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瓦罐摔落在石头地上的碎裂声，划破了那个清冷的早晨，新婚不久的张先兔被吵醒了。她的家中闯进了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罗食物，将锅碗瓢盆砸翻在地。年方16的张先兔想跑走，可她跑不了太快，作为地主的女儿，她从小就缠了足。
　　此刻张先兔坐在山西省盂县的家中，1942年那个清晨仓惶惊醒的新媳妇，如今已是一位瘦得皮包骨的寡妇，她的脸上皱纹密布，花白的头发梳到脑后，由于患有肺病，她不时喘着粗气。张先兔说：“每当我梦到那会儿，总是梦到自己被抓住了，我怕极了。”
　　与张先兔经历相似的女性大多都死了，她们或死于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两者皆有之。二战期间日本为防止入侵日军进行大规模强奸和掳掠，实行慰安妇制度，据估计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或被掳掠，或被强迫在“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今年亚洲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在众多无法安息的战争亡魂中，慰安妇的身影也在其间。
　　中国目前健在的慰安妇还有二十几名。而随着中国与日本争夺亚洲主导地位，中国外交官开始不时发出严厉警告，让日本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但是在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僻静的角落里，历史痕迹早已褪去。此时再来赋予这段尘封往事以新的意义，是否已为时过晚？
　　慰安妇大多生活在贫困乡村，说着一口外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她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儒家思想的谨小慎微，掩盖了她们在战争中惨遭强奸的经历。
　　张先兔家的院子里堆满了中国农村常见的杂物：成堆的煤和玉米，一些生了锈的农具，还拉着一根长长的晾衣绳。屋里的日光灯照亮了墙上贴的一幅年画，快乐的孩子们骑在一条吉祥的红鲤鱼上。一幅毛主席肖像下面挂着一些框起来的家庭照片。88岁的她终日盘腿坐在炕上，她穿戴整洁，上身一件黑色的棉背心，下身一条黑棉裤，将一双小脚盘在瘦削的膝盖下面。
　　这对包在布鞋里的畸形小脚虽然连下床着地都困难，却曾带着张先兔一路走上东京法庭。上世纪90年代末，在张双兵以及一队日本和中国律师团护送下，盂县16名妇女（目前只有张先兔在世）赴日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获得赔偿和道歉。她们的诉讼请求被以超过诉讼时效、个人不能起诉日本政府为由驳回。
　　2011年，日本法院驳回了原亚洲慰安妇及被掳劳工的最后一批诉讼。中国与日本彼此敌意不断升级，两国维权人士的民间合作也压力倍增。而与此同时，慰安妇群体正因年龄问题锐减。
　　张双兵说：“回顾这30年（的活动），我不能说是徒劳的，但确实没取得过巨大成功。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没取得任何结果，我没有达成这些老人的心愿。”
　　1982年的一天，张双兵在前往村里小学的路上发现了自己毕生的使命。他上班路上要经过一片农田，这些绿色的坡田分布在陡峭的石灰岩悬崖间，张双兵家也有这样的田地。家家户户的收成仅够勉强果腹。那一天张双兵看到一位老年妇女独自吃力地收粮食，而其他人家的庄稼早就收完了。
　　年轻的教师感到她很可怜，问她是否需要帮忙。后来他发现这位老年妇女受到村里人排斥，因为她当过慰安妇，不光彩，没人愿意娶她。
　　张双兵从村民的闲谈中追寻着慰安妇们的影踪，没多久，他就在盂县黄色的石子路上骑坏了三辆自行车。
　　当张双兵动员张先兔去日本打官司时，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支持她。当我问她为什么愿意站在公众面前时，她滔滔不绝地倾诉起自己所受的委屈：村里的女人都避着她，几十年的艰难困苦，食不果腹，还有现在的孤独。
　　在寻求讨回公道的过程中，正义人士收集到的慰安妇证据，保留了普通百姓在残酷战争时期的生存记录。他们为后世中国人创造了一份记录，其意义远大于经过美化的革命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