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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文化建设经历过一段辉煌时期，即延安时期。这一时期，中共党人注重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对待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强调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扬弃，为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文化自信”，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总结和借鉴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现实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文化建设；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2-0017-02
延安时期，一般指1935年10月19日—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驻扎陕北的13年时间。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建设成就巨大，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强调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求物质的充分涌流，也需要文化的高度发达。毛泽东曾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P.6）
一、 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注重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以前，中共党人过分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完整性，这种态度在党内随后发展成教条主义。延安时期，中共党人强调辩证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区分其“革命内容”和“字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民族化阐释。如：1937年，艾思奇在《解放》上发表《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倡导不能僵化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和唯物论。1938年4月，他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强调：“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以“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式。”[2]（P.387）毛泽东于1937年7月、8月先后发表《实践论》与《矛盾论》，运用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寓言、成语、格言、比喻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典范。[3]（P.53）此外，李达、刘少奇等先进马克思主义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和程度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巨大贡献。
（二） 形成了对待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喊“民主”和“科学”，抨击中国腐朽落后的封建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民主觉悟和科学意识。但发展主流是“全盘西化论”，倾向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国气味太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外国文化过分推崇的错误情形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得到彻底转变。为修正对待西方文化的非科学态度，1936年秋天，陈伯达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在文化界发动新启蒙运动，旨在实现中国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有益结合。倡导对待西方文化应持有的科学态度，尤其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和推进，中共党人逐渐形成了对待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
（三） 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扬弃
新启蒙运动之后，中共党人逐渐找到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辩证扬弃，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毛泽东指出：“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条件。”[4]（P.668）延安时期，中共党人提出要理性审视、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继续推进中国革命，扭转中国文化日渐衰微的不利局面，必须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再次是呼吁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毋庸置疑，外来文化必定有先进的、有益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必定也不全是沉渣。因此，就不能绝对地认为谁好谁坏，要辩证对待。诚如林伯渠指出：“我们要继承和攫取旧的传统中的好的遗产，也要大胆地接受外来的好的新品，使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能造成真正的民族形式。”[5]（P.54）
二、 延安時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启示
（一） 新时代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以推动实践发展
延安时期，中共党人根据革命需求，开展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革命发展和前进找到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当下中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进入改革攻坚期、深水区，形势愈加严峻，挑战更为艰巨，迫切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形成适合中国实践的科学指导。因而，首先要深刻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中国实践发展服务的任务指向。快速推进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四大平台”阵地，推动思想理论工作创新发展以更好地适应新的伟大实践对理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6]其次要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进程。在当前中国文化自信空前高涨的情势下，应加快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表达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的民族化，传播语言的大众化。事实上，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肃性，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借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新时代要继续推进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充实中国文化的内涵
延安时期，文化运动出现的“全盘西化”和“复古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对待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当前中国，文化环境更加开放，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碰撞、交流与融合。在中外文化竞争更加激烈的大环境下，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应坚持“求同存异”的正确态度。应深刻认识到，文化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文化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加强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既不能过分自信，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也不能过分自卑，盲目地推崇外来文化。中国的文化发展之路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吸收、包容互鉴之路，民族特色因为外来优秀文化的补充变得更加有魅力。此外，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因素，助力自身发展，要注意技巧和方式。《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不断提高文化交流水平。[7]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面对外来文化，要更加自觉，更加自信，主动寻求交流融合，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从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出发，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三） 新时代要继续推进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增强文化自觉自信
延安时期，中共党人吸取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和更深厚的自信。增强文化自信要加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新时代，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做到：一是阐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意见》指出，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7]现今我们提“民族的”文化，应是完全的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必须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阐释中国优秀文化精髓，总结和传承这些精髓，从中国自身的主体和本位文化出发，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长期以来，社会发展的重点在于经济建设，忽视了文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定程度上缺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化发展速度始终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面对西方文学、戏剧、电影、电视剧、游戏等在中国人气高居不下的不利局面，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迫在眉睫。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教育育人功能最大化。《意见》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同时，也要理性看待当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各种形式。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是简单的教学形式复古，更不是教学内容的一味复古，而是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中，使之优秀的、符合社会进步、个人自身发展的部分得到传承和弘扬。
三、 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进行艰辛探索，逐渐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的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经历过辉煌的灿烂时期，也陷入过暗淡的低谷时期。对于开展中国文化建设，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我们还是学习者、探索者。新时代，面对新的实践要求，我们应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继续推进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继续推进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延安时期已经远去，但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却未曾消失，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引领世界，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复兴提供了重要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艾思奇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高九江，韩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 基础[J].前沿，2013，（3）.
[4]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王明.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
[6]新浪网.刘奇葆在推进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工 作会议上强调[DB/OL].http：//news.sina.com.cn/c/ 2015-07-28/212132155962.shtml/2015-07-28.
[7]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DB/OL].http：//www.gov.cn/ zhengce/ 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2017-01-25.
[责任编辑：秦 超]
【关键词】延安时期；文化建设；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2-0017-02
延安时期，一般指1935年10月19日—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驻扎陕北的13年时间。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建设成就巨大，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强调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求物质的充分涌流，也需要文化的高度发达。毛泽东曾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P.6）
一、 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注重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以前，中共党人过分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完整性，这种态度在党内随后发展成教条主义。延安时期，中共党人强调辩证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区分其“革命内容”和“字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民族化阐释。如：1937年，艾思奇在《解放》上发表《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倡导不能僵化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和唯物论。1938年4月，他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强调：“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以“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式。”[2]（P.387）毛泽东于1937年7月、8月先后发表《实践论》与《矛盾论》，运用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寓言、成语、格言、比喻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典范。[3]（P.53）此外，李达、刘少奇等先进马克思主义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和程度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巨大贡献。
（二） 形成了对待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喊“民主”和“科学”，抨击中国腐朽落后的封建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民主觉悟和科学意识。但发展主流是“全盘西化论”，倾向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国气味太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外国文化过分推崇的错误情形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得到彻底转变。为修正对待西方文化的非科学态度，1936年秋天，陈伯达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在文化界发动新启蒙运动，旨在实现中国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有益结合。倡导对待西方文化应持有的科学态度，尤其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和推进，中共党人逐渐形成了对待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
（三） 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扬弃
新启蒙运动之后，中共党人逐渐找到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辩证扬弃，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毛泽东指出：“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条件。”[4]（P.668）延安时期，中共党人提出要理性审视、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继续推进中国革命，扭转中国文化日渐衰微的不利局面，必须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再次是呼吁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毋庸置疑，外来文化必定有先进的、有益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必定也不全是沉渣。因此，就不能绝对地认为谁好谁坏，要辩证对待。诚如林伯渠指出：“我们要继承和攫取旧的传统中的好的遗产，也要大胆地接受外来的好的新品，使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能造成真正的民族形式。”[5]（P.54）
二、 延安時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启示
（一） 新时代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以推动实践发展
延安时期，中共党人根据革命需求，开展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革命发展和前进找到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当下中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进入改革攻坚期、深水区，形势愈加严峻，挑战更为艰巨，迫切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形成适合中国实践的科学指导。因而，首先要深刻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中国实践发展服务的任务指向。快速推进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四大平台”阵地，推动思想理论工作创新发展以更好地适应新的伟大实践对理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6]其次要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进程。在当前中国文化自信空前高涨的情势下，应加快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表达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的民族化，传播语言的大众化。事实上，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肃性，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借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新时代要继续推进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充实中国文化的内涵
延安时期，文化运动出现的“全盘西化”和“复古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对待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当前中国，文化环境更加开放，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无时无刻不发生着碰撞、交流与融合。在中外文化竞争更加激烈的大环境下，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应坚持“求同存异”的正确态度。应深刻认识到，文化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文化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加强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既不能过分自信，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也不能过分自卑，盲目地推崇外来文化。中国的文化发展之路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吸收、包容互鉴之路，民族特色因为外来优秀文化的补充变得更加有魅力。此外，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因素，助力自身发展，要注意技巧和方式。《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不断提高文化交流水平。[7]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面对外来文化，要更加自觉，更加自信，主动寻求交流融合，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从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出发，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三） 新时代要继续推进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增强文化自觉自信
延安时期，中共党人吸取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和更深厚的自信。增强文化自信要加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新时代，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做到：一是阐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意见》指出，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7]现今我们提“民族的”文化，应是完全的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必须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阐释中国优秀文化精髓，总结和传承这些精髓，从中国自身的主体和本位文化出发，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长期以来，社会发展的重点在于经济建设，忽视了文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定程度上缺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化发展速度始终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面对西方文学、戏剧、电影、电视剧、游戏等在中国人气高居不下的不利局面，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迫在眉睫。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教育育人功能最大化。《意见》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同时，也要理性看待当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各种形式。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是简单的教学形式复古，更不是教学内容的一味复古，而是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中，使之优秀的、符合社会进步、个人自身发展的部分得到传承和弘扬。
三、 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进行艰辛探索，逐渐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的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经历过辉煌的灿烂时期，也陷入过暗淡的低谷时期。对于开展中国文化建设，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我们还是学习者、探索者。新时代，面对新的实践要求，我们应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继续推进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继续推进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延安时期已经远去，但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却未曾消失，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引领世界，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复兴提供了重要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艾思奇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高九江，韩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 基础[J].前沿，2013，（3）.
[4]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王明.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
[6]新浪网.刘奇葆在推进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工 作会议上强调[DB/OL].http：//news.sina.com.cn/c/ 2015-07-28/212132155962.shtml/2015-07-28.
[7]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DB/OL].http：//www.gov.cn/ zhengce/ 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2017-01-25.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