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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在商言商”，“商海纵横”——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商”已经是最为常见的构词语素之一。《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将“商”处理为三个词项：
【商】1：①商量：协商；面商；有事相商。②商业：经商；通商。③商人：布商；商旅。④除法运算中，被除数除以除数所得的数。⑤用某数做商：八除以二商四。
【商】2：①古代五音之一，相当于简谱的“2”。②二十八宿中的心宿。
【商】3：①朝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汤所建。②姓。
据此可将《现代汉语词典》中含有“商”的68个双音词进行分类整理如下：
（1）【商】2：商调、参商
（2）【商】1④⑤及其引申：商数、智商④、情商②
（3）【商】1①：婉商、相商、协商、筹商、密商、面商、洽商、会商、商洽、商谈、商定、商量、商榷、商讨、商议、商酌
（4）【商】1②：经商、通商、招商、坐商、商标、商埠、商场、商船、商德、商店、商港、商海、商行、商号、商会、商机、商检、商界、商贸、商品、商情、商厦、商社、商亭、商务、商业、商誉、商战
（5）【商】1③：厂商、底商、富商、官商、奸商、客商、侨商、儒商、商法、商贩、商贾、商户、商家、商旅、商人、私商、外商、行商、展商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商”的第三个词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最低，为零；“商”的第一个词项中的第五个义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也最低，为零；
第二，“商”的第二个词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次低，仅为两个；“商”的第一个词项中的第四个义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也较低，为两个，且只是“商数”义的引申义；
第三，“商”的第一个词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最强，其中以动词“商量”义参构的双音词数量为30个，以名词“商人”义参构的双音词数量为19个。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商”的三个词项以语素的身份参与双音词建构时的构词能力是不同的。
“商”的三个词项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参与双音词构建的构词能力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关系？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商人”一词的考释，尝试着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俗语中有所谓的“坐商行贾”之说。为什么“商”是“坐”着的，而“贾”是“行”着的？单纯从“商贾”和“商人”这两个词的构词语素“商”本身，并不能找到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对该词进行纵向的历史溯源。
事实上，“商人”之所以成词，并用以表示“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益的人”，是与武周取代殷商时的历史事实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考察甲骨文的“商”字字形，有学者认为“从辛，丙声”。“辛”是“新”的初文，“丙”是“鼎”的省体，所以，“商”的字形传达出的是“新鼎”的意思。我们知道，在夏商时代，统治者是通过铸鼎来封给诸侯采邑的。所以，“新鼎”也就意味着“新的分封”。正因为如此，商承祚先生认为“商”与“赏”就是一个字。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商朝的建立者汤，就是被封在“商”地的，史称“商汤”。在其取代夏建立起新的帝国后，遂以自己的封地“商”为国号，这就是“商”朝。所以，可以认为，“商”最早就是“汤”的封地，而后成为了其国的名号。
商代的自由民有着很强的经商能力，他们经常往来于较大的人口聚居区从事商品买卖。这一点已经为学者们的研究所证实。
在商代最后一个君主帝辛（纣王）被姬发（武王）讨伐而自杀之后，“周”取代了“商”。为了防止商的遗民反抗新成立的政权，周公旦将帝辛的儿子武庚及商的遗民迁往“成周”（洛阳）。被周公旦囚禁在成周城内的殷商遗民都是手工业奴隶主（或者是自由农），而不是奴隶，因此被称之为“人”而不是“民”（历史上的“国人暴动”即可证此称谓的不同）。由于被牢牢地限制在特定的地域内，这些商代的遗民到了西周末年的时候，已经在成周城内生活了十数代，历经二百多年，其主要的生活方式是从事手工业加工，而不是农业生产。这样的经历，让本来就有经商传统和经商能力的“商人”（商代遗民）们，进一步树立起了他们作为“商人”（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的鲜明形象，从而使得“商人”一词的语义内涵，由最初的“商朝之人”，转变为“经商之人”。作为构词语素的“商”，也就由最初的“朝代名称”引申为“商业”之义了。《春秋左传》记录下了商代遗民中的一些著名氏族，如制造弓弦的弦氏，制造照明用品的烛氏，制造大绳的索氏，制造制绳工具的格氏等等。在这些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如犒赏秦师的弦高，退秦师的烛之武等等。
由于被严重地限制了人身自由，最初的商代遗民，只能在所居住的成周（洛阳）城中，自己的居所附近，被动地出卖自己的手工业产品获取生活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有“坐商行贾”之说的原因。
西周末年，周宣王的同母弟姬友，被封在械林（陕西），国号为“郑”，史称郑桓公。由于幽王无道，郑桓公遂将家人和财物等转移到东方，即成周附近，史称“寄孥于京”。为获得支持，获得成周及其附近地域实际控制权的郑桓公，允许生活在成周的商代遗民走出成周（洛阳）城自由生产，自由贸易。因此，这些靠出卖自己手工业产品的商代遗民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运营形式，才开始由“坐”转变为“走”，“商”所反映的“商业”义，也开始悄悄发生转变，不再强调“坐”这一语义特征；而曾经发生过的“坐商”这一历史事实，仅仅被保留在“坐商行贾”这一词汇之中。“商人”一词也因此拥有了新的内涵。
综上所述，通过对“商人”一词的历史溯源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典》中“商”的三个词项，其内在语义结构关系为：
由此我们认为：同一词形下的不同词项，很可能就是同一词源不同义项的分化；在这些分化之后的词项中，越是距离词源义近的词项，其使用度越低，因而其建构双音词的能力也就越低；越是距离词源义远的词项，其使用度越高，因而其构建双音词的能力也就越高；词语的孳生与发展，“礼俗”引申是重要的语义动因之一。
【商】1：①商量：协商；面商；有事相商。②商业：经商；通商。③商人：布商；商旅。④除法运算中，被除数除以除数所得的数。⑤用某数做商：八除以二商四。
【商】2：①古代五音之一，相当于简谱的“2”。②二十八宿中的心宿。
【商】3：①朝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汤所建。②姓。
据此可将《现代汉语词典》中含有“商”的68个双音词进行分类整理如下：
（1）【商】2：商调、参商
（2）【商】1④⑤及其引申：商数、智商④、情商②
（3）【商】1①：婉商、相商、协商、筹商、密商、面商、洽商、会商、商洽、商谈、商定、商量、商榷、商讨、商议、商酌
（4）【商】1②：经商、通商、招商、坐商、商标、商埠、商场、商船、商德、商店、商港、商海、商行、商号、商会、商机、商检、商界、商贸、商品、商情、商厦、商社、商亭、商务、商业、商誉、商战
（5）【商】1③：厂商、底商、富商、官商、奸商、客商、侨商、儒商、商法、商贩、商贾、商户、商家、商旅、商人、私商、外商、行商、展商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商”的第三个词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最低，为零；“商”的第一个词项中的第五个义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也最低，为零；
第二，“商”的第二个词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次低，仅为两个；“商”的第一个词项中的第四个义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也较低，为两个，且只是“商数”义的引申义；
第三，“商”的第一个词项参构双音词的构词能力最强，其中以动词“商量”义参构的双音词数量为30个，以名词“商人”义参构的双音词数量为19个。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商”的三个词项以语素的身份参与双音词建构时的构词能力是不同的。
“商”的三个词项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参与双音词构建的构词能力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关系？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商人”一词的考释，尝试着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俗语中有所谓的“坐商行贾”之说。为什么“商”是“坐”着的，而“贾”是“行”着的？单纯从“商贾”和“商人”这两个词的构词语素“商”本身，并不能找到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对该词进行纵向的历史溯源。
事实上，“商人”之所以成词，并用以表示“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益的人”，是与武周取代殷商时的历史事实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考察甲骨文的“商”字字形，有学者认为“从辛，丙声”。“辛”是“新”的初文，“丙”是“鼎”的省体，所以，“商”的字形传达出的是“新鼎”的意思。我们知道，在夏商时代，统治者是通过铸鼎来封给诸侯采邑的。所以，“新鼎”也就意味着“新的分封”。正因为如此，商承祚先生认为“商”与“赏”就是一个字。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商朝的建立者汤，就是被封在“商”地的，史称“商汤”。在其取代夏建立起新的帝国后，遂以自己的封地“商”为国号，这就是“商”朝。所以，可以认为，“商”最早就是“汤”的封地，而后成为了其国的名号。
商代的自由民有着很强的经商能力，他们经常往来于较大的人口聚居区从事商品买卖。这一点已经为学者们的研究所证实。
在商代最后一个君主帝辛（纣王）被姬发（武王）讨伐而自杀之后，“周”取代了“商”。为了防止商的遗民反抗新成立的政权，周公旦将帝辛的儿子武庚及商的遗民迁往“成周”（洛阳）。被周公旦囚禁在成周城内的殷商遗民都是手工业奴隶主（或者是自由农），而不是奴隶，因此被称之为“人”而不是“民”（历史上的“国人暴动”即可证此称谓的不同）。由于被牢牢地限制在特定的地域内，这些商代的遗民到了西周末年的时候，已经在成周城内生活了十数代，历经二百多年，其主要的生活方式是从事手工业加工，而不是农业生产。这样的经历，让本来就有经商传统和经商能力的“商人”（商代遗民）们，进一步树立起了他们作为“商人”（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的鲜明形象，从而使得“商人”一词的语义内涵，由最初的“商朝之人”，转变为“经商之人”。作为构词语素的“商”，也就由最初的“朝代名称”引申为“商业”之义了。《春秋左传》记录下了商代遗民中的一些著名氏族，如制造弓弦的弦氏，制造照明用品的烛氏，制造大绳的索氏，制造制绳工具的格氏等等。在这些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如犒赏秦师的弦高，退秦师的烛之武等等。
由于被严重地限制了人身自由，最初的商代遗民，只能在所居住的成周（洛阳）城中，自己的居所附近，被动地出卖自己的手工业产品获取生活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有“坐商行贾”之说的原因。
西周末年，周宣王的同母弟姬友，被封在械林（陕西），国号为“郑”，史称郑桓公。由于幽王无道，郑桓公遂将家人和财物等转移到东方，即成周附近，史称“寄孥于京”。为获得支持，获得成周及其附近地域实际控制权的郑桓公，允许生活在成周的商代遗民走出成周（洛阳）城自由生产，自由贸易。因此，这些靠出卖自己手工业产品的商代遗民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运营形式，才开始由“坐”转变为“走”，“商”所反映的“商业”义，也开始悄悄发生转变，不再强调“坐”这一语义特征；而曾经发生过的“坐商”这一历史事实，仅仅被保留在“坐商行贾”这一词汇之中。“商人”一词也因此拥有了新的内涵。
综上所述，通过对“商人”一词的历史溯源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典》中“商”的三个词项，其内在语义结构关系为：
由此我们认为：同一词形下的不同词项，很可能就是同一词源不同义项的分化；在这些分化之后的词项中，越是距离词源义近的词项，其使用度越低，因而其建构双音词的能力也就越低；越是距离词源义远的词项，其使用度越高，因而其构建双音词的能力也就越高；词语的孳生与发展，“礼俗”引申是重要的语义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