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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趣味主义作为前期京派文人的生存方略，不仅体现在其文学观念，更影响到其文学创作实践。周作人是趣味主义的倡导者与先行者，而废名则是其趣味主义宗旨的积极响应者，他以其独特的文风实践着这一文学理念，并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具化为其“简洁生辣”的文体风格。
关键词：趣味主义；废名；前期京派文人
一
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趣味主义作为前期京派群体文化生存方略，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文化群体几乎全部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所追求的艺术宗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把趣味主义作为一种审美意向和艺术理念加以提倡并彻底贯串于生活实践和文学创作中的人，周作人要算是第一个。事实上，“作为群体心态和具有相似性的文学认知，周作人常用‘趣味’二字概括他（或他所属的群体）对文学本质的理解。”然而，“对于批评家来说，这显然已不是传统文学认知范畴中的所谓‘趣味’，而是一种具有现代否定性文化认知特征的‘趣味主义’”，因此，“在现代文学（文化）史上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一种具有消极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文学（文化）形态”。
周作人以这种个人主义而趣味主义的创作旨趣和审美心态影响了整个《骆驼草》时期的前期京派文人群。《骆驼草》是前期京派的一块主要阵地，也是前期京派文学走向成熟时期的产物。在谈到周作人的“趣味”性及其影响力时，沈从文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那种绅士有闲心情，完全为他人所无已企及。”就废名而言，沈从文认为，“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面目相似处”。“五四”以来，周作人“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并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
二
在《骆驼草》同仁中，废名无疑是趣味主义这一艺术宗旨的积极响应者。对此，沈从文当年做过这样中肯的论述：“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对周先生的嗜好，有所影响，成为冯文炳君的作品成立的原素”，而“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枝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废名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先生的定来”。他承认“文艺作品总要写得interesting”，这里的“interesting”即周作人所说的文章的“趣味”性。
废名文章的趣味性体现于为文姿态的隐逸性以及独具一格的语体模式。废名的这类文章多为具有田园风味的诗化小说，“多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于冲淡朴讷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发掘题材的社会意义”，以表现“朦胧的情趣”？？？为满足，不注重作品深刻的思想功效，抛开主体社会功利性和时代主题下文艺的趋同性选择，坚持自我个性与生命力的凸显。这种“趣味”在同时代的某些作家看来，虽然“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渐渐远离了“朴素的美”，而同时所谓地方性，这样一来也就完全失去，“代替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废名自身并非没有意识到同时代格调不大相称的“趣味”文体生存的尴尬困境，他说过这样一段话，“近来有一二友人说，我的文章很容易知道是我的，意思是，方面不广。我承认，但并不想改，因为别的东西我也能够写，但写的时候自己就没有兴趣，独有这一类兴趣非常大。”？？？废名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不愿趋时附势，正体现了前期京派文人旗帜鲜明的自我立场，合乎其“趣味主义”的精神内核。周作人极为肯定这一点，他非常认真而诚恳地评价道：“废名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虽然寂寞一点，却实在是“最确实的走法”，应当继续这条道路，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他自己的艺术之道上去”。
三
“简洁生辣”的文体风格是废名小说趣味性在艺术实践中的具体显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明确指出：“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浓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的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竟陵派以“奇僻”之风矫公安派流丽之弊，废俞文风在现代中国文坛的崛起亦有相近的意义，“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须费些功夫才行”。这恰符合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所主张的，文章除须有“简单味”，还应添上“涩味”一层才耐读的趣味理论。“简洁生辣”的文体风格主要体现于废名文章的表现手法。废名说自己的文章“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讲求语言的简省，用极精练的文字传达出创作主体的内在思想才情，故而在废名看来，“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语言的简省并不意味着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空洞或浅薄，作者“虽因为吝惜文字，时时感到简单，也仍然见出作品的珠玉完全的”。这种文字的简约还反映在废名文章里“有句与句间最长的空白”，作者“用心思索每一句子的完美，而每一完美的句子便各自成为一个世界”。这种耐人寻思的“空白”并不是一种“删削”或一种“经济”，而往往“是句与句间缺乏一道明显的‘桥’的结果”，是作者某种思想观念的结晶。这样的例句在《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中屡见不鲜。如《桥》中“路上”一章，写琴子和细竹上花红山采摘映山红，有一段这样的话：“细竹喜欢做日记，这个，她们自己的事情，却决不会入她们的记录呵。女人爱照镜，这就表示她们何所见？一路之上尚非是一个妆台之前。”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思维从途中景色跳到细竹的日记，忽而又联想到女人的照镜妆台。又如《莫须有先生传》中“月亮已经上来了”一节，起首之言颇富哲理禅意：“山中方一日，世上几千年？然而怎么的，吾们这个地球并没有走动，静悄悄的？”这里是从佛禅世界与目下所在时空的流动与变幻着眼引发出的感悟；接着写莫须有先生于月明之夜闲坐四棵槐树下，很感着夜的寂寥，“立于一个人的想象里”，浮思联翩：“我不如高山仰止望鬼见愁，你看，我正其瞻视，虽然望之亦不见什么，实有个高山恶林在，那儿深处便是一个樵夫之家住着个小白庙，白马之白，白雪之白，夫鬼见愁者，西山之最高峰也，唉，谁知道我的抱负，日下花前五岳起方寸……”，这简直就是意识流的写法，紧接下文，却又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的每句话，都像是“布在溪面上的一个个跳石”，在每个跳石之间，又没有“用木版架设的桥梁”，流水自从石间潺潺淌过。作者独特的艺术思维从一个联想跳到另一个联想，从一种感觉跳到另一种感觉，这种诗式的跳跃法，能够减少作家情感表达的障碍，易于收到凝练、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废名还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废名说自己早期写短篇小说，就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像西方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哈代，中国的李义山，温庭筠等，都是构成他作品的重要养分，特别是中国古代温李一派。废名倾心于温庭筠绮丽精工的花间词，在他的词里，“无论一句里的一个字，一篇里一两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个幻想，上天下地，东跳西跳”，但又能够写得文从字顺，“最合绳墨不过”，当推为花间之首。温词不用典故，因为“在他的解放的诗里用不着典故，他可以横竖乱写，可以驰骋想象”，废名自己的文章中就多有这样的表现。这类文章“不沾不滞，不凝于物，不为自己所表现‘事’或表现工具‘字’所拘束限制”，提供给作者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想象和情感表现空间。晚唐时期另一位大家李商隐，废名以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庾信可以同他相提并论”，这个人的诗，“真是比什么人的诗还应该令我们爱惜”；李商隐有着六朝的文采，在他的文采之中，却“又深藏了中国诗人所缺乏的诗人的理想”；他的诗好比一盘散沙，却又粒粒都是“珍宝”。温词不喜用典故，李诗则是“藉典故驰骋他的幻想”，温李都是在诗词中自由表现个人的“感觉”和“理想”，二人均以不同力度渗入了这一时期废名的小说创作，构成作者为文所追求的趣味之旨。
参考文献：
[1] 周仁政.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M].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2。.
[2] 沈从文.论冯文炳[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98。
[3] 沈从文.论冯文炳[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99。
[4] 废名.《竹林的故事》序[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99。
[5] 废名.说梦[A].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05。
[6]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节录）[M]. 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228。
关键词：趣味主义；废名；前期京派文人
一
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趣味主义作为前期京派群体文化生存方略，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文化群体几乎全部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所追求的艺术宗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把趣味主义作为一种审美意向和艺术理念加以提倡并彻底贯串于生活实践和文学创作中的人，周作人要算是第一个。事实上，“作为群体心态和具有相似性的文学认知，周作人常用‘趣味’二字概括他（或他所属的群体）对文学本质的理解。”然而，“对于批评家来说，这显然已不是传统文学认知范畴中的所谓‘趣味’，而是一种具有现代否定性文化认知特征的‘趣味主义’”，因此，“在现代文学（文化）史上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一种具有消极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文学（文化）形态”。
周作人以这种个人主义而趣味主义的创作旨趣和审美心态影响了整个《骆驼草》时期的前期京派文人群。《骆驼草》是前期京派的一块主要阵地，也是前期京派文学走向成熟时期的产物。在谈到周作人的“趣味”性及其影响力时，沈从文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那种绅士有闲心情，完全为他人所无已企及。”就废名而言，沈从文认为，“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面目相似处”。“五四”以来，周作人“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并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
二
在《骆驼草》同仁中，废名无疑是趣味主义这一艺术宗旨的积极响应者。对此，沈从文当年做过这样中肯的论述：“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对周先生的嗜好，有所影响，成为冯文炳君的作品成立的原素”，而“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枝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废名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先生的定来”。他承认“文艺作品总要写得interesting”，这里的“interesting”即周作人所说的文章的“趣味”性。
废名文章的趣味性体现于为文姿态的隐逸性以及独具一格的语体模式。废名的这类文章多为具有田园风味的诗化小说，“多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于冲淡朴讷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发掘题材的社会意义”，以表现“朦胧的情趣”？？？为满足，不注重作品深刻的思想功效，抛开主体社会功利性和时代主题下文艺的趋同性选择，坚持自我个性与生命力的凸显。这种“趣味”在同时代的某些作家看来，虽然“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渐渐远离了“朴素的美”，而同时所谓地方性，这样一来也就完全失去，“代替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废名自身并非没有意识到同时代格调不大相称的“趣味”文体生存的尴尬困境，他说过这样一段话，“近来有一二友人说，我的文章很容易知道是我的，意思是，方面不广。我承认，但并不想改，因为别的东西我也能够写，但写的时候自己就没有兴趣，独有这一类兴趣非常大。”？？？废名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不愿趋时附势，正体现了前期京派文人旗帜鲜明的自我立场，合乎其“趣味主义”的精神内核。周作人极为肯定这一点，他非常认真而诚恳地评价道：“废名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虽然寂寞一点，却实在是“最确实的走法”，应当继续这条道路，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他自己的艺术之道上去”。
三
“简洁生辣”的文体风格是废名小说趣味性在艺术实践中的具体显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明确指出：“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浓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的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竟陵派以“奇僻”之风矫公安派流丽之弊，废俞文风在现代中国文坛的崛起亦有相近的意义，“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须费些功夫才行”。这恰符合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所主张的，文章除须有“简单味”，还应添上“涩味”一层才耐读的趣味理论。“简洁生辣”的文体风格主要体现于废名文章的表现手法。废名说自己的文章“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讲求语言的简省，用极精练的文字传达出创作主体的内在思想才情，故而在废名看来，“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语言的简省并不意味着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空洞或浅薄，作者“虽因为吝惜文字，时时感到简单，也仍然见出作品的珠玉完全的”。这种文字的简约还反映在废名文章里“有句与句间最长的空白”，作者“用心思索每一句子的完美，而每一完美的句子便各自成为一个世界”。这种耐人寻思的“空白”并不是一种“删削”或一种“经济”，而往往“是句与句间缺乏一道明显的‘桥’的结果”，是作者某种思想观念的结晶。这样的例句在《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中屡见不鲜。如《桥》中“路上”一章，写琴子和细竹上花红山采摘映山红，有一段这样的话：“细竹喜欢做日记，这个，她们自己的事情，却决不会入她们的记录呵。女人爱照镜，这就表示她们何所见？一路之上尚非是一个妆台之前。”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思维从途中景色跳到细竹的日记，忽而又联想到女人的照镜妆台。又如《莫须有先生传》中“月亮已经上来了”一节，起首之言颇富哲理禅意：“山中方一日，世上几千年？然而怎么的，吾们这个地球并没有走动，静悄悄的？”这里是从佛禅世界与目下所在时空的流动与变幻着眼引发出的感悟；接着写莫须有先生于月明之夜闲坐四棵槐树下，很感着夜的寂寥，“立于一个人的想象里”，浮思联翩：“我不如高山仰止望鬼见愁，你看，我正其瞻视，虽然望之亦不见什么，实有个高山恶林在，那儿深处便是一个樵夫之家住着个小白庙，白马之白，白雪之白，夫鬼见愁者，西山之最高峰也，唉，谁知道我的抱负，日下花前五岳起方寸……”，这简直就是意识流的写法，紧接下文，却又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的每句话，都像是“布在溪面上的一个个跳石”，在每个跳石之间，又没有“用木版架设的桥梁”，流水自从石间潺潺淌过。作者独特的艺术思维从一个联想跳到另一个联想，从一种感觉跳到另一种感觉，这种诗式的跳跃法，能够减少作家情感表达的障碍，易于收到凝练、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废名还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废名说自己早期写短篇小说，就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像西方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哈代，中国的李义山，温庭筠等，都是构成他作品的重要养分，特别是中国古代温李一派。废名倾心于温庭筠绮丽精工的花间词，在他的词里，“无论一句里的一个字，一篇里一两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个幻想，上天下地，东跳西跳”，但又能够写得文从字顺，“最合绳墨不过”，当推为花间之首。温词不用典故，因为“在他的解放的诗里用不着典故，他可以横竖乱写，可以驰骋想象”，废名自己的文章中就多有这样的表现。这类文章“不沾不滞，不凝于物，不为自己所表现‘事’或表现工具‘字’所拘束限制”，提供给作者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想象和情感表现空间。晚唐时期另一位大家李商隐，废名以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庾信可以同他相提并论”，这个人的诗，“真是比什么人的诗还应该令我们爱惜”；李商隐有着六朝的文采，在他的文采之中，却“又深藏了中国诗人所缺乏的诗人的理想”；他的诗好比一盘散沙，却又粒粒都是“珍宝”。温词不喜用典故，李诗则是“藉典故驰骋他的幻想”，温李都是在诗词中自由表现个人的“感觉”和“理想”，二人均以不同力度渗入了这一时期废名的小说创作，构成作者为文所追求的趣味之旨。
参考文献：
[1] 周仁政.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M].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2。.
[2] 沈从文.论冯文炳[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98。
[3] 沈从文.论冯文炳[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99。
[4] 废名.《竹林的故事》序[A].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99。
[5] 废名.说梦[A].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05。
[6]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节录）[M]. 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