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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文章有情有理,发人深省。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教师的思维就不能僵化。现在提倡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提倡多元文化,那么,历史认识就应当允许多元、多角度。历史课堂不能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也是历史课程的目标。在求真、求实的同时,如何使学生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体现出中学历史教师的深度思考和社会责任感。另外,从文章中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作者阅读的广泛。
关键词]解放战争,民族内伤,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1-0003-06
尽管时光已逐渐远去,但解放战争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现在我们已经“承平日久”,但如果我们跳出传统的政治宣传、道德评价和史诗般的战争场景,站在时代的高度,更准确地认识我们民族的一些特性,把理性的思考真正融入教学中,以一种反思和反省的心态来审视这场爆发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战,会看到历史在这里留下的巨大反差和拖拽的长长“背影”。此时的“解放战争”更有其独特的教育价值,有利于后人从这段历史中得到借鉴,吸取智慧,让内战的悲剧不要重演!让内战的血不要自流!
一、不能不面对的历史反差
反差一:世界上最需要和平的民族在和平机遇最好的时代却与和平擦肩而过。
纵观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实现和平最好的时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有利因素很多:国际上和平、民主成为世界性潮流,美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就在国共之间居间调解,促成两党之间多次和谈。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你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民主,蒋“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为美国将不会情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Ⅲ㈣。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来华,劝说蒋介石用民主政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国共冲突。1944年8月,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后任美国驻华大使)又来华一年多,调解国共关系,最后功败垂成。1945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这位二战中美军的实际统帅,战后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务卿又来中国调停了近一年之久,美国从全球战略的大局出发,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内战。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基于自己的利益,也在1945年8月下旬来电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使中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当时世界上,也不乏二战中形成的不同政治派别在和平建国目标之下携手合作的和平案例,如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戴高乐主持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合作。
此时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更有一万个理由不希望看到战争,因为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和平。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先是东西方列强五大侵华战争,继而是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十年内战,以及刚刚经历的惨烈异常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是二战中参战时间最长的国家。英国、法国真正参战时间为1940年6月,美国参战时间为1941年12月,苏联参战时间为1941年6月。这些国家参战时间长的4年,短的仅有3年,而中日战争长达14年,全面战争持续8年。中国在所有二战国家中付出的民族代价和牺牲成本最多。中国人民长期处于生灵涂炭之中,加上历史累积的战争创伤,人太需要休养生息了,太需要和平了。正因如此,国民党也知道直接打内战不行,不得不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和平,这里除了军事准备不充分外,说明蒋介石也看到了和平是大势所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
重庆谈判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节点,不仅承担着制止战争、挽救和平的时代使命,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峙双方准备用谈判方式而不是用武力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是一张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蒋介石等人的合影。照片上蒋、毛神态自若。这种情景曾让当时无数中国人似乎看到了和平的天使就要降临到中国。国共双方似乎也为和谈做了很大努力。谈判长达43天,国共双方的最高领袖双双出席,双方都竭力向民众表达着自己的和谈诚意。凝视着照片上的两个人,站在国共双方的角度,我们似乎听到了双方的潜台词:从中共方面说,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风险深入虎穴,来见曾杀害自己革命同志和亲人的刽子手,克制了多大的伤痛情感。中共一直期待着和平前景,1945年8月毛泽东就已经提到“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和谈中中共主动让步,以至于1945年9月23日,当周恩来对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报告了两党谈判的具体情况,与会者几乎都主张中共“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亦将感到威胁”。1946年当政协决议达成时,基于对法国式道路的经验高度肯定的心理,中共得出结论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国“已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如果没有和平诚意中共会这样做吗?!从国民党角度看,内心里一直把中共当作“匪党”的蒋介石现在却不得不与“匪首”握手谈判,难道他内心没有波澜吗?蒋介石似乎也在表白:我放低身段主动打电报邀请你毛泽东,跟你会面有九次之多,我在重庆给了你那么大的活动空间,和谈期内我保护你的安全,政府代表还在和谈纪要上签了字,我对和平仁至义尽了!国共双方都在竭力表达诚意,和平协议也签了,可墨迹未于,旋即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悲呼!
反差二:空前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在三年时间里迅速败给了破衣烂衫、武器落后的解放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占有绝对的实力优势。正如蒋介石所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正因为国民党的强大,对于解放战争的时间进程,毛泽东最早估计需要五到十五年,而在辽沈战役后,毛泽东估计还需要三年时间才可以推翻国民党政府,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五年。但实际上解放战争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前后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破衣烂衫、武器落后的解放军打败了数百万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结局。
反差三:凯歌高唱、红旗飘飘的胜利场景与内 战后遗留下来的民族内伤。
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改变了政权归属,也给中国社会发展迎来了近代以来的最难得的历史机遇,建国61年成就斐然的历史已经做了雄辩的证明。但凯歌高唱红旗飘飘的胜利场景背后也给我们民族留下了一些难以医治的创伤。
内战使中华民族分裂了。一方失掉了中央政权,跑到孤岛上去,不甘心,天天叫嚷反攻大陆,派飞机侦察,派特务破坏;另一方虽赢得了政权,但台海两岸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福建、浙江等处于最前沿的省份,发展建设受到极大影响。国共双方炮战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而且至今还为内战留下的那份棘手的政治遗产——台湾问题而烦恼。台湾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崛起。在目前“台独”猖獗,中国统一还需假以时日,美日借台湾问题渔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一直为台湾问题耗费着巨大精力。依据世界历史经验,大国的崛起都与统一相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首先要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没有哪个大国是带着分裂的内伤实现民族崛起的。西方战略家普遍认为,当年如果不让德国实现统一,德国就不可能崛起,也不可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因此他们认为,对中国这种迅速崛起又对国际现状不满的大国来说,只有通过台湾问题才能拖住它崛起的速度。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观察,中国历代王朝的强大也离不开国家统一。而且,从周期看,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大约都在一代人内完成了统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历时61年、三代人了,在尚未完成最后统一的情况下,还有如此发展,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内战也造成了国共双方及其附属社会群体之间长期的对立与隔阂。即使是作为胜利者的中共,在建国后长时期内,曾备受这种敌对意识的干扰,以大搞阶级斗争为己任,错失了发展的大好机遇,致使很多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革命老区在革命胜利后,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平均为74.67元,其中2亿农民平均年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只能挣到0.11元,1.9亿人每人每天只能挣0.13元,有2.7亿人每天挣0.14元。新华社记者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和戴国强按照新华社总社社长穆青的安排,为了给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从1980年3月到9月走访了十多个革命老区。他们记载当时陕北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是:王家湾毛泽东的房东高文秀家的窑洞里光线极差,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个缸罐外,空空荡荡。炕上一片烂毡,角上两条破被,缸里只有一点高粱,日子过得相当清苦。人民歌手《东方红》的作者李有源所在的佳县张家庄村,包括李有源的儿媳妇在内,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曾外出要过饭。谢子长的老家陕北子长县李家岔大队,人均工分每天只有几分钱,一年收入仅20多元,全村粮食不够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发展成果,不知道他们的贫困状况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放眼国际,内战使中华民族错失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本来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是战胜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美国不仅是中国的战时盟友,出于把中国作为亚洲地区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主要力量的考虑,也可能是中国未来建设的强大帮助者,中国的国际地位本应得到极大提升和改善。可由于内战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昔日的盟友、“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变成了中国长期的敌人,中国反而成为二战后美国长期竭力遏制的对象,国际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中国军民用生命换来的抗战成果大打折扣!如果换个角度看,中国内战给了日本摆脱战败地位、重新崛起、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日本借美国战后遏制中国的机会,赢得了美国的大力扶植而迅速崛起;日本还充分利用了两岸之间的矛盾,成功地摆脱了对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正是利用了两岸分裂的形势,日本实际控制了钓鱼岛。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放大,连遭战乱的中国和走向恢复发展的西方更是形成了鲜明对照:一是西方和平降临之时却是中国内战爆发之际。不仅法国、意大利不同政治力量达成共识,实现了民族和解;德国、日本也在盟军占领后实行了民主改革。二是西方开始重建之时正是中国内战加剧之日。美国从战时轨道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军费开支从1945年的860亿美元迅速下降到1946年的130亿美元,日本也从穷兵黩武走上和平建设轨道。三是西方经济恢复发展之时中国经济却走向崩溃。法国1947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英国是1948完成恢复。而此时的中国,工厂倒闭率在80%左右;农业下降25%,20～40%的农田变为荒地。
二、不得不进行的历史反思
反思一:重庆谈判为什么没有能维护和平?
分析重庆谈判不能简单地打板子。重庆谈判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是在中国历史危急关头化干戈为玉帛,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当年山城重庆就像今天的巴勒斯坦、朝核问题一样,一度成为当时世界目光凝聚的焦点。遗憾的是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全社会注意力的谈判,成为蒋介石表演和平诚意的场所。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内战爆发了,简单一句“国民党撕毁协议”显然不够,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在重庆谈判中表露无遗。
重庆谈判是国民党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演了一场“政治秀”,戏演完后依旧是朝廷剿灭山寨的老套路,决定国家命运的依然是子弹而不是选票。这种结局与蒋介石的传统政治观念有密切关系。蒋介石受传统政治思想影响很深,骨子里有传统文化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山容不下二虎”的帝王意识。这种思想制约了蒋介石的政治胸襟和思维方式,致使他只会站在党派利益角度而不能站在民族整体利益高度来处理重庆谈判,不愿意把权力分享给对手。正如1944年11月,美国外交人员赫尔利斥责国民党人所说的:“你们谈了五年,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他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到是你们不愿团结。”国共谈判从1936—1949,十三年间十次谈判,和平的机会一次次丧失,最后仍不免一战,令人痛惜。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中真的很难生发出民主意识之芽啊!纵观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两强对峙的局面,三国也好,南北朝也好,五代十国也好,从来都没有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先例,最后都以武力扫荡一统天下而告终。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轻“理”重“力”,解决实际问题一定是通过“利”和“力”的博弈,而“理”只不过是为“力”服务,当需要为自己赢得某种利益寻求借口时,就扯出“理”的大旗,把自己抬上道德的制高点,貌似大义凛然,正义在我,对手罪该万死。重庆谈判最终成为国民党“我打共产党是应该的”所作的一场政治表演。
纵观国共两党关系,患难则合作,胜利则分裂,分裂都是在胜利前夜。国共第一次分裂是北伐 战争胜利前夕的革命成果归属之争,第二次分裂是抗战胜利前夕抗战胜利果实归属之争,用民间俚语来说就是“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这种社会现象在古代有越王勾践复国后杀文种,三国时孙刘联军合力抗曹胜利后的反目成仇,明太祖朱元璋大刀向功臣头上砍去,等等;现时则有企业在创业时双方共同出力,一旦蛋糕做大就闹分家的浮躁病。“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现象长久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大至国家,中到单位,小到个人。比比皆是。这是否可以归纳为民族文化的基因?
林达在《面对历史的难题》一书中讲到西班牙改革的往事:1975年,胡安·卡洛斯王储正式成为佛朗哥权力的接班人,登上国王的宝座。在西班牙民主改革的十字路口,角逐权力的人们为了西班牙的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在个人和党派利益上都作出了慷慨而又关键的让步:国王卡洛斯亲自启动民主改革,在民主过渡之后,立即退出属于他的个人权力。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带领共产党介入民主进程,走和平竞争之路,在第一次竞选失败后很快退而成为历史人物。第一任首相苏亚雷兹,本是旧体制内的高阶官员,在他支持的政治改革的快速冲击下,很快也就淡出了政坛。正是由于这些政治领袖们的明智选择和政治胸怀,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成功了。
还有为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立下不朽功勋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明知道废除种族隔离,在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实现大选,不仅他会失去总统宝座,今后白人也再难以当选,他还是以超人的勇气超越种族肤色做出了伟大的决断,与曼德拉一起解开了在别人看来永远也解不了的死结,实现了南非的民族和解。我们在敬佩之余,不由得惆怅万千。
反思二:国民党政权为什么会迅速失败?
国民党之败是败于军事吗?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更大程度是败于政治。“国民政府本应利用战后复员的机会,努力经营已残破不堪的民生经济,然而大小官员以胜利者姿态回到东部,贪腐横行,接收一时被认为‘劫收’。内战使休养生息的期望顿成泡影,高额军事开支迫使国民政府采取错误的金融政策,随后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民怨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政府效能愈益低落。”国民党在政治上搞独裁,在经济上搞垄断,民众称之为“刮民党”,民心丧尽。解放战争中出现了大量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奇特景观,蒋介石成了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解放军的很多将士是国民党队伍投诚过来的。昨天在国民党军队中还毫无生气的士兵,今天到共产党军队中就变成了勇猛的战士,这种转变显然不是由于军事素质。
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获得了民众衷心的支持。解放战争中有这样一件往事:解放战争时期战争条件最艰苦的是一野,兵力少,粮食不足,大军常常是“数着粮食打仗”。一野在陕北和晋北交界处攻打佳县时,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没有粮食,毛泽东问彭德怀打佳县需要几天,彭说要三天,毛泽东算了一下,打三天仗,大概需要十二万斤粮食。毛泽东找来佳县县长说“大军要打三天仗,请县长筹三天的粮食”,佳县县长说“可以,第一天让老百姓把坚壁清野的存粮拿出来,够大军吃一天;第二天把全县的都青苗割了,够大军第二天;第三天把全县的驴都杀了,够大军第三天。”佳县战役打响后,佳县的百姓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解放军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佳县的后方,佳县的百姓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实在没有东西吃了,就吃观音土。攻下佳县后,据《佳县县志》记载“佳县三年没有驴叫声”。为此,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面前。这个生动的事实说明,老百姓是倾家荡产、豁出命来支持共产党啊!
解放战争表面上是国共较量军事,实际上是较量政治、民心。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用担子挑出来的。在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军,这其中民心所向、民智所施、民力所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
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一道理,古今中外亦然。超级军事大国前苏联解体的事实,再次印证了单纯靠武力(以及武力的社会延伸力量)来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是靠不住的。没有政治支持,民心支持,再强大的武力都是纸老虎。铸就蒋介石历史悲剧的核心因素就在于他对武力控制的迷信和对百姓人心的蔑视。
反思三:怎样对待失败者?
虽然战争不是人们想远离就可以远离的。当战争被强加到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头上时,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是应该被讴歌的。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胜负已经尘埃落定时,居于优势的战胜者怎样面对已经承认失败,或事实上已经失败的对手,却能显示出不同的战争文明和精神境界。特别是在内战中,昔日“敌人”就是和平后的同胞,正如有“军事奇才”“常胜将军”之誉的刘伯承元帅晚年曾说过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也有周人怀柔商人的历史先例,但更多遗留的是对待失败者非常残忍的文化基因。历代的政权角逐,莫不上演“非我族类,格杀勿论”的惨剧,只是这里的“族”不是民族的含义,更多的是同一民族内部失败的政治集团,胜利者往往对他们绝不手软,历代“阶下囚”难逃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命运。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大量兵员也来自俘虏,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后不仅受到人道的待遇,还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让他们重新做人,这是历史的极大进步。但也有不少历史的遗憾,那些被裹胁到内战之中的普通士兵们,那些曾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贡献的老兵们,因为内战的牵连,他们的功劳被一笔勾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们和家人备受冷遇,甚至饱受打击。有多少人,多少家庭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令人欷歔不已!
景凯旋在《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一文中给我们讲述了对待失败者的故事:1915年,为了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水上通道,英法联军向土耳其发动了进攻。土耳其在民族英雄、统帅凯末尔的带领下,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加里波利战役,以联军丢下大量尸体仓皇撤出而告终。战后,在曾经炮火炽烈、血肉横飞的加里波利山冈上,建起一座埋葬着为国捐躯的土耳其士兵和当年阵亡的英法联军士兵的公墓,在一块纪念碑上,镌刻着凯末尔1934年撰写的铭文:
这些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
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
和平地长眠。
与梅赫默特切克们躺在一起。
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
擦干你们的眼泪吧。
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怀里,
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和平地长眠。
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
按照我们传统的“政治常识”,凯末尔的铭文几乎到了认敌为友、是非不分的程度。但当我们跳 出斗争哲学的定式来审视战争,或许我们会更认同文中的一句话“如果战争仍然只是战争,敌人只是敌人,没有更深的意义,人类依旧跳不出互相残杀的循环。”
现在我们也开始以长远眼光宽容对手,实现以和为贵,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仅有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破冰之旅,还有凤凰卫视播出的朝鲜战争仇敌——飞行英雄、原空军司令王海与昔日对手美国飞行员——见面的感人情景,两位花甲老人以彼此欣赏的眼光看待对方,温和地畅谈当年,感慨岁月。岁月滤掉了当年你死我活的仇恨和杀气,两位对手真正地和解了。中华民族也需要这种和解,在和解的基础上彼此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彼此合作,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今开放多元的社会里,我们的文化太需要宽容的精神了。
瞿兑之对历史有这样一个判断:“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数十年的生死搏斗,以国民党败退台湾告一段落。但相互的敌视丝毫没有减轻,大陆一直准备解放台湾,台湾一直想光复大陆,双方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吞噬对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依然称共产党为‘共匪’,共产党也称国民党为‘蒋匪’以还击,彼此视对方为匪当然不能客观对待这一段历史。
今天,我们能从解放战争中反思到这些,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高明多少,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历史时间的优势,历史的答案已经揭晓,谜底已经浮出水面了。而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却正在苦苦地寻找答案,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已经看到历史答案的人们,难道还要跟当年寻找答案的人一样去摸索,去重复老路吗?
参考文献:
[1]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周恩来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1946-1-28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3]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6-1.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M].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4,
[4]杨继绳三十年河东[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5]胡国华,告别饥饿[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
[6]林达,面对历史的难题[J].随笔,2007(3)
[7]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二册),
[8]王树增新中国从这里的硝烟中诞生:解放战争(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9]景凯旋,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J].随笔,2007(3),
[10]徐一士一士类稿·序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解放战争,民族内伤,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G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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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光已逐渐远去,但解放战争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现在我们已经“承平日久”,但如果我们跳出传统的政治宣传、道德评价和史诗般的战争场景,站在时代的高度,更准确地认识我们民族的一些特性,把理性的思考真正融入教学中,以一种反思和反省的心态来审视这场爆发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战,会看到历史在这里留下的巨大反差和拖拽的长长“背影”。此时的“解放战争”更有其独特的教育价值,有利于后人从这段历史中得到借鉴,吸取智慧,让内战的悲剧不要重演!让内战的血不要自流!
一、不能不面对的历史反差
反差一:世界上最需要和平的民族在和平机遇最好的时代却与和平擦肩而过。
纵观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实现和平最好的时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有利因素很多:国际上和平、民主成为世界性潮流,美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就在国共之间居间调解,促成两党之间多次和谈。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你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民主,蒋“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为美国将不会情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Ⅲ㈣。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来华,劝说蒋介石用民主政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国共冲突。1944年8月,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后任美国驻华大使)又来华一年多,调解国共关系,最后功败垂成。1945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这位二战中美军的实际统帅,战后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务卿又来中国调停了近一年之久,美国从全球战略的大局出发,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内战。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基于自己的利益,也在1945年8月下旬来电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使中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当时世界上,也不乏二战中形成的不同政治派别在和平建国目标之下携手合作的和平案例,如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戴高乐主持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合作。
此时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更有一万个理由不希望看到战争,因为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和平。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先是东西方列强五大侵华战争,继而是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十年内战,以及刚刚经历的惨烈异常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是二战中参战时间最长的国家。英国、法国真正参战时间为1940年6月,美国参战时间为1941年12月,苏联参战时间为1941年6月。这些国家参战时间长的4年,短的仅有3年,而中日战争长达14年,全面战争持续8年。中国在所有二战国家中付出的民族代价和牺牲成本最多。中国人民长期处于生灵涂炭之中,加上历史累积的战争创伤,人太需要休养生息了,太需要和平了。正因如此,国民党也知道直接打内战不行,不得不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和平,这里除了军事准备不充分外,说明蒋介石也看到了和平是大势所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
重庆谈判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节点,不仅承担着制止战争、挽救和平的时代使命,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峙双方准备用谈判方式而不是用武力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是一张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蒋介石等人的合影。照片上蒋、毛神态自若。这种情景曾让当时无数中国人似乎看到了和平的天使就要降临到中国。国共双方似乎也为和谈做了很大努力。谈判长达43天,国共双方的最高领袖双双出席,双方都竭力向民众表达着自己的和谈诚意。凝视着照片上的两个人,站在国共双方的角度,我们似乎听到了双方的潜台词:从中共方面说,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风险深入虎穴,来见曾杀害自己革命同志和亲人的刽子手,克制了多大的伤痛情感。中共一直期待着和平前景,1945年8月毛泽东就已经提到“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和谈中中共主动让步,以至于1945年9月23日,当周恩来对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报告了两党谈判的具体情况,与会者几乎都主张中共“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亦将感到威胁”。1946年当政协决议达成时,基于对法国式道路的经验高度肯定的心理,中共得出结论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国“已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如果没有和平诚意中共会这样做吗?!从国民党角度看,内心里一直把中共当作“匪党”的蒋介石现在却不得不与“匪首”握手谈判,难道他内心没有波澜吗?蒋介石似乎也在表白:我放低身段主动打电报邀请你毛泽东,跟你会面有九次之多,我在重庆给了你那么大的活动空间,和谈期内我保护你的安全,政府代表还在和谈纪要上签了字,我对和平仁至义尽了!国共双方都在竭力表达诚意,和平协议也签了,可墨迹未于,旋即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悲呼!
反差二:空前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在三年时间里迅速败给了破衣烂衫、武器落后的解放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占有绝对的实力优势。正如蒋介石所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正因为国民党的强大,对于解放战争的时间进程,毛泽东最早估计需要五到十五年,而在辽沈战役后,毛泽东估计还需要三年时间才可以推翻国民党政府,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五年。但实际上解放战争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前后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破衣烂衫、武器落后的解放军打败了数百万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结局。
反差三:凯歌高唱、红旗飘飘的胜利场景与内 战后遗留下来的民族内伤。
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改变了政权归属,也给中国社会发展迎来了近代以来的最难得的历史机遇,建国61年成就斐然的历史已经做了雄辩的证明。但凯歌高唱红旗飘飘的胜利场景背后也给我们民族留下了一些难以医治的创伤。
内战使中华民族分裂了。一方失掉了中央政权,跑到孤岛上去,不甘心,天天叫嚷反攻大陆,派飞机侦察,派特务破坏;另一方虽赢得了政权,但台海两岸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福建、浙江等处于最前沿的省份,发展建设受到极大影响。国共双方炮战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而且至今还为内战留下的那份棘手的政治遗产——台湾问题而烦恼。台湾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崛起。在目前“台独”猖獗,中国统一还需假以时日,美日借台湾问题渔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一直为台湾问题耗费着巨大精力。依据世界历史经验,大国的崛起都与统一相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首先要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没有哪个大国是带着分裂的内伤实现民族崛起的。西方战略家普遍认为,当年如果不让德国实现统一,德国就不可能崛起,也不可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因此他们认为,对中国这种迅速崛起又对国际现状不满的大国来说,只有通过台湾问题才能拖住它崛起的速度。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观察,中国历代王朝的强大也离不开国家统一。而且,从周期看,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大约都在一代人内完成了统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历时61年、三代人了,在尚未完成最后统一的情况下,还有如此发展,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内战也造成了国共双方及其附属社会群体之间长期的对立与隔阂。即使是作为胜利者的中共,在建国后长时期内,曾备受这种敌对意识的干扰,以大搞阶级斗争为己任,错失了发展的大好机遇,致使很多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革命老区在革命胜利后,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平均为74.67元,其中2亿农民平均年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只能挣到0.11元,1.9亿人每人每天只能挣0.13元,有2.7亿人每天挣0.14元。新华社记者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和戴国强按照新华社总社社长穆青的安排,为了给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从1980年3月到9月走访了十多个革命老区。他们记载当时陕北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是:王家湾毛泽东的房东高文秀家的窑洞里光线极差,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个缸罐外,空空荡荡。炕上一片烂毡,角上两条破被,缸里只有一点高粱,日子过得相当清苦。人民歌手《东方红》的作者李有源所在的佳县张家庄村,包括李有源的儿媳妇在内,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曾外出要过饭。谢子长的老家陕北子长县李家岔大队,人均工分每天只有几分钱,一年收入仅20多元,全村粮食不够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发展成果,不知道他们的贫困状况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放眼国际,内战使中华民族错失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本来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是战胜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美国不仅是中国的战时盟友,出于把中国作为亚洲地区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主要力量的考虑,也可能是中国未来建设的强大帮助者,中国的国际地位本应得到极大提升和改善。可由于内战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昔日的盟友、“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变成了中国长期的敌人,中国反而成为二战后美国长期竭力遏制的对象,国际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中国军民用生命换来的抗战成果大打折扣!如果换个角度看,中国内战给了日本摆脱战败地位、重新崛起、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日本借美国战后遏制中国的机会,赢得了美国的大力扶植而迅速崛起;日本还充分利用了两岸之间的矛盾,成功地摆脱了对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正是利用了两岸分裂的形势,日本实际控制了钓鱼岛。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放大,连遭战乱的中国和走向恢复发展的西方更是形成了鲜明对照:一是西方和平降临之时却是中国内战爆发之际。不仅法国、意大利不同政治力量达成共识,实现了民族和解;德国、日本也在盟军占领后实行了民主改革。二是西方开始重建之时正是中国内战加剧之日。美国从战时轨道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军费开支从1945年的860亿美元迅速下降到1946年的130亿美元,日本也从穷兵黩武走上和平建设轨道。三是西方经济恢复发展之时中国经济却走向崩溃。法国1947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英国是1948完成恢复。而此时的中国,工厂倒闭率在80%左右;农业下降25%,20～40%的农田变为荒地。
二、不得不进行的历史反思
反思一:重庆谈判为什么没有能维护和平?
分析重庆谈判不能简单地打板子。重庆谈判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是在中国历史危急关头化干戈为玉帛,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当年山城重庆就像今天的巴勒斯坦、朝核问题一样,一度成为当时世界目光凝聚的焦点。遗憾的是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全社会注意力的谈判,成为蒋介石表演和平诚意的场所。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内战爆发了,简单一句“国民党撕毁协议”显然不够,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在重庆谈判中表露无遗。
重庆谈判是国民党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演了一场“政治秀”,戏演完后依旧是朝廷剿灭山寨的老套路,决定国家命运的依然是子弹而不是选票。这种结局与蒋介石的传统政治观念有密切关系。蒋介石受传统政治思想影响很深,骨子里有传统文化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山容不下二虎”的帝王意识。这种思想制约了蒋介石的政治胸襟和思维方式,致使他只会站在党派利益角度而不能站在民族整体利益高度来处理重庆谈判,不愿意把权力分享给对手。正如1944年11月,美国外交人员赫尔利斥责国民党人所说的:“你们谈了五年,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他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到是你们不愿团结。”国共谈判从1936—1949,十三年间十次谈判,和平的机会一次次丧失,最后仍不免一战,令人痛惜。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中真的很难生发出民主意识之芽啊!纵观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两强对峙的局面,三国也好,南北朝也好,五代十国也好,从来都没有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先例,最后都以武力扫荡一统天下而告终。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轻“理”重“力”,解决实际问题一定是通过“利”和“力”的博弈,而“理”只不过是为“力”服务,当需要为自己赢得某种利益寻求借口时,就扯出“理”的大旗,把自己抬上道德的制高点,貌似大义凛然,正义在我,对手罪该万死。重庆谈判最终成为国民党“我打共产党是应该的”所作的一场政治表演。
纵观国共两党关系,患难则合作,胜利则分裂,分裂都是在胜利前夜。国共第一次分裂是北伐 战争胜利前夕的革命成果归属之争,第二次分裂是抗战胜利前夕抗战胜利果实归属之争,用民间俚语来说就是“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这种社会现象在古代有越王勾践复国后杀文种,三国时孙刘联军合力抗曹胜利后的反目成仇,明太祖朱元璋大刀向功臣头上砍去,等等;现时则有企业在创业时双方共同出力,一旦蛋糕做大就闹分家的浮躁病。“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现象长久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大至国家,中到单位,小到个人。比比皆是。这是否可以归纳为民族文化的基因?
林达在《面对历史的难题》一书中讲到西班牙改革的往事:1975年,胡安·卡洛斯王储正式成为佛朗哥权力的接班人,登上国王的宝座。在西班牙民主改革的十字路口,角逐权力的人们为了西班牙的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在个人和党派利益上都作出了慷慨而又关键的让步:国王卡洛斯亲自启动民主改革,在民主过渡之后,立即退出属于他的个人权力。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带领共产党介入民主进程,走和平竞争之路,在第一次竞选失败后很快退而成为历史人物。第一任首相苏亚雷兹,本是旧体制内的高阶官员,在他支持的政治改革的快速冲击下,很快也就淡出了政坛。正是由于这些政治领袖们的明智选择和政治胸怀,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成功了。
还有为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立下不朽功勋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明知道废除种族隔离,在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实现大选,不仅他会失去总统宝座,今后白人也再难以当选,他还是以超人的勇气超越种族肤色做出了伟大的决断,与曼德拉一起解开了在别人看来永远也解不了的死结,实现了南非的民族和解。我们在敬佩之余,不由得惆怅万千。
反思二:国民党政权为什么会迅速失败?
国民党之败是败于军事吗?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更大程度是败于政治。“国民政府本应利用战后复员的机会,努力经营已残破不堪的民生经济,然而大小官员以胜利者姿态回到东部,贪腐横行,接收一时被认为‘劫收’。内战使休养生息的期望顿成泡影,高额军事开支迫使国民政府采取错误的金融政策,随后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民怨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政府效能愈益低落。”国民党在政治上搞独裁,在经济上搞垄断,民众称之为“刮民党”,民心丧尽。解放战争中出现了大量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奇特景观,蒋介石成了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解放军的很多将士是国民党队伍投诚过来的。昨天在国民党军队中还毫无生气的士兵,今天到共产党军队中就变成了勇猛的战士,这种转变显然不是由于军事素质。
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获得了民众衷心的支持。解放战争中有这样一件往事:解放战争时期战争条件最艰苦的是一野,兵力少,粮食不足,大军常常是“数着粮食打仗”。一野在陕北和晋北交界处攻打佳县时,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没有粮食,毛泽东问彭德怀打佳县需要几天,彭说要三天,毛泽东算了一下,打三天仗,大概需要十二万斤粮食。毛泽东找来佳县县长说“大军要打三天仗,请县长筹三天的粮食”,佳县县长说“可以,第一天让老百姓把坚壁清野的存粮拿出来,够大军吃一天;第二天把全县的都青苗割了,够大军第二天;第三天把全县的驴都杀了,够大军第三天。”佳县战役打响后,佳县的百姓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解放军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佳县的后方,佳县的百姓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实在没有东西吃了,就吃观音土。攻下佳县后,据《佳县县志》记载“佳县三年没有驴叫声”。为此,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面前。这个生动的事实说明,老百姓是倾家荡产、豁出命来支持共产党啊!
解放战争表面上是国共较量军事,实际上是较量政治、民心。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用担子挑出来的。在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军,这其中民心所向、民智所施、民力所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
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一道理,古今中外亦然。超级军事大国前苏联解体的事实,再次印证了单纯靠武力(以及武力的社会延伸力量)来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是靠不住的。没有政治支持,民心支持,再强大的武力都是纸老虎。铸就蒋介石历史悲剧的核心因素就在于他对武力控制的迷信和对百姓人心的蔑视。
反思三:怎样对待失败者?
虽然战争不是人们想远离就可以远离的。当战争被强加到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头上时,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是应该被讴歌的。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胜负已经尘埃落定时,居于优势的战胜者怎样面对已经承认失败,或事实上已经失败的对手,却能显示出不同的战争文明和精神境界。特别是在内战中,昔日“敌人”就是和平后的同胞,正如有“军事奇才”“常胜将军”之誉的刘伯承元帅晚年曾说过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也有周人怀柔商人的历史先例,但更多遗留的是对待失败者非常残忍的文化基因。历代的政权角逐,莫不上演“非我族类,格杀勿论”的惨剧,只是这里的“族”不是民族的含义,更多的是同一民族内部失败的政治集团,胜利者往往对他们绝不手软,历代“阶下囚”难逃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命运。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大量兵员也来自俘虏,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后不仅受到人道的待遇,还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让他们重新做人,这是历史的极大进步。但也有不少历史的遗憾,那些被裹胁到内战之中的普通士兵们,那些曾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贡献的老兵们,因为内战的牵连,他们的功劳被一笔勾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们和家人备受冷遇,甚至饱受打击。有多少人,多少家庭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令人欷歔不已!
景凯旋在《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一文中给我们讲述了对待失败者的故事:1915年,为了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水上通道,英法联军向土耳其发动了进攻。土耳其在民族英雄、统帅凯末尔的带领下,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加里波利战役,以联军丢下大量尸体仓皇撤出而告终。战后,在曾经炮火炽烈、血肉横飞的加里波利山冈上,建起一座埋葬着为国捐躯的土耳其士兵和当年阵亡的英法联军士兵的公墓,在一块纪念碑上,镌刻着凯末尔1934年撰写的铭文:
这些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
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
和平地长眠。
与梅赫默特切克们躺在一起。
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
擦干你们的眼泪吧。
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怀里,
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和平地长眠。
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
按照我们传统的“政治常识”,凯末尔的铭文几乎到了认敌为友、是非不分的程度。但当我们跳 出斗争哲学的定式来审视战争,或许我们会更认同文中的一句话“如果战争仍然只是战争,敌人只是敌人,没有更深的意义,人类依旧跳不出互相残杀的循环。”
现在我们也开始以长远眼光宽容对手,实现以和为贵,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仅有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破冰之旅,还有凤凰卫视播出的朝鲜战争仇敌——飞行英雄、原空军司令王海与昔日对手美国飞行员——见面的感人情景,两位花甲老人以彼此欣赏的眼光看待对方,温和地畅谈当年,感慨岁月。岁月滤掉了当年你死我活的仇恨和杀气,两位对手真正地和解了。中华民族也需要这种和解,在和解的基础上彼此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彼此合作,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今开放多元的社会里,我们的文化太需要宽容的精神了。
瞿兑之对历史有这样一个判断:“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1949年,国共两党经过数十年的生死搏斗,以国民党败退台湾告一段落。但相互的敌视丝毫没有减轻,大陆一直准备解放台湾,台湾一直想光复大陆,双方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吞噬对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依然称共产党为‘共匪’,共产党也称国民党为‘蒋匪’以还击,彼此视对方为匪当然不能客观对待这一段历史。
今天,我们能从解放战争中反思到这些,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高明多少,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历史时间的优势,历史的答案已经揭晓,谜底已经浮出水面了。而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却正在苦苦地寻找答案,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已经看到历史答案的人们,难道还要跟当年寻找答案的人一样去摸索,去重复老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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