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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停地/从大海里舀来海水/倒进去//在被他们叫做小海的/沙坑里 养着一只海蜇/一只被大海无意中遗弃的/海蜇透明的海蜇”——这是生态诗人华海的《小海》开头的两段。孩子的努力是徒劳的吗?那个“小海”——“一只漏底的沙器”能够保护那只海蜇吗?能够保护那象征着处于灭顶之灾中的自然物乃至处于危机之中的整个大自然的海蜇吗?
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危机到底有多么严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根据大量的事实和数据给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已不是未来的危机,而是现实的危机;环境问题已不再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在自然的存在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面前,文学创作有什么理由超脱或者逃避生态现实?
作家不仅是一位公民、一个人,应当具有社会责任和人类关怀;他首先还是一个生命、一个地球母亲哺育的与自然万物为兄弟姐妹的生命,还应当具有生态责任和自然关怀。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把注意力转向自然,尝试着从生态的角度、以维护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存在为出发点,认识并表现自然,探寻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思考人类在自然承载限度内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作为其中的一员,诗人华海不仅自觉地、专注地创作了大量生态诗,而且还联络了一群诗人持续地在《清远日报》上开辟生态诗专栏,发表并探讨生态诗,从而形成了我国诗坛乃至整个文坛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我称之为“清远现象”。
华海清楚地认识到,生态诗绝不等同于传统的自然诗,生态诗“不是简单的生态加诗歌”,不是仅仅把自然当作表现或对应人内心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的诗歌。利用自然物来表现和弘扬自我,与利用自然物来满足无穷的物质欲望,在本质上完全相同。如果“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即便景物描写得再美、情感表现得再真,也写不出生态诗。在华海的生态诗里,自然不是人把玩、占有的对象,而是最圣洁的殿堂。“这山顶天湖赤脚穿过起伏的丛林/靠近它怕弄脏它碧玉般的/肌肤甚至 甚至这样的造访/是否也构成对圣洁的亵渎”。(《天湖》)。诗人不是像雪莱那样借西风等自然物来抒发自我,相反却要把自我在自然中融化、把欲望在自然中熄灭、把人格在自然中消解:“让/一股升腾、膨胀的欲望火焰/在湖水中慢慢熄灭 归于天地之静”(《天湖》)。
生态诗的思想基础是生态观,是生态的整体观、系统观、联系观和平衡观。生态诗将自然、社会和人类放在生态整体中感知和把握,生态诗人热衷于表现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一滴水在山林的隐秘处行走/在雪松、云杉和无数野花草的肺叶里行走/一滴水、一滴水、又一滴水,水滴的交头接耳汇成一座/青山的倾诉,繁丽而单纯的倾诉”(《把笔从笔架河中提起》)。新颖的想象透露出华海的生态整体思想。呵护了自然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呵护了人类和所有自然物美丽动人而又天长地久的生存。反之,斩断了自然的联系、打破了生态的平衡,即使是人类内部的关系也会扭曲和恶化。
华海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他明确意识到,在生态危机的时代,生态诗的主内容不是对自然的礼赞,而是对竭泽而渔式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在《铁轨,穿过风景线》里,他用这些激愤的诗句向人们呐喊——以穷尽性地征服掠夺自然为特征的现代化必将导致人类的灭亡:“我们向前逼近/大山向后退去/这乌亮乌亮的铁轨/恍惚凌空而起像两枝箭/尖锐地射向自然的深处//嗖嗖地 突然感到寒气袭来/感到最后被射穿的/却是我们的后背”。
《悬崖上的红灯》是华海最成功的生态诗。悬崖上高挂着一盏红色信号灯,那是“一只用狼的血、花的血/大山的血以及小昆虫的血/点燃的灯”,那是“一盏风中的灯愤怒的灯/呼叫的灯”,它朝着正在风驰电掣地向悬崖一头撞去的列车,绝望而疯狂地发出减速甚至停车的紧急信号。那列车是“欲望号快车”,是唯发展主义快车,是GDP至上的快车。“钢铁的车惯性的车/朝着那既定的完美方向/一路狂奔辗过所有的/星光和青草/辗过夜鸟的惶恐/山峰的沉默/甚至辗过从来没有恩怨的/那些无辜昆虫//在浓黑的夜色中它呼叫//因为你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们/你们的快车强大有力到/毫不在乎地压碎我的灯”。即便如此,那盏灯还是要发出信号,还是要声嘶力竭地泣血呼叫,尽管“它孤独无助命定地/在下一刻会被卷起的沙尘吹熄/然而在这一刻/它还是不能不发出/呼叫”!
(《华海生态诗抄》,作家出版社二○○六年版;华海:《当代生态诗歌》,作家出版社二○○五年版)
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危机到底有多么严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根据大量的事实和数据给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已不是未来的危机,而是现实的危机;环境问题已不再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在自然的存在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面前,文学创作有什么理由超脱或者逃避生态现实?
作家不仅是一位公民、一个人,应当具有社会责任和人类关怀;他首先还是一个生命、一个地球母亲哺育的与自然万物为兄弟姐妹的生命,还应当具有生态责任和自然关怀。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把注意力转向自然,尝试着从生态的角度、以维护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存在为出发点,认识并表现自然,探寻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思考人类在自然承载限度内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作为其中的一员,诗人华海不仅自觉地、专注地创作了大量生态诗,而且还联络了一群诗人持续地在《清远日报》上开辟生态诗专栏,发表并探讨生态诗,从而形成了我国诗坛乃至整个文坛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我称之为“清远现象”。
华海清楚地认识到,生态诗绝不等同于传统的自然诗,生态诗“不是简单的生态加诗歌”,不是仅仅把自然当作表现或对应人内心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的诗歌。利用自然物来表现和弘扬自我,与利用自然物来满足无穷的物质欲望,在本质上完全相同。如果“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即便景物描写得再美、情感表现得再真,也写不出生态诗。在华海的生态诗里,自然不是人把玩、占有的对象,而是最圣洁的殿堂。“这山顶天湖赤脚穿过起伏的丛林/靠近它怕弄脏它碧玉般的/肌肤甚至 甚至这样的造访/是否也构成对圣洁的亵渎”。(《天湖》)。诗人不是像雪莱那样借西风等自然物来抒发自我,相反却要把自我在自然中融化、把欲望在自然中熄灭、把人格在自然中消解:“让/一股升腾、膨胀的欲望火焰/在湖水中慢慢熄灭 归于天地之静”(《天湖》)。
生态诗的思想基础是生态观,是生态的整体观、系统观、联系观和平衡观。生态诗将自然、社会和人类放在生态整体中感知和把握,生态诗人热衷于表现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一滴水在山林的隐秘处行走/在雪松、云杉和无数野花草的肺叶里行走/一滴水、一滴水、又一滴水,水滴的交头接耳汇成一座/青山的倾诉,繁丽而单纯的倾诉”(《把笔从笔架河中提起》)。新颖的想象透露出华海的生态整体思想。呵护了自然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呵护了人类和所有自然物美丽动人而又天长地久的生存。反之,斩断了自然的联系、打破了生态的平衡,即使是人类内部的关系也会扭曲和恶化。
华海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他明确意识到,在生态危机的时代,生态诗的主内容不是对自然的礼赞,而是对竭泽而渔式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在《铁轨,穿过风景线》里,他用这些激愤的诗句向人们呐喊——以穷尽性地征服掠夺自然为特征的现代化必将导致人类的灭亡:“我们向前逼近/大山向后退去/这乌亮乌亮的铁轨/恍惚凌空而起像两枝箭/尖锐地射向自然的深处//嗖嗖地 突然感到寒气袭来/感到最后被射穿的/却是我们的后背”。
《悬崖上的红灯》是华海最成功的生态诗。悬崖上高挂着一盏红色信号灯,那是“一只用狼的血、花的血/大山的血以及小昆虫的血/点燃的灯”,那是“一盏风中的灯愤怒的灯/呼叫的灯”,它朝着正在风驰电掣地向悬崖一头撞去的列车,绝望而疯狂地发出减速甚至停车的紧急信号。那列车是“欲望号快车”,是唯发展主义快车,是GDP至上的快车。“钢铁的车惯性的车/朝着那既定的完美方向/一路狂奔辗过所有的/星光和青草/辗过夜鸟的惶恐/山峰的沉默/甚至辗过从来没有恩怨的/那些无辜昆虫//在浓黑的夜色中它呼叫//因为你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们/你们的快车强大有力到/毫不在乎地压碎我的灯”。即便如此,那盏灯还是要发出信号,还是要声嘶力竭地泣血呼叫,尽管“它孤独无助命定地/在下一刻会被卷起的沙尘吹熄/然而在这一刻/它还是不能不发出/呼叫”!
(《华海生态诗抄》,作家出版社二○○六年版;华海:《当代生态诗歌》,作家出版社二○○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