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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对于一种现象十分不解，先后向十几个日本人提出了心中的疑问：日本面临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在物流中断、物资缺乏这样极端困难情况下，居然没有商家大规模涨价，这是为何？
每一个接受访问的日本人都瞪大了眼睛，十分不解地望着我。他们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你为什么会问如此奇怪的问题？”这些日本人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为难消费者？”
我没有和他们继续讨论下去，但心中的疑云却依然没有散开。我想寻找更深层次的解读。
恻隐之心
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因《正义》一课而闻名于世的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曾提及一个例子：2004年夏天，源自墨西哥湾的猛烈飓风席卷美国佛罗里达州，造成22人死亡，损失超过110亿美元。飓风过后，原本两美元一袋的冰块瞬间涨价到10美元。为了不让冰箱里的食物变质，遭遇停电的当地居民没有别的选择。此外，小型家用发电机也盯上了这个时机，将价格上调了近10倍。一时间，各种生活用品纷纷涨价。
大灾难过后的涨价行为，让灾民们义愤填膺，这种现象也在佛罗里达州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该州总检察长查理·克里斯特震惊地表示：“有些人内心深处的贪欲如此强烈，利用别人的灾难谋取利益，这令我震惊。”然而，一些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商品的价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大灾难之后，价格同样是由供求双方形成的，尽管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却没有任何不公正之处。
我无意将美国商家的这种做法归结为趁火打劫，也不想判断孰是孰非，只是非常好奇：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大灾难之后，美国和日本在涨价问题上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
在接受我的访问时，日本首相府国际发言人四方敬之如此分析日本企业、商人的心理：“当民众有困难的时候，企业绝不能利用他们处在危难之际挣钱，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思考信赖的问题，超市和便利店把利益置之度外。就结果而言，可能今后自身遇到困难时也会得到他人的帮助，所以是双赢。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单纯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价格，民众对于那些重视互助以及社会责任的企业评价会提高，企业品牌价值也会提高，这或许是日本特殊的想法。”
对于四方敬之的回答，我很赞同，但是最近却从一个老者那里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或许与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中提倡的恻隐之心有关。地震后，灾民以及其他普通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便利店、超市等企业不会在危难之际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在老者的启发下，我重新翻阅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和数学家藤原正彦的《国家的品格》。这两部著作对武士道的“恻隐之心”都有精辟的论述：“针对弱者、劣者、败者，被赞赏为特别适合于武士的德行。”“与欧美国家所提倡的平等相比，日本则是通过提倡恻隐之心，对弱者感同身受以及怜悯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歧视。”
过去一年以来，这种“为弱者而流泪”的恻隐之心，对无论是灾区还是非灾区的人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整个日本一度自发性地“服丧”，曾经一度产生了“集体自肃”现象——没有受到地震严重影响的西部地区的民众，自觉地约束自己的生活、减少娱乐以示团结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同情弱者的心态，诸如AKB48等著名艺人到各地演出时，将演唱收入捐献给灾区，许多志愿者在周末休息时间前赴后继地奔赴灾区。直到现在，汇往日本NHK电视台等相关机构的捐款仍是源源不断。正因为如此，原本预计3月结束的募集活动延长半年。截至2月下旬，此次地震的捐款总额已经达到了3488亿日元，为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两倍之多。最近一家旅行公司的调查表明，地震后曾经去过东北地区旅行的游客中，有95%希望再次前往，进行“声援消费”，购买灾区的食品和土特产。
而对于那些失去家园但却幸存下来的人，依靠着由恻隐之心而产生的乐观豁达的精神，顽强地生活下去：“想想那些在海啸中丧生、失去一切的人，我的事又算得了什么？”
忍耐力
与恻隐之心同样，过去一年来，日本人的忍耐力使日本社会保持了稳定的秩序，成功克服了因核电站危机带来的供电不足的窘境。正如德川家康的遗训中所说：“人之一生如负重担走远道，勿急。忍耐为平安长久之基……责己而勿责于人。”
去年地震次日清晨，我终于踏上回家的路程，车站到处是“归宅难民”，却和往常一样排队候车。电车里，人很多，但只听见哐当哐当电车前行的声音。我被这种群体性的沉默震惊了，除了频繁的地震，可以说这种忍耐也同样让来自异国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惧”。
地震发生后的一年，忍耐力非常有力地帮助了日本渡过战后最严重的国难。尽管日本媒体大肆批判政府公布的信息不是事实的全部，但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默默地选择安然面对，平静地接受自然灾害带来的毁坏、重建，再毁坏、再重建。
地震后，日本人维持了日常的生活秩序，没有发生掠夺和暴动。尽管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了日本对核电战略的反思，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和普通民众却积极应对由此造成的电力供应不足问题，配合政府提出的节电措施：企业用电一律减少15%，众多家庭也纷纷节电。虽然这使企业也承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人们也因为车站电梯停止使用等感受到了诸多不便，但却很少有人埋怨。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作出自己的努力：企业调整了生产时间，人们默默地关掉了空调，自觉换成了省电的风扇……通过这些努力，日本最终得以安全度过暑期的电力高峰。
日本人在上述现象中体现出来的强大忍耐力赢得了世界赞誉，而他们面对外国媒体的高度评价似乎有些不适应。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支撑日本人在巨灾后能够互助、克制的，就是他们强大的精神DNA。
当然，武士道精神也有其偏激之处，但不容置疑的是，自镰仓时代以来，其中的精髓已经成为了许多日本人为人处事的道德基准。二战以来，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民主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体系，而领导日本的政治家、官僚、媒体对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出现了否定的思潮，提倡自由竞争、弱肉强食才是构建现代社会的最佳手段。
然而，地震以及核电站事故给日本人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传统价值观的机会。
作为核电反对派的村上春树表示：“这是我们自己犯下的过错，毁坏了国土，平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事情变成如此糟糕的原因就是‘效率至上主义’。”所谓的核发电站安全只是一种神话，而构筑安全神话、提出只有核电才能满足资源匮乏的日本电力需求的，正是那些一直在提倡高尚理念和理想、崇拜欧美的东京电力、经济产业省和东京大学的御用学者。著名评论家日下公人在2011年末出版的《日本即将变成这样》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尤其是战后的欧美崇拜中也包含了科学的成分，然而核泄漏事故后欧美崇拜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
在如今东京的书店里，最显眼的地方除了放有回忆当时恐怖情形的写真集外，更多的是类似于《让世界赞叹的日本人》这样重新审视日本文化的书籍。如果说美国次贷问题、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让日本人认识到，西方市场经济机制和人类与生俱来的贪欲本身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极端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已经破产的话，那么地震这一年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日本开始从效率至上的合理主义向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回归。
日本实业家堤清二在《东京新闻》发表的观点可以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种变化：“大量消费的文明与核电站问题一去不复返了……我认为，现在到了对日本丰富的心灵和传统精神重新评价的时候了。日本人的忍耐与顺从一直被认为是消极的，我内心深处也是如此认为。但是现在我重新发现并反省，这是日本人的传统美德。”
“绊商业”
大灾难除了给日本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传统精神的机会，更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在生命和亲情面前，复杂世界中的种种纷扰，都已不再重要。
我的朋友鹤田是一名白领丽人，最近她讲述了地震以来自己的心路历程。剧烈摇动暂时平静后，她在慌乱中拿起了电话，却在犹豫应该和谁联系。按照从脑海里跳出的顺序分别是：父亲、母亲、同事，却怎么也想不起处在恋爱中的男友。她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我心中，男友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去年年底，她与我见面的时候十分平静地说：“我决定和他分手。”
类似的例子还有其他版本，有一对夫妇因为丈夫“独吞”了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方便面，妻子在犹豫是否要离婚。不过，这种现象并非普遍，灾后出现的更多现象表明，比起鹤田们的苦恼，更多的日本人在地震后再次意识到恋人、家人的重要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大量人口从农村拥向城市，由地缘、血缘构成的人际网络开始出现破裂。这导致了个人主义的观念空前增强，人际关系也日益淡漠。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开始走入“失去的二十年”，持续的经济低迷和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造成了大量民众就业和生活困难，这让日本人之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进一步淡化。
而去年的大地震，则使人们从个人主义逐渐向重视家庭成员关系回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得到审视。互助精神又重新被唤醒了，出现了逆境中互助的社会现象，在日语中意为心灵纽带的汉字“绊”，也因此被选为2011年日本流行词汇。而这种变化也开始促进了婚庆、零售、房地产等行业的复兴，甚至使人们开始逐渐接受日本并不盛行的合租文化。地震后的半年内，酒店接受的婚礼预订比往年多出10%。
对家庭成员关系的重新重视，也引起了住宅消费观念上的变化。地震前许多年轻夫妇都选择独居，而地震后，为了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与老人互相有照应，既分又合的“两代居”开始流行起来。大型住宅公司住友林业两代居的订单数已经从2010年8%增加至10%，其中灾区和北海道的增幅在12%左右。
因为注重隐私，在东京等大城市里与朋友合租现象并不普及，更不用说与陌生人住同一屋檐下了。但是地震以后，合租现象逐渐增多。日本房地产中介网站“HITUJI”统计显示，2007年合租式公寓仅有180栋，而地震半年后增加到了943栋。
日本媒体将这种地震后产生的由更加重视家庭成员、寻求更亲近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商机称作“绊商业”。可以说，这种价值观上的转变成为了日本震后经济复苏的有力助推器。
一年来，日本人在从西方至上的效率合理主义、奉行自由的个人主义向传统文化精神、重视亲情友情回归。像堤清二一样，越来越多的日本精英从这个过程中重新找回了自信。
每一个接受访问的日本人都瞪大了眼睛，十分不解地望着我。他们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你为什么会问如此奇怪的问题？”这些日本人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为难消费者？”
我没有和他们继续讨论下去，但心中的疑云却依然没有散开。我想寻找更深层次的解读。
恻隐之心
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因《正义》一课而闻名于世的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曾提及一个例子：2004年夏天，源自墨西哥湾的猛烈飓风席卷美国佛罗里达州，造成22人死亡，损失超过110亿美元。飓风过后，原本两美元一袋的冰块瞬间涨价到10美元。为了不让冰箱里的食物变质，遭遇停电的当地居民没有别的选择。此外，小型家用发电机也盯上了这个时机，将价格上调了近10倍。一时间，各种生活用品纷纷涨价。
大灾难过后的涨价行为，让灾民们义愤填膺，这种现象也在佛罗里达州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该州总检察长查理·克里斯特震惊地表示：“有些人内心深处的贪欲如此强烈，利用别人的灾难谋取利益，这令我震惊。”然而，一些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商品的价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大灾难之后，价格同样是由供求双方形成的，尽管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却没有任何不公正之处。
我无意将美国商家的这种做法归结为趁火打劫，也不想判断孰是孰非，只是非常好奇：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大灾难之后，美国和日本在涨价问题上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
在接受我的访问时，日本首相府国际发言人四方敬之如此分析日本企业、商人的心理：“当民众有困难的时候，企业绝不能利用他们处在危难之际挣钱，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思考信赖的问题，超市和便利店把利益置之度外。就结果而言，可能今后自身遇到困难时也会得到他人的帮助，所以是双赢。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单纯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价格，民众对于那些重视互助以及社会责任的企业评价会提高，企业品牌价值也会提高，这或许是日本特殊的想法。”
对于四方敬之的回答，我很赞同，但是最近却从一个老者那里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或许与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中提倡的恻隐之心有关。地震后，灾民以及其他普通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便利店、超市等企业不会在危难之际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在老者的启发下，我重新翻阅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和数学家藤原正彦的《国家的品格》。这两部著作对武士道的“恻隐之心”都有精辟的论述：“针对弱者、劣者、败者，被赞赏为特别适合于武士的德行。”“与欧美国家所提倡的平等相比，日本则是通过提倡恻隐之心，对弱者感同身受以及怜悯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歧视。”
过去一年以来，这种“为弱者而流泪”的恻隐之心，对无论是灾区还是非灾区的人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整个日本一度自发性地“服丧”，曾经一度产生了“集体自肃”现象——没有受到地震严重影响的西部地区的民众，自觉地约束自己的生活、减少娱乐以示团结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同情弱者的心态，诸如AKB48等著名艺人到各地演出时，将演唱收入捐献给灾区，许多志愿者在周末休息时间前赴后继地奔赴灾区。直到现在，汇往日本NHK电视台等相关机构的捐款仍是源源不断。正因为如此，原本预计3月结束的募集活动延长半年。截至2月下旬，此次地震的捐款总额已经达到了3488亿日元，为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两倍之多。最近一家旅行公司的调查表明，地震后曾经去过东北地区旅行的游客中，有95%希望再次前往，进行“声援消费”，购买灾区的食品和土特产。
而对于那些失去家园但却幸存下来的人，依靠着由恻隐之心而产生的乐观豁达的精神，顽强地生活下去：“想想那些在海啸中丧生、失去一切的人，我的事又算得了什么？”
忍耐力
与恻隐之心同样，过去一年来，日本人的忍耐力使日本社会保持了稳定的秩序，成功克服了因核电站危机带来的供电不足的窘境。正如德川家康的遗训中所说：“人之一生如负重担走远道，勿急。忍耐为平安长久之基……责己而勿责于人。”
去年地震次日清晨，我终于踏上回家的路程，车站到处是“归宅难民”，却和往常一样排队候车。电车里，人很多，但只听见哐当哐当电车前行的声音。我被这种群体性的沉默震惊了，除了频繁的地震，可以说这种忍耐也同样让来自异国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惧”。
地震发生后的一年，忍耐力非常有力地帮助了日本渡过战后最严重的国难。尽管日本媒体大肆批判政府公布的信息不是事实的全部，但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默默地选择安然面对，平静地接受自然灾害带来的毁坏、重建，再毁坏、再重建。
地震后，日本人维持了日常的生活秩序，没有发生掠夺和暴动。尽管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了日本对核电战略的反思，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和普通民众却积极应对由此造成的电力供应不足问题，配合政府提出的节电措施：企业用电一律减少15%，众多家庭也纷纷节电。虽然这使企业也承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人们也因为车站电梯停止使用等感受到了诸多不便，但却很少有人埋怨。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作出自己的努力：企业调整了生产时间，人们默默地关掉了空调，自觉换成了省电的风扇……通过这些努力，日本最终得以安全度过暑期的电力高峰。
日本人在上述现象中体现出来的强大忍耐力赢得了世界赞誉，而他们面对外国媒体的高度评价似乎有些不适应。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支撑日本人在巨灾后能够互助、克制的，就是他们强大的精神DNA。
当然，武士道精神也有其偏激之处，但不容置疑的是，自镰仓时代以来，其中的精髓已经成为了许多日本人为人处事的道德基准。二战以来，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民主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体系，而领导日本的政治家、官僚、媒体对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出现了否定的思潮，提倡自由竞争、弱肉强食才是构建现代社会的最佳手段。
然而，地震以及核电站事故给日本人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传统价值观的机会。
作为核电反对派的村上春树表示：“这是我们自己犯下的过错，毁坏了国土，平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事情变成如此糟糕的原因就是‘效率至上主义’。”所谓的核发电站安全只是一种神话，而构筑安全神话、提出只有核电才能满足资源匮乏的日本电力需求的，正是那些一直在提倡高尚理念和理想、崇拜欧美的东京电力、经济产业省和东京大学的御用学者。著名评论家日下公人在2011年末出版的《日本即将变成这样》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尤其是战后的欧美崇拜中也包含了科学的成分，然而核泄漏事故后欧美崇拜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
在如今东京的书店里，最显眼的地方除了放有回忆当时恐怖情形的写真集外，更多的是类似于《让世界赞叹的日本人》这样重新审视日本文化的书籍。如果说美国次贷问题、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让日本人认识到，西方市场经济机制和人类与生俱来的贪欲本身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极端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已经破产的话，那么地震这一年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日本开始从效率至上的合理主义向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回归。
日本实业家堤清二在《东京新闻》发表的观点可以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种变化：“大量消费的文明与核电站问题一去不复返了……我认为，现在到了对日本丰富的心灵和传统精神重新评价的时候了。日本人的忍耐与顺从一直被认为是消极的，我内心深处也是如此认为。但是现在我重新发现并反省，这是日本人的传统美德。”
“绊商业”
大灾难除了给日本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传统精神的机会，更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在生命和亲情面前，复杂世界中的种种纷扰，都已不再重要。
我的朋友鹤田是一名白领丽人，最近她讲述了地震以来自己的心路历程。剧烈摇动暂时平静后，她在慌乱中拿起了电话，却在犹豫应该和谁联系。按照从脑海里跳出的顺序分别是：父亲、母亲、同事，却怎么也想不起处在恋爱中的男友。她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我心中，男友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去年年底，她与我见面的时候十分平静地说：“我决定和他分手。”
类似的例子还有其他版本，有一对夫妇因为丈夫“独吞”了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方便面，妻子在犹豫是否要离婚。不过，这种现象并非普遍，灾后出现的更多现象表明，比起鹤田们的苦恼，更多的日本人在地震后再次意识到恋人、家人的重要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大量人口从农村拥向城市，由地缘、血缘构成的人际网络开始出现破裂。这导致了个人主义的观念空前增强，人际关系也日益淡漠。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开始走入“失去的二十年”，持续的经济低迷和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造成了大量民众就业和生活困难，这让日本人之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进一步淡化。
而去年的大地震，则使人们从个人主义逐渐向重视家庭成员关系回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得到审视。互助精神又重新被唤醒了，出现了逆境中互助的社会现象，在日语中意为心灵纽带的汉字“绊”，也因此被选为2011年日本流行词汇。而这种变化也开始促进了婚庆、零售、房地产等行业的复兴，甚至使人们开始逐渐接受日本并不盛行的合租文化。地震后的半年内，酒店接受的婚礼预订比往年多出10%。
对家庭成员关系的重新重视，也引起了住宅消费观念上的变化。地震前许多年轻夫妇都选择独居，而地震后，为了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与老人互相有照应，既分又合的“两代居”开始流行起来。大型住宅公司住友林业两代居的订单数已经从2010年8%增加至10%，其中灾区和北海道的增幅在12%左右。
因为注重隐私，在东京等大城市里与朋友合租现象并不普及，更不用说与陌生人住同一屋檐下了。但是地震以后，合租现象逐渐增多。日本房地产中介网站“HITUJI”统计显示，2007年合租式公寓仅有180栋，而地震半年后增加到了943栋。
日本媒体将这种地震后产生的由更加重视家庭成员、寻求更亲近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商机称作“绊商业”。可以说，这种价值观上的转变成为了日本震后经济复苏的有力助推器。
一年来，日本人在从西方至上的效率合理主义、奉行自由的个人主义向传统文化精神、重视亲情友情回归。像堤清二一样，越来越多的日本精英从这个过程中重新找回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