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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年近九旬的教育家靳邦杰先生借阅的《韦素园选集》，放在手边很长时间了，一直未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实在愧疚。直到最近才下决心排除其它干扰，仔细拜读了这位前辈存世的文集。
韦素园是鲁迅先生1926年发起并创建的文学社团“未名社”的6名成员之一。其余几人为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和家父曹靖华。韦素园生于1902年6月18日，殁于1932年8月1日，只在世上生活了30年，令人哀惋。正如鲁迅先生为他手书的碑文中说：“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他病故时，鲁迅先生在上海，而家父曹靖华远在列宁格勒。1932年5月18日，他自感不久人世，作为遗书写给时在北平的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信中表露自己对文学、对师友的真挚感情：“鲁迅先生与靖华，是我所极敬重的先生和朋友。竹年（李何林）、野秋（王冶秋）、池萍（赵赤萍），我都怀念着……”我们捧读，心情怎么也难以平静……
韦素园在家父心目中始终占有特殊位置。他们不仅是“未名社”的同事，还是同窗共读、患难与共的至交。1920年他们一同经安徽进步人士推荐，去第三国际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上海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学习，并于次年与任弼时、刘少奇、蒋光慈等同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得到瞿秋白帮助与鼓舞，决心学好俄语，把苏联这座“宝山”的宝贝（进步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他们从少得可怜的“津贴”中挤出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买书上了。1922年他们回国后，又一起在北大俄语系旁听，以求进一步提高俄语水平，并尝试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如家父翻译的契诃夫的剧本《蠢货》，韦素园翻译的梭罗古勃的诗集《蛇睛集》等。他们还一同选修了鲁迅先生的课。1923年瞿秋白回国后，他们也常一起去拜访与请教。家父译的《蠢货》就是在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的。鲁迅与瞿秋白的指导与鼓励，使他们更坚定了人生的理想与信念。1925年大革命前夕，他们又同受李大钊派遣，去开封国民第二军担任苏军顾问团翻译。到开封后，他们分在两地，但彼此仍有联系。家父因协助王希礼（瓦希里耶夫）翻译《阿Q正传》，就翻译中的疑难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并由此开始与鲁迅先生通信与交往。数月后，韦素园所在部队的顾问团撤消，他先期回到北平。1926年夏天，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一起拜访鲁迅先生，谈及一般书店不肯出版青年译作，鲁迅建议由他牵头成立一个出版社，这便是后来的“未名社”。韦素园将这消息写信给正随军开赴保定的家父，家父立即于战马倥偬中，写信报名参加。“未名社”成立后，社址就设在韦素园的住处：沙滩北大红楼对面新开路五号的一间破旧的小南屋。鲁迅先生在北大上完课，常来这里商谈出版事宜，不时给予指点。在鲁迅大力扶掖下，“未名社”很快发展起来，“切实劳作，不尚叫嚣”，踏踏实实做了不少工作，成为当时鲁迅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有积极影响的进步文学团体。这与鲁迅先生称之为“其中骨干”的韦素园兢兢业业的刻苦精神分不开。特别是1927年鲁迅在段祺瑞执政府和帮闲文人的迫害下了去厦门、广州，家父在北伐失败后，被迫再赴苏联，“未名社”其它人继续攻读未成学业，韦素园“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地轮着他守寨”的情况下，他一心忙于《莽原》《未名》半月刊及丛书《未名新作》的编辑、校订、出版等琐细事务。只在深夜才挤时间从事自己的译著。
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回忆他最初在“破寨里”看见韦素园的情景：“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当年韦素园和家父在莫斯科求学时，家父热衷于契诃夫的戏剧，所以他最初的译著，主要是契诃夫的剧本，而韦素园除钟情俄国诗歌之外，还热衷于果戈理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那“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中，就有不少是他在莫斯科旧书店里“淘”来的果戈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他确如鲁迅先生所说 “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本来他可以有更多译著，然而，他的译著除了梭罗古勃的《蛇睛集》及蒲宁、玛伊珂夫的短诗，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及散文之外，最主要的只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了。“未名社”经他的手编辑出版的译著就有二十余种，而韦素园的译著只是《外套》和薄薄的短诗集《黄花集》。这《外套》，是1926年他用整整一年的时光，尽心尽力地忙完繁琐的“未名社”社务之后，深夜独坐在“破寨”昏暗的灯光下完成的。
他就是这样任劳任怨地“守寨”，“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由于穷困与过度操劳，他的病愈加严重。1926年底的一天，他在灯下赶写一篇介绍果戈理的文章，第二天便吐血盈盆。肺结核当年被视为绝症，医生讲他的病已无法痊愈了。1927年初，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将他送往西山福寿岭疗养。他虽离开心爱的岗位，仍时时惦念着“未名社”，惦念着他钟爱的文学事业。病中还写信向鲁迅请教有关文学方面的问题与看法。鲁迅先生说“这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的信，很有发表价值”，“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他与家父的通信，惜未能保存下来。但据家父回忆，他在列宁格勒为鲁迅先生搜集图书、画册与原版木刻时，也将报刊上的好文章与图书一并寄给瞿秋白与韦素园，因为他俩都懂俄语，并关心苏俄文学状况。从《韦素园选集》收入的他写给李霁野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一刻也未遵医嘱“静养”：1930年6月20日信中问：“靖华有信没有？他近寄些什么书回来？有没有新玩艺？” 同年9月11日信中说：“六日信收到，我不明白你怎么寄来一段俄文报而没有说明，我想你忘了吧。这当然是靖华寄来的，不过他怎么没给我信呢？也许你有信，说什么没有？”足见他急切的心情。同日信中还提道：“我近来觉得有许多普通书要读，可惜寻借不易。关于俄文的文学方法论或艺术论以及杂志等。靖如有书可看的，望去信便中转告寄我一阅。”那时他已病得下不了床，友人都为他焦虑不安，连“未名社”自他离开后，由于种种原因几近解体都瞒着他，怎忍心由着他不顾病体一味拼命呢？！
为节约成本和为大多数读者着想， “未名社”出版的书都是平装的，《外套》也是这样。韦素园一拿到带着油墨芳香的样书，像看着自己的新生儿一样，珍爱无比。特意去印厂自费装订了一本布面的《外套》留存。家父后来常说：“爱书人这一点点可怜的奢望，可惜很多人并不理解。”他在与友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写信时，也常举这个例子，希望他们“以平等待写文章的人”，体谅爱书人的“下意”。1929年7月，病卧在床的韦素园，一直感念着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帮助与教诲，特意托李霁野把他那本布面的《外套》找来，代他题词赠给鲁迅先生。李霁野遵嘱在那本书的扉页题上：“鲁迅先生惠存。素园敬赠。嘱霁野代题字。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说：“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韦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韦素园病故后，鲁迅先生致台静农信也提及此事：“素园逝去，实足哀伤，有志者入泉，无为者住世，岂佳事乎。忆前年曾以布面《外套》一本见赠，殆其时已有无常之感。今此书尚在行箧，览之黯然。”睹物怀人，鲁迅先生在这书上题上：“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箧见此，追记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这在鲁迅先生藏书中是少见的，足见他对韦素园友情的珍惜。鲁迅先生说：“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这是对韦素园最中肯的评价。
韦素园在《序〈外套〉》中说：“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在世界一般读众的面前，博得了‘伟大的’的尊称。普希金和果戈理，便是这伟大文学的最早建筑人。倘若普希金是命运的骄子，戴着葡叶编就的花冠，脸上现着光明的微笑，作世界一切呼声的回应，那果戈理戴的花冠却是荆棘织成的，他含着酸辛的眼泪，看着世界一切卑污在发笑，他是一个吟咏着俄罗斯民众辛苦命运的歌人。”果戈理1809年4月1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读书时，受到十二月党人和诗人普希金以及法国启蒙主义影响，19岁便带着处女作长诗《汉斯古谢
韦素园是鲁迅先生1926年发起并创建的文学社团“未名社”的6名成员之一。其余几人为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和家父曹靖华。韦素园生于1902年6月18日，殁于1932年8月1日，只在世上生活了30年，令人哀惋。正如鲁迅先生为他手书的碑文中说：“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他病故时，鲁迅先生在上海，而家父曹靖华远在列宁格勒。1932年5月18日，他自感不久人世，作为遗书写给时在北平的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信中表露自己对文学、对师友的真挚感情：“鲁迅先生与靖华，是我所极敬重的先生和朋友。竹年（李何林）、野秋（王冶秋）、池萍（赵赤萍），我都怀念着……”我们捧读，心情怎么也难以平静……
韦素园在家父心目中始终占有特殊位置。他们不仅是“未名社”的同事，还是同窗共读、患难与共的至交。1920年他们一同经安徽进步人士推荐，去第三国际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上海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学习，并于次年与任弼时、刘少奇、蒋光慈等同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得到瞿秋白帮助与鼓舞，决心学好俄语，把苏联这座“宝山”的宝贝（进步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他们从少得可怜的“津贴”中挤出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买书上了。1922年他们回国后，又一起在北大俄语系旁听，以求进一步提高俄语水平，并尝试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如家父翻译的契诃夫的剧本《蠢货》，韦素园翻译的梭罗古勃的诗集《蛇睛集》等。他们还一同选修了鲁迅先生的课。1923年瞿秋白回国后，他们也常一起去拜访与请教。家父译的《蠢货》就是在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的。鲁迅与瞿秋白的指导与鼓励，使他们更坚定了人生的理想与信念。1925年大革命前夕，他们又同受李大钊派遣，去开封国民第二军担任苏军顾问团翻译。到开封后，他们分在两地，但彼此仍有联系。家父因协助王希礼（瓦希里耶夫）翻译《阿Q正传》，就翻译中的疑难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并由此开始与鲁迅先生通信与交往。数月后，韦素园所在部队的顾问团撤消，他先期回到北平。1926年夏天，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一起拜访鲁迅先生，谈及一般书店不肯出版青年译作，鲁迅建议由他牵头成立一个出版社，这便是后来的“未名社”。韦素园将这消息写信给正随军开赴保定的家父，家父立即于战马倥偬中，写信报名参加。“未名社”成立后，社址就设在韦素园的住处：沙滩北大红楼对面新开路五号的一间破旧的小南屋。鲁迅先生在北大上完课，常来这里商谈出版事宜，不时给予指点。在鲁迅大力扶掖下，“未名社”很快发展起来，“切实劳作，不尚叫嚣”，踏踏实实做了不少工作，成为当时鲁迅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有积极影响的进步文学团体。这与鲁迅先生称之为“其中骨干”的韦素园兢兢业业的刻苦精神分不开。特别是1927年鲁迅在段祺瑞执政府和帮闲文人的迫害下了去厦门、广州，家父在北伐失败后，被迫再赴苏联，“未名社”其它人继续攻读未成学业，韦素园“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地轮着他守寨”的情况下，他一心忙于《莽原》《未名》半月刊及丛书《未名新作》的编辑、校订、出版等琐细事务。只在深夜才挤时间从事自己的译著。
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回忆他最初在“破寨里”看见韦素园的情景：“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当年韦素园和家父在莫斯科求学时，家父热衷于契诃夫的戏剧，所以他最初的译著，主要是契诃夫的剧本，而韦素园除钟情俄国诗歌之外，还热衷于果戈理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那“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中，就有不少是他在莫斯科旧书店里“淘”来的果戈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他确如鲁迅先生所说 “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本来他可以有更多译著，然而，他的译著除了梭罗古勃的《蛇睛集》及蒲宁、玛伊珂夫的短诗，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及散文之外，最主要的只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了。“未名社”经他的手编辑出版的译著就有二十余种，而韦素园的译著只是《外套》和薄薄的短诗集《黄花集》。这《外套》，是1926年他用整整一年的时光，尽心尽力地忙完繁琐的“未名社”社务之后，深夜独坐在“破寨”昏暗的灯光下完成的。
他就是这样任劳任怨地“守寨”，“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由于穷困与过度操劳，他的病愈加严重。1926年底的一天，他在灯下赶写一篇介绍果戈理的文章，第二天便吐血盈盆。肺结核当年被视为绝症，医生讲他的病已无法痊愈了。1927年初，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将他送往西山福寿岭疗养。他虽离开心爱的岗位，仍时时惦念着“未名社”，惦念着他钟爱的文学事业。病中还写信向鲁迅请教有关文学方面的问题与看法。鲁迅先生说“这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的信，很有发表价值”，“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他与家父的通信，惜未能保存下来。但据家父回忆，他在列宁格勒为鲁迅先生搜集图书、画册与原版木刻时，也将报刊上的好文章与图书一并寄给瞿秋白与韦素园，因为他俩都懂俄语，并关心苏俄文学状况。从《韦素园选集》收入的他写给李霁野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一刻也未遵医嘱“静养”：1930年6月20日信中问：“靖华有信没有？他近寄些什么书回来？有没有新玩艺？” 同年9月11日信中说：“六日信收到，我不明白你怎么寄来一段俄文报而没有说明，我想你忘了吧。这当然是靖华寄来的，不过他怎么没给我信呢？也许你有信，说什么没有？”足见他急切的心情。同日信中还提道：“我近来觉得有许多普通书要读，可惜寻借不易。关于俄文的文学方法论或艺术论以及杂志等。靖如有书可看的，望去信便中转告寄我一阅。”那时他已病得下不了床，友人都为他焦虑不安，连“未名社”自他离开后，由于种种原因几近解体都瞒着他，怎忍心由着他不顾病体一味拼命呢？！
为节约成本和为大多数读者着想， “未名社”出版的书都是平装的，《外套》也是这样。韦素园一拿到带着油墨芳香的样书，像看着自己的新生儿一样，珍爱无比。特意去印厂自费装订了一本布面的《外套》留存。家父后来常说：“爱书人这一点点可怜的奢望，可惜很多人并不理解。”他在与友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写信时，也常举这个例子，希望他们“以平等待写文章的人”，体谅爱书人的“下意”。1929年7月，病卧在床的韦素园，一直感念着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帮助与教诲，特意托李霁野把他那本布面的《外套》找来，代他题词赠给鲁迅先生。李霁野遵嘱在那本书的扉页题上：“鲁迅先生惠存。素园敬赠。嘱霁野代题字。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说：“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韦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韦素园病故后，鲁迅先生致台静农信也提及此事：“素园逝去，实足哀伤，有志者入泉，无为者住世，岂佳事乎。忆前年曾以布面《外套》一本见赠，殆其时已有无常之感。今此书尚在行箧，览之黯然。”睹物怀人，鲁迅先生在这书上题上：“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箧见此，追记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这在鲁迅先生藏书中是少见的，足见他对韦素园友情的珍惜。鲁迅先生说：“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这是对韦素园最中肯的评价。
韦素园在《序〈外套〉》中说：“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在世界一般读众的面前，博得了‘伟大的’的尊称。普希金和果戈理，便是这伟大文学的最早建筑人。倘若普希金是命运的骄子，戴着葡叶编就的花冠，脸上现着光明的微笑，作世界一切呼声的回应，那果戈理戴的花冠却是荆棘织成的，他含着酸辛的眼泪，看着世界一切卑污在发笑，他是一个吟咏着俄罗斯民众辛苦命运的歌人。”果戈理1809年4月1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读书时，受到十二月党人和诗人普希金以及法国启蒙主义影响，19岁便带着处女作长诗《汉斯古谢