣。在此之后，福建新闻频道综合通报文件和公安局提供的图片资料，发布辟谣文章，放大辟谣效果。
4.1.3 辟谣平台的联合模式
主流媒体与政府联合模式，由主流媒体与政府机构联合创办辟谣平台。“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是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的互联网联合辟谣中心，与新华社跨界合作，使得媒体与政府部门在辟谣层面获得合力效果。对于政府来说，政府组织能够跳出原有辟谣形式的窠臼，摆脱“不信谣、不传谣”的惯常模式。而拥有采访权的主流媒体，在获得政府部门强大公信力后，又拥有权威性的加持，进一步扩大辟谣话语的威力。
打通平台壁垒，主体平台与其他平台联合。在较真平台，其他辟谣平台的辟谣信息也呈现在平台之上。通过打通各个平台信息的壁垒，网络谣言的协作治理还呈现出集中于同一平台的特征。不同辟谣平台的联合、组织，使得辟谣形成合力。例如，反海外谣言中心，专攻辟谣与国外信息相关的谣言，使得国际传播领域的谣言有权威的辟谣渠道。集成具有“术业专攻”特质的辟谣平台，提高了辟谣的效率，使不同类型的谣言拥有针对性、专业的核查辟谣。
4.2 平台媒体的辟谣巩固
平台媒体整合各类信息资源，将各个辟谣平台的内容集结在一起，将信息内容进行集中的辐射，巩固了辟谣信息传播效果，扩大传播范围。政府机构的辟谣信息通过政务新媒体或传统媒体进行传播，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与辟谣信息充斥在受众身边，单一的辟谣信息可能直接被忽略。而信息经由平台再次集成，整合权威的辟谣信息并传播，巩固辟谣效果。
4.3 协同辟谣的大众行动者
在多元主体的协同辟谣机制之中，最广泛的大众行动者不容忽视。在“腾讯较真”平台中，用户通过提问的形式参与信息核查之中。用户的积极参与能够为辟谣平台提供待核查的信息，推动虚假信息的筛查。由于大众的人群基数大，若均积极参与到真知和真相的传播中，其爆发出来的能量和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7 ]。为平台提供待核查信息的用户拥有渴求真实、确切信息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由于众多谣言信息的传播基于强关系，谣言在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相对封闭的网络社交环境传播，难以迅速暴露。主动参与的大众行动者也将掩藏在封闭环境中的谣言信息暴露在辟谣平台面前，推动谣言的迅速核查。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治理得到高度重视，多元行动者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发布辟谣信息。据笔者对513份谣言与辟谣信息样本筛查，明确谣言发布事件和辟谣时间，确定129份样本进行辟谣速度的量化编码统计：1天以内、1至2天、3至7天、7天以上。
5.1 辟谣速度总体情况
从总体上看，辟谣行动者的辟谣速度较快，辟谣速度集中于谣言传播2天以内（见表2）。李雪墨指出基于虚拟社群传播的网络谣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并且是从核心城市向边缘城市和地区传播、从核心网络群体向边缘群体传播，这个时间段大约为1-3天，这为网络辟谣提供了黄金时期[8]。但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可在2小时以内覆盖千万级别的信息敏感人群，所以辟谣速度需要尽可能迅速。
5.2 不同时期的辟谣差异
总体的辟谣行动者在不同谣言传播时期的辟谣速度呈现出行动差异（见表2），在爆发期，主体辟谣信息在谣言发布1天以内得到辟谣，在事件进入常态化阶段后，即使是局部出现反弹的时期，辟谣速度都有放缓。其中，局部反弹时期辟谣速度集中于1～2天，而常态期辟谣速度相对于局部反弹时期也有所放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态势放缓为人欣喜，但与此同时，辟谣速度的降低又引起新的隐患。根据“分离假说”，随着时间的延长，高可信性信源带来的正效果会因此下降，而低可信性信源带来的负效果会朝着正效果转化。谣言信息在短期内没有获得权威信息的辟谣，谣言信息被受众接受的可能性也将增大。当谣言深入人心之后，即使高可信性的辟谣信息被受众接收，延迟的正效果相较于即时效果也大打折扣。
5.3 不同行动者的辟谣差异
在辟谣行动之中，辟谣主体都在全力参与真实信息的传播。但通过对辟谣行动者辟谣速度的横向比较，辟谣行动者的辟谣反应速度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见表3）。
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主流媒体的辟谣反应速度相较于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有明显提升。速度差异与多元主体的性质差异有关，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作为官方的权威力量，拥有高度公信力，常常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官方的行动者肩负稳定民心的责任，需要高度关注谣言治理并且在短时间内辟谣。
辟谣及科普平台、权威专家的回应速度有一定时滞，这与他们的回应问题有关。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主要回应相关的科学信息，需要通过查证资料以驳斥不严格的研究结论、溯源谣言的最初来源、采访谣言直接相关人员等方式进行辟谣。较于主流媒体、政府机构的权威辟谣，这些辟谣步骤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成本。
医学内容相关讯息辟谣速度在谣言类别中相对缓慢，辟谣速度集中于3～7天，与集中于3天以下的其他类别形成差异。由此，验证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的辟谣速度受到其回应问题的影响。
6.1 辟谣信息生产体系以文本为主，图片、视频潜力有待发掘
在谣言传播之中，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制造的虚假新闻图片，断章取义的视频片段令众多受众深信不疑。“有图有真相”的观念使这些图像、视频拥有广泛的受众群，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反观辟谣信息，文本形式是绝对主体，偶尔出现的图片也只是辅助信息，辟谣视频更是稀少。
6.2 “近日”等不具体的时间表达，模糊辟谣速度
当前辟谣平臺的辟谣速度有待考察。根据调研数据，只有少数的辟谣信息会标注谣言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渠道，大多数表述为“近日”“最近”等不够精确的时间词。辟谣行动者需要在有限时间内，把握辟谣的黄金时间。标注谣言信息传播时间，将有利于辟谣的速度掌控。
6.3 平台辐射面存在壁垒、限制
以本研究观察的腾讯较真为例，平台基于微信公众号与微信小程序。在网页浏览时，会形成使用壁垒。同时，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是基于熟人分享的机制，其开放性低于网页，这造成了辟谣的内容仅仅被固定的用户群体查看，其他用户处于被忽略的境地。
谣言是社会的痛点和痒点，在谣言主动进攻之时，科学信息需要跑赢谣言，有效地消解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理性与秩序归位[ 7 ]。科学信息传播则来赖于多元行动者的协作达成。
本研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辟谣平台进行了分析，包括平台的辟谣情况，多元行动者的辟谣特征，并分析他们如何基于同一传播窗口协同辟谣，以及重新审视平台科学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辟谣过程中，政府机构与主流媒体形成交织缠绕的特性，构成政府、媒体两大权威主体的良性互动。除了通过政务新媒体和政府网站发布辟谣公告外，政府主要通过媒体采访的形式向外界传递信息。媒体行使采访职能的同时，综合政府的辟谣公告，强化政府的辟谣效果。不仅如此，二者还协同建设辟谣平台，使辟谣效果“1+1>2”。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则在专业领域和事实核查方面下足功夫，通过科学知识的陈述、严谨的逻辑表述，瓦解具有权威性、专业性的谣言信息。在主体的辟谣行动者外，个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新闻事件中，当事人的发声会极快消除谣言信息。最广泛的大众作为辟谣行动者，向平台提供不确定信息的线索，推进辟谣的速度与效率。多元的辟谣行动者协同辟谣，构成了谣言面前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平台作为辟谣行动者的传播渠道，为行动者提供科普和辟谣的舞台与战场。但是，平台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需要从信息的接收者角度，考虑平台的优化建设，让辟谣信息与科学信息高效地到达受众，并被快速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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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雪梅，赖胜强.突发事件中政府对网络谣言的辟谣策略研究：以太伏中学事件为例[J].情报杂志，2018，37（9）：95-99.
[4]童文胜，易柏慧.网络辟谣：国内研究进展与理论分析框架[J].情报杂志，2020，39（6）：128-134，202.
[5]王国华，吴丹，王戈，等.框架理论视域下的虚假新闻传播研究：基于“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的内容分析[J].情报杂志，2016，35（6）：56-64.
[6]郭小安，董天策.谣言、传播媒介与集体行动：对三起恐慌性谣言的案例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35（9）：58-62.
[7]金兼斌，江苏佳，杨虹艳.社会化协同辟谣：行动者网络与运行机制[J].新闻与写作，2019（8）：33-39.
[8]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 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2）：103-112，121，153.
关键词 平台媒体；辟谣；协同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0-0041-0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事关重大，它和民众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传染病的防控、社会治理乃至国际关系和秩序息息相关。在事件发生伊始，面对不确定的环境，谣言汹涌而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情景之下，针对谣言的科学辟谣尤为重要。
在2020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國政府、媒体、专家、当事人、受众纷纷参与辟谣大军之中。政务新媒体、媒体、民间专业性辟谣新媒体、政府与媒体联合辟谣平台等各类渠道综合发力，构成覆盖面极广的辟谣环境。
1 文献回顾
网络谣言，简而言之，是指在网络上传播，没有事实依据且带有迷惑性、攻击性、目的性的特定话语或消息[ 1 ]。辟谣，是对谣言信息的驳斥、反击，因此可以说辟谣是反谣言传播，其本质是生产正确信息以有效抵消和对抗虚假信息的传播行为[2]。在谣言传播以后，针对谣言信息内容发布澄清信息，以说明真实情况降低不实谣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 ]。
辟谣主体包含了政府、媒体、专家、当事人、受众等，是直接向发布辟谣信息的具体社会角色，主体的共同参与构成总体的辟谣图景。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及民间团体在内的非官方网络用户共同构成自净式辟谣，上述主体将各自掌握的有关事实真相的情报发布到网络平台上，这些自生产信息通过传播扩散互相补充印证，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使谣言消解[ 4 ]。但王国华[5]等人认为自净式辟谣往往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为信息难以自由流动，平等发言、充分讨论的理想情况也难以达到。在此基础之上，政府、媒体、平台企业等官方主体的介入，以组织力量应对谣言传播。其中政府、媒体等官方主体是辟谣大军中的中坚力量，政府的行政逻辑、媒体的专业素养都会影响组织式辟谣的效果。辟谣行动时间滞后，参与主体过于单一或选择不当，信息缺乏说服力与沟通不足等问题都将显著影响辟谣效果。
面对频繁发生的辟谣失效的困境，许多学者依循治理思维，在前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寻找与构建谣言消解的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协同化辟谣的观点。郭小安[6]等人提出政府及时提供权威信息、媒体报道传播信息、网民自我净化这几种方式之间进行联动协同，是辟谣的最理想方式。金兼斌[ 7 ]等人认为，多个组织和平台、力量的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到达和覆盖的辟谣机制，使谣言的“影子”无所遁形。因此，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基于腾讯较真辟谣平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多员行动者联合辟谣，探讨平台如何形成有效的辟谣机制，以此进行有效的科学信息传播。
2 平台媒体的辟谣信息科学传播
2.1 辟谣信息发布主体：腾讯较真
腾讯较真是专业事实查证平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腾讯较真、腾讯新闻以及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联合推出“实时辟谣”谣言查证平台。从2020年1月18日辟谣“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系SARS病毒”不实开始，腾讯较真不间断辟谣至今。
2.2 抽取样本与分析
本文采集了“实时辟谣”平台自2020年1月18日至2021年3月25日发布的辟谣信息，剔除非谣言信息，共获得513条辟谣信息。
本次研究关注的主要变量是谣言类别、传谣时间段、辟谣行动者与辟谣速度。通过对辟谣信息的量化统计和文本分析，探究平台媒体中的辟谣行动者的辟谣情况，寻求多元行动者协同辟谣的路径。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辟谣信息传播特征
3.1 辟谣行动者的辟谣情况
根据主要的辟谣主体，将辟谣行动者分为五类（见表1），在行动者之中，辟谣、科普平台的辟谣占比最高，呈现平台媒体本身基于媒体资源、科普平台的资源优势。在此次的辟谣图景之中，与以往媒体与政府作为最主要的辟谣渠道不同，权威专家与主流媒体构成了辟谣行动者网络中的核心力量。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无孔不入地针对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六类谣言之中，防护措施、相关讯息、医疗治疗进展的谣言信息主要为健康与科学内容。在这一方面，权威专家成为辟谣的绝对主力。
政府应对举措的辟谣回应主要由主流媒体承担，同时政务新媒体（尤微博）也在辟谣中发挥主要作用。
3.2 辟谣行动者的辟谣文本分析
通过对辟谣查证信息进行文本分析，其中辟谣查证信息绝大多数是文字，大多数内容展示了权威的信息或者科学的论证过程。不同的辟谣行动者在辟谣时呈现出不同且鲜明的文本特征。
3.2.1 权威专家：科学特质
辟谣专家主要回应与相关讯息、防护措施和医学治疗进展等与生物学、医学相关的谣言信息。回应假借政府机构、权威专家的名义或断章取义科学研究发现的谣言时，权威专家呈现科学共同体的专业素养和学术思维；在回应与公众的日常饮食、生活习惯、药物使用等方面相关的谣言时，权威专家也会使用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辟谣，同时话语更简单、决断。
面对假借专家名义或研究发现谣言时，权威专业的辟谣文本呈现分析观点，予以驳斥的特点。在辟谣“研究人员称”“某国研究发现”等谣言信息时，权威专家会从相应专业角度回应谣言中的错误信息，从科学研究存在条件约束等方面为谣言证伪。
同时，辟谣与生活高度重合、贴近的谣言信息时，权威专家会使用生活化、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阐释专业知识，对抗谣言信息。与回应权威、专业性谣言有所不同，此时的辟谣的语言表述更易懂、贴近生活，从大众可以理解的角度否定谣言。
3.2.2 政府机构：模式表达减少
政府部门的辟谣信息通过政府官网和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政务新媒体发布，官方机构的辟谣信息中，总体上“不信谣、不传谣”的话语方式模板减少。
在官方机构的辟谣信息中，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话语方式：“不信谣，不传谣”。此种呼号式的话语表达呈现出单一化、模板化的趋势。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的辟谣文本中，“不信谣、不传谣”的话语表达明显减少。
在辟谣文本中，政府部门的辟谣方式呈现出具体、详细描述现实情况的特征。以2020年1月24日“武汉将断网，以禁止医务人员分享相关信息”谣言为例，武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辟谣时，首先否定谣言，其次报告当前通信管理局与运营商正在保障通信畅通的举措和未来规划。除此以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等与医学直接相关的政府部门，在辟谣时，从医学专业知识的角度进行辟谣，呈现专家式辟谣的特征。
3.2.3 主流媒体：发挥专业优势
辟谣行动者中，主流媒体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在与时间赛跑的辟谣过程中，依托其采访源丰富的特点，往往可以获得一手、权威的辟谣信息。媒体与政府组织接触的频率和机会较大，并且相对于政府，媒体拥有更高的信息敏锐度，也因此，主流媒体的辟谣信息集中于“政府应对措施”。
对比主流媒体、政府组织辟谣“政府应对措施”谣言信息的文本，主流媒体在辟谣时呈现出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客观性，与政府的辟谣文本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媒体直接与谣言相关人员对话，达成对事件当事人、政府组织人员的采访，获得一手的辟谣信息。媒体通过直接引述采访对象话语等方式，呈现新闻媒体进行事实核查时的专业性。在媒体辟谣文本中对“不信谣，不传谣”进行文本检索，语句频率仅为9/152，进一步证明媒体的辟谣跳出了政府表达的形式，具有独立的辟谣文本形式。
3.2.4 辟谣及科普平台：事实核查与媒体倾向
在本次选择的“腾讯较真”平台的辟谣行动者中，较真与其他辟谣及科普团队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主力辟谣行动者。辟谣文本中呈现出辟谣团队的事实核查和媒体倾向。
辟谣及科普团队在辟谣时呈现出其事实核查痕迹，引用丰富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查证人员依据谣言，溯源原本信息，通过事实证据、逻辑判断，证伪谣言。在此次辟谣行动者之中，部分辟谣及科普平台呈现出依托媒体机构的特征。上海辟谣平台是由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运营的辟谣新闻和辟谣服务网络平台，其辟谣文本中呈现明显的媒体属性倾向。除了事实核查形式外，上海辟谣平台还通过上观新闻的记者采访，获得权威回应进行辟谣，此路径与主流媒体的辟谣路径一致。
4 辟谣行动者的协同分析
在“腾讯较真”的平台集成之下，各种力量呈现出有效协作与信息的互通共享的图景。多元辟谣行动者协同行动，通过各自的特色功能和优势，联合辟谣，达成“无影灯”效应。
4.1 主要的辟谣行动者交织行动
4.1.1 權威专家基于平台的科学发言
专业的科学人士是健康传播、科学传播之中的中坚力量。健康相关的科学人士能够凭借学识积累，通过证据陈列和逻辑表述，从科学层面权威地击溃谣言。在平台之中，来自各类学科、各种行业的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揭示各类谣言的虚假性。
4.1.2 主流媒体基于政府公告后的再次出击
在辟谣信息的传播之中，主流媒体与政府部门的行动呈现交织缠绕的特征。除了彰显新闻媒体特征，即采访报道政府部门外，主流媒体还基于政府的辟谣通告进行辟谣的“二次出击”，从更贴近公众的形式，放大政府的辟谣声音。“福建出现染上病毒的牛”谣言信息由福建龙岩市上杭县公安局辟谣，并且经由上杭县农业农村局发布权威通报进行辟谣。在此之后，福建新闻频道综合通报文件和公安局提供的图片资料，发布辟谣文章，放大辟谣效果。
4.1.3 辟谣平台的联合模式
主流媒体与政府联合模式，由主流媒体与政府机构联合创办辟谣平台。“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是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的互联网联合辟谣中心，与新华社跨界合作，使得媒体与政府部门在辟谣层面获得合力效果。对于政府来说，政府组织能够跳出原有辟谣形式的窠臼，摆脱“不信谣、不传谣”的惯常模式。而拥有采访权的主流媒体，在获得政府部门强大公信力后，又拥有权威性的加持，进一步扩大辟谣话语的威力。
打通平台壁垒，主体平台与其他平台联合。在较真平台，其他辟谣平台的辟谣信息也呈现在平台之上。通过打通各个平台信息的壁垒，网络谣言的协作治理还呈现出集中于同一平台的特征。不同辟谣平台的联合、组织，使得辟谣形成合力。例如，反海外谣言中心，专攻辟谣与国外信息相关的谣言，使得国际传播领域的谣言有权威的辟谣渠道。集成具有“术业专攻”特质的辟谣平台，提高了辟谣的效率，使不同类型的谣言拥有针对性、专业的核查辟谣。
4.2 平台媒体的辟谣巩固
平台媒体整合各类信息资源，将各个辟谣平台的内容集结在一起，将信息内容进行集中的辐射，巩固了辟谣信息传播效果，扩大传播范围。政府机构的辟谣信息通过政务新媒体或传统媒体进行传播，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与辟谣信息充斥在受众身边，单一的辟谣信息可能直接被忽略。而信息经由平台再次集成，整合权威的辟谣信息并传播，巩固辟谣效果。
4.3 协同辟谣的大众行动者
在多元主体的协同辟谣机制之中，最广泛的大众行动者不容忽视。在“腾讯较真”平台中，用户通过提问的形式参与信息核查之中。用户的积极参与能够为辟谣平台提供待核查的信息，推动虚假信息的筛查。由于大众的人群基数大，若均积极参与到真知和真相的传播中，其爆发出来的能量和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7 ]。为平台提供待核查信息的用户拥有渴求真实、确切信息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由于众多谣言信息的传播基于强关系，谣言在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相对封闭的网络社交环境传播，难以迅速暴露。主动参与的大众行动者也将掩藏在封闭环境中的谣言信息暴露在辟谣平台面前，推动谣言的迅速核查。
5 辟谣速度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治理得到高度重视，多元行动者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发布辟谣信息。据笔者对513份谣言与辟谣信息样本筛查，明确谣言发布事件和辟谣时间，确定129份样本进行辟谣速度的量化编码统计：1天以内、1至2天、3至7天、7天以上。
5.1 辟谣速度总体情况
从总体上看，辟谣行动者的辟谣速度较快，辟谣速度集中于谣言传播2天以内（见表2）。李雪墨指出基于虚拟社群传播的网络谣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并且是从核心城市向边缘城市和地区传播、从核心网络群体向边缘群体传播，这个时间段大约为1-3天，这为网络辟谣提供了黄金时期[8]。但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可在2小时以内覆盖千万级别的信息敏感人群，所以辟谣速度需要尽可能迅速。
5.2 不同时期的辟谣差异
总体的辟谣行动者在不同谣言传播时期的辟谣速度呈现出行动差异（见表2），在爆发期，主体辟谣信息在谣言发布1天以内得到辟谣，在事件进入常态化阶段后，即使是局部出现反弹的时期，辟谣速度都有放缓。其中，局部反弹时期辟谣速度集中于1～2天，而常态期辟谣速度相对于局部反弹时期也有所放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态势放缓为人欣喜，但与此同时，辟谣速度的降低又引起新的隐患。根据“分离假说”，随着时间的延长，高可信性信源带来的正效果会因此下降，而低可信性信源带来的负效果会朝着正效果转化。谣言信息在短期内没有获得权威信息的辟谣，谣言信息被受众接受的可能性也将增大。当谣言深入人心之后，即使高可信性的辟谣信息被受众接收，延迟的正效果相较于即时效果也大打折扣。
5.3 不同行动者的辟谣差异
在辟谣行动之中，辟谣主体都在全力参与真实信息的传播。但通过对辟谣行动者辟谣速度的横向比较，辟谣行动者的辟谣反应速度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见表3）。
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主流媒体的辟谣反应速度相较于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有明显提升。速度差异与多元主体的性质差异有关，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作为官方的权威力量，拥有高度公信力，常常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官方的行动者肩负稳定民心的责任，需要高度关注谣言治理并且在短时间内辟谣。
辟谣及科普平台、权威专家的回应速度有一定时滞，这与他们的回应问题有关。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主要回应相关的科学信息，需要通过查证资料以驳斥不严格的研究结论、溯源谣言的最初来源、采访谣言直接相关人员等方式进行辟谣。较于主流媒体、政府机构的权威辟谣，这些辟谣步骤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成本。
医学内容相关讯息辟谣速度在谣言类别中相对缓慢，辟谣速度集中于3～7天，与集中于3天以下的其他类别形成差异。由此，验证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的辟谣速度受到其回应问题的影响。
6 平台媒体的科学传播再审视
6.1 辟谣信息生产体系以文本为主，图片、视频潜力有待发掘
在谣言传播之中，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制造的虚假新闻图片，断章取义的视频片段令众多受众深信不疑。“有图有真相”的观念使这些图像、视频拥有广泛的受众群，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反观辟谣信息，文本形式是绝对主体，偶尔出现的图片也只是辅助信息，辟谣视频更是稀少。
6.2 “近日”等不具体的时间表达，模糊辟谣速度
当前辟谣平臺的辟谣速度有待考察。根据调研数据，只有少数的辟谣信息会标注谣言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渠道，大多数表述为“近日”“最近”等不够精确的时间词。辟谣行动者需要在有限时间内，把握辟谣的黄金时间。标注谣言信息传播时间，将有利于辟谣的速度掌控。
6.3 平台辐射面存在壁垒、限制
以本研究观察的腾讯较真为例，平台基于微信公众号与微信小程序。在网页浏览时，会形成使用壁垒。同时，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是基于熟人分享的机制，其开放性低于网页，这造成了辟谣的内容仅仅被固定的用户群体查看，其他用户处于被忽略的境地。
7 结论
谣言是社会的痛点和痒点，在谣言主动进攻之时，科学信息需要跑赢谣言，有效地消解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理性与秩序归位[ 7 ]。科学信息传播则来赖于多元行动者的协作达成。
本研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辟谣平台进行了分析，包括平台的辟谣情况，多元行动者的辟谣特征，并分析他们如何基于同一传播窗口协同辟谣，以及重新审视平台科学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辟谣过程中，政府机构与主流媒体形成交织缠绕的特性，构成政府、媒体两大权威主体的良性互动。除了通过政务新媒体和政府网站发布辟谣公告外，政府主要通过媒体采访的形式向外界传递信息。媒体行使采访职能的同时，综合政府的辟谣公告，强化政府的辟谣效果。不仅如此，二者还协同建设辟谣平台，使辟谣效果“1+1>2”。权威专家、辟谣及科普平台则在专业领域和事实核查方面下足功夫，通过科学知识的陈述、严谨的逻辑表述，瓦解具有权威性、专业性的谣言信息。在主体的辟谣行动者外，个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新闻事件中，当事人的发声会极快消除谣言信息。最广泛的大众作为辟谣行动者，向平台提供不确定信息的线索，推进辟谣的速度与效率。多元的辟谣行动者协同辟谣，构成了谣言面前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平台作为辟谣行动者的传播渠道，为行动者提供科普和辟谣的舞台与战场。但是，平台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需要从信息的接收者角度，考虑平台的优化建设，让辟谣信息与科学信息高效地到达受众，并被快速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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