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建立并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普通高中的贫困学生不能被人们遗忘
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考生的考试日期、命题方式、录取分数、优惠政策等，一直成为灾区考生、家长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教育部做出果断决定，将四川省40个受灾县市、甘肃省14个受灾县市的高考日期推迟一个月，灾区考生将实行单独命题、单独填报志愿、单独录取，并适度扩大灾区招生规模。北大、清华等全国1400多所高校，已经制定了针对灾区的招生计划。
正当普遍舆论认为此举是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酝酿的决策时，也有业内人士提出，促进教育公平，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圆梦”的公平渴望
今年19岁的李永强（化名）是陕西省丹阳县某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他的左臂上至今还有一道疤。去年暑假为了“争夺”一只矿泉水瓶，他被一个拾荒者抓伤。而拼命夺下的这只瓶子也只能换回9分钱。
李永强的父母均在家务农，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就指望着那一亩几分地。即便把地里的收成全都换成钱，也难以交齐李永强上学的各种费用。
李永强告诉记者，为了让自己上学，父亲经常借钱。“借来的钱一部分用来垫付学费，另一部分养了猪，20多只鸡。猪卖肉、鸡卖蛋，没等攒够第二学期的学费，要钱的人就来了。所以，拾瓶子换钱是因为实在没办法了。”
“没办法”并不难理解。李永强所在的村子是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年和李永强一起考上县里高中的五、六户人家的孩子陆续辍学，而今只剩他一人向着高三艰难迈进。
与李永强不同的是，因为贫困，林彦艳曾在高三辍学。
“第一次见到天安门，我哭了。我是幸运的，本该今年读高中的妹妹却在南方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
四川籍学生林彦艳是北京某大学经济管理系07级学生，去年入学后不久，她就在老师的帮助下，申请得到了贫困助学贷款。在接下来的几年学习中，她至少不再为自己能否完成学业而担心。
林彦艳给记者看了她一直夹在笔记本里的“全家福”。她告诉记者，她生活在一个五口之家。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成绩很好，但为了她和妹妹，19岁时参军去了云南。哥哥走后，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原本身体很差的父亲，也因劳于田间地头，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家里的重担都靠母亲来扛，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她这样操劳，隐瞒家里在离家150公里以外的重庆打了8个月的短工。才攒齐了高中最后一年的学费回到家中。”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家庭贫困的高中学生学习很刻苦，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在他们的印象中，“圆梦”大学是惟一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
“游离”的公平浮标
相对于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明确“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中（初中）、小学需要缴纳一定的杂费”的规定，今年政府报告提出的“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试点基础上，于2008年秋季起将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舆论普遍认为，报告内容于推进公平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2007年5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辅助体系的意见》出台后，全国符合条件的1800多所高校的400万大学生，1.5万所中等职业院校的1600万学生得到了相应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作为我国教育体系重要一环的高中阶段中近500万，占总人数20%的贫困生被资助得不多。今年两会期间，“应该更多关注普通高中的贫困生，给予政策扶持”的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伍中信在提案中建议：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今天，应该在总结深圳、珠海、浙江等地十二年义务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上加大对高中贫困生的扶助力度。
也有代表建言，希望政府将“负全责”的义务教育年限从九年延长至十三年，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学前一年以及高中三年。
对此，有教育部官员回应：“九年义务教育真正能够做到很不容易，还是要把精力主要放在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上”、“不能超过中国发展阶段，估计过高。”
“但实际上，即便稳固了九年义务教育，仍会有一些孩子读不起接下来的高中，梦断大学。”有代表直言，高中是接受高等教育前的重要驿站，游离了高中教育，公平教育的“公平浮标”也会随之漂移。
“保障”是公平的基础
“如果他们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们天天讲的促进公平教育就是不可能的。”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曾被称之为“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的部长”的张保庆说。
贫困，一直伴随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张保庆的高中生涯。
上世纪60年代，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让张保庆刻骨铭心。1961年，张保庆考入离家40公里的一所高中。他每天的伙食，是从家带来的地瓜面窝头。虽然难吃，但对于正在长身体他来说，也难以果腹。严重的营养不良让张保庆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精神也变得恍惚，失眠、焦躁让他无心继续学习——他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老师们没有同意我的想法，鼓励我继续坚持完成学业。我母亲在我上高三那年，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破草屋，专门为我做饭。虽然还是吃地瓜面，但有了母亲的照顾，我每天至少能吃上热的了。”语落此处，张保庆有些感慨。
高考成绩让人欣慰，张保庆以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不过由于身体原因，两次都没能通过体检。后来，他被调到首次面向全国招生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
一个饱受贫困煎熬，从新中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到主管教育的副部级领导，再到而今的公益教育机构负责人，27年的教育经历让张保庆更加理解贫困学生的艰难处境。
从2006年3月正式运转到2007年年初，张保庆带头办起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募集资金8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在校的贫困学生，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中西部普通高中的在校生。
“做好保障是教育公平的基础，让更多的贫困生受益，这比任何措施都要强得多。”
“公益”是公平的加速器
张保庆认为，教育捐助，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认同，同时也是推进公平教育全面实现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张保庆的倡导下，一些企业慷慨解囊，支持基金会的善举：中国建设银行捐赠1.2亿、吉利汽车捐赠5000万、中国移动捐赠3475万、中国石化捐赠1000万……
2007年12月21日，由财政部、教育部建议、报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从彩票公益金中拿出3亿元，用于资助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困高中生，资助名额为30万，每人每学年1000元。资料显示，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如此规模资助贫困高中生。
“对我国中西部地区1686万高中在校生来说，这一政策的出台，无疑是利好消息。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部分贫困生从小学到高中，乃至继续教育等各个阶段得到有效资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普通高中阶段助学方面的欠缺，是一项带有探索性、创新性的重大举措，是教育公平的助推器。”
今年春季开学，该项资金的首批款项已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完成发放。或许就在不久的几个月内，包括李永强在内的多数人，就将等到久违的“公平”。
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考生的考试日期、命题方式、录取分数、优惠政策等，一直成为灾区考生、家长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教育部做出果断决定，将四川省40个受灾县市、甘肃省14个受灾县市的高考日期推迟一个月，灾区考生将实行单独命题、单独填报志愿、单独录取，并适度扩大灾区招生规模。北大、清华等全国1400多所高校，已经制定了针对灾区的招生计划。
正当普遍舆论认为此举是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酝酿的决策时，也有业内人士提出，促进教育公平，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圆梦”的公平渴望
今年19岁的李永强（化名）是陕西省丹阳县某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他的左臂上至今还有一道疤。去年暑假为了“争夺”一只矿泉水瓶，他被一个拾荒者抓伤。而拼命夺下的这只瓶子也只能换回9分钱。
李永强的父母均在家务农，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就指望着那一亩几分地。即便把地里的收成全都换成钱，也难以交齐李永强上学的各种费用。
李永强告诉记者，为了让自己上学，父亲经常借钱。“借来的钱一部分用来垫付学费，另一部分养了猪，20多只鸡。猪卖肉、鸡卖蛋，没等攒够第二学期的学费，要钱的人就来了。所以，拾瓶子换钱是因为实在没办法了。”
“没办法”并不难理解。李永强所在的村子是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年和李永强一起考上县里高中的五、六户人家的孩子陆续辍学，而今只剩他一人向着高三艰难迈进。
与李永强不同的是，因为贫困，林彦艳曾在高三辍学。
“第一次见到天安门，我哭了。我是幸运的，本该今年读高中的妹妹却在南方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
四川籍学生林彦艳是北京某大学经济管理系07级学生，去年入学后不久，她就在老师的帮助下，申请得到了贫困助学贷款。在接下来的几年学习中，她至少不再为自己能否完成学业而担心。
林彦艳给记者看了她一直夹在笔记本里的“全家福”。她告诉记者，她生活在一个五口之家。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成绩很好，但为了她和妹妹，19岁时参军去了云南。哥哥走后，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原本身体很差的父亲，也因劳于田间地头，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家里的重担都靠母亲来扛，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她这样操劳，隐瞒家里在离家150公里以外的重庆打了8个月的短工。才攒齐了高中最后一年的学费回到家中。”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家庭贫困的高中学生学习很刻苦，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在他们的印象中，“圆梦”大学是惟一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
“游离”的公平浮标
相对于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明确“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中（初中）、小学需要缴纳一定的杂费”的规定，今年政府报告提出的“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试点基础上，于2008年秋季起将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舆论普遍认为，报告内容于推进公平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2007年5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辅助体系的意见》出台后，全国符合条件的1800多所高校的400万大学生，1.5万所中等职业院校的1600万学生得到了相应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作为我国教育体系重要一环的高中阶段中近500万，占总人数20%的贫困生被资助得不多。今年两会期间，“应该更多关注普通高中的贫困生，给予政策扶持”的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伍中信在提案中建议：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今天，应该在总结深圳、珠海、浙江等地十二年义务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上加大对高中贫困生的扶助力度。
也有代表建言，希望政府将“负全责”的义务教育年限从九年延长至十三年，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学前一年以及高中三年。
对此，有教育部官员回应：“九年义务教育真正能够做到很不容易，还是要把精力主要放在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上”、“不能超过中国发展阶段，估计过高。”
“但实际上，即便稳固了九年义务教育，仍会有一些孩子读不起接下来的高中，梦断大学。”有代表直言，高中是接受高等教育前的重要驿站，游离了高中教育，公平教育的“公平浮标”也会随之漂移。
“保障”是公平的基础
“如果他们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们天天讲的促进公平教育就是不可能的。”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曾被称之为“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的部长”的张保庆说。
贫困，一直伴随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张保庆的高中生涯。
上世纪60年代，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让张保庆刻骨铭心。1961年，张保庆考入离家40公里的一所高中。他每天的伙食，是从家带来的地瓜面窝头。虽然难吃，但对于正在长身体他来说，也难以果腹。严重的营养不良让张保庆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精神也变得恍惚，失眠、焦躁让他无心继续学习——他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老师们没有同意我的想法，鼓励我继续坚持完成学业。我母亲在我上高三那年，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破草屋，专门为我做饭。虽然还是吃地瓜面，但有了母亲的照顾，我每天至少能吃上热的了。”语落此处，张保庆有些感慨。
高考成绩让人欣慰，张保庆以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不过由于身体原因，两次都没能通过体检。后来，他被调到首次面向全国招生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
一个饱受贫困煎熬，从新中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到主管教育的副部级领导，再到而今的公益教育机构负责人，27年的教育经历让张保庆更加理解贫困学生的艰难处境。
从2006年3月正式运转到2007年年初，张保庆带头办起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募集资金8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在校的贫困学生，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中西部普通高中的在校生。
“做好保障是教育公平的基础，让更多的贫困生受益，这比任何措施都要强得多。”
“公益”是公平的加速器
张保庆认为，教育捐助，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认同，同时也是推进公平教育全面实现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张保庆的倡导下，一些企业慷慨解囊，支持基金会的善举：中国建设银行捐赠1.2亿、吉利汽车捐赠5000万、中国移动捐赠3475万、中国石化捐赠1000万……
2007年12月21日，由财政部、教育部建议、报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从彩票公益金中拿出3亿元，用于资助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困高中生，资助名额为30万，每人每学年1000元。资料显示，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如此规模资助贫困高中生。
“对我国中西部地区1686万高中在校生来说，这一政策的出台，无疑是利好消息。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部分贫困生从小学到高中，乃至继续教育等各个阶段得到有效资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普通高中阶段助学方面的欠缺，是一项带有探索性、创新性的重大举措，是教育公平的助推器。”
今年春季开学，该项资金的首批款项已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完成发放。或许就在不久的几个月内，包括李永强在内的多数人，就将等到久违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